我所知道的孙建江先生
2016年，我有了去杭州工作的意向。
当时我在微信上联系的是时任浙少社文学分社社长的王宜清。她说你来吧，我们可以详谈一下。于是在那年三月，我们约好见一面。
和她一起约见我的，还有孙建江先生和文学分社的楼倩。王宜清开车来接我，我们约好在武林大厦楼前的十字路口见。突然我看到一辆吉普车放缓了车速，孙建江先生从半摇下的车窗里向我招手和呼喊。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孙老师，但这个画面很顽固地占据了我记忆中和孙老师相识的起点，每次回想起我和孙老师的交往，总是最先想起这个场景。
也许是因为那天我们深入地交流了很多话题。
或者是那天实在是属于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也许是上天有意安排，那天，平时深居金华的方卫平先生正好在杭州有场讲座。孙老师和宜清约了方老师，打电话问他到哪里了，方老师大概问到了参加聚会的人员，他们如实相告，说到我的时候，孙老师突然卖起关子来，说还有一位神秘来宾，你来了就知道了。
那年我不过29岁，能被如此礼遇实在是受宠若惊。
那年孙建江老师60岁，我入社不久后，他时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送我一些书。不是新书，而是很有史料价值的旧书。比如，我拥有孙老师从事理论研究以来的全部学术著作的签名版，还有他和旁人一起主编的历年儿童文学年选和幼儿文学年选等等。
在孙老师送我的所有书中，有一本尤为特别。
那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封面是深绿色的，名为《这一路我们说散文》。书中记录了1996年的一次江南儿童文学散文之旅中，海峡两岸的作家、评论家对儿童散文的畅谈。当然，其中就有孙建江先生。
那是一次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文学之旅，三天三夜，旅途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谈儿童散文的写作。散文之旅结束后，与会者之一的桂文亚女士把由方卫平先生连续奋战七天整理出来的书稿在台湾地区出版了，可能只印了几百本，所以非常稀有。
我还记得当文学分社的小伙伴们知道有这么一本特别的书存在的时候，纷纷在聊天群里向孙老师索要。当时孙老师手上的样书也所剩无几，我仿佛看见他像面对打劫的强盗一样摆摆手说，没有了没有了，我最多还能拿出一本供大家内部传阅。
他内心应该是喜悦的吧，那种把岁月的一角掀开后惊艳众人的喜悦。
有人可能会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搞个笔会什么的很容易。但我想说的是，八九十年代的儿童文学可不像今天这样已然成为市场的宠儿，那时候儿童文学是冷门，从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更是一项寂寞的事业，如果不是出于真正热爱，谁也不会兴师动众地把海峡两岸的朋友聚到一起，专论即使在儿童文学这个冷门里也处于冷门位置的儿童散文。
而且是自费。
在我看来，从事了一辈子儿童文学事业的孙建江先生几乎已经痴狂了。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无时无刻不在捕捉儿童文学的动态，直接参与、见证和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俨然一部“行走的儿童文学百科全书”和“活的儿童文学史”。
有一阵子，我经常约孙老师去看电影。现在能想起来的是《八佰》《一秒钟》《送你一朵小红花》《心灵奇旅》《人潮汹涌》《波斯语课》《悬崖之上》《情书》等。
我还记得看《一秒钟》的那次，当片尾曲响起，灯光缓缓亮起，我发现孙老师流泪了。他说：“我之所以感动，不全是因为电影，还因为它让我想起了我经历过的那个时代。”
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孙老师流泪，下次KTV，他会为我们唱起这首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