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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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那种足以令人窒息的失败气息在二哥潜逃的那个夜晚慢慢向我涌来，我不得不承认，在开始的几天里，我是心怀绝望了，就像二哥的绝望一样，在成功触手可及之时，突然跌进了深渊；正如刚刚转进了一笔巨款的贪官，却在兴奋还没停歇的时候，被警察带走；又如一场山洪般猛烈暴发的性爱，在临近高潮的时候，被人在屁股上踩了一脚；亦如终于将心仪的姑娘娶到了手，在结束了婚礼的喧闹之后，刚刚触到她圆润结实的乳房，却知道她怀了别人的孩子……这样的比喻真是举不胜举，当然，在我如此糟糕的状态下，这些“仿佛”都不能道尽我心中的爱恨，但唯有如此解释，你也许才能略微感同身受。你不知道，那些突如其来的事情是怎样令我惊惧：近十辆警车，二三十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手持警棍和盾牌，将古玩城团团围住，一部分破门而入，把我从被窝里拎起来，在我睡眼未开的时候，给我戴上手铐，直至我被塞进了车，警报响遍四野的时候，我才质疑他们是不是搞错了。“老实点！”我身边一身肥肉的警察，显然是没经过专业训练，他说话的时候，喘着粗气，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威严。我只能老实，用沉默来反抗。在我被拘留问讯的一个月里，我说的话不超过十句，而且总是前言不搭后语，这让他们十分恼怒，他们坚持认为我是二哥与老高的同伙，好在后来老高为我作证，他们很快就从麦城的精神病医院里提取了我的病历，又拖了些日子，才将我释放，他们将我遣送回太原府，然后警告我，在案件没有结束之前，我不能离开县境。

也许，你会说，仅仅是虚惊一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说得没错，的确是虚惊一场：按照固城警察办事的方式，既然放了我，就说明我是清白的，警告纯粹是形式而已，这种事情，之前也有例证，有一个村上的支书，挪用公款，被判了监外执行，他的日子也过得风生水起，不受限制，与他比起来，我完全是自由的，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再说，从证据来讲，老高是诈骗案的主谋，二哥也只是推波助澜而已，只要老高认罪，案件就能了结，而对麻头来说，他们的目的只是逼走二哥，并不在乎老高，而我只是二哥对外宣称的“傻子保安”而已，对这件事毫不知情，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这样一说，你可能会笑得肉疼，对啊，一个傻子，有什么可担心的。可问题是，我不傻了——我曾经以一个傻子的身份被父亲带出去扔掉了（我声明我现在一点儿都不恨他），而现在却明明白白地被警察遣送回来。那一刻，我的父亲痛心疾首，手舞足蹈，面孔变形，冲着警察们咆哮：“带走，带走，谁让你们把他带回来的？哪儿找到的，送到哪儿去！”他几乎就要抵赖我不是他的儿子。他把警察送我回来，误以为是来向他邀功，“别以为你们把他送回来，我就要感激你们，你们这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他像极了一个小鬼上身的法师，表演近乎失真。他这么做，其实并无坏处，起码在某种程度上让警察们相信我的确是一个傻子，这让他们为自己的英明而感到很是欣慰。

要不是被遣送回来，我根本不会再回太原府。我对自己突然变成了正常人很是恼怒——为什么要清醒呢？既然“糊涂”了二十多年，倒不如就这样糊涂地过完一生——即使过不完，哪怕被冻死、饿死，我也不会感到痛苦……清醒无疑是需要勇气的，一切问题统统向我涌来，使我手足无措，我本指望着，有了二哥这座大山，我就会顺利“逆袭”，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时候，过去的一切自然会被我周身的光环掩于尘土，我将不再是“我”，可二哥失败了，我的靠山倒了，但即使这样，如果我不被遣送，或许我会做一个“念吾一身，飘然旷野”的游民，哪怕仍然乞讨度日，我也将不再是“我”。

可我仍然是“我”，偏偏又成了“罪身”，偏偏又成了“常人”，你说，我又有何面目再见“江东父老”？项羽一刎解千愁，落得个名垂千古，我当然没有项羽的豪气和决绝，但也知道人活脸、树要皮的道理，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

有一阵子，我仿佛出现了幻觉：被冤枉的四哥年纪轻轻却显得老态龙钟，他患了抑郁症，坐在黑屋子里，一副恭顺的样子，身材臃肿，肚子膨胀，双手向后撑在粗糙的床板上，向上扬着头，眼睛空洞无物；三哥冷漠的眼神和微微翘起的嘴角正一步一步将他迷入深渊，他的周围满是垂死的病人和凄惨的家属，他们痛苦地呻吟，悲哀地求救，而他却抽着烟，不屑一顾，他白大褂的衣兜里塞满了那些穷人孝敬的钞票，红灿灿地蜇人眼目，他孤傲地扬着头，眼睛空洞无物；二哥赤身奔走于荆棘密布的山林，干枯的树枝将他刮得遍体鳞伤，他大哭、大喊，却都哑然无声，十三条狼从各个方向向他聚拢而来，他绝望地扬着头，眼睛空洞无物；而大哥呢？我从未谋面，杳无音讯的大哥这时候也出现了，他各个关节奇大无比，躺在一层薄薄的煤炭上，他的身上潜伏着至少三件离奇的故事，他似乎是在日益强壮的时候突然死去，他哀怨地扬着头，眼睛依然空洞无物。

——他们都在对我说：“回不去了。”

我突然衰老的父亲……十多年来，我几乎认定他会保持着之前一成不变的样子进入坟墓。但在我误打正着清醒以后，我似乎对他也产生了幻觉（这当然有点自欺欺人），他实际上不是我印象中的那样软弱（或许是我疯癫的那些年，我并没在意他到底是什么样子），也不是我印象中酒鬼那样酒量大得惊人，在他无端地遗弃我之后，他常年酗酒带给他的伤害似乎更加突出了。他的确衰老了，皮肤松弛，之前的大肚子因为肌肉收缩而几乎消于无形，说话的时候经常出现气短咳嗽等糟糕的症状，但令人不解的是，他竟然做出了一副金玉其外的强壮迹象，让人误以为他比之前更加有活力，比如，他不怎么嗜酒了，理由是皮囊不行了——这个理由倒是真的，我后来发现他酒量锐减，差不多三两下去，立马醉倒；他还在尝试着戒烟，尽管做了很多努力，成效也不大，但精神还是值得赞扬；他说话的声音比以前大了三倍，一出口，总能让人想起“声如洪钟”的江湖侠士；还有饭量也增了不少，他对我说：“你走后，家里的存粮还很多，我不吃完，要霉掉了。”他说话的时候一本正经，脸上的颜色丝毫没变，这让我很是气恼，但我不能和他一般见识，我又不是之前那个傻子了，怎么能再像傻子一样跟他理论呢……但不管怎么说，从表面上看起来，他都在往好的方面良性发展，他也在刻意将这积极的态度展示给外人，纵使在家上气不接下气，可一旦出门，就一定是挺直了腰板，显出生机勃勃的假象来。有天下午，越来越精神的六奶奶来串门，父亲正好抡着斧子要做一把小凳子，他的手艺有点生疏了，但匠气还在，六奶奶就给蹲在廊檐下的我说：“圣圣呀，你看你一回来，你爸爸的病一下子好了，临老了，倒会顾家了，他还是舍不下你。”六奶奶是故意说给父亲听的，他推着刨子呼哧呼哧地用劲，假装心无旁骛的样子，我看了看他，发现了他掩饰着力不从心的尴尬……这时候，我蓦然惊觉，我还是继续做一个傻子的好，做出一副无所谓的冷漠状态，冲六奶奶嘿嘿一笑，什么都化解了，不是吗？

事实上，我为清醒还是装傻纠结了整整五天，这五天里，我没说一句话，没看父亲的眼睛，我像以往一样，默默地吃饭，默默地睡觉，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唯一的区别就是，再也没有像之前那样在巷子里疾走，胡言乱语，与他争执，半夜去敲三草的门，我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蜷缩在屋子里，不见任何人。当然，我的归来，并不是什么光耀门楣的大事，也不会有太多人来关心，除了像六奶奶一样善良的几个为数不多的老人前来看看我这个“可怜的孩子”之外，就只有三草了。老人们摸摸我的头，对父亲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毕竟是一个活人。”然后叹口气就走了。而三草不学他们的样子，她来了三回，每次都端着好吃的，将我从墙角拉起来，逼我吃饭，她气鼓鼓地坐在炕边看着我，等我吃完了，便和父亲说话。先说村子里发生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最后总是将话转移到大事上：“新农村盖好了，过不了多久大家就要搬了，你们爷俩咋办？”

二道塬上搬迁的事已经成了定局，在我没被父亲丢弃之前，这个事就已经议论了半年，等我走后，这个项目便动工了，仿佛是为了欢送我而专意为之，经过近两年的奋战，终于落成，先后来看我的人都谈到了搬迁的事，他们无一例外地问父亲怎么办，但父亲都是呵呵一笑，说：“凉拌，别人都走了，我住在这儿才清静哩。”不凉拌还能怎样？每户要交十多万，对于太原府的农民来说，不是小数目，但大家还是东拼西凑地交了钱，如今只剩下五保户八太爷和杨万成，还有我家这三户，实在交不起钱，谁也没有办法，就只能这样瘫着，但杨万成一家因为男人常年在新疆打工，他们在喀什买了房子，要不是老人恋着故土不肯搬走，他们早就不回来了，而八太爷年纪大了，一个人生活困难，乡上已经联系了县上的敬老院，说是不惜一切代价要将他送进去，这样一来，就只剩下我们一家了，本来在我走后，村上原计划等大家都搬走了，就将父亲安排在文书张树槐的砖厂看门，但前提是父亲同意将砖厂旁边的两亩地卖给张树槐作为条件，但父亲不肯被他们要挟，村上也气恨父亲不肯将新农村宅基地旁边的一亩地贡献（主要是村上出的价太低）出来建文化广场，所以就放出狠话，等着父亲将来去求他们，可我孤傲的父亲，曾经当过村支书，在太原府叱咤风云十多年的父亲早就看透了他们的伎俩，偏偏不肯配合，他也放出话：“要命一条，要地没门。”父亲打定了主意，他一个老光棍，什么都不要了，也没心思要，他万念俱灰，有了新房子，有了钱，什么都不顶用……后继无人的话他总算忍住了，但意思明了。他们就这样僵持着，检验着谁的骨头软。

然而，不幸的是，我又回来了，这便将父亲陷入了两难之地。在三草面前，他不撒谎：“这往后的日子该咋办？要是能给他谋一房媳妇，纵使瞎子瘸子，我也有心劲奔波……”父亲说完，望着三草，但父亲的举动却让我心里隐隐作痛，他的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渴望——他觉得我比原来更傻了，配不上三草了。三草回身望了望我，却是欲言又止，似乎有很多话，却不想说。其实，这时候，我就认为自己应该还是个傻子，比之前更傻的傻子，这样就不拖累任何人——父亲，还有三草，都不会因为我的存在而心受煎熬。

2

我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以实际行动向太原府的众人表明了我所处的状态：我变成了一个沉默的傻子，偶尔在巷子里慢慢游走，双手插在裤兜里，扬着头，眼睛始终如一地盯着前方，当有人试探性地向我打招呼时，我才冲他微微一笑，点点头——不管他问什么，我都是点头，极有礼貌的样子。我的面貌由内而外都与之前变得截然不同，我不再胡言乱语向众人宣布我是太上老君的首席座前弟子下凡，不再宣称要拯救世人，更重要的是，我没有攻击性，他们再也不用担心我会随时咬掉他们的耳朵或是抓伤他们的脸，我的彬彬有礼和谦逊反而让他们喜欢与我亲近，尽管他们总是把我当成笑话，想方设法地惹我出丑取乐，但他们不再排斥我，下棋或是打牌的时候也愿意让我坐在旁边。

我之所以能受到这样的优待，基本算是得益于父亲的努力，在确定我比之前“更傻”了之后，他倒显得轻松了许多，也许是出于一种愧疚心理，他开始对我好起来了，除了干一点农活之外，他所有的精力几乎都放在我身上，每天坚持按时做饭，甚至绞尽脑汁变一些花样，有两回因为饭做到一半无从下手，还特意打电话将三草请来，三草让他待在一边歇着，等着吃饭就好了，可他偏不，只让三草在一旁指点，他亲自来做，像是极为享受做饭的乐趣，他因此很快就学会了农村妇女在厨房里的全部本领，当然，如果要我实话实说，他的手艺我实在不敢恭维，他在厨师这个行当里并无天赋，但我不忍心打击他的积极性，所以，每次饭一上桌，我就做出一副狼吞虎咽的架势，尽可能地多吃，这让他深感欣慰。他的母性情怀越来越重，对我的衣着和个人卫生也横加干涉，他逼着我每天洗脸，对我的衣服也洗得很勤，并叮嘱我出门一定要注意卫生，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在土堆里滚、，在烂泥里跳，他亲自给我洗头，给我理了毛寸，说这样人就显得精神一些，说不定还能骗个媳妇，他说这话的时候，自顾自嘿嘿地笑，仿佛听了一个笑话一般，我不与他争辩，一切都按照他的想法执行，我也乐于这样。

我的干净和礼貌，常常让人误以为我是一个“常人”。很多时候，我站在人群里，听他们八卦，某人讲到动情处，如果恰好我在身旁安静地听，他会冷不丁地问我：“你说对不对？”我照例微笑点头，他便会像得到了“常人”的认可一样，继续激情澎湃地讲下去，而忘情听故事的人，也会在这一刻忘了我的“傻子”身份，这无疑是振奋人心的大事，我未曾想到，我在太原府三十多年，却是以这样的方式被大家偶尔认可，虽然有时候深想起来，我也会有一种欺骗的自愧，但这与我之前的地位相较起来，我对这种认可更为受用，毕竟这时候，我在他们眼中算是一个“人”。

还有比这更有趣的，有一次，村里无所事事的人都在戏场里看热闹，有一个外地人从村口进来，下了车，站在远处茫然四顾半天，才踌躇地向我们走来，他显然是想找一个靠谱的人问话，但谁都没想到，他一过来，就将一颗黑兰州先递到我面前，我挥手推脱，他却偏要给我，我只好接了，然后他就问这是太原府吗？我谦谦君子状地点头，他又问从这儿是否可以到南山村，我依旧点头，然后，我顺手给他指了指道（这一点我是顺手做的，在外人面前，我突然忘记了我还是一个“傻子”）。我将手中的烟递给靠在墙根晒太阳的八太爷，那人在回身的一瞬看见了我的举动，便又回头问：

“你上过大学吧？”

我微笑不语。

“在哪儿高就？”

我仍然微笑不语。

旁边的杨家峪替我说话：“他是个傻子。”众人便都笑起来。

那人不信，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半天，摇摇头说：“不像。”

下棋的杨石先从人堆里插出一句话：“他是太上老君的座前首席弟子。”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八太爷听不下去了，挣扎着说了一句：“都不要欺负圣圣了，他再傻也知道将一颗好烟给我，你们这些狗日的，成天就知道打牙撂嘴。”

那人又看了看我的眼睛，良久才说：“不像，嗯，一点儿都不像……你将来是能做大事的人。”

杨石先觉得有趣，就从人堆里挤出来，掏出一个烟盒，朝里看了看，便狠狠捏了一把，将烟盒扔远了。那人知趣地将半包烟递给他，让他给众人发了，又摇摇头说：“不像。”

杨石先说：“不像也得像……呵呵，你要觉得像，就把他带出去，混口饭吃。”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那人想了想，从手中的棕色皮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有事可以找我。”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走了。杨石先侧脸过来，读道：“鲤城开元文化传媒公司总裁王睁茗。”他要将名片抢过去，我抬胳膊挡住了，将名片收入西装的内兜里，冲他笑笑。“你个傻子，拿一张破名片有什么用？”杨石先气急败坏地大骂起来。我骄傲地笑着，扬长而去。

……我把这也看做是别人对我的认可，尽管名片事件对太原府人来说只不过是“那个人瞎了狗眼”的一场闹剧，他们坚持认为那个人无非是想在他们这些农民面前卖弄一下自己的身份，“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这些年走南闯北，什么样的能人没见过，岂能从一张名片里服了他人……这年头，冠以“国际”“中华”一类的大名头谁没见过，只要你想做，一百块就能整来上千张，箭子镇南门十字口的花旗广告部里就能做，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也没觉得那个总裁给了我一张名片就能为我带来什么好运，当初二哥的名片比他这个还漂亮，但二哥还不是沦落他乡为异客，时至而今，我连他的任何消息都没有了。但你一定能够明白我的心思，我在一个外人眼中，也是一个“人”，这就够了。

然而不止这些。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对我的改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一个由外而内的合理展开过程：在我看起来像一个“人”之后，他便开始张罗我的婚事。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整个箭子川道，女孩子越来越少，彩礼越来越高，略微有点能耐的人家，都去了城里，女孩子外出打工，三两年之后，也都像飞出鸡窝的凤凰，大多不愿再回到乡下受苦。日子过得好的人家，也都早早着手，在儿子还不满二十的时候，就四处托人寻亲，先下手为强，这一点上，太原府人毫不含糊。要是谁家的儿子在外面打工领回来一个不要钱的媳妇，差不多要算是一件足以光宗耀祖的大事了，如果回来的时候，女孩的肚子鼓了起来，那这一家人从此就能扬眉吐气，对人接物立马风格大变，就连走路的姿势也一起变得不同凡响，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高昂的头、坚挺的胸膛和深刻的笑容，都昭示着他们内心的骄傲，就像早些年，家里出了大学生的自豪一模一样，发自肺腑而又难以自抑（现在，事实正好相反，要是谁家的儿子考上了大学，反而会一脸阴郁，为学费发愁，为将来就业发愁，为大学毕业后因为年龄过大找媳妇发愁）……他们的骄傲不无理由，那些儿子过了二十的人家，一趟接一趟地去他们家里取经，问他们的儿子是用什么办法将外地的女子搞到手的，这时候，他们就会总结出一套能够佐证他们家经济实力和儿子本领的长篇大论来，面对那些焦急的家长，侃侃而谈：“这不是运气，是娃的本事好哩——”由此，他们还会引申出他们上辈子做了多少善事、家教如何的好等等一些莫须有的事来，取经的人似懂非懂地点头，回来后就冲儿子发脾气。

婚嫁的年龄越来越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刚回到太原府的时候，杨宇平十七岁的三儿子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仓促结婚了，真相是那个十六岁的女娃娃已经怀孕四个月，这一“喜讯”刷新了太原府杨六郎的儿子十八岁结婚的纪录。这种惊喜在整个箭子川道里并不少见，人们也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早婚，每当这时，一些令人惊心的数据就立刻摆在台面上：近五年来，北山村由原来的七十户人家锐减至二十八户，四十岁以上的光棍十六个；豁岘里一百三十余口人，二十五岁以上的未婚青年十七个；西元里一家弟兄五人全是光棍；李家洼两个四十多岁的光棍经常半夜翻入留守妇女的家里进行骚扰……太原府从表面上看，呈现着一股越来越好的勃勃生机，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地顺利展开，虽然仅去年一年就有十二对新人迈入婚姻的殿堂，但仍然有包括我在内的三十岁以上的光棍八个，出现了历史之最，我们拖了村上的后退，使得村上没有拿到县上两年一评的文明建设示范村奖牌，杨春还在喇叭上对他们七个家庭（我被丢了，免于一难）点名批评了一番，而这八个人中，我是最差劲的一个——一个傻子，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但我的父亲仿佛中邪了一样，他全然不顾大家的嘲笑，四处央求人为我谋一门亲事，他将标准降到了最低：只要能生娃，不管模样，瘸子瞎子聋子哑子，甚至傻子都没什么大不了，他还在媒婆家虚张声势地说：“钱不成问题，只要能成事，酬金可以翻倍。”按照太原府的行情，说一门亲事也由两年前的两千元涨到了四千元，一翻倍就成了八千元，这个条件很诱人，也有人心动了，前后各处联络了两回，但还是无功而返，媒婆们带来的消息令人泄气，即使父亲提出的那个标准的女人，在后山一带也十分抢手，而且那里的男人对媒婆的酬金大得过火，已经翻到了四倍至五倍。无奈，父亲又降了标准：寡妇也行，带不带孩子都无所谓。父亲铁了心，无论如何他都要给我寻一个女人来照顾我的后半生，正如他给六奶奶说的，他不可能照顾我一辈子。但大家都知道，哪个瞎了眼的寡妇会跟我这个傻子过日子呢？父亲的呐喊就像铁球入泥，只听得扑哧一声，就没了踪迹。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当所有的媒婆都默不作声之后，父亲便将最后的希望都倾注在三草身上。说到这里，就有必要提一提父亲和三草之间的关系，在我离开太原府之后，父亲便迁怒于三草，他压根就不相信，我在太原府闯下的祸端是出于我的本能，他觉得是这个婊子带坏了他的儿子，是她唆使我干了那些蠢事，他甚至怀疑三草让我不花一分钱操她肯定是有所图谋，所以，他便三番五次地上门找三草的麻烦，且不说三草的辩解（她如果说我操她的时候完全是个正常人那会把父亲当场笑死），单说父亲这样鲁莽的行为不但没有让三草蒙受冤屈，反而因此打乱了她的生活：那些找上门来的男人生怕被父亲堵在床上，逐渐放弃了图一时之快的想法，远离了三草，重要的是，杨石先误以为父亲是借此来保护三草，因而放弃了对三草的骚扰，这样一来，三草反而借助于父亲的声势，得以安静地生活，至于她用什么办法让父亲消了怒气，又如何感恩于父亲而对他照顾有加，便成了一个秘密，无人知晓，太原府传出的闲话是：父亲肯定用非常的手段俘虏了三草，三草成了父亲独自享用的女人，有人甚至企图抓住父亲的把柄来要挟他，但都无功而返。但我相信父亲是清白的，因为他的前列腺随着他的酒量剧增而每况愈下，在他如今的年龄里，他做不了他想做的事，同时，我对三草也深信不疑，她早先并不是来者不拒的女人。

不管怎么说，三草都是父亲在太原府唯一可以信赖的人。父亲把这项重大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托付给了三草，他是想以此来感化三草。

……

节选自《青年作家》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