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96年4月，正当“暮春者，春服既成”时节，我忐忑不安地将博士论文稿《东巴神话研究》于答辩前最后一次呈往导师马学良先生请益。那时的马先生已经82岁高龄，但仍强忍着视力衰退等疾病，为我的书稿作了全面点评，并予以充分的肯定。只是，在文中辨析龟蛙处，马先生提醒了一句：“此说成立，但今后必须格外注意转音问题。因为，如无多种证据支撑，很容易产生转音错误。”当我行将取回论稿归去时，马先生缓缓地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编著的《纳西语料》交给我说：“语源、语义研究不能仅限于词汇，而要扩大到词组、短句、复句，尤其是民间故事等语言片段。只有这样，一个词的音义及其变化过程，才有宏观的语言、文化环境。而这个专集是桥本先生调查你们纳西语材料的成果，可拿去作一参考”。激动之余，我在心底里感念道：导师，导师，您又一次把我的学术研究方法导入了一个新的方向与境界。

关于语言材料问题与作者桥木万太郎先生，我都不太陌生，因为早在先生讲授语言文化学概论时，就已介绍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于1972年编成《方言词汇调查手册》，以及日本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著有语言地理学名著《语言地理类型学》等情况，要我认真学习，我亦乐而从之。

令我意外的只是作为语言地理类型学家，以汉语客家话及晋方言研究闻名于世的桥本万太郎先生，居然还关心过纳西族文化，并编著有《纳西语料》一书！

凭借着在日留学多年的经历，我算是比较熟知日本学界研究纳西文化的历史与人物及其成果，还写过有关这方面的一些介绍文章。但是，我全然不知桥本先生在国际纳西学领域曾有此作为，只知民族学界的山崎寿和、白鸟芳郎，文字学界的山田胜美、西田龙雄，神话学界的野藤清司、村井信幸，民间故事学界的君岛久子，民俗学界的斋滕达次郎，文化学界的诹访哲郎等学者有关纳西学的建树。

惊诧之余，我开始寻绎桥本先生及其这项工作的缘起与脉络。一经探访，方知桥本万太郎先生出生于1932年，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大学院，后来先后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等学习和任教，最早攻读的是汉语音韵学，导师为华人教授王士元先生。毕业后，他与同出一门的余霭芹女士结为伉俪，正如高本汉、马悦然、葛浩文、顾彬、罗多弼等众多的汉学家那样成了华人女婿。他的博士论文即是《中古汉语音韵学》。

由于天分、勤奋使然，以及夫人的全身心助力，毕业后的桥本先生先后创办杂志《麒麟》《中国语学报》，致力于古汉语及其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推出了《论中世纪巴思巴文中的汉文》等许多大作，一时誉满学界。进而，他又开始在中亚、西亚、东南亚广大地区作田野考察与学术交流，着迷于语言文化学领域，终成一代大师，创立了语言地理类型学，在国际比较语言学界尽得风流。

遗憾的是，在我首次公派留学日本大阪大学攻读日本学的1987年11月，桥本万太郎先生因劳累过度刚刚于不久前溘然仙逝，使我失去了前去拜识的绝佳机会。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部《纳西语料》是怎样登上马先生的书架的，但从辻伸久先生为其所作的序文中了解到，它由桥本先生长期供职的东京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以原作者名义、根据其数以千计的原始记录卡片编纂而成。至于具体的考察时间地点，则在1971年的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我所能领会到的是它应该来之不易，因为那时中日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而日本学术界对纳西文化的关注却起始良久，并与日俱增，但所用资料主要依赖欧美学者、我国台湾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显然，作为热衷于中国古老语言文化探秘的学耆，桥本先生只能到与纳西族同处喜马拉雅山脉且同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分布区域的中尼边境去开启他的纳西文化之旅，并先行锁定在了纳西语言材料的收集上。

后来，我才在宣蕙英女士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了解到：那时，苍天不负有心人，桥本先生虽不能进入中国境内，却“得来全不费功夫”，意外地与多年旅居加德满都经商且熟悉汉、纳、藏、英、印、尼六种语言的宣蕙英女士相识。而精明、貌美的她，正是纳西族出身的丽江大研镇人，并早于新中国成立前就和藏族夫君高尼玛一起经茶马古道来到了这里。那时的她并不太孤单，因为长期以来总有一些纳西族商人从西藏进入喜马拉雅山南麓，加德满都、孟买、加尔各答、德里、新德里、噶伦堡都留下同胞们的足迹。作为女子，她是在现当代纳西族历史上经印度到达尼泊尔行商的第一人，于是，她与桥本万太郎的一段纳西族语言文化旷世奇缘就此开始。

那时，宣蕙英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每日与这位语言学大师在品尝咖啡或是滇茶之余用英语、汉语作交流。对方按照普林斯顿大学制定的《方言词汇调查手册》范式提问，并用国际音标记录，而她则尽其所能地作有关词汇、短句的纳西语发音、释义。最终，桥本先生从尼泊尔满载而归，遗憾的是，对这些弥足珍贵的手写卡片还来不及作整理，桥本万太郎先生便“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使当时方兴未艾的国际纳西学，尤其是日本纳西学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本欲作纳西族语言文化研究参考，并为将来编纂一部《纳西语词典》做准备的我，打开这部《纳西语料》却发现，其中所收共4335个词汇、132个句式，有80%许存在错讹。具体为：汉英对译有误、音位记录失准、汉纳词汇混淆、无却错成有的词汇不少、有但缺的词汇过多、一词多义未顾及、一义多词被忽略、方言方音多被抹杀、句子成分缺失、短句复句语法失范，等等。

这些不足的存在大约出于以下原因：记音人没有纳西族语言文化背景，缺少记录纳西语言经验，《纳西语料》非自我编成，又并未在之后做实地田野作业加以补免修正，并且发音人具有唯一性，记音地点在异域。而在发音人一方，由于成长于大研镇语言文化圈，受汉语影响严重，与纳西语各地方言绝缘，对纳西族生产生活陌生，离乡时间久长，从而出现误发、错发、乱发、漏发音释义的情况。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足，却是不可无视的缺点。我一时无言，只能出于对作者、编者、发音人的尊重，尤其是对纳西语准确度的苛求，暗下决心也要依普林斯顿大学版《方言词汇调查手册》的基本框架，编纂一部《纳西语言材料》，供国内外纳西语言学研究者参考。

只是我从2001年起被先后调动在多岗位担任领导工作，使这一夙愿久未遂愿。在一拖二十余年后的又一个清明节，我才编纂完成此作，了却了一件心事，以向马先生报告我的一丝学习成果。而此时，马先生离我们而去已经23个年头。我不禁在胸中低低心语：马先生，此时，您是否正与桥本万太郎先生、宣蕙英女士等，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