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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专栏 | 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 《上海文学》2022年第6期|陈冲:唯一不朽的只有此刻(选读)
来源:《上海文学》2022年第6期| | 陈冲  2022年06月20日08:06

科学家说时间并不存在,它只是空间的一个维度。但我们普通人对它的存在有着无可非议的、尖锐的体验。本能和经验告诉我们,对时间的体验便是人类意识的标志。

许多作家企图描写时间,我最喜欢的是博尔赫斯写的:“时间是构造我的实质。它是将我卷走的河流,但我就是河流;它是吞食我的老虎,但我就是老虎;它是燃烧我的火焰,但我就是火焰。”我们的意识同时穿越在现在、过去和未来,无时无刻不被生命中所有的希望和恐惧、所有的期待和焦虑影响和提醒着。过去的经验塑造了现在,又将现在的愿望投射到未来。

眼下我正在冰岛一个叫埃伊尔斯塔济的小镇,参演一部叫The Retreat的美剧。这是一个传统侦探故事的数码时代翻版。摄制组刚到这里一周,就因为导演和摄影师核酸检测阳性停止了拍摄。我得闲坐在“湖滨酒店”的小书桌前写这篇回忆。来的时候我因中转航线问题没带托运行李,只背了女儿在中学野营时用的高双肩包,带了有限的替换内衣、日用品和面前这些已经发黄的评论文章。上一次读它们是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

时过境迁,许多事情都已忘记,但是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犹如昨日。那天我非常难得地睡了个整觉,醒来已经七点多了。家里阿姨跟我说,你先生上班前让我告诉你看电视。我纳闷,一大早干吗让我看电视?我先去厨房给自己煮了红茶,然后打开电视。

电视里,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北楼燃着一团巨大的火焰,乌黑的浓烟从楼里涌出,覆盖住蓝色的天空。我不能相信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换了一个台,同样恐怖的镜头持续着,一架飞机从屏幕左面沉着地入画,向世贸中心的南楼飞去,眼看就要撞击,我紧闭上眼睛。播音员的声音说,第二架飞机撞进了南楼!美国正在受到攻击!我睁开眼睛,隐约看见一个人从燃烧着的高楼窗户里跳出来,第二个人从另一扇窗跳出来,然后第三个、第四个……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不可思议的画面。不知过了几分钟,高耸入云的高楼突然塌陷下去,在不到十秒钟的时间里化为乌有。画外电视播音员失控地叫道:No, no, no! 蘑菇云一般的灰烟滚滚升起,向周边的楼间空隙蠕动,弥漫到街道上。天瞬间暗下来,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听到人群在尖叫。

我的心里也在喊:No, no, no! 那一刻,无数看着电视屏幕的人一定都在这样喊,更何况我对曼哈顿的那个区域怀有独特的感情——两年前,我曾通过取景器对这一片街道和楼房倾注了许多梦想。跟当地人不同的是,我在这些大街小巷行走、绕弯,并不是为了去银行办理业务,再去洗衣坊取干洗的衣裤,随后去街口的便利店买香烟。这里的一景一物是我的审美对象、恋爱对象。

那时我在这里导演电影《纽约之秋》。记得在选景的过程中,我和美术指导发生了一点冲突。我希望拍华尔街这一带新旧交替、层层叠叠的高楼和下面的窄街。这里无数扇窗户打开关上时互相折射的反光,这里昨天、今天和明天同时存在的感觉,是我心目中的纽约。但是美术指导更喜欢Soho、格林威治村那一带当年被视为酷的区域。我对他失望——他是用肉眼看面前的实物,在现实生活里判断哪条街哪栋楼更潮,而不是像《天浴》的美术指导Pan那样用镜头的眼睛看,并感受到实物在电影画面里更抽象的寓意。那段时间我很想念Pan,我深感自己还没有出师,正在艰难地、很不称职地独当一面……

《纽约之秋》也许是最后一部拍下世贸中心的好莱坞电影了。记得我们拍到这对高楼的时候,组里人说起过,纽约人一度认为它们破坏了曼哈顿的剪影,强硬霸占了天际线。在双楼还未竣工的时候,《哈泼斯杂志》上评论家就否定了它们:“这两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巨人就这样呆立在那儿,既愚蠢又傲慢,与任何事物都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关系。”从来意见不合的纽约人,因为对这两个“傲慢巨人”的憎恨而拉起了统一战线——直到很多年后的某一天,他们不经意地抬起头,惊讶地发现一个小鸟那么大的人,在两个巨人之间的空中,举着一根平衡杆来回行走、舞动。此人叫菲利普·珀蒂,是一位法国艺术家,那天是他二十五岁生日。足足四十五分钟,纽约人聚集在那两个巨人脚下,提心吊胆又欣喜若狂地仰望着这个奇迹般的景观。从此,这两栋楼让人联想起一个年轻人毫无功利性的异想天开,有了人性的光芒。

电视里那些熟悉的街道被厚厚的灰粉笼罩着,无数纸片从天边飘落下来,人们在烟雾里混乱地奔跑,一阵震耳的轰隆声让他们突然回首,惊呆地望着第二栋大楼像受伤的巨兽那样倒下来,泪水在他们沾满灰土的脸上洗出不同的肤色。这几十年来,世贸中心不仅占据了曼哈顿的地平线,它们已成为地平线本身——却在刹那间不复存在。

那阵子我已经开始筹备拍摄《扶桑》——一部旧金山唐人街电影。Pan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为电影做资料,我在家里改写剧本。“九•一一”事件发生后我又怀孕了,在那之前的两次都在四个月左右流产了,医生劝告我不要在孕期承担导演工作的身心压力。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我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停止了《扶桑》的拍摄。

父母从上海打电话给我,父亲说他一位好友的长子在“九•一一”中去世了,那天他正好比往日提前到了办公室。母亲说,你千万记住天天祷告。我说,你们快挂了,我给你们打回去。那时的国际长途电话费十分昂贵,我总是这样让他们先挂了再打过去。自从做了母亲,我开始真正懂得父母对我根深蒂固的爱和牵挂。胎儿在腹中一天天长大,我的心里也孕育着一份莫大的感恩——在这样充满飞来横祸的世界,我能安逸地在家里守住一个美好的希望。

纽约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浓烟里绝望的人们从四百多米高的窗户跳下来,他们飞速坠落的身影小得像天上的飞禽。我在下面的街上往上看,他们越来越近,有的头冲着地面,有的面向着天空,有的像体操健将在空中翻腾,每个人都伸展着双臂……

陆陆续续地,新闻里开始纪念这场悲剧中逝世的受难者,逝者的亲人们分享出他们最后的留言和信息:

朱尔斯,这是布莱恩。听着,我在一架被劫持的飞机上。如果不顺利的话——看来很不祥——我只想让你知道我毫无保留地爱你,我希望你做好事,去享受美好时光。对我的父母和每个人都是如此,我爱你,我会在那边再找到你。

我想告诉你,我爱你。请告诉我的孩子们,我非常爱他们,真抱歉我的宝贝。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三个人,他们劫持了飞机,正在转弯,我听说另外一架飞机飞进了世贸中心。我多想再次看到你的脸,宝贝,我爱你,再见。

亲爱的,想告诉你我有多爱你。我有点担心。我终于把你找回来了,真不想再失去你。你是我的一切。你拥有我整个身心和生命。我真的很爱你。

只有在这样的时刻,这个因被滥用而陷入平庸的字,又变得惊心动魄、催人泪下。只有面对如此的失去,我们才又一次被提醒,一切转瞬即逝,唯有爱跟地心引力一样永恒地主宰着一切。它是死者紧闭的眼帘后最后的亮光,是生者一辈子无穷的救赎。

同样是九月的纽约,同样是爱与失去、生与死,我两年前拍出来的《纽约之秋》显得那么多愁善感、苍白无力,甚至矫情、做作。

如果我在“九•一一”之后拍《纽约之秋》,它会是什么样子?我是否会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对生命的本质有更真诚和深厚的表达?在曼哈顿拍戏的日日夜夜在我脑海里回旋,我开始思考那段经历,面对一年前无力面对的失败。

一九九九年六月的一天,我的经纪人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制片人Gary Lucchesi和Amy Robinson看完我导演的电影,对我十分欣赏,并有兴趣请我来导演他们下一部电影《纽约之秋》,李察·基尔和薇诺娜·瑞德将是片中的男女主角。

我的导演处女作在美国上映反响非常好,业界权威性的Variety(《综艺杂志》)选我为最有前途的十位新导演之一,经纪人认为我导演美国电影的时机到了。

英文里有一种叫“五月到十二月”模式的爱情故事,《纽约之秋》就属于这个类型。四十八岁的男主角威尔英俊潇洒,成功富有,正处于人生顶峰。他拥有纽约曼哈顿最时尚的餐馆,他的照片登在《纽约杂志》的封面上,他的事业、家、服饰都显出随意的高雅,他的一言一行都透出轻松的自信,他的身边永远簇拥着漂亮的女人。女主角夏洛蒂在威尔的餐馆庆祝二十二岁生日,发现外婆认识这位曼哈顿最抢手的男人,得知他原来是自己已逝的母亲凯蒂的男友。隔着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年龄差距,威尔轻易地吸引了美丽的夏洛蒂,并以他惯用的方法开始了他们男女之间的游戏,但这一次他出乎意料地陷入了真正的爱情。剧中他将通过这场恋爱发现自己原来是怎么一种人,以及他应该成为怎样一种人。

我满心希望能爱上这个剧本,读完后却很失望,我没有被感动。可是好莱坞光环的诱惑令我难以抵挡,戏中的恋人是李察·基尔和薇诺娜·瑞德啊。而且,这是一部米高梅公司预算四千万美金的制作,光摄制组的生活费用就超出了我的导演处女作的总预算,还没有中国女导演导过这样规模的好莱坞电影,我也无法抵挡自己的虚荣。

那时离秋天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制片人要求我马上进组开展筹备工作。但是在接到《纽约之秋》剧本之前,我已经应承出演一部叫What’s Cooking?的电影。这是一部由四个不同种族家庭的感恩节晚餐为轴心的小制作,我将扮演其中一个越南家庭的母亲。如果我因这个配角不能按时投入电影前期的话,有可能会失去导演《纽约之秋》的机会。我去跟What’s Cooking?的导演商量,请求她放我走,但是她死活不肯。

那一整天我都在焦虑和矛盾中。晚上把孩子哄睡着后,我跟丈夫说,我还没有和What’s Cooking?正式签约,我没有法律责任去演啊。他说,你答应了去演就得去啊。我说,可是我真的不想为此失去一个那么好的机会。他说,属于你的东西跑不掉的,跑掉的本来就不该是你的,不用怕。他与生俱来的原则性,总是能让我在患得患失的困境里豁然开朗——原来面前就有一条通往自己命运的光明大道。

《纽约之秋》的确属于了我。我在洛杉矶演完What’s Cooking?飞回家看了丈夫和孩子,两天后到了纽约。那时离开拍的日期只有两个月,制片人早已定下了组里的主演和主创,唯一可以由我选择的是摄影师和几个配角。我觉得自己像是空降进来的光杆司令。

多年后我偶然跟《纽约之秋》的制片人Amy Robinson闲聊起当年,才得知那只“大馅饼”是怎么砸到了我的头上,为什么“属于”了我。

那天两位制片人坐在会议室里等我,Amy Robinson调侃说,我们真的到了这样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吗?找一位中国女明星来导演这部电影?Gary Lucchesi大笑起来,好像他们在做一件荒诞的事情,然后他严肃下来说,是啊,她的确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原来男主角李察·基尔跟前面一位导演意见不合,把导演给炒了,没有任何其他好莱坞导演愿意接这个平庸的“烂尾”项目。眼看秋天就要来临,李察·基尔的档期也只有那几个月。制片人急了,如果再等到次年秋季,夜长梦多,这部电影很有可能会流产。

我飞去洛杉矶跟他们开会的时候,当然还不知这些内情。记得我为这次见面还买了一套Max Mara的西装和一双高跟皮鞋。回想起来,我似乎经常在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去买新衣服,穿上后像武士戴上了盔甲。我大步走进会议室,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他们起身跟我握手,告诉我,他们从《末代皇帝》开始就是我的影迷,一直希望能合作,最近看了我导演的作品,觉得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他们相信我可以为《纽约之秋》带来清新的、令人兴奋的诠释。处女作的成功给了我一个错觉,我真以为自己会导演电影了。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误会。

《纽约之秋》上映后票房很不错,不少影评却给了我无情的打击。经纪人快递报纸给我时说,“我完整地都给你,有些不好的,读不读你自己斟酌。”

原来评我为“最有前途的新导演之一”的Variety(《综艺杂志》)这回写道:“《纽约之秋》并不是一部坏电影,它只是完全彻底地平庸。”Boston Globe(《波士顿环球报》)的评论是这部电影“只有风格,没有实质”。我对自己一贯的怀疑被证实——我是个庸才、冒牌货,真相终于败露了。丈夫见我难受,企图跟我开玩笑:你向拳击手阿里学习一下吧,他总是说报上那些好的是我,不好的就不是我。你也得到了赞扬的评论啊,那才是你,我帮你把那些不是你的都扔了吧。我彻夜未眠,第二天丈夫刚去上班,我就鬼使神差把那些报纸从垃圾桶里捡了回来,把影评文章一一剪下,跟那些现场拍的照片、场记板、电影画报小样等等,一起封存在标了《纽约之秋》的纸盒子里。

一年后打开这个盒子时我跟自己说,如果你能把每一篇批评你的影评理智地念完,你就战胜了自己。但那毕竟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一种极度沮丧和疲劳,让我几次把文章推到一边。

在影片定剪之前,我们做了几次观众试映,然后总结了观众意见回剪辑间作修改。我对这样做非常反感,观众直观上感到有问题的地方,可能根本是故事中另一个地方的问题引起的,你如果照实去改,很可能进一步破坏了电影。但是制片公司坚持试映是此类影片的常规过程。后期工作的这一道关非常折磨人,我在完成混录后再也没有看过这部作品。

……

(全文见《上海文学》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