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读：

《南方的夜》中的红霞有股“港味儿”的帅气，《丽娜照相馆》里的丽娜人如其名，别具异域风情——这两位县城美人，曾让八九十年代的少年们在惊鸿一瞥间获得“美”的启蒙，但她们并未因此获得命运的偏爱。掩藏不住的伤疤背后，究竟有怎样的经历？

县城美人（二题）

张惠雯

南方的夜

八十年代后期，我们县城有三个出名的美人：何丽、丽娜和红霞。她们美得迥异。何丽有标准的古典美人的五官，行为举止透着温柔的羞怯。丽娜丰满而美丽，性格本分，有点儿像外国人，我后来才知道这种与众不同是混了血的缘故，她母亲是维吾尔族。三人之中，红霞明显不如另外两人漂亮，眼睛不大，身材也平板了些，可她身上有股说不清的味道，使人不能不注意到她。那时候，县城街上几乎没有女孩儿骑摩托车，但红霞有辆白色小摩托，我们经常看到她骑着摩托风一般掠过大街。她的白衬衫扎进牛仔裤，顺滑的直短发迎风飘拂，身姿笔挺，像个气度不凡的骑手。

后来看的一部港片，似乎帮我解开了秘密。这部老港片没有任何影响，也没有当红明星参演，是我混电影院时无意中看到的。当年县城的影院规定，十岁以下的孩子跟大人进场，不必买票。所谓“混电影院”，就是当看电影的人群蜂拥检票进场时，我们几个迅速分散开，每人跟在事先盯上的一对成年男女身后，让检票员误以为是他们的小孩儿或弟弟妹妹，就这样混进去看免费电影。很多年过去，混电影院时看过的电影大多已在记忆里烟消云散，但那部《靓妹正传》却清晰如昨。当时，影片里的阿珊一出现，我就惊呆了，仿佛我们街上的红霞跳进了大屏幕。我突然明白了长得并不特别好看的红霞为什么能跻身“三美”，因为她和电影里的阿珊一样，有股女孩儿身上罕见的清爽、帅气，这股帅气很都市、很港味儿。

我和红霞没什么交集。她比我大十来岁，是我哥哥那代人。他们读高中时，哥哥给她写过求爱信，但没写几封就被她妈发现，找上门来。于是，这段“不良早恋”没开始就被迫终止了。九十年代初，我读初中时，红霞从县城的街道上消失了。听说她辞去税务局的工作，南下广东了。一九九六年底，我哥哥也去了广东。在那里，机缘巧合，他们遇见过几次。哥哥给我讲述了他们会面的情景，我把他零零碎碎的描述加以修补，整理成下面的故事。

那是我到深圳后的第二年。一天晚上，我跟单位同事和同事的朋友一起吃烧烤。同事的朋友带着他的女友，那女孩儿在一家台资电子配件厂工作。她听说我是河南西城人，惊讶地说那我可能认识她的朋友。我问她的朋友叫什么。她说叫红霞。我说红霞我肯定认识，她在我们县里是名人。她问我红霞为什么是名人。我说因为她美啊。那女孩儿有点不相信似的笑了。我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出她的好的。

我又问那女孩儿，你和红霞很熟吗？她说，当然了，好姐妹啦。然后，像是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她立即给红霞拨打电话，说帮她“捞”到了一个靓仔老乡。说笑了几句，她把电话递给我。我接过电话，报上名字，听到那边“啊”地惊叫一声，连声问：“是你啊？”“真是你啊？”的确是红霞的声音，尽管她在电话里讲普通话。“你也到南方来了？什么时候过来的？”她问我。我说来了一年多了。她怪我怎么不和她联系，说我来之前可以去她家要她的联系方式啊。我笑着说：“哪儿敢去？害怕你妈。”她大笑起来。因为周围人声嘈杂，我们只简短地聊了一会儿，交换了电话号码。打完电话，其他人笑话我打个电话怎么打得面红耳赤，肯定心里有鬼。我说明明是酒喝多了。

但当晚那股兴奋劲儿过去，我反倒犹豫要不要给红霞打电话了。我想如果打电话，肯定要约见面，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儿羞于见她，或者说，我虽然想见面，但感觉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我刚来不久，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而听说她自己做生意，发展得很好，我若急吼吼地找她，像在高攀人家。我当时在一家培训公司做文案，工作非常忙，周末都得加班，慢慢地，就把约她见面的事推后了。

有一天，我接到了她的电话。她没有问我为什么没和她联系，我倒自己觉得羞愧，撒谎说那天晚上把她的电话记在纸条上，喝酒时不小心把纸条弄丢了。她笑了，笑的声音有点儿让我心虚，似乎她一下子听出我在撒谎，却并不在意。她说她也忙得很，所以到现在才想起给我打电话。她问我到了这边以后情况怎样，我大致说了下工作的情况，说挺忙乱的。她安慰我说初来都这样，慢慢就上手了。又聊了几句，她说如果我这个周末不上班，就见面一起吃个饭吧，太久没见过老家来的人了，很想。我说周末白天也经常要加班，晚上可能有时间。说完我就后悔了，心想晚上她恐怕是不方便的。但她说晚上也可以，说她家附近有一家重庆鸡公煲不错，问我能不能吃辣。我说，辣的最喜欢。她笑了，说果然是老家人，口味重。

那家餐馆在福田区的华强北，而我当时住在龙岗区一个城中村。那天下午，我转了三趟公车，才找到那里，仍然比约定时间迟到了半个小时。服务员把我带进一个用竹编的隔挡围起来的、清雅的小隔间，她已经在里面了。我狼狈地解释路上转车耽误了，她说她也刚到，没怎么等，又说不该让我跑这么远，主要是这里离她的住处近，吃完饭走过去方便，老家的规矩，来了一定得去家里坐坐。我赶忙抓过菜单说这顿饭必须我请，因为我迟到。她说刚才已经点了菜，她经常来，知道什么好吃。她提起那个粗陶的茶壶，给我倒上一杯茶，感慨地说：“好几年不见，想不到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见了面。”

我喝着茶，从匆忙狼狈的状态中慢慢缓过来。菜上来以后，我们的谈话更顺畅而愉快。她询问我的工作生活情况，我说了很多，最后免不了夹杂些抱怨。后来，我们又说起家乡的一些人、地方上的改变。我告诉她，我们读的高中又盖了新校区，就在贾鲁河边，城北那个湖被填了，上面盖起住宅小区，我们县的大美人何丽嫁了个警察，还有，当年教我们的那位时髦的英语老师离婚了，然后和他的学生结婚了……她听得入神。我问她怎么这么久没有回老家，她说她在“赛格电子市场”有个柜台，销售电脑配件，就这么一个小生意，时时刻刻都离不开人。我说你太厉害了，成女强人了。她说什么女强人，只是个小老板，赚点儿辛苦钱。但从她的笑容里，我看得出她对现在的事业很满意。

吃完饭，她邀我去家里坐坐。我们一起往她的住处走去。深秋的天气里，她穿着黑色高领针织连衣裙和牛仔外套，还是那头顺滑、洒脱的短发，但看起来又和以前不太一样。后来，我察觉到那首先是因为她的眼神不一样了。过去，她的眼神飒爽、冷傲，仿佛不怎么看人，如今变得温柔亲切，甚至还夹杂着一丝兴奋。我们大概走了十分钟，走进一座外面看着像写字楼的酒店式公寓。我们乘电梯来到十八楼，走上一条狭长寂静的过道，地面铺着灰色地毯。走道两侧是一扇扇灰白的、密合得无一丝缝隙的门，门后没有任何声响传来。这里和我住的地方完全不一样，我那栋楼的走道里充满了各种嘈杂的声音，人人仿佛都开着门做饭、看电视、过生活……

她住的是个一室一厅的单元，屋里并没有当时广东流行的酒店式装潢，显得简约、明净。客厅的落地窗外就是华强北灯光璀璨的夜景。她问我喝茶还是喝咖啡。我说随便什么都可以。她说到了南方也学会了泡茶，就泡茶吧，边泡边聊，更有意思。

我说，住在这样的地方，应该就是很多人怀揣的“特区梦”吧。她笑着说我太夸张，说这房子只是租的，她还买不起。

“租金也很贵吧？”我问。

她说了个数目，差不多是我两个月的工资。

“你出来是对的，虽然那时候你放弃了机关的铁饭碗，大家都觉得可惜。”我说。

她说她也这样觉得，起码眼界开阔了很多，知道了很多自己以前不知道的事，还做了自己以前觉得根本做不了的事。

“放在过去，我根本想象不到你能做生意。”我说。

“我自己也想不到。”她兴奋地说，一双眼显得异常明亮，“但我发现我挺喜欢工作的，喜欢忙起来。刚开始，常常忙得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但我觉得好充实。一辈子禁锢在小县城里，在机关里坐班儿混饭吃，像我爸我妈那样，我可受不了。”

后来，她讲到刚来时的懵懂，闹的那些笑话，讲她怎么在电子厂找到工作，怎样慢慢熟悉了业务，因为认识了一位经商的朋友，有了自己创业的打算……她当初借了好几个人的钱租下柜台、进了第一批货。

“你胆子真大。”我说。

“在这边做事，就是需要胆子大一点儿。”她说。

“要是还不了呢？”我问。

“只要好好干，肯定能还上钱，这个账我算过。”她确定地说。

我对她讲了我的打算，说等我对培训业务熟悉了，也想开一家自己的培训公司。

“好啊，太棒了！”她说。

“我需要积累更多经验和客户资源。”我说。

“到时候需要资金告诉我。”她爽朗地说。

“真傻，没见过主动提出借钱给人的。”我笑着说。

“我才不借钱给你，我们合伙，你赚钱了给我分成不就行了？”

“那一言为定。”我说。

“一言为定。”她说。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本来，来深圳一年，我感觉有点儿受挫，甚至有点儿疲倦，但那天晚上，她好像又让我燃起了对都市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那憧憬美好而强烈。有一会儿，我看着窗外繁华的特区夜景，心想我必须占有这“璀璨”的一部分，就像她一样。

我离开时已经过了午夜。她坚持送我到楼下。这个时间已经没有公车了，我们走到附近的街口等出租车。城市里终夜不熄的灯火依然流光溢彩，但街道上已经安静而空荡，只有稀疏的车辆不时驶过。那些与夜空相接的高楼大厦，那种灯火通明的寂静，给人一种奇特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灿烂而无声的梦境里。南方的秋风只有凉爽，没有寒意。她在风里踱来踱去。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鸟，她就像一只美丽、轻盈、不怎么安分的鸟。

“我喜欢南方。”她说。

“我也是。”我说。

因为两个人都太忙，我们后来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经常打电话，都是在晚上、两个人忙完一整天的工作后。夜深人静时，我们聊聊天，纵使说不出什么新鲜的东西，也仿佛这一天终于放松、宁和地结束了。后来，我把妻子和孩子都接到深圳。有天夜里，红霞打电话来，因为家人都睡了，我只好跑到洗澡间里去接。她似乎一下子就听出了异样，问我是不是家里人已经到了。我说是，所以这段时间忙着搬家、安置他们，没和她联系。她说改天找时间请我家里人一起吃饭。我说太远了，最近也太忙，以后找时间吧。我们没有多聊就匆匆挂了电话。夜间通话无法继续，我试着白天上班时抽空给她打电话，但她往往在忙，等她忙完打回来，我可能又不方便了……最后，电话也很少打了。

二〇〇一年的某天，我突然想起好久没和红霞联系，就给她打了个电话，语音提示我所拨打的是空号。我想，她可能换号了。但我之后一直没有接到她的信息和电话。有一次，我在华强北约了客户见面，办完事就走去“赛格电子市场”。我记得她说过她的柜台在二层，我去那里找她的时候还有些紧张，心想自己这样找过来会不会太冒失。但我到了那里一打听，他们说她已经不干了。

二〇〇三年，我在广州一家家具公司找到管理职位，全家就从深圳搬去了广州。第二年，我出差回深圳，接待我的是外包工厂的负责人彭军，也是河南人。那天晚饭后，他说带我去找个地方唱歌放松放松，我知道那是什么地方，说不必了，我想早点儿休息。他说那地方是河南老乡开的，夜宵有正宗河南烩面，去吧，确定不搞其他乱七八糟的，就是唱歌、喝酒、吃烩面。

我随他去了那地方。一个穿粉色亮片裙子的女孩儿带我们进了一个房间，操着带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娇声娇气地说她今晚为我们包间服务，让我们先看酒单。我对彭军说，说好了，不搞乱七八糟的。他说知道你不喜欢那一套，绝对不搞。但过一会儿，女孩儿就问我们想叫几位“公主”。我赶紧说：“不需要陪唱，我们喜欢自己唱。”

那女孩儿有点儿愕然，接着挤出一个笑脸，说来唱歌的老板都需要陪唱呢，自己唱多没有意思啊。

这时候，正在看酒单的彭军说：“今天不需要陪唱。”

那女孩儿有点儿一根筋，又劝道：“可是来这里都会叫公主呢，我们的公主漂亮，唱歌也好，一起唱好热闹的。”

彭军不耐烦了：“说不需要就是不需要，你没听清楚吗？”

“没关系的，不如我先把她们叫进来，老板看一看，如果没有喜欢的可以不选。”

我也有点儿烦了，不再说话。我想，恐怕他们这里是要求必须点小姐来陪唱的，根本不是正经唱歌的地方。

彭军这时把酒单扔到一边，说：“你新来的吧？我经常来这儿，和你们老板很熟。我不认识你，你懂不懂规矩啊？”

女孩儿赶忙赔笑着解释说：“老板是熟客

啊，只是，我们这里的规定是……”

“你不要给我说什么规定！”彭军发飙了，“你滚出去，换其他人进来服务。”

女孩儿的脸色变了，连声道歉。

我对他说：“算了，算了。”

彭军叫我不用管，说他在这儿第一次碰见这种事儿，得帮老董管管他的员工。

“还有，叫你老板进来。”他说。

女孩儿快落泪了，说：“我有什么做错的地方请老板您教我啊……”

“去叫董少华！”她越恳求他越来气。

“我们老板今天不在。”女孩儿说。

“那叫红姐过来！你现在给我出去。”彭军说，指着门。

那女孩儿端着托盘哭着出去了。

我说：“算了，一个小姑娘。”

他说：“本来高高兴兴来唱歌，被这不懂事的弄一肚子气。”

过一会儿，有个瘦削高挑的女人敲门走进来，身后跟着刚才那个女孩儿。她不像其他夜总会里的女孩儿那样穿着性感暴露、职业特征明显的衣服，而是穿一身黑色正装套裙。看见对方，我俩都愣住了。

过一会儿，她问：“你怎么来了？”

“怎么？你俩认识啊？”彭军问。

“认识，红霞和我一个县的。”我说，看着她。

她这时转过脸，冲彭军一笑，说：“你呀，过来也不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前台最近换人了，竟然给你安排个新来的，惹你生气啦。”

彭军假装生气地说：“就是，不认识我倒算了，张总说不想让人陪唱、不想烦，她一直纠缠不休，这不是逼着我们犯错误吗？还跟我说什么规定，弄得人一肚子气。”

她转头对那女孩儿说：“快给彭总道歉。”

女孩儿走上来，九十度鞠躬，说：“对不起，彭总。”

彭军不吭声。

女孩儿就继续鞠躬，说“对不起”……

后来，彭军看也不看她，挥手像驱赶一条狗似的说：“出去吧。”

红霞说：“我换个人进来服务。”

彭军说：“你不忙的话也过来坐一会儿吧，陪你老乡说说话。”

“你们来了就不忙了，”她莞尔一笑，“我出去安排下，待会儿就过来。”

她出去以后，我问彭军：“你和她很熟？”

彭军说：“她是这里的领班，老董的左右手。我经常来，混熟了。”

很快，另一个女孩儿进来，送来一瓶打开的红酒、三个杯子，接着又端进来果盘和零食盒子，说：“红姐说了，这些都是送的。老板请慢用。”

彭军看了我一眼，说：“你老乡会办事儿。”

我笑了下，没说话。

“你呢，和她很熟？”他问我。

“算是吧。”我说，“不过，也几年没见面了。”

过一会儿，红霞进来了，在我旁边坐下来。

彭军递给她一支烟，隔着我，又凑过去给她点上。她甩甩头发，身子往后一靠就抽起来。她眼皮上涂着厚厚的黑眼影，显得脸庞更加瘦削，脸色更加苍白。

“董少华人呢？”彭军问她。

“去东莞了。”她说。

“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都好吧？”她问我，声音和人都隔着薄薄的烟雾。

“都好。我搬去广州了。”我说。

“怪不得。”她说。

她说“怪不得”让我有点儿不舒服，似乎我们俩失联是因为我去了广州。我说：“我后来给你打电话，你的号码变了，我找不到你。”

她只是含糊地“嗯”了一声。

“这叫‘他乡遇故知’。我把他带来的，你得感谢我。”彭军插话说。

“当然感谢你。”她说着，和彭军碰了一杯。

我们三个很快喝完那瓶红酒，彭军又叫了瓶“黑方”。她和我们一起继续喝烈酒。

“不知道你这么能喝。”我对她说。

“练的。”她漫不经心地回答，和我碰了碰杯。

过一会儿，彭军和服务我们房间的小姑娘合唱一首歌。红霞突然对我说：“走吧，我们出去抽根烟，里面太吵，没法说话。”

我跟她走出去，走到歌厅的后面。后面是片停车场，相隔一排矮棕榈树，是个肮脏、凌乱的建筑工地。工地没有开工，但亮着灯，灯光照着浑浊的空气，像一团灰黄的雾。棕榈树扇形的叶子在没有风的夜里像一个个无力垂落的硕大手掌，你能想象那上面沾染了多少尘土。从我们身后的那排房子里，仍然传来隐约的歌声、笑声、男人女人的叫声，但外面比里面还是安静多了。空气燥闷、黏稠，饱含着南方特有的溽热，散发着湿嗒嗒的汗味儿和工业社会的烟尘味儿。

“在这种地方看见我，挺惊讶的吧？”她假装轻松地说，抽了口烟。

我想否认，但又觉得那样太假，就说：“有点儿惊讶。”

“我后来给你打电话，发现你换号了……”我说。

“你说过了。”她打断我。

我继续说：“我还去‘赛格’那边找过你。”

她有点儿吃惊：“你真去找过我？”

“去了，他们说你不干了。”

她低下头，弹掉一块灰白的烟灰，沉默不语。

她脸上没什么表情，既没有陷入回忆也没有悲伤的样子，或许她尽力不让自己流露什么，她的姿势也像个放荡不羁的男孩子，只有那双涂着厚厚眼影的眼睛让她看起来很女人气——一个经历过沧桑、守着她的秘密的女人。

“我被人骗了。”她总算决定对我讲讲，“我接了个大单，是个很熟的客户订的。我们搞批发的，多少都有拖延货款的问题，拿了货两三个月后才付钱，差不多是行业的习惯。那个单很大，那个混蛋还先付了百分之二十的定金，说其他还按老习惯，三个月后付清。我也是太久没遇上事儿，胆子大了，而且确实利润很高，就去订了一大批货。结果货发出去不久，人就找不到了。我以前不是给你说过，我投了很多钱买股票？那些股票也赔得一塌糊涂。柜台的租金都交不上了，房租也交不上，供货商天天打电话催账……我只好把手机号码换了，柜台转让，全部东西都贱价折给别人。”

“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为什么不跟我说？”我说。

她叹了口气，说：“跟你说你能做什么呢？你也很不容易，养活着一家子，自顾不暇。我跟你说，除了让你为难，没有任何用处。”

我无话可说，因为她的话虽然很直，直得让人难受，却是实话。我当时的情况，确实帮不上什么忙。

“所以你就到这种地方来工作？”我问。

她诧异地瞅了我一眼，问：“怎么了？不可以吗？”

“不适合你。”我说。

“什么适合我？”她冷冷地问。

“我不知道什么适合你，但这里肯定不适合你。”

“你以为这是什么工作？卖笑的工作？”她看着我。

“我没这么说……”我退缩了。

“你这么想了，又何必不承认？在歌厅工作怎么了？被人催债、被法院找上门，然后东躲西藏，搬到个猪窝一样的地方，可就连那样的地方，人家还欺负你，把你的东西从屋里扔出来……都快流落街头了，还在乎什么工作适合不适合。那时有人肯给我工作，肯给我地方住，我就感激他。”

“我们不说这个。”我感觉到她气恼了，而我也觉得羞愧。我不该鄙薄她现在做的事，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她那时候经历了什么。

她把快抽完的烟扔到地上、踩灭了。她穿着一双精巧的方头低跟皮鞋，没穿丝袜。她没有感觉到她的打扮和夜总会格格不入吗？除了像是要把自己的眼睛遮盖住的夸张的眼影，除了抽烟喝酒时摆出来的桀骜不驯姿态，她和以前并没有多大不同。她这样的人，很难沾染上风尘气。

“现在债都还了吧？”我问她。

“怎么？你打算借钱给我？”她的情绪好像缓和过来一些，故意眯着眼表示怀疑地看着我，而后突然笑了，“不用操心了。有的还了，有的赖掉了。”

她说回去吧，我说好。我们又走进那个喧闹、炫目的建筑物里。过道上打着游移不定的蓝光，穿着亮片裙的小姐偶尔闪过，像条发光的鱼。尽管那么喧嚣，这里却给人一种虚幻、空荡的怪异感觉，那大约是种彻骨的不真实感，一种刻意营造出的、类似醉生梦死的气氛。这时，她对我说：“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还没有惨到那种地步。”

回到房间，夜宵已经端上来。吃了烩面，彭军非要我唱首歌。我忘了我唱的是什么歌，大概是首粤语老歌。唱歌的时候，我无意中扭头看了她一眼，看见她眼里泪光闪闪。我吓了一跳，赶紧转过头去。我唱完，她像小孩儿一样使劲鼓掌。

那晚我和彭军都喝得半醉，他打电话叫了个司机过来开车。送我回酒店的路上，他又提到红霞，说：“你老乡人真不错。”

“怎么不错？”我问他。

“说不上来，反正和别的姑娘味儿不一样，也有脑子。”他说。

“你老去那地方，是不是对她有意思？”我问。

“胡说，”他“嘿嘿”笑了，“我是和董少华熟。他今天不在，下次带你认识认识，很不错的哥们儿，大方，讲义气。”

我沉默了半晌，还是忍不住问：“我老乡，她在那儿只是做做……管理？”

彭军看了我一会儿，狡黠地笑了：“你是想问她做不做皮肉生意，对吧？”

我没说话。

他说：“她要肯做，我早就把她包了。她是董少华的人，所以我看上人家也沾不上边。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对吧？”

“她是董少华老婆？”我问。

“也不是，董少华有老婆。”彭军说。

我第二天下午就启程回广州了。车进入市区正是黄昏时候，每个地段都在堵车。堵在立交桥上时，我给她发了条短信，说我已经回到广州，让她以后来广州一定告诉我。她没有回复。后来，我又给她发过几次短信，她都不怎么回复。我理解她的淡漠，也决定不再打扰她。毕竟，我们的生活轨迹离得越来越远了。

……

全文请见《当代》2022年3期

张惠雯，祖籍河南，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现居美国波士顿。已出版小说集《两次相遇》《在南方》《飞鸟和池鱼》等。曾获海内外多种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