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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属于那些尚未写出来的诗篇 ——路也访谈
来源:《山花》2012年第14期 | 于瑞桓  路也  2022年06月10日01:05

1、记得你早期出的诗集中有两本的书名中都有“风”这个字,一本是《风生来就没有家》,另一本是《心是一架风车》,“风”在你的诗歌意象中代表着什么?

答:提起旧作我常常会感到不好意思,觉得它们挺幼稚的,现在这两本书都羞于送人了。但同时又知道那是我诗歌写作的自然而然的阶段——那里面不乏鲜活之作,也许随着年龄、阅历和经验的增长,以及所谓思想深度的增加,那些旧作中的某些天然的纯真、娇憨和朴拙,在现在和以后的写作中已难再寻觅。

两本旧书的名字里都有“风”这个字,不是有意识为之,只是无意识或下意识而为之,这大约跟一个人的性格有着某种内在关联吧。我天生不是一个沉稳的人,不是一个理智的人,常常把一些看上去没有实际功效甚至属于玩物丧志的事情当成重大使命去完成,喜欢游戏远远甚于喜欢工作,或者干脆把工作统统当了游戏来做,对无用却好玩的事情马不停蹄,把实用而不甚有趣的事情撂到一边,懒得去碰。这也许就是“风”的特征吧:不黏滞、不注重条理、难以固定、缺乏审慎和思虑、目的性不强,而是多冲动、多变化、感性、轻盈、迅疾、游乐、无缘无故地吹拂或狂热、不断地创造新命题转换新角度并不停地犯错误纠正错误。

这当然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分析。我当时给诗集起名字时,什么也没想,就这样不假思索地起了,没想过“风”代表了什么——现在看来,当时的这种无意识和下意识更加能够证明是缘自像风一样无拘无束的天性或自由懒散的基因了。

 

2、诗歌的魅力之一在于它对不同事物的“通感”的联想力,“心”与“风车”的通感,我想是在于他们的“动”,而且不论是“心动”还是“风车转动”又都与外界——“风”有关。那么,是不是在你的潜意识里一直有一种“外”与“内”的对抗?所以你的爱情组诗《江心洲》与其说是一场旷世的爱情“遭遇”,不如说是你内心理想的一种折射;所以随着你对外部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和个体生命的成长,你的诗歌创作也注定会有质的变化?

答:你由“风”分析出“外”与“内”的对抗,的确不无道理。从表面看去,我的成长经历可谓一帆风顺,挖空心思也找不出生存和履历上的“苦难”拿来炫耀一番,但这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成长就一定是顺利的。从内心来看,我几乎是一路挣扎着过来的,常常感到自我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强烈对抗,对于生我养我的文化环境和生活环境,我从来都感到严重的水土不服。小时候几乎每学期期末的家长通知书的“操行评语”一栏里,老师都要写上“该生缺乏集体主义精神”或者“不擅长与同学团结合作”之类的话,我下决心改正,上中学时,因为感到了自己言语严重过剩并且不够圆通的外向型性格在现实生活中会带来些麻烦,于是在铅笔盒里将自己永远也做不到的事情写成了座右铭,时刻勉励自己:“你要内向”,“沉默是金”,“要随和,要外圆内方”……以至于到了今天,一听到别人说我“有个性”,就神经质地认为这即使不是在骂我,至少也是在讽刺我,立刻就会产生跟小时候一模一样的自卑感。其实,许多年过去了,改正了半辈子,也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这种性格改造运动完全是白费力气,其功效简直就是“零”

得出了结论:我的性格没有缺陷,而是我置身其中的这个文化出了问题,这是一个以集体主义的名义去统一行动而不懂得尊重个体和差异的文化,所谓大家都称颂的“外圆内方”,实际上就是心埋学上的人格分裂。社会、家庭和学校都在教导我们耍“人格分裂”,这种教育在我身上彻底失败了,不是我不肯配合,扣反,我已经十分努力地配合过了,而是我的基因使我朽木不可雕也,所以我不再打算为自己不适应环境而进行自我贬低和自我改造了,就让“内”与“外”永远对抗下去吧,我放弃一切努力。

你终于提到了“江心洲”组诗,嗯,这个问题早就等在那里了。这些年来,我的额头上似乎一直贴着一个标签:江心洲。虽然这一大组诗写于2004年,这么多年过去了,从写出来至今都有七八年了,但总是被不断地提及,有些具体问题要求作者来回答,这既包括文本的问题,也包括文本之外的问题。以“江心洲”为地埋坐标的爱情,远远谈不上你所说的“旷世”二字,但那的确可用“疯狂”来形容。人一旦疯了,就会傻事连篇,就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只能等着身体中的荷尔蒙水平从最高值逐渐降低到正常值之后,才能返回正常生活,而一旦恢复常态,爱情如果不能够以某种固定形式或精神内容沉淀下来,就会荡然无存,主人公们相忘于江湖。当然,诗也就没有了,就是把作者狂揍一顿,也写不出来了。接下来我用半年时间对付我的抑郁症,并对自己写下的那些诗歌充满蔑视与仇恨。最后因了主观意志和诸种客观因素,我终于又好了起来,能像过去一样正常过日子了。如今当我把这些诗找出来重新读时,会很迷惑很平静地问自己:这些诗,真的是我写的吗?当时我怎么了?

所谓“江心洲爱情”,确楚一场幻觉和梦,你把这场遭遇说成是内心理想的折射,我也同意。幻觉消失或梦醒之后,娃绝望和虚无,当然还有一大堆副产品无意中留了下来:六十多首诗。这究竟是幸还是不幸,我不知道。

我曾不止一次地申明,“江心洲”组诗与其说是爱情诗,倒不如说是探讨人与大自然关系的诗作。现在冷静下来,回头看去,更觉得是如此。里面写到的大量的自然地理,至今仍然是让我感到最满意的成分和因素。我从中学起就是一个地理迷,酷爱研究地图册,把比例尺看作现实与理想之比,恨不得从那些图上读出故事来。这一大组诗中,首首都与大自然密切相关,爱情在里面只不过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使得作者高度关注那一方水土那些风物。那个特定时期的感觉系统极度敏锐,整个人好像都变成了一架灵敏的雷达,处处发现的都是他乡的特异与美。所以,我更愿意读者把它们当成摹写自然地理的诗作来读,而不仅仅是当成所谓爱情诗来读。自然地理不是爱情的原因,但如此这般的自然地理却是爱情的结果,而且还是正宗结果,地图上的自然地理成了个体生命中的自然地理。按这样的思路去读这些诗也许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文本的质地吧。

我希望我额头上这个“江心洲”的标签快快地消失,生命要继续,写作要继续,不管这组诗被别人说得多么好或者多么不好,我都不打算忠于它们了。“江心洲爱情”及“江心洲”组诗的结局使我更加明白: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我将永远属于我自己,属于大自然,属于上帝,而不会属于其他;作为一个诗人,我将永远属于那些尚未写出来的诗篇。

而且,在“江心洲”组诗之后,我的诗风真的发生了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有的读者喜欢,有的读者则持保留或怀疑态度,这都不要紧的。这种变化不是刻意要变,而是一个人的经验和视野发生了巨大改变甚至脱胎换骨,写作自然而然也就跟曹变化了。这是怎样一种变化以及因何而变,这属于另外一个话题了,这究竟是不是“质的变化”,目前作者个人似乎还难以下论断。

 

3、你在很多文章或谈话中都说到你现在很喜欢读哲学的书,哲学是理性、思辨的,诗歌是通过抒情而达意的,它们之间贯通的桥梁是什么?哲学的思辨融入了你的诗魂了吗?

答:我是一个兴趣过于宽泛并且专注事项的领地总在不断扩张的人。2006年和2008年的两次难忘的美国之行,使我爱上了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在那边的大学里,我接触了哲学系的学者,那里有值得感念的人、挚友和知青。那些经历与见闻,使我在内心深处找到认同并且重新审视自己过去长期所处的文化背景。

从此,我几乎阅读能找到的所有西方哲学家的经典著作。我最喜欢的是康德,康德可以把枯燥当作辉煌,写出三个批判,又可以感性得令人动容,写出《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和《实用人类学》,至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它介于两类之间,是我的枕边书。当然我对康德本人也喜欢得很,崇敬得一塌糊涂。我愿意做一个“康德主义者”牢记“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至于罗素,显得通俗了些,他更像个作家,我也挺喜欢,他那本谈幸福的书写得很有意思,我还通读过他的《西方哲学史》。读亚里士多德的一些与政体相关的理论,在赞同他的“中间论”的同时,又认为他如果来过中国,对地球上这个奇异国度里的人群有所了解,他的一些观点将获得更好的补充。我还喜欢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快要把《斐多》那本小册子翻烂了,本想写篇读后感,却没能写出来——跟哲学家相比,作家的很多话简直就是废话。我喜欢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本大书,在我看来,与其说它是一本历史学著作,倒不如说它是一部哲学书,我欣赏里面通过历史综述而发出的对宇宙人生的思辨。在哲学家里面,也有读不进去的,比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喜欢黑格尔,一读他的书我就能睡着,他的书对于我,大致相当于安眠药。大多数哲学书其实并不像许多人想象得那么晦涩,而是比文学和其他人文学科能够更直接更快捷地抵达目的地:真理。作为一个普通的哲学爱好者,我创制不出体系,更无法以哲学去改变世界,但至少我可以用哲学来认识我自己,帮助我将一些“大问题”想明白,整理清楚。哲学对个体生命的意义是非凡的。上帝、生死、绝对真理、道德、人权、人文主义、正义与平等、逻辑、自我、自甶意志、东西方文明、体制、种族、伦理、宗教、权利、教育、性别……所有问题,我都想在哲学书里弄懂,感到模糊的问题或不太明白的,就在电话里跟朋友讨论。

我并没有想过要在哲学和诗歌之间建立一座桥梁,我甚至没有想过让哲学来对我的诗歌写作产生影响。我忽然对哲学产生的热爱是不由自主的,甚至从表而看去,更像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但我同时又相信,一定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宿命”的东西,早已被上天安排好了,让我在三十五岁之后爱上哲学,甚至偶尔产生改行的想法。

可以肯定的是,我的诗歌写作在“江心洲”组诗之后,甚至在那一大堆数量可观的“美利坚”组诗之后,再一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不知不觉的转变是否跟我近几年来对哲学的研习有关,我不好说,也说不好,但仍然可以肯定的是,在我自己这里,哲学的理性思辨与诗歌的抒情达意之间,从来没有产生过丝毫矛盾。

 

4、你是诗歌、散文、小说三栖作家,这三种体裁,我觉得你诗歌驾驭得最好,散文次之,小说再次之。你是否认同这种说法?这是不是与你的性格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答:我不知道如果从已获得的外在的世俗的评判看来,似乎是这样的:诗歌最好,散文次之,小说再次之。其实我自己真的搞不清楚,至今也没搞清楚。有人劝我以后别写小说和散文了,集中精力好好写诗;也有人劝我以后别写诗和散文了,把主要精力用来写小说,说我的小说写得很好看,写小说才算是大本领;还有人认为在这些文体里,最喜欢读的是我的散文,认为我的散文比诗歌和小说都要好。

造成目前这种状态的原因,是由于我是一个三心二意的人,一个由着自己性子乱來的人,对哪种文体都不够忠贞。这些年来,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全无计划和预兆。我一直坚持在报纸和期刊上幵设专栏,发表那种所谓艺术散文和所谓思想生活随笔,没有间断过;最近,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写的是一个死亡的故事;至于诗歌,平均每年只写十几首吧,只是近两三年来有把诗往长里写的倾向。如果单单从数量上讲,跟散文和小说相比,诗歌算是写得最少的了。除了诗歌散文小说,我甚至还写了近十五万字的文艺评论文章,今然,我写评论纯属玩票。有人认为我写的文学评论过于活泼俏皮,不肯哭丧着脸,拿到学术刊物上去发表,等于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有损人家刊物的威严格凋。

也许你的认识是对的,如果按照写作学上所谓文体要求来严格研究文本的话,我驾驭得最好的可能是诗歌吧。无论我写了什么写了多少,或者什么也不写,我仍然认为我是一个诗人,我愿意做一个诗人,而非其他。虽然除了远行,在现在居住的城市里,在日常生活中,我基本上不下楼不出家门不社交,但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坐不了冷板凳的人,强迫自己坐一小会儿就忍不住跑掉了,基本坐不住,除非找个绳子来把我拴在椅子上。写小说也是写那种小胡同赶猪型的,不喜欢什么曲径通幽;写散文还算得上细致入微吧,却不喜欢琐琐碎碎,归根结底,我拿着小说和散文全当成诗来写了。这与性格当然存在着内在联系,那简直是一定的。我是射手座、0型血的人,连代表外在气质的上升星座都落在白羊座上,掌控内在人格的月亮落在了天秤座上,最重要的星盘项目里而,两个火象再加一个风象,这差不多等于火上浇油的同时又煽风点火了。这决定了我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懒人,不适合按部就班,总是越界过线,不小心跑到既定秩序之外,同时从外表看去又是一个多血质的勇往直前的人,或者说冒冒失失的人吧。小时候我莫名其妙地老有一种要把家里的方桌掀得四脚朝天的冲动,长大以后就老想把这个世界掀翻了。当然由于条件所限,实际上我什么也干不了,只能在纸上或电脑屏幕上冲锋陷阵,最后掀翻的可能是我自己。

 

5、在一切向“钱”看、理想被窒息的世界里,诗歌的空间似乎是越来越狭隘,甚至难以立足,而我们又常说诗人是出在愤怒中的。面对当下因信仰缺失而出现的一切,诗人为什么会“失语”,没再出现像80年代那样的群星璀璨?

答:这个问题如果要详细地全面地回答,能写上一大篇长文。在此只简单地回答一下吧。所谓80年代诗歌的群星璀璨和所谓当下诗歌空间似乎显得越来越狭仄,这两者其实都算不了什么。诗人作为文化英雄而存在还是作为社会边缘人而存在,这其实也并不重要——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它超出时代的那一部分,即具有永恒性和普遍价值的那一部分,这需要被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里来考察,才能对诗歌和诗人的地位下最终结论。在当下这个重商的功利主义时代,诗歌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在一个几乎全民族都想报考公务员的社会里,诗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反讽。确切地说,是两者之间形成了相互的自嘲和他嘲。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已经有了,只等时间流逝之后,答案自己显露出来。

 

6、文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之魂,在这个物质主义时代,它更应该有一种批评的自觉,应该是这个时代的“医生”而不是“美化师”安东尼•刘易斯在《批评官员的尺度》一书的封面上有一句话:“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当下文学创作是不是更应有批评精神,才能对精神的偏离起到矫正作用。放到历史的长河中,这个时代的情神才不会苍白?

答:我百分之百同意你的观点。这也正是为什么在中国近现代作家里而,我最尊崇鲁迅和胡适的理由。鲁迅先生找出了这个民族的病症在哪里,胡适先生找到了解决办法,两人加起米,就可以拯救这个民族。文学即使不是专门用来进行社会批判和思想启蒙的,也一定要写出某种“真实”,文学不承担任何“宣传”的任务,至于歌功颂德,那已经不是文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好的文学对精神偏离所起到的矫正作用,大概不会足立竿见影的,而在于它们缓缓地悄悄地改变人的精沖空间。

 

7、谈谈你最近的长诗《心脏内科》吧?

答:这首诗因母亲患心脏病住院而作。去年的那段日子我日夜待在嘈杂的病房里,以医院为家,每天都有生死故事在身边上演。我睡眠严重不足,时时提心吊胆,身心疲惫。除去陪床和忙碌杂务,一有空我就会读上一段《圣经》,我就是靠一本黑色封皮的《圣经》支撑着自己熬过那段无助的日子的。感谢上帝,我的母亲身体好转,出院回家了。然后我就写了《心脏内科》这首长诗。这首诗究竟好不好,我自己说了不算,我只能说,从内容到手法,它都跟我以前的诗不一样。在这首诗里,我试图通过“心脏”这个核心意象去探讨生与死、人与宇宙的关系,我不知道自己最终做到了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