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琼：文史同举 文质并胜
东晋史学家、文学家袁宏在总结《后汉纪》写作体会时写道：“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著书立说特别是书写历史题材如何克服“五难”的角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细读潘灵、段爱松两位作家近日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独龙春风》（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或许能够深切地体会到这部作品把史学和文学结合到位，给同类题材创作做出独特而重要的艺术探索。
长篇报告文学《独龙春风》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多个层面，准确、详备而整饬地记录、描述和探讨了生活在云南边疆的独龙族的来龙去脉，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云南边疆包括生产生活在内的整个社会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说，这是一部云南一个少数民族生活的“史记”，也是一部生动出色的当代文学作品，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收获。它具有历史担当，秉持史志写作的原则，坚持文字所记“俱有来历，直而能婉”，在材料选择和准备阶段进行了科学把握，在写作层面摒弃传说野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站位高，思考深，用事实、细节和人物自证，文风端正，文本完成度高，既具有史学研究意义，也具有文本阅读价值。
《独龙春风》作为一部关于独龙族的历史和现实的宏阔、全面、精准的书写，立足当代，纵横古今，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写当代，在全国的背景下写云南和独龙族的生态，兼及整体性和地方性、普遍性和个别性，既丰富多样，也辩证科学。在材料选择上，以官方资料和正史记载为依据，对于从中央到云南到独龙地区的各级史料进行充分占有，尤其是通过独家采访获得大量一手鲜活、珍贵、可信的信息，并站在历史唯物论和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在认真研究历史资料和现状信息的基础上，抓住关键阶段、关键人物、关键讲述，充分发挥成熟作家的文学创作优势，用文字和形象，把独龙族改天换地的今日面貌，清晰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人感佩，令人惊叹。
《独龙春风》以百年甚至更久的云南边疆地区发展历史为时间坐标，以中央政府关于边疆民族治理政策及其发展历史为依据，以独龙族近年来的巨大变化为重点叙事内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作出真实、具体、形象和可靠的阐释，抓住了要害——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外在原因，切中了肯綮——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的巨大历史意义。对于历史经验本身认识的客观、透彻、全面，加上丰富、丰厚、到位的信息采访和爬梳研究，通过畅达清新的表达，予以阐释和判断，褒贬得当，使这本以文学面目呈现的文本，既有人类学、历史学价值，更有政治学、经济学意义。比较起同类同等题材写作，《独龙春风》既权威可信，对于数字、政策等各种“硬材料”的使用娴熟老到——这些是构成历史和现实讲述充分有力的方式，又生动感人，从文学感染人打动人的角度要求文字表达——这些是文本读起来有意味不干枯有吸引力的重要途径。尤其是文风，既能充分体现民族文化，有特色，又经历淬炼，充满文气和诗意，加上小说家独有的想象力和表达力，对话贴切，描述精彩，读来亲和、有趣、富有温度，信息抵达有效。
坦率地说，从人类学角度写边疆和民族题材不难，但要从总体性角度，站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角度，抓住历史发展的本质，写出历史和现实的逻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使逻辑合理，一是认识本身要清晰、有高度，二是表达本身要准确、生动、有说服力，还要有感染力。从这个角度看，《独龙春风》作为“一家之言”，对于边疆治史，既有开拓性、建构性，又有权威性、范本性。该书在写作时，既能抓住历史发展的大势、大事，进行“俱有来历”的事实记录，又有对地理文化的特殊性和细节事实有充分体认。纲举目张，书写脉络清晰，对于历史的认知和评价具有启发性。
《独龙春风》虽然以“报告文学”命名，但与习见的一事一地一人一“报告”的报告文学相比，它以客观历史为坐标，“网罗一代，事义周悉”，叙事“既有总略，又不失事形”，有韵致，生气勃勃，把报告文学写作推向了更加开阔的天地。总体看来，质重于文、文质并胜，无论从治史角度，还是从文学创作角度，这本书都值得好好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