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复兴中路思南路一带，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花园洋房建筑群在若干年间挤满了住客，像曾经靓丽的女子被时间堆砌成大妈，经过重新修缮，又恢复雍容，成了包含酒店、公寓和商业区的思南公馆。思南文学中心就在思南公馆的外围，二层洋房的一面对着复兴中路，平时是静悄悄不显山露水的一栋楼。八月后半，小洋楼每天从早到晚都有活动，因为地处便利，场内除了闻风而来的读者，还有走过路过的上海市民，其中有些人单纯是来蹭空调和休息的。

龚清扬站在侧廊的墙边，眺望台上的嘉宾和底下的观众。观众的一排排后脑勺透出专注，人群散发的热量被强劲的空调冷气压下去，建筑外墙隔绝了马路上的蝉声和车声，场内清凉又安静，谈话声也就愈加分明。匈牙利作家艾斯讲英语的男低音，翻译的女声，主持人插话，观众笑。接着，金属质地的男中音覆盖全场：“这让我想起在美国的时候……”

说话的是乔一达。他没有像艾斯那样穿衬衫打领带，一身麻质白对襟衫搭配宽松土黄棉布裤的休闲打扮，头发很短，两腮留着薄薄的胡茬。真人比网上的宣传照老一些，仍旧算得上帅气。

他在讲早年的海外经历。他们那一代留学生，靠奖学金和打工凑合着过。工种选择不多，一般在超市和餐馆。乔一达运气很好，找了一份家教的活儿，学生是个学了十几年中文然而不怎么有成效的老太太。他以为老太太想练口语，结果人家要学的是唐诗。老太太说，我见到的活着的中国人都能和我讲英语，我只想知道，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在诗里写了些什么。

他的讲述引发了观众的笑声。龚清扬想，乔一达真的很会讲故事，甚至有可能，这是他现编的段子。

在座的如果有乔一达的读者，一定知道他留学的故事。

十五六年前，学环境工程的乔一达赴美读博。留学期间，出于对中文的想念，或为了逃避论文带来的压力，他开始在某个小众的文学论坛写小说。日均访问人数不过百来人的论坛，活跃成员主要是文学作者和编辑，有种小圈子传阅的私密感。

他的小说写的是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上海，日本宣布战败前后一两周的情景。主人公有地下党、日本特工、拿着日伪政府薪酬做文学翻译的日本左翼青年、德裔犹太人，以及开餐馆的青帮人士。宛如谍战剧的背景徐徐铺开，发生的却是些家长里短的细节，人与人之间暗流涌动，偏要披挂起社交的外壳，斯文周旋。在大时代，个人的算计挡不住滔天浪潮，日本天皇宣布战败的消息一出，每个人被推到从未预想的境地……不到十万字的小说更新缓慢，差不多用了八个月完结。连载期间，底下的回复逐渐热烈，并陆续出现新注册的ID，明显是闻风而来。完结后不久，《八月》出了书，继而上了当年的畅销榜。从论坛走出来的纯文学作家不多，乔一达的往事经过媒体报道的一轮又一轮重写，越来越像一个传奇。

和龚清扬参加过的其他文学活动不同，此刻没人看手机、打瞌睡或聊天。她很清楚，这是乔一达的功劳。他说起话来既不像作家，也不像理工男，有种江湖气。他不引用概念，也不单纯耍嘴皮子，抖的每个包袱，最后都会落回到有关文学的理念上。业内都说乔一达是最好的嘉宾，有他在，场子就不会冷。毫不意外，今年书展的好几场活动都有他出现。

今天活动的主嘉宾是艾斯。龚清扬进出版社工作一年多，遇上书展，被领导分派了跟嘉宾的任务。邀请乔一达是社里早早定下的，总编和他有私交，预先打过招呼。

在嘉宾名单上看到乔一达的时候，龚清扬差点想要提出辞职。这份工作还没做多久，想到家里人会说什么，她忍住了。

书展前的出版社忙得人仰马翻，到了上周，她好不容易找了个空当问总编，我就跟着艾斯对吧，需要管乔老师吗？总编说，乔一达的新书据说签给某社了，那边估计会派编辑跟着，你见机行事吧。她谨慎地问，那么艾斯的新书？总编说，别操这份心了，他这次来，能把库存消化掉就不错了。

龚清扬想起大一那年的超市打工经历，给某品牌的酸奶做促销员，端着小杯子站在冷柜边，见人就迎上去，让人品尝。见面前，她有点同情艾斯。

到这会儿，和艾斯相处了一天半，她意识到，自己早先的同情很幼稚。艾斯对整个世界有种近乎天真的好奇心。他藏在眼镜背后的眼睛总在观察，或许大脑还在不停地记录。对他来说，自己的书被翻译成中文是件神奇的事，销量如何，根本不在他的关心范畴。

思绪飘飞了几分钟，等龚清扬回过神，场内已进入观众提问环节。一名男观众站起来，开口就是英语：“有哪位作家给您的影响比较多？”接着用中文说：“这个问题也想问一下乔老师。”

翻译像是有些无奈，把观众的问题先用中文重复了一遍。艾斯简短地答：“如果只举一个名字，我想说卡夫卡。”

等这句话被翻译完，乔一达举起话筒，“上海果然是国际化大都市，我每次来参加活动，都会遇到用外语提问的，如果来的是法国作家、德国作家，就有用法语、德语的，我今天还想呢，会不会有读者讲匈牙利语。”

他停顿，等观众笑完，又说：“我前面说过，写作有点像做木匠活儿。现在这位先生的提问，等于在问木匠的师承。不过，作家和木匠还是不完全一样，木匠有师父，作家呢，你可能有很多个师父，或者没有师父。”

看他讲话的架势，龚清扬以为后面会有更长的展开，不由得扫一眼手机时钟。按惯例，最后要留十分钟给嘉宾签售。

乔一达停顿片刻，像主持人一样说道：“时间不多了，最后再请一位读者提问。”

他瞧见我看手机了？龚清扬有一丝窘迫，又想，看手机嘛，谁也不知道是在看什么。

场内，一位女观众获得了最后的提问权。

“不好意思，我有个问题，想单独问一下乔老师，我是您的粉丝。请问，您觉得在这个时代，文学还有意义吗？”

龚清扬差点笑出声。上了一年班，她参加过的文学活动大概有七八场，但每一次，真的是每一次，都听到有读者问文学的意义。该说这些人想得太多还是想得太少？

而且点名问乔一达也很古怪。那名女读者似乎只是为了让作家注意到自己。

签售台那边有人轻喊“龚老师”，龚清扬赶紧走过去。图书公司的年轻男孩问，除了艾斯的书，也带了乔一达的，要不要放在一起签。

龚清扬看一眼红绒布桌面上码堆的书，艾斯的一种，乔一达的两种。她心想，哎呀，真不会办事，要签售也不能一张桌子挤两个人啊。

她耐心地说：“乔老师马上要赶下一场，在南京路。”

“啊，我有个朋友想要他的签名……我本来打算帮忙买一本呢。”

“趁他还在，你过去让他签吧，要快。这边我帮你守着。”

主持人的声音传来，在说活动结束后有签售，请到那边排队。龚清扬麻利地开始拆塑封。艾斯被工作人员领过来，她请他坐下，把书翻到扉页，放在他的手边。有几个人过来排队。龚清扬告诉他们，买书扫二维码。

“不打折吗？”有人小声问。

作者签名还想打折？龚清扬忍住腹诽，挤出笑容，“不打折。”抬头的瞬间，大厅的灯光下，人群聚集在对谈的台下，如人民公园抢食的鸽子。人堆中间的想必是乔一达。好多读者带了书找他签名。又有人问，这边乔一达的书卖不卖，龚清扬像复读机一样说了几遍：“乔老师不在这边签售，买书可以的，请扫码。”

找艾斯签名的人不多，他在签名旁画一朵花，签完对人笑笑，用中文说“谢谢”。艾斯也注意到了乔一达被包围的盛况，换成日语对龚清扬说：“乔先生真受欢迎啊。”语气是坦然的羡慕。

龚清扬用日语回道：“是啊。”

有个中年男子拿到签名后徘徊不去，听见对话，立即问龚清扬：“你会匈牙利语？”

龚清扬认出此人就是刚才问打折的，生硬地说了声“不会”。

昨天她从机场接了艾斯，俩人一直在用英语聊，她提起自己是日语系的，艾斯便换成日语，让她一惊。他笑笑说，我的前妻是日本人。艾斯的日语和英语都算得上流利，龚清扬说英语反应要慢一拍，后来他们就一直以日语交流。想想也蛮神奇的，一个中国人，一个匈牙利人，共通的语言却是日语。

她想起还有件事，和艾斯打了声招呼，往大厅去。乔一达身边的包围圈散了大半，余下三四人。龚清扬喊了声“乔老师”，举手示意，乔一达和读者们说了句什么，朝她走来。他用左手食指和中指夹了支秀丽笔，像举着烟。

“差点忘记了，您的嘉宾费。”龚清扬递出带有社标的信封。他看也不看，随口道谢，将信封对折，往长裤后兜一塞。

龚清扬见他急着走，忙说：“等一下，还要请您签收。”

他扬起一边的眉毛，半笑不笑地说：“陈亦文搞这么正式啊。”

陈亦文是总编的名字。龚清扬抿嘴没接话，递出签收单和水笔。乔一达不接笔，用手上的秀丽笔签了浓重的三个字：乔自鸣。

原来乔一达是笔名。

艾斯做完签售稍作休息，之后要参加晚宴。当艾斯得知龚清扬只能陪着过去，不能列席，立即显得不大情愿。龚清扬笑笑说，我可以在附近简单吃点，晚宴结束后带您游览上海。

艾斯回房间休息的一个多小时，龚清扬等在酒店大堂，用手机把活动照和短文发给营销部同事，让那边用官方号发微博。等微博发出来，用的照片却不是她远远拍的观众席和嘉宾，显然是专业相机近距离的成品，两位作家各一张半身特写，艾斯举着话筒，乔一达面露沉思。看照片，这两人像是相差十几岁，其实艾斯只比乔一达年长四岁。艾斯少年白的卷发蓬在肩头，加上庞大的身形和玳瑁眼镜，使他有种老成感。

龚清扬问同事，照片谁拍的。同事说，你不知道吗，思南有个热心读者，每场活动从来不漏，占据最好的位置拍照。

她想起来，确实第一排有个叔叔举着长焦，她当时以为是媒体的人。

读者真是各色各样。她想起那个问乔一达文学意义的年轻女孩。乔一达怎么答的？龚清扬当时走开了没留意，这会儿生出迟来的好奇。

晚宴包了一家饭店的宴会厅，离酒店不远。据说以前一向是西式冷餐会，今年新领导上任，改成了中式圆台面。龚清扬猜艾斯会喜欢中餐。意外的是，艾斯进去五分钟就出来了，对龚清扬说：“我们走。”他旁边还多了个人。那人笑嘻嘻地用日语打招呼：“初次见面，我是须川。”

龚清扬虽然是日语系毕业，阅读口味偏欧美，并不熟悉日本的当代作家。早先在书展的宣传物料上看到过须川芳则的名字，顺手查了一下作者和作品简介，好歹能对上人。记得须川在今天上午有过一场对谈，嘉宾同样是乔一达。活动名好像是“后三•一一时代的写作”。

她用敬语向须川问好，然后问艾斯：“怎么不参加晚宴？”

艾斯摆手道：“我们自己吃，轻松些。晚宴太累。”

龚清扬想，您倒是轻松了，回头领导一定会训我。她不好再劝，领着两位作家出了饭店。天已经黑了，马路仍是亮的，路灯、商场照明、行道树上的装饰灯球、广告屏幕，所有这些交织成明晃晃的光污染，城市上空掩映着一片诡异的粉色。

艾斯问龚清扬原本打算吃什么，她说，馄饨。艾斯听不懂这个日语词，她又用英语解释。须川在旁边说，馄饨好，上海的馄饨！

馄饨店在威海路，龚清扬觉得距离太短不好打车，便带他们走过去。夜晚的马路笼着一层残留的暑气，艾斯不知何时去掉了领带，敞着第一粒扣子，边走边用方格手帕擦汗。须川身上是件花衬衫，白底上缀满蕨类植物深深浅浅的卷曲绿叶，显得清凉。他边走边张望，忽然说：“全是名牌表店，上海人这么喜欢名表？”

南京路的这一段有好几家国际一线品牌的表店，龚清扬路过无数次，从未进过店里，听到日本作家的疑问，只好说：“顾客不一定是上海人。”

“那就是中国人都喜欢昂贵的手表？乔先生也戴着很贵的表。”他说的是乔一达。

龚清扬淡淡地说了声“是吗”。日语的这句话很好用，说了等于白说。她觉得须川有些咄咄逼人。什么事都要概括为国民性格，有必要吗？

馄饨店里的人不少。龚清扬带他俩上二楼找了座位，等服务员过来，点了小馄饨和炸猪排。服务员摆出收钱的架势，她这才想起，自己没带现金。这家店没有移动支付，她一向知道，今天给忘了。她环顾四周，想找个面善的人用微信转账换钱，艾斯一直在关注她和服务员的互动，问她怎么了。

“不能用手机付钱。我没带现金。”

艾斯得意道：“我有现金。”说着从裤兜里摸出带有社标的信封。怎么能让嘉宾请客呢，龚清扬连忙拒绝。艾斯不听，抽出一百元付账。须川在旁边感慨道：“原来中国也不是所有的店都可以手机支付。”

店里的冷气不足，吃砂锅馄饨有点热。龚清扬见艾斯频频擦汗，后悔带他来这里。艾斯说：“馄饨真美啊。”她听了一愣。汤里浮着黄的蛋皮、绿的葱花，小馄饨的皮像纱一样薄，褶皱透着肉馅。确实好看。

须川说：“馄饨好极了。炸猪排我还是喜欢日本的。”片刻后又说，“龚小姐是上海人吗？”

艾斯说：“龚小姐的曾祖父是福建人，后来到了上海。关于怎么来的上海，她给我讲了一个神奇的故事。”

所谓神奇的故事，是龚清扬曾爷爷的亲身经历。

曾爷爷生活在福建的一个小城，考上了福州的中学。从家乡往福州，水路迢迢，船要走三个多小时，每次去学校待一个学期，学期结束才回家。

中学二年级，他回家搭乘的客船遇到了劫匪。

那是民国建立后的动荡年代，一些人聚集成匪，可能转天就扯了新旗号，成为正规军。水上的抢劫不是抢完就算了，如果劫匪判断乘客有油水可榨，会将其带走，放话让家人赎身。龚少爷和另外几人被关在破庙里，等了差不多一周，其他人陆续被赎走，只余他一人。龚家是做生意的，在当地算是小有名气。他想，难道大哥不想花钱，宁可让亲弟弟死去？等待让他耗尽了耐心，脑海中不断浮现糟糕的念头。

看守破庙的人换了几轮。一天，新来的守卫当中，有一个是他认识的。这个人从前在店里当过伙计。

那人找机会告诉他，现在龚家分裂成两派，一派主张花钱，一派要去请军队剿匪，两派互不相让，吵得很凶。又说，你如果要逃，我今晚帮你逃走。明天我就被调到其他地方去了，帮不上你。

他知道，前任伙计愿意为他冒险，无非是想要向他家讨赏。他也知道，逃走可能引得匪徒狗急跳墙，说不定留在这里继续等，才更安全。

他只有十六岁，第一次需要自己做出重大的决定。

最终他选择跟着伙计逃走。他实在不想把自己的命运押在看不到尽头的等待上。巧得很，第二天凌晨，正规军攻打了那群土匪。他后来想，打起来一团乱，要是自己留在破庙，说不定会因此丧命。

这场被绑架的经历让他得出一个结论：人能够依靠的，唯有自己。

中学毕业后，他没有按家人的愿望成为教师，而是选择从军。他以为，在乱世中，这是最好的出路。此后他又遇上若干次选择，每一次，他的判断都算得上明智，包括后来加入共产党。他不光为自己决断，也替下一代筹划。他的儿子，龚清扬的爷爷，成年后当了老师。只因做父亲的反复说，国家开始建设，老师或者科学家，是最好的职业。

龚清扬爷爷的性格和曾爷爷不同，他不爱做决定，也从不对家人的生活指手画脚。

这就造就了龚清扬的爸爸，一个没上过一天班的人。现在有个专门的名词形容这种人，啃老族。

龚清扬怕艾斯接下来会说出白天遇见自家老爸的事，还好没有。那会儿离活动开场还有一个小时，附近的咖啡馆满座，艾斯不肯坐在思南公馆二楼等，说宁可在外面透气。她只好带着艾斯到复兴公园走一圈，偏就这么巧，遇见了爸爸和他的舞伴，混在一群中老年人当中跳探戈。龚清扬不好装作没看到，为彼此作了介绍，说这是我爸，这是作家艾斯先生。艾斯当面赞叹道，您是个了不起的舞者。恭维话用英语说出来，再强的戏剧感也变得自然。爸爸也回以英语，道谢后问艾斯，你第一次来中国吗，喜欢上海吗？又用上海话对龚清扬道，这人英文口音怎么这么重，东欧国家来的吗。龚清扬微微愠怒道，我在工作，不和你说了。

须川得知艾斯听了好玩的故事，表示羡慕，说能聊天真好，他在这边的编辑不懂日语，英文也不大行。龚清扬想起须川和他们走的时候也没人照看，便问，带您的编辑呢？须川说，送乔先生去机场了，乔先生忙得很，说是明天北京还有个活动。

龚清扬懂了，须川的编辑舍下嘉宾去陪乔一达，是对那一位有所求。她不由得庆幸总编和乔一达够熟，没有派她做什么无用功。

从馄饨店出来，气温比刚才降了少许，总算有点夜晚的感觉。

“龚小姐的日语真的很好。”须川像是恭维地说，“可惜我的书不在你们社。”

龚清扬尚未独立做过书，进社到现在，除了帮其他编辑看初审，就是做些营销的辅助。她也没提交过新书的选题。说真的，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当个编辑。

她客气地回道：“我还是个新人。”

艾斯忽然说：“龚小姐不写小说吗？”

她有些狼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写小说的。”

艾斯说：“你会讲故事。”

须川说：“小说不仅仅是故事——文学圈里的人都爱这么说，不过呢，我就不喜欢他们的这种论调，没有故事，哪来的小说？今天上午的活动，乔先生也讲了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不知道是真的还是他编的，可惜翻译讲得太简略了，我看他说了挺长一段。”

龚清扬想起他们的活动主题，心头微动，“那个能看到前世的西藏喇嘛的故事？”

“你当时在吗？”须川有些激动。龚清扬摇头。艾斯立即会意，“是不是他在书里写过？你和我们说说吧。”

“我讲就变味了。是短篇集的一篇，好像有英文版。”龚清扬边走边用手机搜索，“有的，书名是《最初和最后的故事》。”

那是乔一达的第二本书。虽然有《八月》的成绩作为铺垫，两年后出版的《最初和最后的故事》销量惨淡。他的第三本书也没引发多少关注。沉寂若干年后，乔一达以悬疑小说《野声》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为此还引发了一系列争论，例如“纯文学与类型文学的界限”等。他最新的《石中火》则是科幻，似乎铁了心要破界闯入类型文学圈。

龚清扬也是此刻上网搜索才发现，《最初和最后的故事》虽然在国内反响平平，却有好几个语言的译本。除了英语，还有法语和意大利语。

须川在旁边问：“龚小姐读过乔先生的书？”

她迟疑片刻，点点头。

须川没注意到她的窘迫，“采访我的记者问我有没有读过，我说没有，我看不了中文。记者又问，翻译到日本的中国作家，您看过哪些，有没有喜欢的作家。真是太奇怪了，就像在问日本料理店的厨师，你喜欢中国菜吗，你觉得哪家中国菜比较好吃。”

艾斯笑而不语。

给艾斯的媒体采访安排得不多，只有两家。龚清扬事先看过记者准备的问题，帮他们作了修改。有些问题确实莫名其妙，让人感到媒体现在越发不行了，有能力的人也不会在媒体待着。就像龚清扬的同学，少数读博，多数在培训机构或日企，同学群里听说她在出版社，立即有人问能否出版论文，她都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确实也有做包销书的社，她工作的地方相对商业化，要考量每本书的销量。出版行业整体不景气，大社小社出版公司乃至工作室，都是市场浪潮中的小舟。她随波逐流，环顾四周，比当年被绑在破庙柱子上的曾爷爷更惶然。

馄饨店位于静安别墅的后门。同样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建筑，思南公馆是花园洋房，静安别墅则是新式里弄，造型简洁的二层小楼纵横成行，中间的巷道足以行车。龚清扬记得，她念研一的时候，这里有家私人图书馆，借用了波拉尼奥的书名。不知何时，图书馆变成了一间成衣工作室。

她率先走到其中一户人家的后院按门铃。有人隔着对讲问，哪位。她答，我来找小秋。门锁开了。她推门，示意那两人先进去。

门内的小院一角有棵玉兰树，枝丫伸到房顶。一楼对着庭院的玻璃落地门被树挡了大半，室内照明是蒙蒙的亮，影影绰绰能看出里面摆着几组沙发。

这地方乍看像哪家的客厅，其实是一家无证营业的酒吧。龚清扬在见到艾斯之前想好了，如果他只能算不讨厌，就带他去滨江，随便找间咖啡馆或酒吧，从那边眺望外滩，对外国人来说足够“上海”；如果他亲切可爱，就带他到她曾经跟朋友来过一回的“暮色”。暮色酒吧是另一种上海，在老房子里悄悄生长，不张扬，自得其乐。

挨着落地玻璃的座位被一对情侣占据，他们三人到吧台旁的一桌落座。一个年轻女孩过来递上菜单。女孩叠穿黑白两件背心，露出肌肉线条利落的手臂，其中一只胳膊布满绚丽的文身，不知是真的还是贴纸。

须川把菜单从头看到尾，点了威士忌加冰。艾斯说要一样的。龚清扬说想要柠檬口味的调酒，女孩问，你喜欢什么基底？龚清扬说，随便。女孩扬眉道，偏甜还是偏苦？龚清扬说，真的随便。

说完她意识到，自己是个不爱做选择的人。

既是服务生也是调酒师的女孩回了吧台，龚清扬猜想她或许就是小秋，上次忘了问朋友。艾斯朝着龚清扬说：“乔先生的那篇小说，喇嘛的故事，到底讲的什么？我很好奇，等不及看书，你能简单讲讲吗？”

“我讲就没意思了，真的。还是看书吧。不过，重点不在喇嘛。并不是宗教故事。”

第一次读到那个故事的微妙感触犹在心头。《五月的一天》。标题平淡，让人无从预期故事的内容。

主人公“我”在安徽长大，曾赴美留学，回国后没有上班，成了作家。

有一年春末夏初，“我”在西藏漫游了小半个月，和朋友约在成都，打算一道去阆中等地。从拉萨飞成都的航班是晚上的，剩下一整个白天，“我”对拉萨已经审美疲劳，于是包了辆车，前往一个多小时车程外的村子。朋友的朋友在那边搞了个手工合作社，“我”想去看看。

到村里一问，合作社的地点是以前的小学，广东援建的新校舍盖好后，老学校闲置下来，直到去年，工坊入驻。“我”找到大门走进去，独自踱过无人的走廊，操场那边竖着空荡荡的旗杆，被西藏的蓝天衬得寂寥。歌声朦胧地传来。顺着歌声，找到了女人们工作的教室。她们坐在模样原始的织机前，合着纺织的节奏，哼唱不止。“我”很快注意到领头的人，她身穿藏袍，梳着发髻，让她和其他女人区分开来的，是眼镜。玳瑁粗框眼镜透出城市的气息。她不是美女，让“我”有少许失望。“我”进屋道明身份，她倒了甜茶，向我讲解合作社的诸多事宜。聊了一会儿，“我”感到自己刚才的失望太过庸俗。如朋友所说，她是个有趣的人。

每个在西藏长期居住的人，都有他或她深爱此地的理由。“我”问她为什么在这里发起合作社，以为会得到理想主义的答案，没想到她反问道，你相信前世吗？

她说，附近一所寺庙的喇嘛能看见别人的前世，我从前就是这个村子的人。

本想说自己不信这些，鬼使神差地，“我”说出口的却是，在哪里能见到你说的喇嘛？

她说待会儿有客户要来，不能陪着去，给了路线。“我”让司机开车过去。反正时间还很充裕。

寺庙在一座山坡上，西藏常有的情形。说是寺，其实只是一串沿着山路排列的小房子，每间房内摆满了大小佛像，燃着酥油灯和烛火，摆着募捐箱。根据她的说法，那个喇嘛的房间在山路转弯的地方，很好找。

“我”沿着台阶往上爬，穿过一间又一间幽暗的小庙。有的房间里坐着喇嘛，在念经或做手工，有的房间空无一人。在高原上，爬几步就开始喘。到了转弯处，眼前的与其说是建筑，不如说是沿着山壁搭建的棚子，着实简陋。“我”的好奇心被消磨得快没了，进棚一看，里面坐了个喇嘛，年纪很小，也就十四五岁的模样。棚内晦暗，高高低低摆着好几尊佛像，地上燃着十几盏酥油灯，酥油味弥漫四周。另一头的门外阳光灿烂，门框被映衬为明亮的白色长方形，像通往某个未知的世界。

这是师父出去了，只留下徒弟？地方这么小，居然能待两个喇嘛？“我”有些失望和诧异，试着搭话，问，这里就你一个人吗？意外的是，小喇嘛会讲汉语，立即说，你不是人吗？

哦，我听说……这里可以问前世。

没有前世，只有从前。

什么是从前？

过去死了，就叫从前。

要么是对方的汉语不够好，要么是少年喇嘛的语言能力好到足以打机锋。总之“我”来了兴致，摸出五十元纸币放进募捐箱，又问，那你能看到我的从前吗？

小喇嘛说，从前，你在四川，周围是水，庙里有个大胡子。虽然是四川，菜不辣。

“我”心想，这是打哑谜吗？接着想到，这般描述倒是很像自己将要去的阆中。阆中临水，有汉桓侯祠，也就是张飞庙，而且阆中著名的张飞牛肉是酸咸口的。正在惊疑不定间，小喇嘛点起一根蜡烛。烛光照亮了他的手。他做了个手势，“我”随之看向蜡烛。

应该只有短暂的几秒，又像是过了许久。“我”的从前渺茫如影，清晰似火。烛光照见了早已被抛却的童年。有人喊“栋栋”。“我”知道，那是自己的小名。

事实上，从小到大，“我”一直存有如真似幻的模糊记忆。父母并非“我”熟悉的模样，而是另外两人。脑海中还有一个名字，栋栋。念小学的时候，“我”问爸爸，栋栋是谁。爸爸说，没有人叫这个名字。

烛火被小喇嘛掐灭了。瞬间，某种确信如当头的凉水浇下来。“我”的确生在另一个小城，或许就是阆中。在那里，“我”是栋栋。过去死了。新的一辈子落在安徽。

“我”是在幼年时被拐走的。

慌乱间，“我”奔出简陋的棚子，急步下台阶，匆匆穿过一间又一间庙宇，回到车上。“我”去了机场，改签成去北京的航班。对成都那边的朋友，“我”只说是临时有事。免不了被一顿抱怨。

到北京是五月十日的夜晚。两天后，四川发生了大地震。如果“我”不曾仓促地改变行程，就会和朋友一道被困在阆中。如果运气更坏，说不定会受伤或死亡。但“我”来不及对自己躲过一劫感到庆幸，几天前在喇嘛庙的体验占据了全副身心，摇撼着“我”的根本。

小说到此戛然而止。

乔一达选择在他与须川的对谈中讲述这个短篇，恐怕不仅仅是题材涉及地震的缘故——他总在各种场合重提他不怎么卖座的第二本书。

龚清扬没读过须川的中文版新书，只看过网页上的梗概。主人公是个失去女儿的单亲爸爸，在“三•一一”大地震后沿着海岸线徒步，风餐露宿。

此刻，听到龚清扬说“不是宗教故事”，须川点头赞同，补充道：“我觉得，那是个关于命运和自由意志的小说。”

作家真能概括啊，龚清扬想。酒上来了，三个人碰杯。须川吞下一大口，忽然说：“我给你们讲一件往事吧，是我成为作家的原因，也和命运，或者说自由意志有关。”

艾斯说：“要么是命运，要么是自由意志，到底是哪个？”

须川微笑：“二位可以等听完了，再自行判断。”

……

（全文见《上海文学》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