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三十七
常言道三句话不离本行。不是吗？泥瓦匠喜欢讲自己盖的房子又要庆贺拆迁了，理发匠喜欢说他又修理了一颗聪明绝顶的脑袋，教书匠免不了谈论“双减”后如何“减员增效”，翻译匠呢，动不动就谈翻译多么重要和显摆自己的翻译。
也是因为日前有媒体要采访我这个翻译匠，无意间发现一个巧合：翻译村上《挪威的森林》那年，我和书中主人公渡边君正好同岁！记得吧，《挪威的森林》开头第一句：“三十七岁的我那时坐在波音747客机的座位上”。1952年出生的我翻译这本书时是1989年——三十七岁的我坐在书桌前的座位上，对照日文写下“三十七岁的我……”
这一发现让我惊诧不已。竟有如此巧合！而这又是多么关键的巧合——“三十七岁的我……”这巧合的第一句，带出了首期十七本中文版村上春树，继而二十七，再而三十七，如今已有四十四本之多，总发行量超过一千三百七十万册。我因此有了浮世虚名，有了工资以外的银两，有了不算很少的“流量”。而这一切始于巧合的两个“三十七岁”。
不，还有一个三十七岁——村上写出“三十七岁的我……”时也三十七岁。喏，村上在《挪威的森林》“后记”中记得一清二楚：“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希腊米科诺斯岛的维拉动笔”。村上一九四九年出生，一九八六年岂不也三十七岁！难怪有人说书中的渡边君即是村上君。村上本人也承认“这部小说具有极重的私人性质……属于私人性质的小说”。你看，我、渡边君、村上君，同是三十七岁。
不同的是作者译者写下“三十七岁的我”的处境。先看作者村上：“雅典一家低档旅馆的房间里连张桌子也没有，我每天钻进吵得要死的小酒馆，一边用微型放唱机反复播放——放了一百二十遍——《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一边不停笔地写这部小说。”再看我这个译者。你别说，我的处境好像还没那么低档。住的是破格提拔为副教授后分得的两室一厅，桌子不但有，还是新的，请木匠师傅新打的“两头沉”，还煞有介事地配了一把减价转椅，唱机也不是村上那种“随身听”，而是留学回来在友谊商店买的免税组合音响。播放的乐曲也不是西方流行音乐，而是中国古琴曲“高山流水”——知音！说实话，也曾尝试播放过“佩珀军士寂寞的心……”，然而叮叮咣咣乒乒乓乓听得我心焦意躁，心全然“寂寞”不下来。而翻译是寂寞的营生。那东西也能算音乐不成？
不过这点留待以后研讨，说回“三十七”。无须说，渡边君当年三十七，今年三十七，永远三十七。我呢，三十七、四十七、五十七、转眼六十七……村上君呢，三十七忽一下子颠倒过来：七十三！
我蓦然心想，假如今年七十三岁的村上，某日心血来潮写下“七十三岁的我……”，进而“不停笔地”写出一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森林”什么的，稍后七十三岁的我还会照译不误而“升级”那段人生旅程吗？
王小波说“人应该记住自己做过的聪明事，更该记住自己做的那些傻事，更重要的是记住自己今年几岁了，别再搞小孩子的把戏。”我倒是很想在七十三岁时搞三十七岁时的把戏……
我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