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推荐语

“我”早年曾在秦岭大山深处一个荒僻的小镇当过文化站站长，每天在广播里向全镇播放当时的流行歌曲。文化站隔壁的少女陈小甜因此受到影响而喜欢上了音乐，并对“我”产生了朦胧的情愫。成年后，她为了实现母亲的夙愿和自己的音乐梦想，漂泊到大城市，千方百计想加入合唱团。她的命运与“我”的命运形成两条故事线索，互有交叉，彼此映衬。他们的人生中，有现实的骨感，有生活的无奈，但更多的，是那种浓重执著的理想主义色彩，以及理想在现实面前受挫后的不甘。

合唱团

□ 陈 仓

一

我必须向各位声明，除了陈小甜这个名字和她的性别，本故事并非纯属虚构，欢迎大家对号入座，具体情况可以去百度查询。

我与陈小甜认识是在大半年前，我当时是某家小报记者，所跑的条线是社会新闻。我们原来有一个通讯员姓支，刚刚从看守所退休，心里闲得发慌，就从老单位打听一些内部消息，专门给我报报料，对于有价值的线索，报社会支付他一点线索费，供他成天去喝喝咖啡。有一天下午，老支急急地打电话给我，说陈记者啊，你快点过来吧。我说，有大新闻了吗？老支说，你过来再说吧，在桃浦镇柳园路，我们看守所的门口。

我已经在下班回家的公交车上，就提前下车拐了过去。老支见到我，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女人说，我给你介绍一个老乡。老支贴着耳朵悄悄地告诉我，看守所里的老同事告诉他，这女人应该是一条大鱼。我说，这明明是个男人，怎么可能是女人啊。老支说，你就放心吧，我已经检验过了，绝对是个闷骚型的假小子。我说，你怎么检验的？老支说，你不要想歪了，我用的是眼睛，我们警察出身的人眼睛都是长着倒钩的。老支转身离开的时候向我眨了眨眼睛，说你们接上了头，就好好聊聊吧。

我就这么遇到了陈小甜。她个头不高，不胖不瘦，皮肤比较白，最引人注目的是后脑勺上，像大公鸡一样扎着一根高高翘起的马尾巴，如果不仔细看，尤其从背后看身材，很容易误会成青春版的刘欢，如果朝着脸上多盯几眼，粉嘟嘟的还是颇有几分姿色。当时正是夏末秋初，不过依然十分炎热，陈小甜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短袖，上边两颗扣子开着，露出半个白生生的扑腾扑腾的胸脯。她的脖子上挂着一根吊坠，不是什么玉佛，也不是金银首饰，而是一把锁，指头蛋子大小，青铜的，锈蚀得十分厉害，像在古墓里埋了几千年刚刚挖出来似的。从那以后，见到她的次数不多，但是都能看到这根吊坠形影不离地跟着她，有着某种意味很浓的象征，似乎紧紧地锁着她的心事。

陈小甜见到我，低头看了一眼胸前的青铜锁，像征求了它的允许似的，才笑眯眯地开了口，说我们是老乡？我说，应该是的吧。她说，你是记者？我说，是呀。她说，你姓陈？我说，对呀。她说，我的妈呀，我们说不定还是亲戚呢。我对于她的攀扯并不反感，因为在上海我也挺孤独的，来上海这么多年了，没有一个亲戚不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的老乡，何况还是一个女的。我说，这完全有可能，起码三百年前是一家。她说，那我叫你叔叔吧。我说，免了，我也大不了你几岁。她说，那我叫你大哥行吗？我说，行啊，怎么不行。她说，陈大哥，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说，什么忙，你说吧。她说，在里边待了好多天，奶奶的，瘾犯了。

陈小甜回过头指了指背后，我顺着她指着的方向看了看，那边有两扇黑色的大铁门，门边挂了一块牌子，上边写着“看守所”几个大字。此时大铁门发出哐当一声，又有人被放了出来。我有些怀疑地说，你不会吸毒吧？如果是这样，我可帮不了你。她又笑了笑说，不是吸毒，不过，瘾来了，比吸毒难受多了。我说，你就痛快点吧。她说，前边不远有一家面馆，你请我吃碗面就行。我说，就这？她说，对呀，那是一家陕西面馆，油泼面呀羊肉泡馍呀，还是比较地道的。

我是理解陈小甜的，记得自己刚来上海那阵子，兰州拉面呀，上海葱油拌面呀，江南阳春面呀，要么一股子碱味，要么放了太多酱油，要么放了糖甜不拉叽的，根本吃不到纯正的面条，所以心里空落落的。我笑了笑说，如果没有别的非分之想，你就跟我走吧。

陈小甜把我带到了陕西面馆，低头看了一眼青铜锁，选择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给自己点了一碗羊肉泡馍、一个肉夹馍和一份凉皮，还要了一瓶陕西绸酒。她有些羞涩地说，我的饭量大。我说，你应该饿了。她粗枝大叶地掰着烧饼，把烧饼掰得像狗啃了似的，低着头一边掰一边和我聊了起来。

陈小甜说，你是陕西哪里人？我根据她的口音和隐隐约约的感受可以确定，她是我秦岭山区的老乡。我说，你是丹凤县的吧？她非常吃惊地说，对呀对呀，你怎么知道的？我笑了笑说，我猜的。她说，上海几千万人，我以为没有人知道地球上还有个丹凤县呢。我说，我也是丹凤县的，我家是庾家河镇的，具体一点叫大庙村。她说，我的妈呀，我是武关镇的，你们晚上倒掉的一盆洗脚水，第二天天亮就流到我家门口了，我小时候说不定还喝过你们的洗脚水呢。我说，哪有这么夸张啊，水走百步为净，差不多有一百里吧。她说，我就是一个比喻，我是吃武关河的水长大的。

我不得不承认，她让我顿时感觉亲切了起来。那个“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的小镇，像一条冬眠的蛇一样，随着一阵春天的惊雷慢慢就苏醒了，从我内心深处爬了出来。

我在学校里学的是畜牧兽医专业，劁猪骟牛呀，养鸡养鸭呀，看病下药呀，自然都不在话下。在上学期间，每年暑假回家的时候，我就别着一把劁猪刀和一个小药箱，帮着乡亲们劁劁猪，给牲口们看看病，因为手艺不错，又是免费的，在方圆几十里名气比较大。四年后，我从学校毕业，按照当时的情况，要么被分配到乡镇的畜牧兽医站，要么进入国营养鸡场或者养猪场，结果是因为我会写诗，就被神奇地分配到了武关镇文化站，当了一名文化干事。

八月底的那天，天气特别的好，田野已经收完了庄稼，正在陆陆续续地种上小麦，田间地头开出了一簇簇的野菊花。我收拾了两床被褥，带着两大箱书，还有几件衣服，坐上每天一趟的班车，兴奋而好奇地前往武关镇报到去了。

武关镇有一条不宽的弯曲的老街，铺着油光发亮的青石板。镇政府在街道的西头，而文化站在街道的东头。镇政府分管后勤的米主任，看了看人事局的分配通知书，从墙上取下一串钥匙，然后穿过窄窄长长的小镇，把我带到了文化站的门前。文化站是刚刚新盖的，只有三间红砖大瓦房，和周围的民居没有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四扇大门被漆成了赭红色，而民居多是两扇，漆成了绿色。

米主任捅开了大门上的锁，把钥匙塞到我的手中。我走进去才发现，文化站除了一张木板床、一张书桌、三条长凳，还有直接堆在地上的几百本书，书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之外就空空荡荡的了。我不惑地问，就这么简陋？米主任说，对呀，你以为是皇宫大院吗？我说，文化站就我一个人？米主任说，对啊，你既是站长，又是员工。我说，再没有别人了吗？米主任正要离开呢，回过头笑了笑说，难不成再给你配个小媳妇？

文化站背后就是静静流淌的武关河。第一天晚上，我茫然地坐在河边，看着太阳慢慢落山，看着天慢慢变黑，一直坐到了半夜，也没有感受到大诗人李涉在《再宿武关》里描写过的那种美妙。

二

陈小甜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十分满足地抬起头，忽然有些吃惊地盯着我问，你在武关什么地方工作过？我说，文化站。她说，我的妈呀，难怪刚刚看到你，总觉得挺熟悉的，你是不是叫陈小元？我说，对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她说，你是武关镇的大名人，我家就在文化站的对面！你到武关的时候，我刚刚上初中。

我也非常吃惊，问她是不是叫陈小甜。她有些激动地说，你也知道我的名字？我说，当然知道，你妈每天都会大声地吆喝，陈小甜上学啦，陈小甜吃饭啦，陈小甜睡觉啦，整个武关镇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陈小甜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原来留着一头长发，扎着一根马尾巴，现在却剃着一个光头，如果在大街上遇见了，估计是认不出来的。我说，你和我恰恰相反，原来留着短发，像个假小子似的，如今却扎起了马尾巴，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她粉嘟嘟的脸上起了一层红晕，有些羞涩地说，更没有女人味了对吧？我说，我不懂什么是女人味，不过刚刚猛一看，以为你是个艺术家。

陈小甜低头瞄了一眼胸前的青铜锁，然后笑眯眯地说，这都是被你害的！

我说，被我害的？我怎么害的你？

陈小甜说，我的窗子就对着文化站，每天放学回来写作业的时候，从窗口就能看到你，我当时就想，这叔叔太酷了，我长大了就要扎这样的头发。我说，你扎马尾巴就是学当年的我？她说，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我说，最主要的是什么？她说，你刚来那段时间，白天坐在武关河边发呆，晚上关着门看书写诗，后来架起一个高音喇叭，天天给大家播放歌曲。我说，你还记得我播放的是什么歌曲吗？她说，当然记得，是迟志强的那盘《悔恨的泪》，有《铁窗泪》《愁啊愁》《十不该》。我说，我吵着你学习了对吧？她说，恰恰相反，我喜欢那些歌曲，总是期待着黄昏，你每天黄昏就开始播放这些歌曲，我就是从那时候起喜欢音乐的。

阳光昏黄地照射在窗外的墙上，如果不仔细辨别的话，根本无法分清这是上海的阳光还是秦岭深处那个小镇的阳光，更无法分清是过去的阳光还是现在的阳光。陈小甜把那把青铜锁攥在手中轻轻地摩挲着，然后讲起了有关黄昏有关那个小镇的记忆。

陈小甜当时刚刚上初一，开学不到一个月，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听到一阵歌声传来。不仅仅是音量，还有那种优美和忧伤，都是小镇从来没有过的，也和学校唱过的任何一首歌曲都不一样。这些歌声像一条条小鱼儿，随着刚刚昏暗下来的夜色，朝着自己游了过来，从她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甚至从每一个毛孔，钻进了她青春萌动的身体，撕咬或者说是吻着她的骨头和心。她发现自己的心从来没有这么深过，因为接触了那隐隐的忧伤而轻轻地颤抖着。她循着歌声朝前走，惊奇地发现这歌声来自于文化站，而文化站就在她家的对面，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就能看到文化站的大门，以及那位新来的大叔投射在窗户上的身影。

从那天起，她一出门就盼望着早点回家，她对太阳的不紧不慢非常生气，多么希望像踢皮球一样踢上那么一脚，把它从东边一下子踢到西边。每天放学以后，她不再在外边贪玩了，而是快速地回到家，把窗帘拉开一条缝，然后静静地坐在窗前，一边做着作业，一边把耳朵竖起来，把心弄得怦怦乱跳，直到那歌声飘进她的房间。她开始静静地听着而已，慢慢地就不由自主地记起了歌词，慢慢地又跟随着唱了起来。不过，她是不敢出声的，只能在心里默唱，或者小声地哼哼，只有在上学或者放学的路上，趁着没人才会放声地唱上那么几句。

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她痴迷地爱上了音乐，或者说被放音乐的那个人吸引住了。秋天过去了，冬天过去了，春天和夏天也过去了，当又一个秋天来临的时候，她已经是一名初三的学生了。大概是十月份的某一天吧，她像往常一样急切地回到家，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但是那熟悉的歌声不见了。她心想，文化站的大叔也许生病了，也许请假回家了，也许下乡了，也许开会去了，也许有什么事情耽误了，也许是收录机坏了。在过去的日子里，歌声曾经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停过几次，多则三五天，少则一两天。但是这一次，天黑了，天亮了，天又黑了，天又亮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歌声再也没有响起来。没有听到歌声，乡亲们很茫然，鸡不愿意回窝，狗不愿意吠叫，整个小镇恢复了往日的沉寂，像丢了魂一样无精打采。

那阵子，陈小甜放学回到家就不安地坐在房间里，把窗帘拉开一条缝，甚至把窗户干脆打开，静静地盯着对面，那只高音喇叭还在屋檐下挂着，一群麻雀还在屋顶上飞来飞去，但是文化站的门一直关着，那扇窗户一直黑着。有几次，她实在忍不住了，装作追赶一只猫的样子，跑到文化站那边，偷偷地透过门缝朝里探望，但是文化站里已经空空荡荡的了。她只好装作若无其事地向她妈打听消息，才知道那位大叔不会再回来了。她伤心地问，是调走了吗？她妈说，听说是辞职了。她震惊地说，辞职去哪里了呀？她妈说，我怎么知道啊，应该去县城了吧。

陈小甜那时候已经拥有了一台熊猫牌收录机，开始放在学校里，后来提回了家偷偷地藏在床下边，自从知道那位大叔再也不会回来以后，每到黄昏的时候她就把收录机拿出来，躲在被窝里小声地播放着。有一次，她正在被窝里听歌呢，她妈突然推门而入，问她在干什么。她已经听得入迷，竟然分不清自己是在歌里还是歌外，就随口回答，我在听歌呢。她妈一把掀开被子，发现她怀里正抱着收录机。收录机正在播放着迟志强的那首《十不该》——

一不该呀二不该

你不该偷偷摸摸把我来爱

偷偷摸摸爱我也没有关系呀

你不该跑到我的家中来

…………

她妈说，你个臭丫头！你偷我的高压锅换了一台收录机，不用来学英语，怎么放这些流氓歌曲啊？她说，以前文化站天天放，怎么会是流氓歌曲呢？她妈说，偷偷摸摸地爱，不是流氓是什么？你一个中学生，懂什么叫爱吗？她说，你懂，你告诉我呀。她妈很生气，夺过收录机说，我把它扔到武关河里喂娃娃鱼去！她说，那我就跟着一起跳进武关河。她妈更生气了，说你都初三了，明年就要考学了，到时候考不上的话，只能回家种地了。她说，考不上就考不上，反正我也不想上学。她妈说，我的老祖宗，那你想干什么啊？她说，我想唱歌。她妈说，唱歌能当饭吃吗？她说，怎么不能当饭吃？文化站的那个大叔，放放歌就能领工资。她妈说，那得先考上学啊，考不上学，你死路一条，要么喝西北风，要么回家种地！她说，种地就种地，一边种地一边唱歌，多开心呀。

她妈被气得发抖，说你个不懂事的丫头，你以为种地有那么轻松吗？而且在大山里边，你唱给谁听啊？她说，我唱给地里的庄稼听，唱给庄稼地的兔子听，庄稼和兔子不听，我就唱给自己听。她妈说，那等于白白养你这么大，还不如养一头猪呢。她说，你如果喜欢，我就专门唱给你听，你每天忙完了，我就像文化站的喇叭一样，给你唱一首歌解解乏。她妈说，我享受不起！你有本事，哪一天站上舞台，唱给全世界的人听。她钻进她妈的怀里撒了一个娇，说妈你就放心吧，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从收录机里冒出来了。

初三毕业的那年夏天，陈小甜像预料的那样落榜了，没有考上中专，也没有考上高中，按照她妈的意思，再去职业中学上几年，厨师，养殖业，卫生保健，学点技术以后混口饭吃，但是被她拒绝了。秋天的时候，她收拾了行李，又问她妈要了一些盘缠，就一步不回地离开了小镇。她刚到县城的时候，迷茫得像一只蝴蝶，只觉得未来的生活很美，却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向哪里去。

陈小甜找到了县文化局，本来想问问那位大叔的下落，但是吞吞吐吐了半天不好意思开口，最后啪嗒啪嗒地流着眼泪说，我想唱歌。文化局一位大伯说，你想当歌手，那得去歌舞团。她就问，哪里有歌舞团啊？大伯说，据我所知，县上没有，西安应该有，北京啊上海啊，大城市肯定会有。有一天，陈小甜无意中遇到了一位在县师范学校上学的同学，说他们学校有一位音乐老师，姓陈，非常厉害，在省上歌唱比赛中获了不少奖。陈小甜眼睛一亮，笼罩在心头的迷茫一扫而光，就缠着同学带她去见见这位老师，说她想跟着老师学学音乐。又一天下午，同学把她带到了学校，指着操场上一位正在打篮球的老师说，就是他，带着四个班的音乐课，其余的就靠你自己了。

夕阳血红血红地照着，这位音乐老师砰砰地拍打着篮球，像砰砰地拍打着一颗刚刚掏出来的心脏。陈小甜第一眼看到这位老师的时候，真是惊喜万分，一头长发，国字脸，个子不高，身体微胖，也姓陈。她从来不敢正眼看文化站的那位大叔，所以她几乎不知道他具体的样子，但是凭着感觉，就是他。她心想，如果真是自己暗暗寻找的他多好啊，但是很快被同学残酷地否定了，因为这位音乐老师，姓程，不姓陈，根本不叫陈小元，而且已经三十多岁了。

县师范学校位于城西五公里，隔着一条丹江河就是有名的商山，秦朝末年四大博士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里先生周术就隐居于此，后人称为商山四皓，留下一曲《采芝歌》。虽然不是那位大叔，陈小甜还是决定留在师范学校，于是在隔壁的村子里租了一间民房安顿了下来，又在学校的食堂找了一份打杂洗碗的工作，然后天天像学生一样早早地就来到学校，在食堂干完活就去听程老师的音乐课。

陈小甜是坐在窗子外边听的，有一次外边下起了零星的小雪，程老师走到窗子边问，你是哪个班的学生，我怎么不认识你？她支支吾吾地说，我呀，是食堂里的，就想听听你的课。程老师说，外边那么冷，你就进来听吧。从那天起，她就像模像样地坐进了教室。大家都知道她并不是学校的学生，只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但是和其他学生也就没有什么差别。相反，她对音乐的痴迷，还得到了程老师格外的关照。程老师除了课堂上教授的内容以外，还给她开起了小灶，教音乐历史，教各种唱法，教如何记谱，手把手地教她弹吉他，而且她的那把吉他还是程老师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的。

程老师和老婆异地分居，每到周末的时候要回家，就把自己房间的钥匙交给陈小甜，让她住在自己的房间里。程老师的房间有不少乐器，也有各种各样的书籍，窗子外边就是学校的花园，花园里有绿油油的草坪，像个天然的歌剧院，那种氛围简直是太好了。她可以安安静静地学习音乐一直到夜深人静，在早晨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站在树林子围着的草坪上，迎着第一道阳光练嗓子。

这样的美好时光维持到了第二年暑假前夕，具体地说是端午节的时候，学校举办了一场端午晚会，在程老师的支持下，她加入了一年级的合唱团，上台唱了两首歌曲，其中一首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她虽然站在最后一排，露出了半张脸，而且半张脸是模糊的，但毕竟是上了舞台，所以她激动极了。晚会结束以后，她就央求程老师，看能不能加入合唱团，如果这样的话，上台演出的机会就多了，不仅可以在学校唱，可以进县城的剧院唱，还有机会去省里参加比赛。她是这样想的，如果能参加合唱团，不仅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见到很多世面，交到不少朋友，上电视的机会也有了，哪一天一不小心就从电视里冒出来了，这样她对她妈的承诺也就兑现了。

十分可惜的是，程老师刚刚答应她不久，大约晚上十点多吧，她正在跟着程老师学吉他呢，房门被撞开了。是程老师的老婆，一个干瘦高挑的女人，像一根竹竿一样，见了她，像竹竿子打核桃，不管三七二十一扑上来就是一阵敲打，然后站在门外的操场上，像高音喇叭一样，长一声短一声地大骂，什么婊子呀，什么破鞋呀，什么狐狸精呀，什么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呀。骂完了，骂累了，竹竿又砰砰地敲开了校长的门，一屁股坐在校长面前的地板上说，校长啊，你可得替我做主啊。

校长说，好好好，你赶紧起来，有话好好说。竹竿说，你不答应我，我是不会起来的，而且还要在你这里过夜。校长说，我的妈呀，这成何体统啊？你放心回去吧，程老师是作风问题，我们会好好研究的，然后进行严肃处理。竹竿说，你准备怎么处理？校长说，那个姑娘不是学校的正式学生，仅仅是食堂的临时工，我们能做的，就是让食堂辞退她，禁止她再进学校大门。竹竿说，就这些吗？也太便宜了吧。校长说，至于程老师嘛，这样的人不能为人师表，我们开除他怎么样？

竹竿一听，赶紧从地板上爬了起来，说校长啊，这么处理不公平。校长说，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让公安局把程老师抓起来？竹竿说，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是，我老公不是坏人，肯定是被勾引的，也是受害者，你得保护他。校长说，程老师是不是好人，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我劝你一句，此事可大可小，你关起门来，罚程老师下跪，不让他上床，怎么都行，就是不要再闹下去了，你闹出这么大的风声，他以后难做人事小，如果真的闹到了公安局，那麻烦就大了。竹竿顿时蔫吧了，临走的时候可怜巴巴地说，对不起校长，我头发长见识短，其实我什么把柄都没有，只是怀疑而已，请校长手下留情。

竹竿这么一吵一闹，惊动了整个学校，大家纷纷打开窗户朝着这边看热闹，各种各样的传闻被添油加醋以后，很快从学校传遍了整个县城，从县城又传遍了方圆的村村落落，大家越说越离奇，越说越激动，什么突然袭击呀，什么捉奸在床呀，两个人赤身裸体弹钢琴呀……学校校长就找程老师谈话说，你看看怎么处理吧。程老师说，我啥都没干啊。校长说，你啥都没干，老婆为什么闹事？关键是现在谁能证明你的清白？程老师说，老天爷能证明我的清白。校长说，老天爷可以下雨，也可以刮风，但是老天爷不是你爸，它会为你开口吗？

程老师就找来了陈小甜，说不用老天爷了，她就可以证明我的清白。校长说，她是当事人，大家能相信她吗？陈小甜红着脸说，你们不相信我，总应该相信医生吧？你们可以让医生来检查。校长说，算了，不用检查了，程老师的老婆已经说了，她不过是捕风捉影罢了，不过，现在外边传言那么多，我们说什么都没用，所以陈小甜得答应我们，马上辞掉食堂的工作，从此不要再在学校露面了。陈小甜说，那程老师呢？校长说，程老师这边，你就放心吧，我们会妥善处理的。

陈小甜离开学校不几天就是暑假，她本应该回家一趟，家里早就捎来了信，说她妈病了。她心想，她妈生病不过是借口而已，恐怕是出了这种不清不白的事情，风言风语已经传到了她妈的耳朵里。她情绪低落极了，根本没有脸面回家，就天天钻进对面的商山，采商芝，追野鸟，累了就坐在半山腰，茫然地看着蓝天白云，又哭又笑地弹着吉他唱着歌，直到黄昏的时候才下山。放暑假后的十几天，家里派人找到了出租屋，告诉她说，你妈病情危重，你赶紧动身吧，不然就再也见不到了。她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爬上傍晚的那趟班车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她妈躺在床上，眼睛像缺电的手电筒，恍恍惚惚地盯着门口，直到看到她的影子，才闪过了一丝光亮。

陈小甜抓住她妈的手哭着说，妈，我对不起你。她妈有力无力地说，我们小甜出息了，听说你会弹吉他了。她说，妈，等你好起来了，我专门弹给你听。她妈说，你还参加了合唱团。她说，妈，那只是露了个脸。她妈说，你的老师是文化站的陈叔叔吗？她说，不是，我没有找到他，估计他去了南方……她妈的眼睛像彻底断电的光束，嘴角轻轻地蠕动了几下，也可以说是抽搐了几下，运用最后一丝力气断断续续地吐出了最后一句话：我想听你唱歌……说完这句话，她妈就断了最后一口气。

那天晚上，陈小甜坐在她妈的身边，唱完了自己会唱的任何一首歌，不过唱得最多的还是迟志强的歌，她觉得这几首歌是她妈熟悉的，也是自己唱得最好的。十分遗憾的是，她没有把吉他带回来，所有的歌都是清唱的。她开始唱得无限的悔恨，唱着唱着就充满了欣慰，因为她妈是支持她唱歌的。陈小甜安葬好她妈之后，才发现那台熊猫牌收录机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上边盖着一块红布，听邻居们说，她妈每天都会擦着收录机，盯着收录机发呆，尤其是生病以后，天天都会打开收录机收听节目，她说自己的闺女说不定哪一天就会从收录机里冒出来。

陈小甜在老家又待了一阵子，因为已经了无牵挂了，就把家里的庄稼全部托付给了一位舅舅，唯一带走的就是这台熊猫牌收录机和那盘磁带，然后锁上门再次离开了小镇。临行之前，她专门去了庾家河镇，打听了一下文化站那位大叔的家，可惜大叔家的门锁着，从邻居口中得到消息，他果然去了南方，剩下一位年迈的父亲常年住在姐姐家里。所以，她这一次没有选择向西而去，而是选择顺着武关河一路南下。她首先到了武汉，然后就拐去了长沙，因为那阵子《超级女声》十分火爆。再然后又在南京待了几年，直到前几年糊里糊涂地来到了上海，报名参加了一些选秀节目，但是每次都非常遗憾地落选了。

陈小甜太喜欢唱歌了，她希望自己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见，而且希望自己的声音从收录机里冒出来。等到收录机慢慢被电视机所取代的时候，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登上电视，最好还是以合唱团的方式。那次在学校合唱团的经历，让她感受到了合唱与独唱是不一样的。她喜欢独唱里的自由和相伴而生的孤独感，她更喜欢合唱里的温暖和彼此的照应，还有某种心灵的共振。

她想登上电视的最大目的，是希望实现母亲生前的遗愿，虽然她妈已经去世了，但她相信她妈总是站在天堂边缘看着她，等着她从收录机或者电视机里冒出来。其实，她的心底还藏着另一个愿望，希望另一个人看到歌唱的她，这个人自然就是文化站的那位大叔了。

三

陈小甜的手松开了青铜锁，笑眯眯地说，我当年就叫你大叔。我苦笑了笑说，你以后继续叫我大叔吧。她说，那可不行，已经说好了，我要叫你大哥，这样还有非分之想，如果叫大叔的话，就没有想象的余地了。我说，什么叫非分之想啊？她说，你害了我，所以你得补偿我。我说，我怎么补偿你？是要把你娶回家吗？她说，你是大记者，哪里看得上我这种流浪猫啊，你在社会上结识的人多，得想办法帮我实现梦想。我说，你的梦想是唱歌对吗？陈小甜说，是啊，具体一点就是加入合唱团。

我们走出陕西面馆的时候，天又黑了，这座城市仿佛变成了一个大舞台，路灯和霓虹灯闪烁着亮了起来。陈小甜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腼腆的小姑娘，而变成了一个泼辣得像男人的女人，她一边穿过马路一边唱起了《铁窗泪》，招引得路人纷纷停住脚步，站在路边朝着这边倾听、张望。她一个人分别扮演着男声和女声，真像一名登台的歌手，挥舞着双手，高昂着头，唱到高潮处还要甩一下后脑勺上的马尾巴。

我赶紧制止住了她，说我想起来了，你还偷过文化站的一盘磁带。陈小甜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怎么知道是我偷的？我说，那天，我在文化站背后的厕所里，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小平头，鬼鬼祟祟地钻进了文化站，然后拿着磁带就走。她说，天啊，你当时为什么不揭穿我？我说，我如果揭穿了你，你估计要挨揍的吧？她说，这就叫蝴蝶效应，如果被揭穿了，我的命运是不是不会这么惨？我说，也许吧。她说，那盘磁带，我一直给你留着呢，你去我的出租屋，我放给你听听吧。我说，今天就算了，你在里边待了几天，应该早点回去洗一洗，好好休息休息。

陈小甜把后脑勺上的马尾巴抓到鼻子下边闻了闻，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嫌我身上一股潲水味对吗？你不提醒，我都忘记了。

我们临别的时候约好了，第三天下班后的六点，依然在陕西面馆碰面。第三天，因为临时采访了一个新闻，我下班稍微晚了点，等赶到陕西面馆，天已经黑了。陈小甜坐在靠窗的那个位置，闪烁的夜色啪啪地打着她的脸。她换上了一件粉红色的T恤，脸显得更加粉嘟嘟的了，仍然梳着一根马尾巴，不过不再高高地翘起，而是顺从地拖到了后背上，看上去倒有了几分淑女。她仅仅给自己点了一个凉皮，给我点了一个岐山臊子面。简简单单地吃完了，她笑眯眯地说，你买单吧。我说，怎么？你还是身无分文？她说，当然不是，我本来要回请你的，谁知道你迟到了，所以得惩罚你。

陈小甜的出租屋就在陕西面馆不远，那里属于桃浦新村，是一个破烂的老式小区。房子在一楼，门在楼梯背后，门口堆满了杂物，几乎挡住了大半条通道，各种各样的电线和管道交缠着，犹如织成了一个巨大的笼子。她把我拦在门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在外边等等我。我说，你怕男朋友误会对吧？她说，我这辈子见过四条腿的猪，真不知道男朋友是什么东西！不让你进去，是因为和一对小夫妻合租，你听听，天刚黑呢。

我仔细地听了听，果然听到大呼小叫的声音，感觉像是打架了一般。陈小甜的脸憋得通红，这羞赧的颜色是她身上最诱人的女性标识。她敲了敲门，然后开门进去，不到一分钟就提着东西出来了。她的背上斜挎着一把吉他，手中拎着一个长方形的包。我说，你带着枕头干什么？她打开包得意地说，怎么会是枕头啊，你好好看看吧。

包里装着一台银色的收录机，上边的把手已经发黄，左右两个圆圆的黑音箱，像熊猫的眼睛一样可爱，中间安插磁带的盒子像一张嘴微微地抿着，下边六个银色的按键被磨得发白。我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吃惊地说，天啊，是熊猫牌收录机！她说，是啊，这些年到处漂泊，扔过很多东西，也丢过很多东西，只有这台收录机一直陪着我。我说，你太了不起了，这都已经成文物了。

陈小甜告诉我，当年，她坐在家里做作业的时候，每次听到文化站的大叔播放迟志强的歌，她的心就会怦怦乱跳，于是在那天放学以后就偷了他的磁带。她把磁带带到学校，美滋滋地对着同学说，你们想不想听歌？同学说，当然想了。她说，如果是迟志强的歌呢？同学们说，那我们请你吃大白兔。她说，你们竖起耳朵听好了啊！她从书包里掏出磁带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同学们一片茫然地问，就这？你的收录机呢？她也茫然地说，什么是收录机呀？同学们说，你不会不知道什么是收录机吧？她这才意识到，播放歌曲只有磁带是不行的。她恍然大悟地说，我只是让你们先想象一下，至于收录机嘛，你们放心吧。

陈小甜低头瞥了一眼青铜锁，笑眯眯地对我说，我当时竟然不知道收录机，你说说是不是傻瓜？我笑了笑说，因为你年龄还小。她说，我真想把你的收录机偷走，但是那天晚上你竟然一夜没有睡觉，灯一直亮到了天亮。我说，你上当了吧，因为我特别怕鬼，所以经常亮着灯睡觉，你当时为什么不问我借呢？她盯着我说，我问你借，你借吗？我说，估计不会。她说，那不就得了！何况当时挺害羞的。我说，后来怎么解决的？她说，我妈正好买回来一只高压锅，我就偷偷地拿到商店换了一台和你一模一样的收录机。我说，我的天啊，原来是你干的啊！你们家的高压锅不翼而飞，你妈一口咬定是邻居偷走的，两家为此还打了一架，邻居抓伤了你妈的脸，最后赔了你妈一百块钱。

陈小甜有点得意地说，我妈拿着那一百块钱，重新买了一只高压锅，我妈后来发现是我偷的，但是仍然一口咬定是邻居偷的，再后来找了一个别的借口，狠狠地收拾了我一顿。我说，哈哈，值得。她说，确实值得。我说，那么多年过去了，还可以播放吗？她说，当然可以，我带你去一个美妙的地方。

出了小区，我正要打出租呢，陈小甜笑着说，不用，我有专车。她像猫一样一下子钻进了绿化带，从树林子中间推出了一辆平板三轮车。我说，这就是专车？她说，是啊，你赶紧上车吧。我说，你平时蹬三轮车拉客对吗？她说，不是，我是个卖肉的，你屁股坐着的地方原来堆着一块块肉，猪头，猪蹄子，猪大腿，里脊肉，五花肉，有时候还有杂碎，哈哈哈，小心我把你拉出去卖掉。

被她这么一说，我闻到了一股隐隐的血腥味，在秋天的晚风中习习地吹着。我低头看了看屁股底下的平板三轮车，像从油锅里游过的一条扁鱼，正反射着油腻的夜色和丝丝锈迹。

陈小甜骑着三轮车缓缓地行驶着，她投在地上的身影，随着路灯远了近了，一会儿拉长一会儿缩短；随着路灯多了少了，一会儿变成两个一会儿变成三个。她告诉我，她每天凌晨三点，从屠宰场批发几百斤猪肉，然后卖给周围的市民和几家饭店。我说，这就是你的工作？她说，对呀，怎么，你看不起卖肉的？我不瞒你说，我每天的收入比不上卖肉的小姐，也比不上你们大记者，但是和乞丐差不了多少，起码算是自食其力对吧？从明天起，你想吃肉就尽管招呼一声，我免费供应你。我说，你准备供应多长时间？她说，永久。我说，恐怕是卖不掉剩下来的吧？

陈小甜说，陈大哥，你这是糟蹋我！你是我的精神偶像，我保证把最好的肉留给你。我说，谢谢，可惜我从来不开伙。她回过头好奇地问，你为什么不开伙啊？我说，还能为什么？单身啊。她说，我也单身，要不我们搭伙吧。

陈小甜看我陷入了沉默，就哈哈哈地笑了两声，然后目中无人地唱起了那首《愁啊愁》。她的声音略显粗犷、沙哑，并富有磁性，如果不仔细辨别，还以为是迟志强的原唱。

陈小甜蹬着三轮车左拐右拐地唱了两遍，在绥德路上的一个公园门口停了下来。绥德路南北两边各有一条铁道，把上海西部的这条大路夹在中间，所以就显得非常偏僻而清冷。我说，这是哪里？她说，这是未来岛。我说，是公园对吗？现在已经关门了吧？她笑眯眯地说，门？什么是门？这世界上还有门吗？我说，你以为你是风啊。她说，你说对了，我就是风。

陈小甜确实不像女人，而像一股风一样，把一道侧门吹开了一条缝，我还没有回过神呢，她已经站在公园里笑眯眯地看着我，眼睛像一块玉一样流露着暗淡而又天真的光芒。

未来岛公园四周都是工厂，西边就是有名的文峰美容学校，加上公园里植物非常茂密，树木也非常高大，显得清静而幽深。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串连起了各种形状的花圃，能闻到一阵阵扑面的香气，应该是早开的桂花，青蛙从脚下扑腾扑腾地跳入路边的池塘。其中有一条架在半空的铁轨从公园中间穿过，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火车，轰隆隆地开过来开过去，像游乐园里的过山车一样，显得无比欢快而浪漫。我们在铁轨下边的一张靠椅上坐了下来，她从包里取出了收录机，重新装进了两节电池，就那么轻轻一按，歌声随之飘了出来：

愁啊愁，愁就白了头

自从我与你呀分别后

我就住进监狱的楼

眼泪呀止不住地流

止不住地往下流

…………

果然是当年的那盘磁带，果然是那么久远的歌曲，果然是迟志强那忧伤的声音，把我的思绪再次带回了那个小镇。

我到武关文化站报到的第二天早晨，是被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吵醒的。我睁开眼睛，透过窗户看着瓦蓝瓦蓝的天空，竟然怀疑这不是人间，好在阳光的温暖是真的，阳光中飘浮着的灰尘清晰可见，还有一只麻雀撞了进来。乡亲们已经在田野里忙活开了，掰玉米，耕地，再过十天半月就会种上麦子，等到了霜降前后就会长出绿色的麦苗。我十分熟悉这些农村生活，但是作为文化站的干事，我迷茫极了。我穿过那条街道，再次来到镇政府，想问一问我的工作任务是什么。

米主任正坐在太阳底下翻着报纸，旁边放着一个大茶壶。他笑着告诉我，你呀，这几天的任务就是晒太阳，你看看现在的太阳多舒服啊。我说，难道就没有什么活要干的吗？米主任说，活嘛，平时多着呢，现在是农忙季节，镇长回家收庄稼去了，等他回来以后吧。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像个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在小镇上来来回回溜达着。有一天中午，我从一家电器维修部门经过呢，店老板突然笑眯眯地对我说，陈站长，我给你提个建议，你在文化站可以放放歌。我说，我在文化站放歌？他说，对呀，买一台播放机，架一个大喇叭，放一些歌曲给大家听听，这样就有文化站的样子了。

我觉得他说得有些道理，就又去镇政府找到了米主任，说当兵的还得配把枪吧，杀猪的还得给把刀子吧，你们把我分配到文化站，什么设备都没有，我怎么开展工作呀？米主任说，我觉得你的工作开展得挺好啊。我说，整天无所事事，心里发慌啊。米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这个年轻人，日子长远着呢，这么急干什么！武关是什么地方？是秦楚咽喉，是三秦要塞，有许多大诗人，杜牧呀，李涉呀，在这里睡过觉，留下过千古诗篇，你有空的时候到处转转，考察考察，也写几首诗，就等于工作。我说，这算狗屁工作啊，文化站应该唱唱歌跳跳舞，丰富丰富乡亲们的生活。米主任说，我又不会唱歌跳舞，你总缠着我干什么啊？我说，米主任，我找你，就想问问，镇政府能不能解决一套音响设备。米主任说，你想得真美呀，县政府估计都配不了这些家伙。我说，那就配一台扩音机和一只高音喇叭，只要能为大家播放播放歌曲就行。米主任说，你是文化站，又不是广播站，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我想起自己正在追求着的那个叫蓝蓝的女孩，她还在县师范学校上学，是他们学校的播音员，我去过他们学校的播音室几次，在那里见过扩音机和高音喇叭。我爬上了前往县城的班车，在播音室门口堵住了蓝蓝。蓝蓝不开心地说，你以后别来找我了。我笑着说，这一次，我不找你，我找的是一套音响。蓝蓝听完了我的意图，答应把学校淘汰下来的一套设备借给我，不过，前提条件是，不要再来找她。我说，为什么不能找你？蓝蓝说，这样影响不好，我还没有毕业呢。临别的时候，蓝蓝叫住了我，把一盘磁带塞给了我。这就是后来被我反复播放的《悔恨的泪》，是一个叫迟志强的男人唱的。

那天的黄昏特别美，夕阳染红了山头，秋末的微风凉丝丝地吹。我抱着一台扩音机和一只高音喇叭回到镇上的时候，真像搂着自己的女朋友似的，那颗心怦怦乱跳，兴奋得满脸通红。我又去买了一台熊猫牌收录机，把维修部的老板请到了文化站，把高音喇叭架在了文化站的房顶上。我把蓝蓝送我的那盘磁带插进了收录机，然后轻轻一按，歌声立即通过高音喇叭，冲上了整个小镇的上空。这座千年古镇随着歌声一下子软了，一下子动起来了，就像白云一样飘起来了。

我把一整盘磁带放完，天已经黑透了，但是大家都忘记了点灯，整个小镇仍然黑漆漆一片，只能听到歌声像雪花一样沙沙的落地声。我坐在文化站前边的院子听完歌曲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我抬头看了看那高高在上的高音喇叭和满天的星辰，握住了维修部老板的手，语无伦次地说，谢谢你。老板说，不用谢我，你要谢的是送你音响的人。我无比忧伤地告诉他，这套音响是用一个叫蓝蓝的姑娘换来的，她人长得特别特别的漂亮，尤其她的声音甜美得超过了所有的鸟鸣。

从那天起，直到第三年秋天，每天黄昏的时候，我就先为大家播放新闻，然后再播放迟志强的歌曲。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从收录机里的河南台，再给大家播放一些豫剧，比如说是牛得草唱的《卷席筒》。乡亲们无论在田里种庄稼，在山上砍柴，在床上睡觉，甚至走在外乡的路上，都会笑眯眯地竖起耳朵听着，有时候还会轻轻哼上那么一段。也许听了歌的原因吧，乡亲们的心情特别好，都特别精神，天黑的时候盼着天亮，天亮的时候盼着黄昏，孩子和小狗小猫们都变乖了。有些乡亲还不时地给我送一些青菜呀鸡蛋呀什么的，在路上遇到我的时候，都会笑嘻嘻地叫我“陈站长”。

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些痴迷的听众当中，有一个懵懵懂懂的初中学生陈小甜。

我对当时的陈小甜印象不深，仅仅是每天早晨和每天傍晚，她背着书包上学和回家的时候，从文化站门前匆匆而过，偶尔遇到我的时候，也不打招呼，低着头跑开了。我只记得有两次正面接触，第一次是某天晚上九点左右，文化站跳闸停电了，我去他们家借蜡烛，她的窗帘拉开了一条缝隙，我顺着一束昏黄的光柱从窗口朝里一看，里边是还在学习的她。她从窗帘的缝隙里看到我的时候，目光像十分惊慌的兔子；第二次是端午节那天中午，她妈包了一些粽子，派她送几个过来给我。她端着粽子进了文化站，像喂小狗小猫似的，直接放在大门里边的地板上，然后就一溜烟地跑掉了。

我侧脸看了看多年不见的陈小甜，她也侧脸看了看我。她的目光如果是一只兔子，那么当初一定是野生的，充满了警觉和慌张，而如今已经被驯化成了家养的，显得十分老练和从容，不过仍然保留着当初的羞涩。

陈小甜放完了第一首歌，就关掉了收录机，然后侧着头问，好听吗？我说，当然好听，还是原来的味道。她说，你喜欢的话，我唱给你听吧。我说，你唱得能一样吗？她笑眯眯地说，我啊，你听听就知道了。她低头看了一眼胸前的那把锁，从背上取下那把吉他，抱在自己的怀里调了调音，然后一边弹一边唱了起来。虽然伴奏和原唱不一样，但是那种味道一点没变，甚至更加苍凉了。火车还是一列一列地从我们的头顶开过去开过来，那一扇扇窗户像一道道轻微的闪电，迅速地向后或者向前划过。

陈小甜陶醉地唱完一曲，然后睁开眼睛看着我。我说，这就是那位程老师教的？陈小甜说，吉他是他教的，这些歌是跟着你的高音喇叭学的，真正的老师是你。我说，你当年有没有爱上程老师？她说，当然没有，我喜欢上的是你。我说，拉倒吧，你别哄我开心了，你那时候还是未成年少女，懂什么是爱呀。她笑眯眯地说，你说我唱得怎么样吧。我说，感觉特别像明星，声音真像迟志强。她得意地说，我本来就是迟志强，只可惜没有人家迟志强幸运。我说，人家迟志强是男的。她说，我也是男的，不信你检验一下。我说，用什么检验？手还是别的？

陈小甜拍了一下我的胳膊，笑着说，用眼睛，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吧。我说，而且时代也不一样了，人家迟志强是坐过牢的。她说，我也坐过牢，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怀疑地问，你坐过牢？她说，你前天下午的时候亲眼所见，我就是从里边出来的。我愣着看了半天，怎么也无法把某种罪恶和眼前的这个老姑娘画上等号。我说，你那是看守所。她说，看守所与监狱有什么差别吗？我说，差别大了，看守所有“铁窗”吗？她说，当然有，而且看守所的窗子还是不锈钢的！

有一对小情侣，也钻进了未来岛公园，他们卿卿我我地走在月光下，每走几步就会停下来，或者靠在树上，或者站在花丛中，唧唧歪歪地搂在一起深情相吻，呢喃声和吮吸声湿润而清晰，像一叶扁舟悄悄地划行在芦苇荡里。他们通过我们身边的时候，男孩问陈小甜唱的是什么歌，怎么从来没有听过，女孩则附在男孩的耳朵边，笑嘻嘻地说，快点走吧，这是一对疯子。

我突然有种隐隐的意识，这些歌依然那么好听，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对，不是唱歌的人变了，也不是伴奏变了，更不是唱歌的地方变了，恐怕因为时代不一样了。这些歌当初被唱出来是多么让人震撼，如今被唱出来却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我说，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进了看守所。陈小甜说，就因为偷东西，具体一点说，是偷手机。我说，现在手机又不贵，你为什么要偷啊？我送你一部就行了。她说，我又不是乞丐，我只想当一个小偷。我说，你当初偷我的磁带，偷家里的高压锅，不会是偷上瘾了吧？她说，是啊，几天不吃陕西小吃就不舒服，现在是几天不去偷手机，心里就不舒服，而且吧，我偷东西也是万般无奈，只有偷东西才感觉离理想又近了那么一步。

她一时有些兴奋，说现在十点左右，你陪我偷手机去吧。我说，拉倒吧，我可不干这些变态的事情。

……

（全文详见《江南》2022年第三期）

陈仓，原名陈元喜，陕西丹凤县人。种过地，放过牛，烧过炭，淘过金，吃过树皮草根，学过四年畜牧兽医，身怀劁猪骟牛之技，管过数十位无冕之王，现任职于《青年报》。印有“陈仓进城”系列小说集（八本），长篇小说《后土寺》《止痛药》，小说集《地下三尺》《上海别录》《再见白素贞》，长篇散文《预言家》《动物忧伤》，散文集《月光不是光》，诗集《诗上海》《艾》《醒神》等十九部。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获《小说选刊》双年奖、第二届都市小说双年奖、第三届三毛散文奖大奖、第三届中国星星诗歌奖、第三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等三十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