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在父亲的喊声中醒过来，四周一片漆黑。我坐起来，看看手机上的时间，天还要等一会儿才亮。我在前一天回到乡下老家，住在楼上。父亲住在楼下，他已经八十六岁，卧病在床，嗓门却还是那样洪亮。他喊的是我的二妹，没有喊我。那会儿，他是清醒的，我却糊涂了，竟然没有赶紧下床，到窗口去答应一声。二妹答应了，他的声音就降下来了。

对我来说，那是父亲最后的喊声。那以后他可能还喊过，但是，我已经离开老家，听不到了。

那是鸡年冬天。没过多久，父亲离开了人世。

当时我在外地。凌晨五点，我被大妹打来的电话叫醒，还没接听，我就听见有一声喊，从自己心底迸发出来。

鸡年入秋以后，父亲的病情每况愈下，我却相信他能够熬过去。我有那个信心，多半是受了他那一辈子没变的大嗓门的鼓舞。

过后才回想起来，前几次回家，我都没有听见过父亲清嗓子的声音。那可是他力量的标识、意志的宣示。他把清一次嗓子分成了三声喊，第一声高亢，第二声低回，第三声嘹亮。那高起高收的三部曲，几十年下来，已经和普通的咳嗽声混淆了。

父亲身材高大、体魄魁梧，加之他一生相信书本、相信电视上的养生节目，尽管到了晚年常生病痛，但他凭着医疗，也凭着照本宣科的自理，总能对付过去。他在乡下老家，我在都市，单从电话里听，我都觉得他并没有老。

他却是早就老了。他的步态、他的口味、他的谈吐、他的动作，都老了。

唯有他的喊声，还是那样明朗，那样爽朗，那样开朗，那样硬朗。

父亲已经形容枯槁，让我真正认识了生命的残酷。我听了他那一如既往的喊声之后，也并不是一味往好处想，只不过相信他至少能够熬过那个冬天。

或者，至少，他能够熬到生命告急时，让我来得及从三百公里以外赶回去，为他送终。

老天却并不总是遂人愿，不会让你既行了忤逆，又做了孝子。

父亲临终时，我没有在他身边。这个结局将永远停在那儿，让我追悔终生，自责终生。

父亲躺在那儿，无论怎样喊他都不会答应了。我在他面前跪下来，泣不成声。

我们兄弟三人，说话的声音都近似父亲。

我们兄弟姊妹五人，却是从小都怕父亲，尤其怕他的大嗓门。

父亲早年参加土改，然后做了公办教师，直到退休。一个夸张的说法是，站在山顶，都能听见他在山腰讲课的声音。

我从小瘦弱多病，常常在半夜尖叫不止。我大睁着眼睛，看见自己悬挂在山崖上，听见全家人一齐喊我。父亲的喊声总是最大，一声比一声急，就像从山腰升上来。我一声接一声答应着，直到摆脱惊悸，摆脱梦魇，平稳落地，安静下来。

不知是我几岁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带着我去外婆家过年，然后去古城阆中为我看病。我们本来已经坐船过了嘉陵江，而去阆中还得在下游坐船再过一次嘉陵江。我从江心的木船上望过去，一座城越过树木和竹林扑面而来，江水一晃就从眼前消失。我苏醒的时候，父亲已经抱着我冲进了城里的大医院，楼梯木栏杆在我的眼前飞快旋转。

我在昏迷之前听见了父亲的喊声，而在苏醒之后，他的喊声还在，声声告急。

江心到岸边那一段喊波翻浪滚，岸边到医院那一路喊风乱云飞。

我还听见了母亲的喊声。父亲抱着我一路飞奔，母亲也一步没有落下，边哭边喊。

一把长胡子的老中医为我把了脉，然后毫不犹豫地宣布，此小儿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那个时候患那个病，就等于是宣告了我即将夭折。

返家途中，我们又去了三家医院，医生却给了一致的结论：这个孩子没那个病。

或许，我那颗小心脏本来有病，但已经被父亲和母亲共同的喊声祛除。我并不知道他们当时喊的是什么，我想，那应该是一声又一声喝退：“不准！不准……”

父亲在我童年记忆里留下来的那些喊声，大都是那两个字：“不准！”

但是，父亲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放开嗓门说话。即便严令我们不准耍火、不准骂人、不准乱写乱画等，他都有可能压低声音。

哥哥小时候生了有可能传染的病，父亲要我们保持距离，不准靠近。我却把那个声色俱厉的命令当成了耳边风，很快就蹭到了哥哥身边。父亲立即将我捉过去，然后，他在板凳上坐下来，把我摁上他的大腿。祖母和母亲把我救下，我哭着向她们控诉父亲的大巴掌，父亲竟然一声未吭。

父亲在离家二三十公里的外地任教，到了周末或假期才会回家。他还在步行回家途中，我们做儿女的无论大小，说话的声音都会小起来。他到家了，水缸总是已经见底，他会立即挑起水桶向水井走去。他挑着一担水的样子，和他挑着空桶差不多。他挺着腰板，迈着大步，却不见有水漾出来。而他不在家的时候，哥哥和我抬回家的水，往往只剩大半桶。他在离家之前，还会把水缸挑满。

父亲在家里坐了下来。我们兄弟姊妹都怕被他喊一声，都会蹑手蹑脚从他坐的地方绕过去。我们当中最小的是弟弟，父亲对他有了一个例外，以他的名义给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分别取了一个外号。事实上，父亲以他特有的方式，把他的五个儿女一一关照到了。那时候，他的声音一点也不高，就像是在唱歌或者念诗。他抓住了我们各自的弱点，儿子以嘴巴命名，女儿以胖瘦命名。我们都像获得了赏赐一般，互相乱叫起来，他也不管。

父亲并不是只管对我们发号施令，他会时不时给我们讲一个故事。我从有记忆起，就听到他讲他打“鬼”的故事。一天，天还没亮，他就背上一个装着面条的背篼，打着一支亮光微弱的手电筒，从任教的学校往家里赶。他动身过早，在一条小路上把夜越走越深。小路穿过一片坟地，坟头在路边一字排开，“鬼”就在那儿出现了，先撒了几把土，然后发出长长的啸叫。他倒是要看看，鬼究竟长一副什么模样，索性让背篼坐上一个坟头，他自己点上了一支烟。又一把土撒过来的时候，他突然转身，跟“鬼”打了个照面。他顺手抓起一块小石头打了过去，并发出了一声喊……

父亲当了半辈子“孩子王”，却并不是讲故事的高手。他并没有压低一点声音，增添一点恐怖气氛。他把这个故事一直讲到我翻过了五十岁，结局当然还是那样，他借着手电筒若有若无的亮光看见，一只野兔子正在坡上打洞，把前脚掏出的土用后脚蹬了过来。

我们兄弟姊妹都是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在不同的年龄段懂事地分享着父亲的英雄气概。后来，我们心中大概都有了各自的“鬼”，就不再像从前那样迎合他了。他显然已经看了出来，却并不愿意草草收场。

每一回，母亲都会故意表现出她的不屑：“悄悄地，看把鬼招来了！”

我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儿孙听，直到讲成一个传家宝。我不会模仿父亲的大嗓门，但我会把他打“鬼”时那一声喊拔高，尽量接近他的音量。我大概还会给那个夜晚添加一点寒意，添加一点月色，因为那天是祖母的生日，农历冬月十四。

我大概是受了父亲英雄气概的感染，还没有上学读书，就远山远水地向他跑了过去。

那是一个上午，我看见一辆拖拉机在公路上爬坡，立即跑回家，抓起一只灰色帆布包，给母亲丢下一句话，就一溜烟跑开了。

“我去找爸爸！”

拖拉机的轰鸣声很快就听不见了。我沿着公路向前追，我知道，父亲任教的学校就在前方。我从一个垭口走到另一个垭口，前无挡将，后无追兵。我背着出门远行的人那必不可少的包，一路虚构着父亲和我见面的情景。我步行三个多小时，终于到达目的地。

那是一个三岔口，父亲正和他的同事打篮球。我老远就看见了他那奔跑的高大身影，也老早就听到了他那洪亮的喊叫声音。我大叫“爸爸”，稚嫩的喊声盖过全场。篮球暂停，父亲跑下来，大家都以为我们家出什么事了。我对父亲说“我来看您”，让他看的却是一只空包。他不再上场，领着我回到住处，没有追问，没有斥责，也没有什么提醒。已经过了午饭时间，他为我煮了一碗面条。然后，他为我拦了一辆拖拉机，让我赶紧回家。

我好像佩戴着父亲颁发的一枚勋章，和拖拉机一起完成了一次凯旋。

祖母一双小脚追不上我，母亲在生产队劳动，哪有闲工夫追我？回家以后，我也并没有认真听她们轮番对我吵了些什么，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我和父亲一起远行，却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的事了。那一年，他五十三岁，我二十三岁。父亲的健康状况出了一点小问题，我动员他到成都看病。他早年到过成都，我自己也想让他来做向导，到大城市开开眼界。我们先坐汽车，然后坐上了火车。火车在中途一个小站停下来，我透过紧闭的车窗向外望着。除了身边的父亲，其余的一切都是陌生的。那些陌生的人影，那些陌生的山影，成了我身外世界的一个缩影。

我说：“爸爸您看，谁认得我们？”

父亲望着窗外沉默一阵，对我说了一句话。他上火车以后声音一直很小，因为无论多大的嗓门，都盖不过车轮滚滚的声音。但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清楚了：“这不过也是个小地方，不是什么大地方。”

那不过是一句家常话，对我的触动却非同小可。火车重新启动的时候，我想，人不能只看着眼前，要一直往前走。眼前没有人认识你并不要紧，翻过一座山还是没有人认识你照样不要紧，你如果能够翻过一千座山，说不定就有人认识你了。

人家会说，看，这就是那个翻过一千座山的人！

现在，高铁依旧经过那个小站，但列车一般不会为它停下来。但是，哪怕只是在一晃而过的时候看它一眼，哪怕只是无意间触碰一下它的名字，我都会想起父亲和我的那一回共同穿越。我从山旮旯一步步走向大平原，那个小站成了重要的一站。父亲领着我穿山越岭，让我在那儿领悟到，世界是那样大，却又是那样小。

我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千山之行，却也经历了一次瘫痪，外加一场失学，但都一步一步走了过来。

我在十岁时全身瘫痪，被诊断为小儿麻痹症。近年有专家告诉我，那很可能是一次中毒引起的。要不我怎么会在几个月后奇迹一般站立起来，并且恢复得那样好？

我的学习成绩因病受影响，父亲把我带到了外地，让我做了他的学生。那漫长的两个学期，成了我少年时代最不开心的日子。父亲已经调离那个三岔口，在离家更远一点的村小任教。我们一起步行回家，我那还在恢复中的双腿哪里能够赶得上他？他在前面大步生风地给我做着示范，然后远远地停下来，大喊着让我走快一点。他那是要让我受到锻炼，但我在当时并不能理解，对他的铁石心肠多有怨气。

挨过了那一年，我又转回老家上了一年小学，然后上了初中。我的健康完全恢复，既能唱歌又能跳舞。当时突然兴起“讲故事”之风，我成为学校“讲故事”的学生代表，给外地来观摩的教师团队讲一个忆苦思甜的故事。父亲当时也来了，坐在台下格外引人注目。我还没有把故事讲到高潮部分，就看见他哭了。

父亲不停地用手帕抹着眼睛，好一阵都没有抬头。

当时我以为，要么是那个旧社会的故事太惨了，要么是我讲得太好了。晓事以后，尤其是在我自己做了父亲以后，我才知道，那是父亲多愁善感的一面的自然流露。那会儿，他就像一个或感动或委屈的学生，旁若无人，情不自已。

他那次的哭泣，甚至可能是因为他想起了不能继续上学的长子。

哥哥没能受到推荐读上初中，母亲对父亲多有埋怨。身为教师，自己的孩子却进不了初中的门，父亲也一直顺不过那口气。万事不求人是他的处事原则，他甚至不愿意为孩子读书去对人低声下气一次，但是，他在家里说话的声音都小了。

我上初中一帆风顺，但在推荐上高中时，我成了“哥哥第二”。

我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几个月，招生考试就恢复了。我参加考试前一天，一个考生在考试点找到我，转交了父亲给我的五元钱。他是父亲教过的一个学生，我问父亲带什么话没有，他说没有。母亲为我备足了盘缠，父亲那五元钱我一分也没有花。那是我此生得到的第一笔“巨款”。那会儿是冬天，父亲的钱揣在身上，如同一个爱抚的大巴掌，让我感到了贴身的温暖。

祖父在动荡岁月失踪，留下一团迷雾。父亲缺少父爱，这可能影响到了他自己表达父爱的态度，比如，他不会把关心、体贴一类的话挂在嘴边，他不会把他对我们的爱说出来。

祖母一手把她的三个孩子拉扯大，父亲深得他的母亲喜爱。祖母生过一场重病，一度昏迷。父亲当时就像一个孩子，他用哭腔一声一声喊“妈”，低得近乎耳语，却让老人睁开了眼睛。我从此就留下了一个印象，大人要是变成了孩子，就能够把行将离去的生命呼唤回来。

父亲喊他的五个孩子，却是一声比一声高。

父亲给我们买过的玩具，我如今能够记起来的只有乒乓球。没有球台，没有球拍，我们拿它当篮球来打，当足球来踢，总会不小心踩上它。要是踩出一个凹坑，就清洗干净放进饭锅里煮一煮，它就会像汤圆一样鼓胀起来，依然可以成为脚踹手投的大球。要是踩破了，那它就只好彻底报废。无论哪种情形，都会受到父亲的高声斥责，并且警告不会再买给我们。但是到了下回，那个跟屁虫似的乒乓球，又会换了崭新的模样，跟着他蹦蹦跳跳回家来。

我识字渐多以后，一直希望父亲带回一本书来，却一再失望。他微薄的工资要养家糊口，一分钱都要掰八瓣来花，书实在是奢侈品。再说，他任教的环境里不可能买到什么书。我上了初中，轮到全国“评《水浒》”了，他才带回来一套供批判用的《水浒传》。我如获至宝，在煤油灯下一口气看完，那一场阅读经历成了我的成人礼。

父亲能够成为新社会的人民教师，全仗祖母笃定的信念，供他在旧社会上了学堂。但是，祖母在她的孙子一辈读书的事情上，却老早就动摇了。父亲毕竟比祖母看得远，我们要是考试成绩不好，他会非常生气。我在学校唱歌跳舞出风头那一阵，数学成绩下降，我都不急，他却上火了。

“读书无用？吃饭才无用！”

他这样喊。他是教师，不怕人听见这个。

我参加的那场招生考试，让我领到了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也让我们家移除了一个农业户口。我被拒在高中大门之外复又“金榜题名”，方圆几十公里都知道了。但是，父亲在回应别人道喜时声音一点都不高，比平时都要低许多。

父亲和母亲在20世纪50年代结婚，那时候，父亲在母亲娘家那儿任教。后来，父亲辗转好几所学校，完小或者村小。他最后回到家门口的村小任教，吃住都在家里了。他心口如一的个性很容易招人嫉恨，然而，他穿越了那么多重要的历史关口，尽管也受到过一些审查和冲击，却并没有被戴上什么帽子。

我认为，护佑父亲一路走过来的关键一条，还是他的谨小慎微。他从小就在没有父亲保护的环境里成长起来，并且一直背着这个包袱，势单力薄，负重前行，自然不能一步踩虚。他在我祖母的教育下成长起来，自然也在心里埋下了隐忍的种子。还有，我的母亲明事理而知轻重，也会或直接或间接地提醒他自保的要义，那就是，他的平安无事，就是全家的平安无事。

父亲一生没有享受过父爱，但即便如此，谁也不会否认他的好福气。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有一个好母亲，一方面是因为他有一个好妻子。当然还有人把他的五个儿女也算在内，但这只能增加我们的愧疚，尤其是我的愧疚。

我们那个农家，当年有了父亲吃商品粮，总归在人前有一点荣耀。母亲在生产队里无论怎样劳苦，所挣工分的结果都是“补社”，也就是给生产队倒贴钱。所以，父亲的工资主要用来填补生产队那个窟窿。祖母老了，还能自食其力。我们兄弟姊妹除了捡柴、割草、放牛，还不能在一个家里有什么大的作为，相反，不断张大之口要吃要喝，不断发育之身要穿要戴，而父亲和母亲居然都一一做到了。

父亲有大男子主义倾向，母亲早已习以为常。母亲一生对父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悄悄地”，也就是小声一点。据我观察，此语一出，父亲不一定会停了说话，但是，他的嗓门多半会降下来。还有，母亲只要一生病，父亲的嗓门就会立即低下来，甚至柔和起来。父亲会亲自去请医生，因为他步子大省时间，并且能把他最信任的医生请到家里来。他的朋友为数不多，差不多都是医生。

我还在市里工作的时候，一天，父亲和母亲来了。父亲的声音很小，还颤抖。我听见了，母亲在县里查出了癌症。接下来，我看见，父亲的个子矮了下去。庆幸的是，我们很快就在市里的医院查明，那是误诊。我发现，父亲的个子又恢复了高大。不用说，他的嗓门也恢复了洪亮。

父亲和母亲难免斗气拌嘴。他们一生修过两回房子，却都保持了高度的默契。

那间伴我长大的老屋，在我参加工作前就已拆除，一幢青瓦房随之在距它两百米处修建起来。那会儿，父亲还在外地教书，母亲也还在生产队出工，加之木料等紧缺，再加之老屋已经不在，他们宿雨餐风，熬更守夜，难处之多可想而知。

三十年过去，父亲和母亲均已年逾七旬，而那幢青瓦房也老了。村里的小洋楼一幢接一幢冒出来，我们兄弟姊妹大都对那一片青瓦的落后和破败视而不见，一心只想着把他们接到城里生活。他们不顾年老体弱，坚持要在青瓦房旁边修建小洋楼，见下一辈都无动于衷，竟然让那个浩大的工程静悄悄地破土动工了。我们如梦初醒，赶紧回家，出钱、出主意，研究图纸，圈定屋基。小洋楼紧挨青瓦房如期建成，那是父亲和母亲修建的一个大家，尽管我们各自都有了一个小家。

老家，新家，再老家，再新家。父亲和母亲，在一个不断变化着的山村里，以他们旧式的主张，实现了新式的作为。

父亲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小学教师。作为教师，他被公认拿得起教鞭，而作为一家之主，他又被公认誉满乡里，所以，他被调到家门口任教以后，说话的音量有增无减。

父亲退休回家以后，农村已经实行大包干了，他并没有从此成为一个农民，也没有把退休干部的架子一直端着。他耕田耙地，他修枝剪叶，他喷药杀虫，他挖地，他戽水。总之，什么样的农活他都能上手。他下田下地却是有派头的，甚至是有排场的。比如，他要耕田了，就得有人把牛给他牵过去，把犁头给他扛过去，把茶杯给他端过去。他的呵斥声响起来，什么样的牛都会老实起来。

父亲在家里的喊声，多半是因为扫帚随地倒卧、鸡和狗随地方便、他存放的东西被移了位置，等等。他把一个家当成了一个教学班，行使着卫生委员的权力。

要是只让我用一个词来描述父亲，我会挑“工整”。

要是再让我换一个词，我会换上“讲究”。

父亲并不是一个冒失的人、一个粗枝大叶的人，相反，他是一个精细的人、一个井井有条的人。

小时候，我不止一次看见父亲使用针线。衣服破了，他不需要额外的布料，而是细针细线，把破了的地方织起来。他织出来的那一块方方正正、平平整整，看上去就像一个点缀、一个标签。那一份精致，曾经让我心仪，暗下决心要学会他的手艺，自己将来也好穿上那样的衣服。日子一天天走向了富足，我不再有穿打补丁衣服的机会，再往下就是我一天天告别了年轻，就连把衣服故意戳破再补的机会都不再有。

我用了半辈子，都没能把父亲的爱整洁学到手。我过日子的零乱，简直就是走到了他的反面，或者成了对他的反叛。我从小到大没少被他批“大少爷作风”，后来，他大概看出他的痛批并没有什么效果，索性放任不管了。

父亲一生奉行节约，却又喜欢精致。我们用粗糙的篾扇，他用精致的纸扇。他抽烟，香烟却都要从纸盒里取出来，排在一只精致的金属盒里。他曾经还用过一只精致的烟嘴。不知他有什么诀窍，用了再久的东西都完好如初。纸扇、烟盒、烟嘴就不说了，雨伞只要在他手上，就好像没淋过雨也没晒过太阳一样。

我只能说，那些东西好像都怕他，不敢旧起来。

唯有一把二胡，长年挂在老家墙上，旧了。父亲会拉二胡，但让我们听到的机会不多。他大概是觉得他拉得不够好。但是，我从他指间滑出来的那些音符里，听出了他的精细和高雅。

我成年以后，父亲对我的训诫不多，如今能想起来的只有两次。

我还在乡下任教的时候，父亲看了报纸上的一则报道，是关于国家领导人关心失踪儿童问题的。他说，国家领导人现在都亲自操心这些事了，就是好。我大概想在他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见识，更主要的是，我觉得自己已经有了和他讨论问题的资格，于是并没有顺着他的话，反而说，国家领导人应该操心大事，这些小事应该让下面的人去管。

我话没说完，父亲已经勃然大怒了。他朝我喊道：“要是你当上去了，你就不会去管老百姓这些小事，是不是？”

十年前，我去一个县挂职担任副县长，父亲知道县政府给我配了一辆小车，就以不经意的口气对我说，你要对司机好一点。

前者是一堂大课，后者是一次辅导。

那一句话的大课，在那以后让我常常用来警示自己的轻浮和张狂，也用来加持自己的良善和悲悯。

那一句话的辅导，也并不是多余。父亲大概看出来，我的“大少爷作风”显然还在，再惯出来一个“大老爷作风”也未可知。他话音一落，我就不住地点头。

父亲没有学过医，但他在退休以后，不知从何处获得良方，又不知经过怎样的钻研，竟然给人医治起腰椎颈椎方面的毛病来。他那样高声说话并没有被人疑为虚假广告，我却还是担心他无照行医会惹上什么麻烦，但据说他的方子真正管用，解除了很多人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一类的痛苦。他不收礼，也不收钱，因此结下不少好人缘。

但是后来，父亲却轻信那些保健品之类的虚假广告，不止一次花冤枉钱。我听说了，为此给他打电话，终于没沉住气，对他喊叫起来。我以为他会回应我一阵喊声，他却一声未吭。

母亲对我说：“你那几声喊，对了！”

我自己却已经知道，我对父亲那样喊是不对的。那一份急躁里面，尽管有对他的体恤和担忧，更多的却是不孝和不敬。他久居山村，以己度人，凭着他待人的良善，凭着他行医的真诚，一时不能识别躲在远处的骗人之术，情有可原。还有，无论是他寄希望于“保健”二字，还是他缺乏判断能力一再轻信，都一样表明，我们跟他的交流实在是太少了。

前不久，我在办公室里翻出父亲写给我的一封信。抬头是他为我取的名字，署名是“父亲”，时间是“某月某日”。信的正文仅一行字：“寄上治疗腰椎病的处方，查收。”

信写于哪一年，已不可考。处方已经不在，我也想不起来曾用过父亲为我开的什么药。但可以确定的是，那时候我已经到成都工作，却还不能和老家通上电话。

父亲的钢笔字工整而刚硬，字如其人。

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这封信，简直就是我们之间交流的一个缩影。

我从老家出发，一步一步走向远方，而父亲，他一步一步走回家中。我们给予对方的，好像总是彼此的背影。我每一次回老家，或者我把他接到成都，话题都是那样的少。最后，不是我把离开的背影给他，就是他把离开的背影给我。

父亲并不是不喜欢说话，相反，在我从小到大的记忆里，他常常对家中来客发表鸿篇大论，并且不时会有笑声响起。他不会说家长里短，不会说人短人长，但他会历数他的光荣，细说他的骄傲。那时候，他那海阔天空地持续放大的声音，想必是要让我们也一样听到。

我也会讲一些开心事或者笑话给他听，他的笑声远没有在客人面前那样放松、那样夸张。

后来，父亲也把他的内心诉诸文字。他在晚年写过一篇小说，篇幅不短，动笔前后却都没有对我说起。他那是要独立完成，就是说，他不愿意让人误会，以为他写下的文字有他那个作家儿子的参与。我看得很认真，但今天想来，我和他的交流却有些草率。我认为此作乏善可陈，并且指出了不少问题。我当时想的是，以父亲的高龄，他已经不大可能踏上创作这条路。我要是说一些违心的话，凭着他的轻信，他会从此一路往下走，那会儿再让他回头说不定就晚了。我那样一个喊停，显然并没有更多地关照到他的自尊。他好像早有心理准备，一笑了之，从此不提。

那一叠稿子，不知去了哪里。近年来，我的创作有了一点爆发，好像就有父亲的力量加入进来。事实也正是那样，我不想写或者写不下去的时候，好像总能听到他的喊声，就像我小时候在篮球场外听到的那样。

寒冬的那个凌晨，骤然炸响的鞭炮向乡邻报告了父亲离世的消息，方圆左近的人家纷纷亮起了灯。大家知道，那个大嗓门的人，那个直肠子的人，那个倔脾气的人，那个真性情的人，那个与人为善又受人敬重的人，那个一生吃苦又一生享福的人，走了。

远远近近的人赶来参加父亲的葬礼，把我们老家的旧房子和新房子都挤满了。

父亲在老家坟地土葬，安睡在他的母亲——我的祖母身旁。他主持修建的两幢房子，一幢姓“土”，一幢姓“洋”，风雨无阻地坚守在他旁边，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家的过往，也无声地分担着一个家的当前。家在他的面前，我们也都在他的面前。我的心里总会涌上来那么多要对他说的话，却只能强忍着把它咽回去，让它化作一腔苦涩，也让它化作一腔甜蜜。

如今，我们把车从成都开回老家门前，按响喇叭，再也见不到父亲开门出来，再也听不到他的喊声了。母亲不愿进城，二妹在老家服侍她。母亲的听力和表达都非常好，我无论当面还是通过电话喊她，她答应一声，都会让我觉得那是双份的回应。母亲健在，那么，父亲他并没有走远，我们只要想他念他的时候，就会听到他的喊声，那是一声呼唤，或者一声答应。

马平，1962年生于四川苍溪，现供职于四川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小说《草房山》《香车》《山谷芬芳》《塞影记》、中篇小说《高腔》、小说集《热爱月亮》《小麦色的夏天》《双栅子街》《我看日出的地方 我在夜里说话》和散文集《我的语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