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2年，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建设上了一个不小的台阶，标志就是“报告文学理论建构丛书”的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第一辑由四位青年学者的四部专著组成：黄菲菂《报告文学史论》、郭志云《报告文学文体论》、刘叶郁《报告文学作家论》、刘浏《报告文学创作论》。其中黄菲菂的《报告文学史论》，承担了报告文学历史的梳理和论述的任务，意义非同一般。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是合法性、话语权和自信心的根基。没有历史，就没有合法性，就掌握不了话语权，也就失去自信心。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时代的文体，同样也需要靠历史和历史的阐释来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话语权，保持自己的自信心。史论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这里体现。今天，中国报告文学创作进入一个空前繁荣发展的时期，也进入一个特别需要理论支持的时期。因为仍然有权威的具有很强影响力的观点，形成了一种文化势头，无视报告文学的文学成就，顽固地坚持否认报告文学，贬低报告文学，消解报告文学以及企图寻找一种替代的“文体”取消报告文学。面对这样的挑战态势，必须在理论上作出回答。因此，黄菲菂的《报告文学史论》，不仅是一般性维护报告文学的历史的合法性，而且“史论”还带有现实的针对性，更需要直面现实的精神和思想的力度，需要挑战难度的勇气。可以说，史论变成了啃现实问题的“硬骨头”。

坚持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

梳理历史，就必定会产生历史的观点，就必定存在怎样看待历史的问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评价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两种。从“启蒙”层面上看，唯心论的影响要大一些。直到具有先进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唯物史观影响才渐渐产生。别看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讲得很玄乎高深，当它具体化为“人论”的时候，在文学思想上还是比较容易接受，运用起来也比较方便，更有利于流行。而反对形而上学的唯物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接受起来反而难度很大，不容易坚持下来，自然无法成为流行的观点。直到今天，这个思想格局在文学思想中仍然没有改变，甚至大有盖过唯物史观之势。因此，坚持唯物史观反而成为一种思想的风险。也因此，当有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能选择唯物史观，哪怕这种选择还不是很自觉很完整，我们都应为之欣慰，为之赞赏，为之鼓励。黄菲菂的《报告文学史论》一书，正是选择了这种比较“难”的历史观，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历史观，我们才显得格外关注。

《报告文学史论》占有的现当代文学史材料，并没有特别之处。但是，这些材料经过梳理融入作者的思想观点之中，却与众不同，出现了新意。我们看到了报告文学的发生与整个世界的工业化进程的关系，看到与科技发展进步的关系，看到与先进思想与先进文化发展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推动世界革命的关系。这就是说，报告文学产生于一个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冲突加剧，文化碰撞强烈的时代。在中国，整个社会刚刚从封建主义摆脱出来，社会矛盾仍然复杂激烈，还处于动荡不安寻求出路的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西方，寻求真理，寻求强国富民之道。于是，接受西方思想的文化启蒙掀开了中国文学的新的一页，开始了现代文学史的进程。报告文学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迈出了自己历史性的一步。正因此，《报告文学史论》一书，把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当成中国报告文学诞生的标志。这个看法也许是作者援引他人的研究成果，不是个人独见，但是，把这部作品放到波澜壮阔的时代之中来考察，却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心得。正像《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小说，从而开始“人性”呐喊一样，《戊戌政变记》作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先声，真实报告了中国历史转折时期的一出英雄悲剧。当然，作者没有忘记瞿秋白《赤都心史》、夏衍《包身工》作为一个时代报告文学代表作和报告文学思想文化地标的意义，同样给予积极和重点的评述。

从一般的文学史看，整个现代文学，诗歌和小说一直是文学的主流。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主义思想，主要通过诗歌和小说产生社会启蒙效益，推动现代性进程。诗歌激活了中国的热情，小说强化了民族的想象。这两种文体共同把中国现代文学推到了启蒙思想所能达到的时代的高度，而成为时代的宠儿，也成了时代文学思想的主流。承认这个判断并不意味着否定其他文体的贡献。事实上，纪实文体也按照自己的规律加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只是没有诗歌小说那样具有“人性”“自我”“个性解放”“人道价值”耀眼的光彩。

黄菲菂的《报告文学史论》显然是在被诗歌小说光芒遮蔽的地方梳理出中国报告文学前行之路。作者对左翼文学的报告文学思想予以高度评价。“左联”作为我们党领导的第一个文学组织，宣传马克思文艺思想和理论，倡导为人生的新文学观，建立革命文艺等方面，起到积极引导的作用。“左联”特别重视报告文学这个新的文体与革命文艺的关系，对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作者对解放区文学中的报告文学创作评价，表明作者已经注意到中国报告文学在反映现实时正在萌发自己的特色，开始意识到中国报告文学坚持真实性，开拓自己思想艺术道路的可能性。作者用比较大的篇幅重点阐述，受《世界一日》启发“左联”开展《中国一日》书写以及解放区《冀中一日》以及各种有关现实生活的《一日》书写。这种带着早期报告文学特征的文化书写并不急于出什么大作力作，而是发动群众关注自己的真实的生活，关注自己的命运，激发自己的热情，动用自己的笔记录自己的生活，写下真实的感受。现在看来，这些作品，文学水平并不高，但充满了真实的生活气息，带着真实的时代血肉，是一次把人民群众的生活带入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的成功实践和思想进步，也为日后报告文学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样的接地气的文学实践已经开始超越了“启蒙”文学的范围，已不再单单归属于走向“形而上”的文学。事实上，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矛盾冲突正在助力中国报告文学的成长。一场艰苦的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中止了文学“启蒙”的进程，而赋予中国文学新的历史任务，那就是参与救国救亡，抗击侵略的伟大斗争。这个历史的转折，正是中国报告文学发展进步的难得的历史机遇。而延安，正是中国报告文学成长最肥沃的土地。作者详细地描写了延安时期报告文学十分活跃的情况，一大批作家走向抗日前线，走向乡村，走到斗争最艰苦的地方，写出了大量报告文学作品，成为延安文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充分表明，在中国某一个文化区域，报告文学的重要性在大大提升，正在发展成可能越来越占据主流的文学表达方式。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这个方向越来越清晰。作者显然希望向我们贡献一个观点：中国报告文学与中国人民的斗争历史同行，是这个民族生存斗争，民族历史复兴时代的产物。

这个观点一直持续到作者对新中国报告文学的阐释，也在对改革开放时代的报告文学阐释中充分得以展开。改革开放时代的报告文学历史，是《报告文学史论》一书论述的重点。作者显然注意到，中国报告文学经历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已经由被称之为文学“轻骑兵”的文化格局向文学主力军展开。以《哥德巴赫猜想》《扬眉剑出鞘》等报告文学作品为标志，中国报告文学不仅影响了广大读者，而且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学的格局。作者以详实的资料描述了这个时期的中国报告文学作品繁荣，队伍壮大的良好势头。在文学反映现实，讴歌时代等方面，大大提高了贡献率，正在渐渐展现出自己独有的优势，具备了担当中国文学反映现实的主力军的资格与实力。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社会发展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有些困难还相当棘手，破解起来还不那么容易，如“三农”。面对变化的时代，其他文体，如小说反而显得有些疲惫，有些力不从心，有些不得不回避现实的矛盾与冲突。但报告文学的性质和品质决定了报告文学不能寻找退路，也没有退路，只能直面现实。很多时候，是报告文学挺立在时代潮头，迎着现实的风雨，坚持着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坚持思考时代，坚持讴歌人民。看得出，报告文学这种忠诚厚道的品格，得到了时代的回报。中国报告文学才获得了创造自己辉煌时代的历史机遇。

夯实中国文学的基本关系

黄菲菂的《报告文学史论》在论述中国报告文学历史的时候，特别重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划时代的文献，对中国报告文学思想的引导建设作用。尽管一个新的文学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但《讲话》已经深刻捕捉到了新时代文学的信息，并强烈地传递出来。《讲话》立足于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也就是抗日战争的现实，看到了正在苦苦支撑着这个艰难时代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奠定了人民群众是文艺的主角的地位。从此，一种以人民为描写表现和歌颂对象的文学就这样诞生了，就这样吹响了时代奋进的号角。当时的文学界还很少人能够认识到，这种看上去还很质朴还很实用的文艺思想将在不久的将来会给中国文学开辟和贡献出一个新时代，也很少有人认识“人民”文学的提出在文学思想上的创新意义，但他们则已经感觉到，《讲话》的思想与主流的以“人性”“人的价值”等理性思想和理想的启蒙文学思想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代表着不同的思想方向。这种思想矛盾和冲突从《讲话》中梳理出来的文学的基本关系里就非常清晰了。

文学基本关系的内容今天看来并不深奥，归纳起来无非是讲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但在那个时代，却是一种对“启蒙”颠覆性的革命性的文学思想。当然，西方的文艺思想也在思考这些基本问题，但都摆脱不了西方传统的人文思想的局限。只有《讲话》把这些关系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思想也就是“人民”的文学思想的方向。光这一点，《讲话》的理论创新和时代精神就无人可以企及。

《讲话》真是中国报告文学的福音，更是中国报告文学的指路明灯。《讲话》作为文学创新思想的标杆，让中国报告文学看清了自诞生以来，所有探索实践的意义，认识到自己历史责任和现实任务，也能评估自己独有的优势，找到了自己前行的方向。从《讲活》开始，中国报告文学才真正认识到要自觉站到人民群众这一边，自觉与中国人民的创造美好生活的斗争同呼吸，共命运，自觉真实反映人民现实生活，表现人民的精神。从此，中国报告文学才开始自己值得言说的具有话语价值的历史。

此前的报告文学虽然在真实描写劳苦大众的生活体现出优势，如《包身工》。但很显然，中国报告文学整体上仍然受到“启蒙”文学思想的影响，甚至想在“启蒙”中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不过，中国报告文学越真实，越体现现实性人民性，就越与“启蒙”思想不协调，不和谐，越偏离“启蒙”轨道。或者说，报告文学的社会功能越开发，文化启蒙的功能就越萎缩。与小说那种“启蒙”功能相比，报告文学的弱势更为突出。是《讲话》把中国报告文学带出“启蒙”的轨道上，走上了一条服务人民、服务时代的新路。应该说，中国报告文学的基本关系，就是《讲话》奠定夯实的。中国报告文学的社会主义政治品格，思想品质，也是《讲话》精神打造的。

黄菲菂的《报告文学史论》在论述报告文学思想进步历史时，有一个观点很有价值，那就是作为一种知识分子写作进入中国的报告文学，之所以能够最后与“启蒙”分道扬镳，关键的因素在于知识分子立场发生转变，关键在于知识分子“自我”的立场转向“人民”的立场。在《讲话》中，现实生活被当作文学“唯一”源泉来重视。这里的“生活”更多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知识分子的作家要得到这样的“源泉”，要把“源泉”化为个人创作，靠个人的“良知”“道德”“人性”远远不够，还必须要有“人民的站位”“人民的情感”“人民的精神”。坦率地说，这些要求，对一些文学文体如小说诗歌来说，是一个相当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对报告文学来说，则非常顺利。纪实文体与真实现实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种亲近感，就是报告文学顺利走出知识分子思想局限的时代优势。

今天，已经很少有评论家愿意触及这个话题，更少愿意真实承认，站到“人民”立场是文学的一种思想进步，由此无视基本关系的对文学进步的“灵魂”作用。中国报告文学则显然得益于对基本关系的接受和坚持。中国报告文学在改革开放时代如鱼得水的发展壮大，在新时代更是走在其他文体的前列，应归功于基本关系的坚持。

思考报告文学发展方向

黄菲菂的《报告文学史论》在扎实梳理中国报告文学历史的基础上，认真思考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中国报告文学不断深化“民生”的观点，很值得我们重视。“民生”这个概念看似平常，但不同时期，对“民生”概念的认识也有不同的内涵。这些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民生”这个概念的内涵显然和一个国家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以及发展方向的变化有着深刻的联系。中国报告文学的创作实践向来对“民生”问题相当敏感，已有大量作品在“民生”方向展开。报告文学的理论建设则相对滞后，思考研究这个概念的理论评论著述还不算多。然而，黄菲菂的《报告文学史论》则注意到这个概念对中国报告文学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尽管这个概念，还不是作者首先提出，但把这个概念引入“史论”并在一定理论层面上展开，这部史论著作应该是第一次。作者史论对“民生”问题的思考与展开，大大提升了这部史论的思想品质。可以说，这也是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

从《报告文学史论》一书梳理的历史线索中，不难看出，中国报告文学在它的草创时期，就已经初步确立了自己的问题导向。虽然思想还很杂乱，但可以看出，反映时代，反映人民生活的特点已经很鲜明。是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把中国报告文学推到了时代风口浪尖上，提出了时代要求，赋予了中国报告文学的时代主题。《讲话》以后，中国报告文学的问题导向意识更加鲜明，更加精准，也更加自觉。中国报告文学最先敏感和最先接收到《讲话》精神中传递出来的时代信息和新文学的信息，也最先把时代信息化为反映“工农兵”生活的文学实践。在这样的问题导向的引导下，中国报告文学的思想方向与当时主流的还带着浓烈的“启蒙”意识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了很鲜明的分野。

新中国文学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学，神奇般地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变成无足轻重的支流，甚至在一些时候完全消失。社会主义文学构架时的中国报告文学的问题导向得到了进一步明确，“人民”意识进一步得到强化。“文革”期间，中国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受到严重扭曲，问题导向也变得混乱，甚至带着错误导向。这个局面，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才得以扭转，报告文学的问题导向才真正由“人民”来掌握，回到人民的方向。

《报告文学史论》一书注意到了“问题报告文学”这个现象，专章进行了分析论述。“问题报告文学”很容易让人与报告文学的问题导向意识联系起来，看上去是问题导向催生了“问题报告文学”。其实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问题导向是指报告文学时代新的课题，新的主题，新的矛盾，新的关系上去反映现实，揭示生活矛盾，提炼时代精神。而“问题报告文学”思想内涵里，更多地是对“文革”以及“文革”后现实的一种反思。“文革”后的现实主义文学一度得以复归，大有回到主流之势。这种文学思想仍以“人道”“人性”“人的价值与复归”为主调，反思历史，思考现实。这种文化思潮，当然也影响了正在复苏的中国报告文学，带出了一大批“问题报告文学”的创作。现在看来，“问题报告文学”是中国报告文学在处理与时代关系，与历史关系，与现实关系过程中的一次“知识分子”意识较重的探索。其实“问题报告文学”现象恰恰说明了报告文学问题导向出现了模糊，出现了转移，出现了迷惘。直到今天，还很少有评论家看到“问题报告文学”的深层的问题。《报告文学史论》一书把“问题报告文学”放到“史论”的框架中来思考，尽管作者的结论显得很谨慎，却也具有提醒作用。

把中国报告文学“民生”问题导向深入思考开去，能够发现，“民生”不仅是中国报告文学时代之魂，也是中国文学的时代之魂。“民生”正在改变中国文学方向和品质。一种“民生”的文学思想，正在改变中国文学的思想格局和时代风貌。也许，“民生文学”可以发展为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一个贡献。

探索报告文学艺术规律

史论理所当然要重视报告文学的艺术发展进步的历史，当然要论述报告文学自己的艺术规律了。《报告文学史论》一书说，早期新闻业的发展推波助澜了中国报告文学，这是客观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报告文学确实得益于也脱胎于新闻的“真实”。历史上一些报告文学名篇，都和新闻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很多时候，甚至可以看成是新闻派生出来的文体。这样的历史关系，很容易让我们习惯地以为，报告文学主要是报告在起作用，而不是文学在起作用，以至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长期被人忽视，长期被人质疑。任何文学文体都可能和新闻有关。只是作为一种纪实文体，报告文学看上去更为紧密而已。认为报告文学没有“文学性”或者说要求加强“文学性”其实都是对报告文学的一种误解与偏见。

近年来，报告文学研究深化成果表明，当我们把中国报告文学纳入中国传记纪实文学“史传”传统来认识的时候，更能够认识到了，报告文学的“真实”不是新闻的真实，不是科学的真实，而是文学的真实。这种文学的“真实”与“虚构文学”的真实同样重要，不分伯仲。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敢说中国的传记纪实文学没有文学性。而报告文学作为传记纪实文学的一个品种以及“时代版”，文学性当然不容置疑。现在看来，报告文学与中国传记纪实传统的关系，比报告文学与新闻的关系更为重要，也更能突出报告文学的艺术规律。

中国报告文学问题导向意识显然要比任何纪实类文学文体更为鲜明突出和自觉。正因此，中国报告文学也比其他纪实文学更具时代特色，更占据时代精神高度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文体。一百年来的风起云涌的中国，不经意地就为中国文学创造打造了一个时代的文体。中国文学很辉煌，但在文体上的自主创新，就是一个报告文学。这一点，特别值得大论特论。

中国报告文学与我们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因此，在探讨中国报告文学艺术规律的时候，除了一般的主题思想、故事安排、人物塑造、语言描写、个性风格以外，还应该注意到报告文学艺术规律的特殊性。至少有两个特殊性应该被列入思考探索范围。一是中国报告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二是中国报告文学与作家采访的关系。

纵观中国报告文学的历史，不难发现，报告文学与新闻一样，具有一定的时效性、热点性。很多时候，报告文学要及时反映影响民族国家人民和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和重要题材，回答老百姓关心的国计民生问题。这就意味着，报告文学必须要有读者的意识，要比其他文体更重视读者的存在与参与，在报告文学的结构里，必须有读者参与的空间。某种意义上说，是读者把中国报告文学推向发展繁荣的时代高度，因此，报告文学的问题导向实际上是民生的导向，也就是读者的导向。

横观报告文学的创作，从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经验里，不难发现，“采访”是报告文学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关键的一环，也是报告文学的独家“秘密”。报告文学的成功与否，很多时候并不在于写作，而在于“采访”，采访决定了报告文学的成败。这一点，注定了报告文学的写作与其他文体的区别。也许，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寻到报告文学艺术规律的独特性。报告文学的“采访”似也应进入“史论”视野。

守望时代的文体

黄菲菂的《报告文学史论》针对强势攻击和企图取消中国报告文学的思想言论，敢于直面，敢于发声，体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思想勇气和理论品格。对中国报告文学的质疑一直不断，这些年大有甚嚣尘上之势。其实，对中国报告文学构成最严重威胁的，还不是来自“报告文学不是文学”“报告文学没有文学性”之类的言论，而是来自所谓“非虚构”的文体主张。如果说，“非虚构”最初只是以开设新栏目的方式对报告文学进行试探性质疑的话，那么，经过许许多多评论家不断给“非虚构”这个中性词充实思想内容以后，“非虚构”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力度，来挑战中国报告文学的合法性和话语权。多数报告文学的评论家们显然低估了“非虚构”的打击能力，或者说高估了报告文学承受打击的能力，致使“非虚构”在话语上渐渐形成了气候，占了上风。不少人已经把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混为一谈，认为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认为“非虚构”是当代西方新的写作趋势，完全可以替代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史论》就是在这样的对报告文学理论发展很不利的情况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作者从史论思想层面上发现，“非虚构”其实是小说“虚构”理论的一种扩张延伸，与“虚构”理论思想有着深刻的联系，或者可以说，就是一种新版的“虚构”小说理论。当代“虚构文学”特别进入了一个世界性困难时期，走入了似乎无力解救的“下行线”，需要一剂破解困局的良方解药。找来找去，只得向纪实求救，发展新闻体、纪实体的小说。但是，还不能动摇“虚构”的根基和小说的本性，只能用“非虚构”来表述，其实仍然试图“脱实向虚”。从这里可以看出，“非虚构”理念与“纪实”理念并无大关系。中国现当代以来，由于“虚构”性作品如小说一直是文学的主流，因为小说理论占据了中国文学的主要话语权。长期下来，就生成了一种霸凌气。例如，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这种霸凌气就很甚。改革开放时代以报告文学为龙头的纪实性作品形成繁荣发展的好势头，也开始建构自己的理论思想，从而打破了“虚构文学”理论的一统天下，动摇了“虚构文学”理论的话语的权威地位，给小说理论带来严重的挫败感。“非虚构”就是这种挫败感的表现——试图继续以“虚构”文学思想维持对其他文体的权威地位。

思想向前延伸，作者进一步发现，进入改革开放时代，“虚构文学”创造的文学辉煌相当短暂，很快就跟不上时代和现实的深刻变化，变得举步维艰。尽管作品数量很多，有时多到令人称奇，但优秀作品很少，与时代相称的作品更少。这种局面长期得不到扭转，也会产生时代性的焦虑浮躁，而去寻找突破口。“非虚构”显然带着这种时代的焦虑感浮躁气，急于把中国的纪实文学也变成“虚构文学”的领地。

《报告文学史论》一书作者显然注意到，中国的小说理论，近百年来，受西方思想影响太大了。就是在改革开放时代，这影响有增无减，甚至越来越“西化”，有一些几乎是西方理论的中国版。受影响并非坏事，但如果看不到理论的“西化”与中国小说创作实际严重脱节，还想作为普适理论，试图引导文学创作的话，那么，就进入思想的误区了。其实，“虚构文学”的理论还有大量工作可做，如怎样在中国文学创作实践基础上，提高文学理论的“自主知识产权”方向，就需要作艰苦的思考探索，而不是老跟着西方理论后面，在“非虚构”上找出路。相反，中国报告文学从一开始紧跟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的进程。中国报告文学理论还在不断建构之中。虽然还很弱，有着扎实的中国现实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根基，“自主知识产权”的程度相当高。这就是中国报告文学的独有的优势，也是中国报告文学思想的自信心。

可以深入探索的建设性“史论”话题

从挑剔的层面看，《报告文学史论》还是有倾向史多论少的情况。有些“史论”话题，似可生发开去，再往深里讨论，便可更加有效地巩固“史论”构架。其一，报告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似可更多论述报告文学的“中国化”进程，深入研究中国“红色基因”如何进入中国报告文学肌体，形成“红色血脉”，深入讨论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如何把这种“红色基因”转化为当代的报告文学的问题导向。其二，似可进一步强化报告文学的“真实”的革命性意义。早年的报告文学的“真实”与新闻“真实”一样，揭露现实的真相，打破资产阶级文学的世界的“虚构”的假象， 具有改变命运的思想力量。今天的报告文学仍然视“真实”为生命，并且在“基本关系”的层面上发展丰富了“真实”的涵蕴，把“真实”与时代先进思想，进步文化联系起来。这期间，理论表述的空间还很值得拓展。其三，中国民生与报告文学思想创新的关系似可进一步研讨。我们党的初心，保持到现在，最为本质的就是“民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报告文学的时代主题，说到根子上，正是反映“民生”，导向“民生”。我们党的新百年，新征程，新赶考，走“共同富裕”之路，还是“民生”之路？这不仅是中国报告文学一直要抓得很紧很紧的时代课题，也是中国报告文学思想发展、艺术进步的动力。这方面的思考探索，是我们特别期待的。

[作者单位：作家岀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