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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作家1980年代文学活动述论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 徐洪军  2022年05月24日15:17

内容提要:1980年代,一大批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重新焕发青春,积极参与文学活动,推动了“问题”作家作品的平反,领导了1980年代的各级文学机构、文学期刊和文学评奖,创作了《随想录》《归来的歌》《杜晚香》《洗礼》《干校六记》等著名作品,重版了重要的个人旧作或作品集,参与了中外作家之间的文学交流,为他们举办的纪念活动也成为1980年代文学的重要事件。这些文学活动体现了中国现代作家人生晚年的思想意识与艺术追求,构成了新启蒙与现代派之外的另一部1980年代文学史,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

关键词:中国现代作家 1980年代 文学活动

1980年代,一大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已经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又重新焕发青春,积极参与文学活动。他们积极推动了“问题”作家作品的平反,领导了1980年代的各级文学机构、文学期刊和文学评奖,创作了《随想录》《归来的歌》《杜晚香》《洗礼》《干校六记》《洗澡》等著名作品,出版了重要的个人旧作或全集、文集、选集,参与了中外作家之间的文学交流,为他们举办的纪念活动也成为1980年代文学的重要事件。他们的这些文学活动不仅有力推动了1980年代文学的繁荣,同时也带来很多复杂因素。可以说,他们对1980年代文学的影响十分深刻。在推进“当代文学历史化”“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思潮中,这一现象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这些作家在1980年代的文学活动基本上处于一个“两不管”地带。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认为,他们在1980年代的文学活动属于当代文学的研究范畴,而研究当代文学的人则认为这些作家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他们的文学活动自然是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再加上大家普遍认为,在1980年代这些作家基本上处于人生的暮年,不会再有什么大的作为。所以,无论是从1980年代的文学现场还是从四十年来的文学史研究来看,中国现代作家①在1980年代的文学活动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基于中国现代作家1980年代文学活动的重要意义及其研究现状,我们认为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十分必要。

一、“问题”作家作品的平反

在1940至1970年代,相当一部分作家因为各种原因被打入另册,十年浩劫结束以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很自然地得到了平反改正,但也有少数作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其平反过程阻力重重,复杂而又坎坷,争取平反甚至成为他们晚年最重要的生命活动。在这些作家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丁玲和胡风。对这些作家作品的平反过程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揭示他们人生暮年的生命写照,同时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1980年代中国文坛的复杂关系。

对于丁玲在1980年代中国文坛的表现,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不少学者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如果争议和研究的焦点不能够关注到丁玲在1980年代为自己平反所做出的各种努力,这些争议和研究也就很难说是真正做到了知人论世。而实际上,“丁玲晚年的大部分时间处于争取彻底解放——即历史问题平反的状态之中。丁玲的晚年心态及晚年形象,受到历史问题平反这一因素的严重制约”②。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南京自首”问题给丁玲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1980年代丁玲为洗清当年的冤屈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我们就很难理解她在1980年代为什么那样对待沈从文,也难以理解她跟周扬的冲突何以到了那种水火不容的地步,也无法明白她为什么在1983年6月30日开始撰写长篇回忆录《魍魉世界》,而仅仅一年之后她就终止了这部尚未完成的回忆录的写作。丁玲写作这部回忆录的唯一目的就是“把当年的真实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诉说给人们”,并以此推动“这一重大历史错案”③的彻底解决。基于这样的目的,当1984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发出《中组发九号文件——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以后,当年的8月23日,《魍魉世界》的写作就自然终止了。在此意义上,我们或许也可以说,写作《魍魉世界》对于丁玲而言是一件十分痛苦而又艰难的事情,当她的历史问题最终得到彻底解决以后,她就再也不愿意继续这部回忆录的写作了。这可能跟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晚年的回忆录写作都不相同。

类似的情况还有胡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重大案件应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大的一个历史案件,牵涉到的人数“按正式的资料统计达两千多人”。④而这一案件的平反却并不容易,从1980年第一次平反,到1988年胡风去世3年以后他本人获得彻底平反,这中间牵涉到多少复杂的历史问题,胡风的家人和他那些与他一起受难的朋友又为此付出了多大的努力。这一艰难曲折的过程实在是解读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难得的个案,值得深入细致的探讨。仅就文学方面而言,胡风就撰写了6篇回忆录⑤和《胡风晚年作品选》等作品,梅志撰写了《往事如烟》《伴囚记》《在高墙内》等三部重要回忆录,晓风编辑出版了《胡风评论集》《胡风杂文集》《胡风论诗》等作品选集,这些努力与其他方面的工作一同为胡风案件的彻底平反,为彻底改变人们心中胡风的历史形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

对于这些作家在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学界关注较少。实际上他们中的不少人在1980年代仍在坚持文学创作,其创作构成了1980年代文坛的另一道风景。当我们说19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时,其不言自明的所指似乎就是1980年代前期的新启蒙文学和后期的现代主义文学,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在承认这种基本文学格局的同时,我们同样不应该忽视一大批中国现代作家在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他们的创作,包括其旧作、文集的出版同样是构成1980年代文学黄金时代的一种色调。由于这些作家名气更大,其作品的发行量也往往十分惊人,在1980年代前期,他们的创作普及面可能更为广泛。所以,在讨论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时,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作家的作品。他们在1980年代的创作主要包括三类。

纯文学创作。虽然这些作家已经进入人生暮年,创作力整体衰退,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创作出一大批较为优秀的作品,有些作家在这一时期的创作甚至成了他们创作道路上的又一个高峰。“经过近30年的沉寂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他们的创作激情,好像‘凤凰涅槃’,重新获得了艺术生命。”⑥在这一时期,巴金创作出了他最著名的5本散文集《随想录》;艾青创作出了著名的诗集《归来的歌》;曹禺写出了他的又一部剧本《王昭君》;杨绛写出了她创作生涯中最著名的三部作品《干校六记》《将饮茶》和《洗澡》;作为一个作家,韦君宜的两部重要小说《洗礼》《母与子》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出来的;也在这一时期,丁玲一边为洗刷自己的清白而奔走呼告,一边又创作出《在严寒的日子里》《杜晚香》《母亲》等重要作品。在这一时期创作出版的重要作品还有:臧克家的诗集《忆向阳》、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二卷第三卷、陈敬容的诗集《老去的是时间》、冰心的散文集《三寄小读者》、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曹雪芹》、陈白尘的剧本《大风歌》、聂绀弩的诗集《散宜生诗》、沙汀的长篇小说《青坡》《木鱼山》《红石滩》等。这些作品与反映中国现代作家1980年代创作新貌的“近作丛书”22册构成了1980年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更多关注。

回忆录创作。作家回忆录的写作在1980年代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文学现象。《新文学史料》《鲁迅研究资料》《东北现代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中华文学史料》《文教资料简报》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期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文学史料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香港三联书店的“回忆与随想文丛”,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骆驼丛书”,茅盾、巴金、胡风、丁玲、冰心、夏衍、臧克家、阳翰笙、徐懋庸、杨绛、陈白尘、陈学昭等作家的回忆录和回忆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胡风、丁玲、沈从文、冯雪峰、瞿秋白等作家的文章、著作大量出现。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如此集中、大规模地发表、出版作家回忆录,前所未有。近四十年来,由于受1980年代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些回忆录往往被认为缺乏文学性,不仅不被当时的文学批评所重视,而且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也没有留下应有的位置。因此,对这一规模宏大的作家回忆录进行整理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检讨以往的现代文学研究成果,而且对于我们进一步探讨1980年代的文学思潮、文学生态,全面书写1980年代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批评。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这些著名作家在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们基于自己在文坛的地位与影响,对青年作家进行扶植和提携,如茅盾、巴金、孙犁等。一类是基于自己的文学观念和创作经历对1980年代的一些文学现象提出批评,这种批评有时被视为文学发展的一种阻力,如丁玲与青年作家之间的隔阂、艾青在朦胧诗问题上的表现等。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区别,关键不在于他们是否关心青年。其实在1980年代,这些老一辈的作家对青年作家都是比较关心的,比如丁玲,就曾多次面向青年发言,跟他们交流心声,写下了《沉痛地告别过去 勇敢地面向未来——致青年人》《生活、创作、时代灵魂——在中央文学讲习所第五期与青年作家谈创作》《我这二十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一九八〇年六月在中央文学讲习所的讲话》等,对青年作家进行鼓励和指导。但是,“晚年丁玲执著地向中青年作家传道送经”,却让人感觉到她只是在“扮演着现代版的胶柱鼓瑟者的尴尬角色”。⑦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些老作家所秉持的文学观念与1980年代文学环境之间的关系。所以,从中国现代作家与青年作家之间的关系出发,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这些著名作家在1980年代文坛上的具体表现,而且可以进一步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史内部的各种复杂关系。

三、对1980年代文坛的领导

在1980年代,尤其前期,茅盾、巴金、周扬、曹禺、丁玲、张光年、陈荒煤、林默涵、贺敬之、李季、艾青、冯至、夏衍、沙汀、阳翰笙、严文井、韦君宜等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成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人民文学出版社等重要宣传、文化、文学团体或出版机构实际或名义上的领导人。他们的存在一方面对于恢复中国文学的启蒙传统、繁荣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也使得1980年代的中国文坛充满了变数。

在1980年代,《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等文学期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不仅是文学作品的重要载体,发表了很多获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诗歌奖甚至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同时也是文学发展的风向标,积极推动了1980年代文学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型。在1980年代前期,中国现代作家在这些期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逐渐与这些期刊脱离关系,除年龄原因外,大概与文学思潮的变化也不无关系。

就文学体制而言,1980年代文学与1950至1970年代以及19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区别在于,设立了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等文学奖项,而且其影响力也是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评奖无法比拟的。1980年代文学奖项的评委中,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占有相当的比重,主要有茅盾、巴金、周扬、艾青、丁玲、张光年、李季、冰心、夏衍、沙汀、艾芜、陈荒煤、林默涵、韦君宜、严文井等。在评奖制度的建立、获奖作品的评选等具体工作中,中国现代作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1980年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都需要辩证分析。

正是因为这些德高望重的著名作家的存在,在1980年代早期,文学界的思想解放才得以顺利展开,新文学的启蒙传统才能够重新启程,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局面才能够顺利出现。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及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茅盾作了《解放思想,发扬文艺民主》的讲话,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此指作家而言,也指领导而言。”“题材必须多样化,没有任何禁区;人物也必须多样……创作方法也该多样化,作家有采用任何创作方法的自由。”“我认为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文艺民主下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没有文艺民主而空谈‘双百’,是南辕北辙。”⑧1978年,巴金对文艺领导工作提出批评:“文艺创作的主管部门不要抓得太紧,管得太死。”“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就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这里设‘禁区’,那里下‘禁令’,什么都由少数人说了算,不见得很妥当。”⑨并呼吁说:“希望我们各级文艺主管部门的领导爱惜人才,尊重作家和作家的劳动。”⑩1980年代被称为文学的黄金时代,其繁荣局面的到来,最根本的原因当然在于整个社会开放包容的大好氛围,但是,具体到文坛来说,这些著名作家的呼吁和支持也是一支具体而又有力的推动力量。

四、出版个人旧作和作品集

在1980年代,许多中国现代作家都重版了自己的重要作品和作品集。这些作品的出版一方面繁荣了1980年代的文坛,另一方面也让读者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给1980年代重写现代文学史提供了可能。在出版过程中,作品集的名称显示了“全集”“文集”“选集”的等级划分,出版机构也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等不同的选择。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些现象,除技术原因外,大体上也显示了1980年代对这些作家文学史地位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量。

以“全集”命名且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只有四部:《鲁迅全集》(1981)、《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984)、《茅盾全集》(1986)和《巴金全集》(1986)。这四部全集的出版显然是官方行为,显示了很高的文学史地位。“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纂工作是在胡乔木的指导、林默涵的主持以及‘鲁编室’具体执行政策、编写注释条目的背景下,前后历时近四年完成的。”11“由胡乔木主持《鲁迅全集》编注工作,调林默涵为胡助手,秦牧、冯牧管具体工作。”12为编辑出版《郭沫若全集》,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茅盾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是由以周扬为主任的《茅盾全集》编辑委员会完成的。《巴金全集》“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健在作家的全集”。“在编辑过程中,全书各卷的篇目大都是与作家本人商定或经他过目,一些文章在发稿前曾经作家本人看过,多数卷的校样也经作家本人通读。”13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虽然《巴金全集》与《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享有同样的规格,却并没有专门的编辑委员会。

“全集”之下就是“文集”,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在1980年代出版文集的主要有老舍、曹禺、周扬、丁玲、赵树理、瞿秋白、何其芳、冯雪峰、李季、冰心、张天翼、臧克家等。但这里面的情况也不大一样。按“鲁郭茅巴老曹”的传统排序,老舍和曹禺在1980年代也应该出版全集,然而现实并非如此。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老舍文集》,直到1999年才出版《老舍全集》。198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曹禺文集》,直到1999年《曹禺全集》才由河北省的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由此,我们是否也可以提出一个疑问:在1980年代“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是否也并非那么被普遍接受?出版这些文集的另一种现象是,老舍、周扬、瞿秋白、何其芳、冯雪峰、李季等人的文集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显得比较“权威”;冰心、张天翼、沙汀等人的文集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相对比较“民间”;曹禺、田汉的文集是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体现了一定的专业色彩;而丁玲、臧克家、赵树理等人的文集则是由家乡的出版社出版或编辑的,似乎家乡人民在为他们提供支持。14《沈从文文集》《郁达夫文集》由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编辑出版也颇为值得玩味。它一方面似乎体现了作家身份的敏感、权威出版社的谨慎,另一方面也似乎体现出1980年代历史语境中的开放与突破。

比“文集”更低一个层次的是“选集”,以这种方式出版旧作的作家就多得多了。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两套丛书,一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一套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人文社与香港三联的丛书分在中国大陆发行的简体横版和在香港发行的繁体竖版,设计讲究、印刷精美,影响颇大。四川两家出版社的丛书,涉及作家很多、印量很大,也很有影响。1980年代,四川的这两家出版社出版了很多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在文学图书还十分贫乏的年代里,它们为推动中国文学的复苏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它们和它们的领导者李致不应该被历史忘记。

在重新出版旧作或作品集方面,有几个作家也很值得关注。《周扬文集》出版的规格不低,出版社也很权威,出版的时间也不算晚,但全部五卷出版的过程却颇为曲折。1984年出版了第一卷,直到十年之后的1994年才出版了第五卷,而且,第一卷的印数是4300册,到第五卷时就只印刷了300册。这部文集的出版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周扬在1980年代的历史命运。胡风的情况在逐渐向好,但也并非那么顺利。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胡风评论集》,没有文集,也没有选集。人文社与香港三联书店给那么多作家出了选集,其中没有胡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胡风选集》时已经是1996年了。还有张爱玲,她在1980年代是以慢慢“浮出历史地表”的方式复现在读者面前的。1985年,《台港文学选刊》第5期发表了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同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集《倾城之恋》。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丛书影印了她的小说集《传奇》。1987年,《海峡》第1期发表了《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中国故事》第2期发表了《红玫瑰与白玫瑰》,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半生缘》。复出的过程不仅边缘而且低调,整个1980年代,张爱玲也从未以“选集”以上的规格在中国大陆出版过自己的作品。

五、参与1980年代的中外文学交流

随着整个社会的对外开放,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开启了对外交流的大幕。“许多作家的‘年谱’等资料显示,‘新时期’初期的中国作家国际交流活动非常频繁,有些作家还未来得及平反,就已投入了接待外宾、出访国外等工作中了。”15中外文学交流自然包括很多层面: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既有作家之间的互访,也有作品之间的互译;更深层的还应该包括文学作品的传播和接受。但就1980年代的中国而言,由官方支持的作家之间的互访显然占主导地位。由于老一辈的现代作家影响更大,而且大多身居高位,所以,在1980年代的中外文学交流中他们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中国现代作家参与的中外文学交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境外出访,二是接待来访。由于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主要处于对外开放、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时期,所以,我们主要梳理198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的出访活动。就1980年代的作家出访而言,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有两个:一是聂华苓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1980年代邀请了萧乾、丁玲、艾青等中国现代著名作家。1978年,聂华苓携全家回中国大陆探亲,其间,她寻访了冰心、沈从文、艾青、丁玲、夏衍、曹禺等很多著名作家,并希望他们能够访问爱荷华。经过聂华苓的不懈努力,1979年,萧乾成为首位访问“国际写作计划”的中国大陆作家,随后的几年里,艾青、丁玲、陈白尘等作家也陆续到访。16在回忆这次出访的经历时,丁玲十分中肯地说,“国际写作计划”“确实是一个国际活动的中心。各个国家的文学情况在这里交流。作家们可以在这里接触、理解各个国家的文学现状,可以在这里接受新鲜文学的血液”17。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这些已经进入人生暮年的老作家拉开了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序幕。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国际笔会。1980年代的中国作家急切需要与各国作家加强交流,比较重视与国际笔会的关系,先后成立了中国笔会中心、中国广州笔会中心和上海笔会中心,分别由巴金、欧阳山和柯灵担任主席。“国际笔会由凯瑟琳•艾米•道森•斯科特夫人于1921 年在伦敦创立(另一说是英国小说家高尔斯华绥创立),笔会宗旨是促进各国作家间友谊与智力合作,致力于保障作家权益、争取言论自由并免受政治迫害的非政治非政府的作家组织。”“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于 1929 年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任会长,秘书长是邵洵美。”181930年代以后,因为战争等原因,中国作家基本停止了参与国际笔会的活动。1980年4月17日,“中国笔会中心在北京成立。巴金当选为中国笔会中心主席”。同年12月11日,“‘中国广州笔会中心’在广州成立,欧阳山为主席”。19日,“‘上海笔会中心’在上海成立,柯灵任主席”。19中国笔会中心成立以后,积极参与了由国际笔会主办的相关文学交流。如,1981年9月21日至25日,国际笔会第四十五届大会在法国里昂举行,“以巴金为首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九人出席了大会”20。1982年4月11日至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在日本东京召开“亚洲作家讨论会”,“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艾青到会作了关于民族文化与文化特征的发言”。21从相关史料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80年代中国国门再次打开,中国文学再次拥抱世界时,中国现代作家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

六、1980年代的作家纪念活动

1980年代前期,有很多中国现代作家的纪念活动,这不仅因为在此期间他们有很多人去世,而且因为此前去世的作家也需要纪念。这些纪念活动在1980年代至少包含着三层意义:告别故人,安慰家属;为作家平反,为文学正名;参与1980年代的文学史重写。

198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的纪念活动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与他们相关的追悼会、遗体告别仪式或骨灰安放仪式。这类活动在1980年代前期显得特别密集。我们以收集现代文学三十年历史资料为创刊目的的《新文学史料》为依据,进行简单梳理,就可以发现这种现象。1978年,《新文学史料》第一辑开设了“悼念”栏目,发布4条信息:首都隆重举行郭沫若同志追悼大会、在郭沫若同志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同志致悼词、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在京隆重举行、著名作家柳青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1979年第二辑的“悼念”栏目发布了阿英追悼会、赵树理骨灰安放仪式的信息。第三辑上有陈梦家、李长之的追悼会信息,第四辑有田汉、徐懋庸、郑伯奇,第五辑有邵荃麟和丰子恺。从1980年第1期开始,在“悼念”栏目发布相关信息的作家有:冯雪峰、周立波、李季、冯乃超、成仿吾、许钦文、张天翼、田间、胡风、丁玲、朱光潜、聂绀弩、白薇、叶圣陶、沈从文、萧军、师陀、周扬等。在梳理相关信息时我们还发现,他们纪念活动的规格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他们的评价。这种评价大概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第一,作家职位的高低。如郭沫若、茅盾的追悼会都十分隆重,国家领导人和文学界领导都有多人参加。1978年6月18日,郭沫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致哀,首都各界及群众近两千人参加了大会。中共中央送了花圈,华国锋等国家领导人参会并送了花圈,叶剑英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221981年4月11日,茅盾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都各界人士两千余人参加了追悼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送了花圈。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会并送了花圈。邓小平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23第二,左翼作家尤其是被“经典化”的作家更受重视。如赵树理的骨灰安放仪式和柳青的追悼会,规格都很高。1978年10月17日,赵树理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全国文联副主席巴金等送了花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全国政协副主席宋任穷、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文化部部长黄镇等参加了仪式。仪式由周扬主持,刘白羽致悼词。241978年6月22日,柳青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送了花圈,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出席追悼会,陕西省委书记章泽主持追悼会,中国作协副主席刘白羽致悼词。25第三,作家的文学成就、社会地位不容忽视。如老舍的骨灰安放仪式,也有国家领导人和著名作家出席。1978年6月3日,老舍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主持骨灰安放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沈雁冰致悼词。26最后,作家的特殊身份也应考虑在内。例如胡风,1985年6月8日去世,1986年1月15日追悼会举行。从去世到举办追悼会,间隔半年有余,如何评价胡风恐怕是个关键原因。

第二类纪念活动是纪念文集的发表或出版。文集的不同规格也显示出对中国现代作家的不同评价。其中,文学成就是主要影响因素,但意识形态也是重要原因。《新文学史料》中的纪念文集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纪念专栏,如“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特辑”“怀念郭沫若同志”“悼念茅盾同志”“怀念老舍”。二是研究专栏,虽以“研究”为名,但主要发表纪念文章,如“瞿秋白研究”和“胡风研究”。第三种类型是放在其他栏目中,不以“专栏”为名,实际上仍是对作家的纪念,如1982年第4期“作家与作品”栏目有纪念潘汉年文章5篇,1983年第4期“戏剧史话”栏目有纪念王文显文章6篇。从纪念专栏到研究专栏再到并入其他栏目,不同的编辑方式所显示出来的不仅是对作家文学史地位的判断,也包括对作家身份敏感程度的顾及。

七、中国现代作家1980年代文学活动的历史价值

程光炜认为,在新时期文学的初期,存在着一个“现代文学传统”。27这主要是就中国现代作家在1980年代对青年作家的影响而言的。但是,大家似乎依然没有自觉地将现代作家在1980年代的文学活动作为1980年代文学的一部分。基于学界的这种研究现状,结合中国现代作家1980年代文学活动的丰富内容,我们认为,深入推进相关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这些文学活动构成了新启蒙与现代派之外的另一部分1980年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在书写1980年代时几乎没有给这些文学活动留下应有的位置,而实际上,它们不仅是完整理解1980年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呈现出与新启蒙、现代派不尽相同的文学风貌。从这些文学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1980年代文学格局、文学思潮、文学生态和作家的精神人格。其次,它们体现了中国现代作家人生晚年的思想意识与艺术追求。在198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大多已经处于人生暮年,经历了历史沧桑之后,他们在文学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思想意识与艺术追求是我们完整理解中国现代作家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可多得的文学文本和历史资料。最后,它们还可以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史料支撑。在日益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建设的当下,对中国现代作家1980年代的文学活动进行史料整理、文献考辨、综合研究,不仅可以提供一个“重返八十年代”的新视角,而且可以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史料支撑。

[本文为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家回忆录史料整理与研究” (项目编号:19YJC751052)、2020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中国现代作家回忆录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20-cx-021)的阶段性成果 ]

注释:

①本文的“中国现代作家”是指,1949年之前已经取得了较大文学成就、产生了一定文学影响,后因故中断文学创作,到1980年代又焕发文学青春,重新开始文学创作的作家。

②⑦李美皆:《“晚年丁玲”研究》,苏州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0页。

③陈明:《题记》,《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④晓风:《编后》,《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9页。

⑤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3期至1985年第4期。此后发表于同一杂志的17篇回忆录都是梅志根据胡风生前的手稿、日记、书信等材料整理而成的。

⑥陈亚丽:《文海晚晴:20世纪末老生代散文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⑧茅盾:《解放思想,发扬文艺民主》,《茅盾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134页。

⑨巴金:《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巴金近作》(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⑩巴金:《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词》,《巴金近作》(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页。

11谢慧聪、李宗刚:《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体例及其文学史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12夏衍:《1977年11月22日致李子云的信》,《夏衍全集16•书信日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13于舟:《〈巴金全集〉出齐》,《中国出版》1994年第7期。

14《丁玲文集》1983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臧克家文集》1985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赵树理文集》由工人出版社、山西大学联合编辑,1980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另外,1986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赵树理全集》。

15邓如冰:《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WP)——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历史语境》,《文艺争鸣》2019年第10期。

16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中国作家名单可参见聂华苓《中文作家——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和“作家工作坊”(1961-2007)》,《三生影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56-557页。

17丁玲:《国际写作中心》,《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5 页。

18郭良正:《国际笔会与中国》,《钟山风雨》2016年第4期。

19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3、466页。

20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2)》,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424页。

2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3)》,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04页。

22《首都隆重举行郭沫若同志追悼大会》,《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

23《沈雁冰同志追悼会在京隆重举行》,《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2期。

24《著名作家赵树理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京举行》,《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辑。

25《著名作家柳青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

26《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在京隆重举行》,《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

27程光炜:《新时期文学初期的“现代文学传统”》,《文艺争鸣》2019年第2期。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