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破局”——评阿莹长篇新作《长安》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详实的艺术分析，论述了《长安》在当代文学史发展线索上的三点破局之美：一是接续了文学描绘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创作脉络，以个人生活阅历垫底，对历史生活和个人经验进行审美重释，揭示了共和国军工体系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二是通过人物谱系的构筑，让军工社区生活呈现出面向社会生活的多维度、网络状辐射；三是抓住军工生活深度辐射国内外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特殊优势，在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描写了新中国经历的三次重要战争，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格局，使作品具有国际国内的大视阈。
关键词： 阿莹 《长安》 破局 审美重释 心理感情
一部好作品最可贵的是创新。创新打破旧有的均衡、冲出惯性审美思维，在一些方面破旧局，出新意，给人以独到的审美感受。读阿莹的长篇新作《长安》，我感受到了这种“破局”之美。
一
《长安》贯通了我国工业题材创作在一个甲子中由“初创”到“外溢”再到“内生”的三个阶段。
翻开小说，1950年代清纯蓬勃的社会面貌徐徐展开。那是“一五”时期，国家全面复苏，社会面貌和人的精神状态充盈着生气。
阿莹是陕西人，自小生活在西安一个国营军工大厂社区，但终生未改的口音却带着浓重的东北腔。童年记忆使得他对军工社区的生存状态、心理经验有着与生俱来的亲缘关系。作者将自己的童年记忆和青春经历自如地融汇到作品的人物和环境之中，通过文学审美渠道将作家的生存经验投射到军工人的现实生活中。作者担任过多年军工企业的行政职务，改革开放后还担任过省囯资委的领导，参与过更大范围的经济体制改革运行。这些经历在作家的书写中默默发酵，个体的生命体验转化为作品的艺术体验。
小说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开头，一直写到启动改革开放的1978年。如一些论者所言，“作品以50万字的体量和几十个性格迥异的人物命运写就一部鲜为人知的新中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史，刻画出当代文学舞台上的第一组军工人群像，用文字为军工人树起一座独属于他们的丰碑”（蒋子龙）。一位以写工业题材著称的优秀作家所说的这番话，贴切真诚，切中肯綮。《长安》完全可以视为一部新中国工业化的创业史和发展史的文学叙事。它弥足珍贵地接续了反映新中国工业化历程的文学脉络。
但问题远不止于题材层面，远不止于其描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仿照前苏联模式却又有自己探索和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小说的“破局”之处在于，其接续了描绘新中国工业化历程的创作脉络。作家以自己大半生参与大型企业由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全过程的人生经历垫底，“破局”前行，以审美重释历史生活和个人经验，进一步揭示了我们共和国新兴的军工企业体系走向改革开放、古老的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作品尽管没有正面展开工业战线的改革开放图卷，但小说在结尾处对“计划”与现实需求严重脱节的反思，以及忽大年从秦岭靶场返回工厂后，对自己命运的未知，已经客观呈现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作者对此有着较为明确的思考。在《后记》中他点明了自己这方面的意图。他说，“从一般意义上讲，工业领域的改革开放与农村大不相同，呈现了更深刻、更复杂的状态。基本上是由国家主体选择试点，自上而下渐次展开的，所以主人公屡次冲击计划体制的窠臼正是工业领域改革的先声。但军工单位改革本身滞后，作为主人公，作为军工企业的负责人，在改革开放呼声初起之时，难以知晓国家层面正在酝酿的体制改革，面对上级下来的调研，必然会按计划经济的框框来估量，内心也就必然会产生痛苦和焦虑，所以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上，主人公的命运和走向实际上是可以预期的”。这种焦虑和苦闷是时代的苦闷，是军工大厂、军工人的苦闷，也是那一代人渴望创造革新的生命冲动。作者的这种认识远远超出了故事发生时代的认知水平，极具社会动态感和现实当下性。
当代文学中的工业题材创作，六十余年中大致在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曲线中逐步深化发展。上述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创作是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初创期”。到了改革开放伊始，以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和张洁《沉重的翅膀》为代表，是极有力度的“另起一段”。但此后不久，工业题材作品却大幅度超越题材界面，深度融进了当时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人性思考之中，融进了“问题小说”“都市小说”以及“市场经济生活小说”之中，它的独立性几乎消融了。这其实是工业题材创作对传统的行业题材的一次大的拓展和深化，或可称之为“外溢”期，是一次“外溢”式的掘进和发展。
但工业化进程正是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阶段，文学再现在这方面的缺失，将如何面对历史？《长安》和阿莹的另一部军工题材话剧作品《红箭，红箭》（西安话剧院已在全国巡演）是对这种缺失的一个回应，是工业题材在“外溢”之后的一次高层次回归。看似重又回归到工业题材界面本身，重又集中展开相当纯粹的工业社区生活，其实这是一次哲学意义的否定之否定，带有“破局”意义。对现代工业社区生活的描写，在角度和深度上，与1950、1960年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作家和作家笔下的人物、生活，都吮吸、浸润了新时代新的生长素而有了各自的新境界。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一次“内生”式发展期。
阿莹以自己的军工题材小说、散文和戏剧创作，较为完整集中地展示了我国工业题材创作由“初创”到“外溢”再到“内生”的三个阶段，反映了在一个甲子的历史发展中，新中国工业化进程由传统计划经济到呼唤新的改革实践这一艰辛的创业史和曲折的发展史。随着生活画卷的展开，作者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在社会、经济、历史坐标内里的命运遭际和人情冷暖，保存和展示了极具历史和审美价值的生存方式和心理经验。
二
但回归工业题材，并不是将工业社区、尤其是有点神秘的军工社区生活从整个社会生活中剥离开来、封闭起来，那不符合生活现实，也不符合文学规律。在《长安》人物谱系的构筑中，他让军工社区生活呈现出向社会生活多维度的网络状辐射，在这里，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作者追求“破局”的文学胆识。
小说集中、细致地展开了忽大年一家和他的战友们命运的起落离散，将较为单纯的“小长安”的军工生活和那个年代“大长安”的城市风云、乃至和整个社会、国内外局势的大变动贯通一体，作了立体的表达。
小说主人公忽大年和他战友的命运和经历，使战争与和平两个时代融接一体。他们由旧社会的掘墓人转而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这是两个历史阶段的辐射；他们将长安厂区的军工生活和长安古城的社会生活融接一体——这是一种小社会向大社会的辐射；他们将社会人和职业人融接一体，既具有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喜怒哀乐，使我们感到熟悉和亲切，又有行业独有的职业心理和语汇，使我们感到陌生而新异——这又是一种多重身份感的辐射。
小说通过忽小月这个人物，将中国的军工生活、军工文化向域外的俄苏文化、世界文化辐射，在极左的特殊环境中，造成了自己人生的坎坷和感情的跌宕，最后甚至酿成生命断崖式的戛然而止。在相对闭塞的1970年代，这实在是一条罕有的、又极需勇气才能建构的生活和文化通道。
连福，一位东北籍的专业技术人员，却有一个奇特的爱好，他对历史文物分外钟情、绻恋。这种文化情怀，使他与长安古都有了深切的精神关联，既将现代科技的军工事业和长安这块土地深厚的历史文化融接到了一起，也成为忽小月钟情于他的一个文化因素。这个人物的设计，将幽远的城市文脉、人物的职业身份和隐秘的感情生活融接起来。
我想多说几句黑妞。在文学画廊中，黑妞是个十分有新意、有寓意的形象。传统农业文明和现代都市文明、工业文明的融接，构成了黑妞的人生轨迹。她以乡村传统伦理的姿态进入作品。战火纷飞的特殊环境使她与有新婚一夜之情的忽大年离散了，但她冲破一切环境和精神上的阻力和压力，有勇气自东鲁西行长安寻找心中的“他”。她并不想干扰对方现有家庭，只是希望贴近、支持、遥感这个与自己有着联姻之缘的人。她的人生轨迹和精神内涵，让我们鲜明地感受到了中国女性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融入、提升的过程，由传统伦理亲情提升到革命战友情谊的融入过程，也是由中国妇女传统的贤良忠厚向军工人的担当责任提升的过程。黑妞身上凝聚了两段历史，两个时代。
最令人钦佩的人物——忽大年；最凄美的人物——忽小月；最能在灰色人生中发光的人物——连福；最复杂而酸楚的人物——黑妞。人物是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交媾的结晶，以上种种辐射性人物布局网，使作品有了极大的社会视野和历史纵深。忽大年、黑妞、忽小月、连福个个写得稔熟如同故人，却又陌生有若新知。作者通过这些关键人物构成的网络，使得具有军工内质的特异人生和生存场，与社会的、大众的人生和生存场相交迭，既写出了军工社区的日常生活，又突现了他们在军工报国事业中闪耀的光彩。这种光彩，由战争年代不怕牺牲的血性，到和平年代自力更生的骨气，再到军工生产的科学工匠精神，三位一体，迎面而来。
忽大年和他的战友们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在“文革”斗争中坚持军工生产的凛然正气，以及他在特定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复杂的家庭纠葛；忽小月在剧烈的命运冲突和感情漩涡中的自戕，都写的非常动人。人物的性格命运，以及各种复杂的感情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呈现。
这一组丰满、罕见的军工人群像，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的一大收获，具有开其先河的“破局”意义。
三
第三个“破局 ”，是小说以军工生活作为凝聚点，侧面描写了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新中国所经历的三次战争——1958年台湾海峡的金门炮战、1959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及1979年中俄边境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作者抓住军工生产能够辐射国内外政治和社会生活走向的特殊优势，对三次战争作了延展性展示，发掘出军工生产和军事斗争的固有联系，也使作品具有国际国内的大视阈，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格局。一部小说贯连三次战争，在当代文学史上，应该是一次“破局”之举。
从作品内容和构思的实际需求出发，小说对三场战争的描写并未正面展开，而是围绕军工生产和人物塑造的需要，撷取吉光片羽作点式描绘。用军工人的事业和生活，将国家整体生活的大走向自然地牵引出来，作品的气度和情节辐射力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一切都很贴切地与人物的性格命运实现了无缝衔接，凸显了战争现场、战斗精神对人物的内在影响。作品因此多少具有了全球视野。
中印自卫反击战前线急需新型炮弹，为了尽快试验成功，在“文革”风浪乍起时已经被正式宣布“靠边站”而不再履行厂长职责的忽大年，奔赴中印之战前线“拆哑炮”，军工人那种勇毅献身和科学精神何等撼人心魄。忽大年带着独生儿子忽子鹿去珍宝岛实战中试验反坦克火箭弹的威力，父亲举荐独生儿子作第一试验射手，将自己的亲人推向最危险的岗位，又是何等大义凛然；忽小月与俄苏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苏关系的敏感期引发个人命运无端而又无助的起落，令人何等揪心；而连福一行人去东南前线送弹药搞测试那一段艰苦而又带来的“车震”生活，又是何等新颖独特。
战争不但是国家力量、民族精神的锻锤，也会给每个参与其中的人在精神、性格上淬火。小说展示了在军工生产和军事斗争中人们精神境界逐级升华的过程。为了民族的安危和国家的强大，在人生追求上，他们践行着军工报国的信念和科学创造的精神；在社会风浪中，他们喷薄着英雄主义的血性、工人阶级的骨气，抢攀先进科技的豪气；在生命大道上，他们止戈为武、以强致和，以军事实力求天下太平——血性，骨气，科学精神，世界和平，由人生追求到行业伦理，再到生命大道，中国军工人的精神境界得到了一层深于一层的开掘展现。这种展现是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审美重构和文学叙事得到实现的。
崇高之美是国家力量和民族精神的审美升华，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匍伏的民族，不大力弘扬英雄主义的民族是萎靡的民族。《长安》高扬血性、骨气的英雄主义精神，带来力度强劲的崇高审美之风。
四
正面展开“文革”这一特殊时期的社会生活图景，解剖一个军工大厂的“文革”画面，在当下的长篇创作中实属罕见，可以说这是阿莹更具创作勇气的文学“破局”。
阅读该书初稿时我曾因书中对“文革”的描写而为作家捏一把汗。所幸其后不久，党中央在《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对“文革”作了明确的历史评断，指出，其“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阿莹对军工战线“文革”生活真切而细致的展示，便有了科学的政治判断为依傍。
应该说，作家在这方面勇敢的尝试，为今后对“文革”这一段历史生活的文学表达，探了路，铺了石，摸索了一些经验。比如,《长安》是在社会生活、军工社区生活的长卷中，在主要人物的人生轨迹和性格感情中来写“文革”。小说没有着力描写长安厂路线斗争和社会思潮的冲突，以致掉入所谓的路线之争或群众组织派性之争的套路。作者致力于表现的是在左的政治思潮和文化环境中，人物内心的苦闷、迷惘和焦虑，社会思潮和工作路线在作品中被转化为人物冲突、命运纠葛和心理状态。这是那个时代许多人感受过的、共有的体验。从忽大年在“文革”中职务的变迁起落、内心的苦闷隐忍，从忽小月在“文革”中生命的纠结和感情的窒息，从连福在命运至暗时刻，坚定而不弃希望等等描写中，都可以感受到作家的政治智慧和艺术智慧。
再比如，通过军工社区“文革”生活的描绘，既毫不回避地显示十年动乱给历史和社会造成的局限和缺憾，更着力去展示路线偏斜、社会动乱之时，作为社会和工厂中坚力量的广大干部群众即“军工人”，信念的不偏、方寸的不乱、理想的不变。出于革命者内心的责任，关在牛棚中的忽大年偷跑出来，不顾被诬为“里通外国”“崇洋媚外”的风险，和战友们偷偷地查阅研讨改进先进炮弹的外文资料，是何等感人。小说中那些挺立在“文革”风浪中坚守着生产岗位，执着于技术革新的工人群众和革命干部，才是这场大风大浪的“定风丹”和“圧舱石”。这是军工人在人生风浪中的定力、中华民族在历史曲折中的定力。
长篇小说《长安》又一次告诉我们，探索永远是创作不竭的力量之源，创新永远是创作不变的追求，“破局、开局”永远考验着作家的勇气和智慧。
[作者单位：陕西省文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