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困境的古典摆渡——论邢小利的长篇小说《午后》
内容提要：邢小利的长篇小说《午后》，是近年来书写当下知识分子生存困境与灵魂裂变的不可多得的剖心之作。通过主人公南柯，作者诗性地展现了中国古典传统和文人隐士的生活方式在现代化、城镇化和物质化的过程中，如何作为安身立命的凭借，抵抗权力、资本、物质对灵魂和精神摧残腐蚀的这一沉重而又艰难的过程。这是一部具有古典格调与文人情趣的新世纪知识分子精神画传，也是一部在细微和轻盈处映照大裂变、大悲伤和大主题的抉心之作。
关键词：邢小利 《午后》 当下知识分子 现实困境 古典格调
对三秦文坛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邢小利是新时期陕西文学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记录者与研究者。
1980年代，他是声名鹊起的评论家；1990年代，他是声名藉藉的散文家；新世纪，他是声名赫赫的柳青和陈忠实研究专家。当他去年在唐村——即《午后》中故事发生的地点，提到他的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将要出版的时候，我多少还是有些惊诧，但更多的是期待。
令我惊诧的是他身份的自我转变。虽然知道他之前也写过一些中短篇，但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朋友已将他的面孔“定格”为散文家和学者，暌违多年之后又写小说，而且是长篇，让人不得不叹服他的执着和顽韧。期待则是他写的是知识分子群体，因为我也混迹在这个群体的边缘，更重要的是，关于这个群体的书写，1990年代以至当下，少有称心如意的作品。曾有多次，外省的学者以惊诧或者羡慕的目光问我：“你们西安的女性崇拜作家文人真像《废都》写的那样吗？”我一笑置之。《午后》写的是长安，也即是《废都》中的西京，新世纪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读罢之后，我觉得这是一部具有古典格调与文人情趣的新世纪知识分子精神画传，是一部在细微和轻盈处映照大裂变、大悲伤和大主题的抉心之作。
一
新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较之1990年代的世俗化、商业化、多元化以及相对宽松的精神空间，更为尴尬，虽然基本的生存条件有所改善，但日益强化的拜物教、拜权教以及不断压缩的话语空间所造就的空心化的社会环境，使得知识分子尤其是边缘知识分子的生存尤为艰难。一方面，他们得力图摆脱环境的控制，保持自己的个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对巨大的时代转型和变革阵痛做出反应，避免成为精神上的虚无主义者，并寻找灵魂的安放之地。这是新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及其书写所面对的无法回避而又敏感重大的时代命题。从新世纪初的《沧浪之水》《能不忆蜀葵》《作女》《桃李》《所谓作家》等，到近年的《穿心莲》《桃夭》《春尽江南》《应物兄》等，几乎都在表现知识分子身处巨大历史和社会变革的挣扎与纠结、妥协与坚守、苦痛与创伤、困顿与迷茫。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几乎都进退失据，丧失了知识分子的使命，在纷乱喧嚣的现实面前严重失重，承受着难以言表的空虚之痛和荒诞之轻。
邢小利的长篇小说《午后》接续了这一时代主题，正如出版社的推荐语所说的：
最普通的男女往往演绎着最浪漫的恋曲/最疯狂的追逐偏偏潜伏着最深沉的悲凉/继《春尽江南》《应物兄》之后，又一部书写当代知识分子真实生存困境与灵魂裂变的剖心之作/人到中年之后/我们该如何安放自己的身心
但同时，《午后》对这一主题又有着焕然全新的拓展和深化，其与新世纪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失魂落魄不同，也与《废都》中以庄之蝶为首的西京文化名人“沽名钓女”相异，这是一部具有古典格调、隐士情怀与现代文人情趣的长篇小说。或者说，这部长篇小说通过南柯，比较成功地处理了中国古典传统和文人隐士的生活方式在现代化、城镇化和物质化的过程中，如何作为安身立命的凭借，抵抗权力、资本、物质对灵魂和精神摧残腐蚀的这一沉重命题。
“午后”是生命的中年状态，也是人生中比较理性和澄澈的一个阶段。这突出表现在小说主人公南柯人生态度魏晋式的“旷达”上——洞明世事悟透人生的豁然达观，删繁就减了无牵扯的真率自然。他不像《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屈服于生活的逼迫和权力的诱惑，成为官场中风光无限的成功者；不像《桃李》中的邵景文，遭遇一系列不幸之后成为识时务者，利用法律知识和法律空子攫取金钱俘获美女，成为商业时代的胜利者；不像《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那样，自我放逐，甘于做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像水母一样软弱无力。在新世纪的长安文化圈和朋友圈，南柯在道德观念和精神世界上，与熟人和友朋的差异也很大，他不是齐文晋那样的现实主义者，不是潘冬宝那样的没有底线的纵欲者和享乐者，不是柴一才那样的生活和精神上的浪荡鬼，也不是汪文海那样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他深受中国古典隐逸文学影响，具有传统文人的特点，同时又兼具现代知识分子品格，是不折不扣的古典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尽管他在精神、道德、价值认同上也面临着种种危机和困惑，有着种种冲突和挣扎，但他在古典传统中寻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所在，在芜杂喧嚣的现实中并未进退失据，有限地获得了宁静和安妥。一方面，他以古典传统和魏晋风度为精神资源，自觉与时代疏离，保持自己的个性和独立，有着浓厚的隐士情结。作为体制中人——汉唐文化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与《唐音》杂志的编辑，他不与世俗苟合，自我放逐，是可有可无的边缘人；作为长安城的文人，他甘当“隐士”，与文坛若即若离，但又不坠文人志趣——“他知道他受了陶渊明太多影响，或者说自己身上与陶渊明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主要就是：不愿巴结逢迎，‘质性自然’，‘违己交病’，‘不慕荣利’”①。他不像齐文晋、柴一才、潘冬宝那样机敏世故长袖善舞，他注重生命内在的意义和价值，在物质化、世俗化的环境中恪守自己的底线，批判现实生活中的功利主义和世俗主义，追求具有古典趣味的生活理想。在年过不惑之后，他已经将人生的问题想得很清楚：“不能为追逐金钱而活，不能为当一个什么官而活，无论这官是大是小，‘名利于我如浮云’，这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做学问，搞研究，甚至写一些随笔，这是他喜爱的，但他也觉得这一切的价值和意义不是很大。如何才能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向哪个方向努力？南柯是迷惑的。”尽管他也自我怀疑，甚至具有浓厚的虚无主义和悲观情绪，但隐士的精神和人格已经完全融入到他的生命之中，并自然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不以功名累己，不以俗务萦心，任性而动，自然而然，晦暗的人生因此步入澄明，俗气的生活充满诗性。另一方面，南柯并非简单地采取复古主义的生活态度，回避现实，而是以隐士的态度，对待生活，思考生活，体验生活，将古代中国文人的生活情趣融入到现代生活。我们知道，“在审美经验中，如果说人类不是必然地完成他的使命，那么至少是最充分地表现他的地位，审美经验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和最亲密的关系”②。南柯通过实业家朋友汪文海，将自己的审美经验与文化追求付诸文化产业，建设的隐士文化体验园、中国隐士生活体验地、南山书院，既有传统元素，又有现代感，是其理想的生活方式，也是其文化理想与精神追求的具体实现，也可以说是开启了一种具有古典隐逸特色的现代文人生活方式。米兰•昆德拉认为：“任何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您一旦创造出一个想象的人，一个小说人物，您就自然而然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自我是什么？通过什么可以把握自我？这是小说建立其上的基本问题之一。”③一定程度上，南柯即是作者对自我身份、本性、价值和归属的体认，并在独特的塑造中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与当下知识分子书写截然不同的人物典型。
二
南柯的“旷达”不是木然，不是逃避，而是认清现实之后的清醒与痛心。因为“旷达”，所以清醒；因为痛心，所以忧世。他在秉持古典主义理想的同时，继承了传统的“士”的批判精神和淑世情怀，因而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涵。
1990年代以来，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权力崇拜不断捆绑聚合，影响愈来愈加剧烈。知识分子信仰崩溃，精神坍塌，道德虚无，价值空虚，女人们考虑问题主要从功利的目的出发，而男人们，稍有一点权力和金钱，便沉醉于吃喝嫖赌的纵欲之中，享受堕落的快感。南柯对这种裹挟一切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持有清醒的警惕和深刻的批判。对于周围的朋友，诸如老潘的这种选择，南柯不以为然，在具体行为上，也与其判然有别。他关心社会现状，关切国家命运，忧虑社会未来。他自己人到中年，有着对生命的惶惑，以及对人生、对世界、对价值、对意义的迷茫……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思考和努力，也没有选择与世俗同流合污，而是在惶惑和茫然中无意识地寻找着自己的救赎之路。他思考的是中国社会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文化观念和道德观念发生的巨变，对我们生活方式和精神观念的影响，正如他对汪文海介绍中国传统隐士文化时所讲的。
……短短的几十年，我们经历了农业文明，那种用牛犁地、用镰刀收割的农耕文明。我们小时候在农村所见的农业文明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是那样的。后来我们经历了工业文明，现在又是什么信息时代。我们经历了几个时代，我们经历的要比前人多而复杂。我们的脚步跑得很快，一日千里啊，这在传统社会是万万做不到的，陆游那种“细雨骑驴入剑门”的生活方式，很有诗意，但是今天没有人这样做了，一日千里甚至万里的生活都能做到了。我们跑得太快了，可是我们想过没有，我们的灵魂在哪里？我们的灵魂与我们的脚步是不是同步的？如果不是同步的，我们是不是需要等一等我们的灵魂？看看我们的灵魂在这个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中，它已经有了什么，还需要什么，已有的东西要不要清理，是不是？
这段话，实际上也可以视为时代之问。新世纪以来，在物质化、欲望化和权力化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沉迷于金钱、欲望和权力之中不能自拔，丧失了个体意识和主体精神，成为空心人、植物人和零余者，彻底丧失了对社会现实、道德理想和精神价值的关切、思考、批判和追问，这也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书写的重复情节和故事原型。其书写的过度欲望化与世俗化，带来知识分子精神的矮化和形象的委琐，加之故事情节模式化、人物形象扁平化、叙事技巧拙劣等弊病，使得整个知识分子的书写表现出千篇一律的同质化。南柯与之有很大的不同，他深受中国古典传统和魏晋风度的影响，旷达超迈而关切现实，没有完全抛弃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和道义，思考如何将古典传统中的隐士文化进行现代化的转化，为当下生活寻找精神支持。在南柯看来，古代的隐士个性卓绝，精神世界独特，从小的方面讲，“他们曾经面对的问题和对于问题的思考，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对生活的思考”，都可以触发现代人对生活及其意义的思考。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审美趣味，对于当下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大的方面讲，“中国隐士的生活方式和居处地，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理想，中国人接受它并喜欢它，也许对现代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能提供某种借鉴”。不仅如此，其还能让现代人慢下来，检视自己的心灵，等等自己的灵魂，思考生活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南柯之所以能够在现实深渊中获得到宁静，正是因为他依靠传统，完成了古典摆渡。自1990年代以来，当代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找安身立命的所在，南柯通过中国古典传统的自我摆渡之路，虽然说不上完全成功，但无疑是他最为理想的途径。他不是成功者，只能说是一个不彻底的失败者，他的悲观和忧郁，是不甘沉沦的知识分子遭遇驳杂陆离的现实困境的必然命运，他的隐逸人格与古典摆渡，浸透着大时代无可名状的失落和伤感，具有挽歌的气质和情调。
三
爱情萌发于人类延续种属的需要，是生命意志的最高表现，其体现出一个时代独有的社会风气、审美感受、精神趋向、道德观念和价值选择。爱情的深刻基础固然是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但其实现，实际上主要取决于社会因素。《午后》写到的中年男人，除了南柯还在寻找爱情外，其他几个都觉得这是一个金钱和权力主导的、有性无爱的时代。秦钟说得更干脆：“爱情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消亡了。”正因为如此，南柯所寻而不得的古典式的爱情才更为吸引人、更为动人。
人到中年伤哀乐，孤独和悲观也随之而来。而孤独和悲观的人，往往深情。对于男性而言，“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是中年特有的孤独，“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是中年特有的渴求，因而，中年男性一旦陷于深情，虽能以理驭情，不像老房子着火那样无法可救，但也往往将自己烧成一具木化石。南柯就是这样，“因为深情，因而失望；因为失望，因而悲观”。
在长安文人圈和朋友圈中，南柯不像潘冬宝那样沉湎声色，想着法儿玩世界、享乐子；不像柴一才那样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扔一个；不像齐文晋那样婚姻名存实亡，喜欢美色而不逾矩，“希望与女性有一种感情上的沟通、精神上的交流”，他对爱情的期待是充满古典文人趣味的，他“理想中的姑娘是一个中国古典精神熏陶出来的姑娘，美丽，聪颖，却不是那种太过聪明的人精；温柔而多情，并且很含蓄，含情脉脉，柔情似水；多才多艺，善解人意”。他理想的爱情，是《春琴抄》那种内敛的、沉静的、极端的东方式爱情。他的三段感情，有情而不滥情，深情而不纵情，都是他这种爱情理想的诠释。第一个是如忆，她是南柯大学毕业在东门中学实习时的学生。那时南柯情窦初开，觉得她“美得惊心动魄”。两人都曾有过好感，因为身份和年龄，彼此没有捅破这份美好的倾诉，随着工作和学习的变故，两人联系渐少，后来的关系像朋友，也像师生，感情没有开始便结束，“此情可待成追忆”，徒留一段生命中的感伤和回忆。离异后，南柯参加一个全国的唐诗研究会，认识了东北的晓卉，两人情趣相投，一见如故，心灵深处的交流，使彼此产生了深深的爱意，两人心有灵犀而又含情脉脉，深情绵邈而又含蓄内敛，在一点一滴中双方体味这份具有古典韵致的爱情。晓卉的婚姻虽不幸福，但她还是理性战胜了感情，没有回复南柯饱蘸情感的情书，埋藏了中年姗姗来迟的爱情。晓卉及这份感情，遂成了南柯喜欢的木化石：美丽，宁静，冷幽，悲怆，执著，因为固执而孤独，因为孤独而更加美丽。第三个是兰湘婷。通过在河西艺术学院兼职任教的朋友齐文晋，他认识了河西艺术学院的大学生兰湘婷。兰湘婷妩媚乖巧，具有古典之美，南柯深深地喜欢上了她。兰湘婷有男友，对南柯也有爱慕之心，感情一直在摇摆之中，一定程度上也有利用南柯的成分。她跟南柯感情暧昧，甚至有一定限度的肌肤之亲。南柯很喜欢兰湘婷，但因她只有二十一岁，年龄差距太大，内心忐忑不安，甚至有犯罪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凡事总要想一个为什么，做事总要寻找一个合理的依据，但理性往往又被感情冲垮，因而在情与理的冲突中纠结煎熬。后来兰湘婷感情上逐渐疏远南柯，南柯发现自己很大程度上被兰湘婷当作可以利用的工具，在她身上寻找的古典爱情不过一场白日梦罢了，他也停止了自己的感情投入。正如南柯所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爱情。古典式爱情有古代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有与之合辙的古典文化的滋养。在一个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古典的、纯粹的、彻底的爱情如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南柯在一个世俗实利的时代寻找古典纯粹的爱情，这是他的错误，他的悲剧，也是他的感人之处。更难得的是，在他认清了兰湘婷虚与委蛇的爱情之后，并没有停止帮助兰湘婷，安排接待她的母亲，帮助她在唐村举办毕业音乐演奏会，联系日本朋友帮助她去日本留学，成为兰湘婷人生和梦想的摆渡者。这实际也是南柯人生哲学具体体现。他说：“……我一直认为，在现实之上，也包括在欲望之上，一定还有一个更高的存在。芸芸众生，可能只知道现实，只知道满足欲望，但是我们，我们还自认为是知识分子吧，我们应该清醒，现实和欲望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存在。可能我们不能免俗，我们也随波逐流，也堕落，但是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的欲望之上有一个更高的存在。正是那个更高的存在，在照耀我们前行的路。否则，我们将不知道要走向哪里。”这种“欲望之上”的“更高的存在”，使得他未彻底失掉知识分子的理性。
从南柯身上，我们看到一种积极的古典爱情观念，他努力寻找，但往往对结局无可奈何，其中有“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宿命感。他在乎女性的容貌，更注重精神的共振和价值观念的契合，他与晓卉的爱情之所以凄婉动人，源于他的深情，更源于两人的志趣相投。同时，他又是具有现代精神的知识分子，尊重女性，理解女性，有着清醒的责任意识和清晰的边界感。他与如忆的爱情有缘无分，岁月褪去了激情和光芒，彼此都觉得，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发现兰湘婷的逢场作戏之后，他平静如常，一如既往地发挥自己的利用价值，成人之美。当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认同、褒扬南柯的爱情选择，而是发现，他的选择没有被世俗生活所左右，仍不失知识分子的优雅和情趣，也是我们能普遍接受的不坏的方式。
四
《午后》在艺术上也颇有特色。主人公南柯儒雅，清高，敏感，细腻，有文人情趣和隐逸人格，投射并寄寓着作者的人格底色和人生理想。我们知道，“小说的主人公是小说家和现实结缘的产物。但是我们是用自身或者至少是部分的自我，来哺育这些生活给予我们的形式和记忆中保留下来的形象的”④。南柯是作者用自己的生活经验、艺术经验和生命体验孕育出的新世纪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作者以散文化的笔记小说形式，通过轻灵自然的叙述，描摹新世纪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和情感世界的纤微变化，诗性地呈现他们的心灵挣扎及忧郁的灵魂。这种以轻写重的小说笔法，是卡尔维诺所谓的消解和反抗沉重现实的根本方式，也是对东方诗性智慧的深刻阐扬。
更为重要的是，《午后》直指当代知识分子的灵魂，披露他们的内心生活，回应他们内心的需要。我们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书写，“忙于对大事件、大波动的描述，而注意不到那些似乎平常的生活状态，注意不到那些似乎没有声响没有运动的事情和人情。而事实上，往往正是这些细微之处藏着大主题、大精神和深刻的人性以及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方式”5。《午后》明清笔记体式的叙述，字里行间隐含着特有的文化格调和细腻的情绪波动——优雅而不失自然，轻盈而不失沉重，从叙述语言到叙述内容，肌理交融地表现出新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精神灵魂的嬗变，创造出一种既有古典情致，又有现代气质的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图景。
当然，《午后》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最突出的，可能是作者没有处理好生活经验和自我感觉的距离，这也是当下大多数知识分子书写存在的普遍问题。我们总觉得南柯距离作者太近了，作者过于偏爱南柯。一个客观理性的写作者，对笔下的人物故事要能入乎其内，了解其内在的褶皱和内心的波澜，体悟其喜怒哀乐，能与他们同欢笑共哭泣；也必须能出乎其外，能够客观理性地审视笔下人物故事，能站在更高的社会的艺术的历史的审美的层面观照，超出直接的感性经验，让作品获得超越题材本身的文学特质和审美价值。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如何调整焦距，获得最佳位置和艺术价值的最大化，对一切写作者而言，都是莫大的挑战，也是一份写作者永远都难以百分之百满意的难题。
读《午后》，不由得联想到两幅关于“午后”的世界名画，一幅是法国画家高更1892—1894年在塔希提岛所画的《午后小憩》，一幅是西班牙印象派画家霍金•索罗拉•巴斯蒂达1903年创作的《午后斜阳》。对于高更的画，瑞典人斯特林堡对他大加谴责，“一派从火山口倾泻直下的海洋，一片连上帝也无法居住的天空——我在梦中说道，先生，你创造了一片新天地，可是在你创造的这片新天地中，我一点也不快活……”读完小说《午后》，我们似乎也有斯特林堡的感觉，我们置身的不也是“一片连上帝也无法居住的天空”吗？高更对斯特林堡的回应也很妙：“为艺术而艺术，这有何妨？为生活而艺术，这有何妨？为愉悦而艺术，这有何妨？只要是艺术，何乐而不为？……这画里的一切，不是艺术，而是生活，活生生的，真实的生活。”小说《午后》是艺术，也是“活生生的，真实的生活”，是霍金•索罗拉•巴斯蒂达式的“本色”地在画面上表现生活的，力显当代知识分子本质形态的，有着沉实清愁和料峭温煦的凝重感伤的油画。
注释：
①邢小利：《午后》，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本文凡此书引文皆引自该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
②[法]米盖尔•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③[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④[法]莫里亚克：《小说家及其笔下的人物》，《“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下册），崔道怡、朱伟等编，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443页。
⑤曹文轩：《经典作家十五讲》，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