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历史交汇处的城乡“交叉地带”，因汇集了诸多层面“历史/现实”的矛盾，成为1980年代初期复杂社会问题的隐喻，而《人生》所构筑的“高加林难题”，则可以视为是思考上述矛盾问题的艺术实践。有鉴于此，《人生》中，青年高加林在城市遭遇挫败后，变得“衰老”的身体修辞描绘便意味非凡。它实际上表明，《人生》正渗透着路遥对乡村知识青年在历史“转轨期”的命运遭遇，及其现实出路的叙事探索。而这也使得成长于“交叉地带”的高加林，追求个人理想而遭遇挫败的“成长”过程，由此获得了一种关于历史的隐喻。由于交织着“传统/现代”等多重意义的复杂矛盾，“交叉地带”这一空间形态，实际上也成为路遥观照历史/现实的一种“总体性”框架。路遥借助“现实主义”所确立的本土性立场，不仅突破了1980年代初期探讨“青年问题”及其出路的基本框架，也使得高加林遭遇的“难题”，在关于“传统”的经验、框架内部，获得了一种策略性的转化。

关键词：路遥 《人生》 高加林难题 交叉地带 互文性

一、从“改霞难题”到“高加林难题”①

在《人生》扉页上，路遥引用了柳青《创业史》中的这样一段话：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2

这是柳青在《创业史》第一部上卷第十五章开首，叙述改霞进城前，面临人生中第一次选择时特意题写的。在关于《人生》的评论文章中，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段话与《人生》主题之间的呼应关系，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段话所蕴含的潜在背景。在《创业史》中，柳青这段话实际上是针对改霞的选择“难题”而发。进城的选择摆在面前，“改霞的心矛盾得很。她感到难受，觉得别扭”。她思前想后，觉得这种情况是蛤蟆滩的社会情势变化带来的。

要是两年以前，在土改的浪潮中间两人都像现在这样都没对象，天王老子也挡不住改霞到生宝的草棚里做媳妇去！

“但现在她万万没想到……社会情势变成这样。蛤蟆滩再也听不见下堡村的锣鼓响和口号声，再也看不见马路上红旗和人群流。村里死气沉沉，只听见牛叫、犬吠、鸡鸣，闷得人发慌。3

在这里，叙述者透过改霞之口道出了改霞遭遇难题的真正背景。显然，在改霞看来，她现在之所以变得犹豫不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环境变了，“土改”时，革命的浪潮让人激奋，青年大有可为，然而如今，革命的时代已离她而去，“革命后”的蛤蟆滩，死气沉沉。青年没了投向革命的出路，未来也愈发显得迷惘。显然，这种“情势”的变化，正是造成“改霞难题”出现的直接原因。

实际上，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改霞难题”背后所涉及的“革命情势”的变化，以及柳青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都为“高加林难题”提供了另一层面的注解。关于这一点，只要简单梳理一下《人生》的“本事”，与故事之间的“互文关系”，便不难看到，路遥对这一问题的思考4。从这个层面来看，“改霞难题”所释放的“革命”维度，之于路遥，显然有着特殊的意义5。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尚待“清理”的历史经验，不仅使得与革命历史有染的路遥，在新时期的历史背景下，遭遇到“转型障碍”，同样，这种复杂关系也成为路遥在新时期文学思潮中，不断寻求自己的独特位置的重要资源。6就此而言，路遥在《人生》扉页上，特意引用柳青《创业史》中关于“改霞难题”的经典表述，也让《创业史》中的“改霞难题”成为《人生》的“副文本”，更为重要的是，经由“改霞难题”所引出的青年人的“出路问题”，以及其所涉及的革命维度，也从另一个层面复杂化了路遥对于高加林“出路”问题（“高加林难题”）的思考。

杨庆祥在关于《人生》的评论文章中指出，批评界“迄今为止对路遥个人形象的分析始终没有超出路遥自我设计的范围，具体来说，始终未超出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塑造的文学‘圣徒’和文学‘烈士’的形象，从这一点看来路遥比任何一位当代作家都具有‘经典化’意识”7。刘大先同样指出了类似的问题，“要警惕那些自我阐释能力特别强的作家……很多时候他们可能是夸夸其谈、言不及义，或者眼高手低、名实不副，但评论者一不留神就会被牵引着落入彀中，笼罩在他们的自我言说之中难以自拔”8。

警惕作家对自己作品的阐释，当然是具备自觉意识的理论家必须具备的素质。然而，这却并不意味着批评家要忽视作家对自己的作品的批评职能。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自然有着理直气壮的发言权，与一种不信任的姿态相反，真正想要发现问题的批评家要做的，则是尽可能在作品和创作谈之间，寻找到某种与之对话的可能。也即发现两者之间紧密的“互文性”。这种互文性意味着，作家的创作谈与小说正文之间，同出一块思想的“布料”。套用张旭东的话来讲，作家针对作品的创作谈，“可视为作品体外的一块叙事飞地”，在这块飞地中，“作者的视点似乎还没有或仍不情愿从小说叙事人位置上抽离出来，而是继续着小说‘情动’式全景式描写和沉思”9。正如杨庆祥所指出的，路遥在其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为自己作品量身定制的经典性阐释，正可以与其小说视为是一种“互文性”的叙事文本。创作谈一方面会从作者后见的眼光中，重新赋予作品意义，另一方面，创作者对于自己作品的经典性阐释，也始终不会脱离作品可能涉及的叙事语境。从这个层面来看，如何从更为有效的角度捕捉路遥的创作谈与其文本之间的微妙互动，便成为考验批评家的一个重要维度。

在讨论《人生》时，批评家对路遥在其之后的创作谈对于这部作品的重新定位，一直以来被批评家忽略，这也使得批评界在面对《人生》这一文本时，一直存在两个层面的解读误区。一方面，由于缺乏对路遥创作谈的把握，“作家的‘反讽’叙事被无数阅读个体自觉不自觉置换成具体的政治厌恶感后，共同制造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误读史”10。另一方面，“或许因为这段时期的作品带有浓重的‘文革文学’味道，人们习惯性地将路遥的文学自觉，追溯到1980年辗转发表的反思‘文革’之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但也正因为研究者忽视了路遥的早期习作，当回答‘谁是路遥’时，恰恰有意无意地错过了‘农民的儿子’这一肩负了苦难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标签背后，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11。

如前所述，对于《人生》所涉及到的基本问题，可以明确的是，从“改霞难题”到“高加林难题”，这其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对路遥自己而言，显然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一文本内部，而是不断在与之相关联的创作谈中展开。换句话说，《人生》涉及到的诸多问题，比如“高加林难题”正如这部小说的结尾一样，始终是开放的，是随着作者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的，其背后的内在含义，也在随着路遥对于外在社会问题的关注而获得刷新。这意味着，由“高加林难题”带出的内在的复杂经验，也由此不断被转化为一种开放性的、需要重新编码的“文本”。而路遥对《人生》的再度反顾，恰恰为其提供了从自身的历史经验出发，回应这种重新编码的可能。这无疑使得“高加林难题”中的那些因在场叙述而自然化了的矛盾逻辑或意识形态，重新暴露在了一种新的意义结构中。

关于这一点，路遥著名的“交叉地带”理论本身，即含括着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基于此，对“高加林难题”到底缘何而来的进一步思考，无疑会让我们的目光重新指向历史转轨期的文学生产装置的复杂构成。这也就是说，当生于1949年，成长于“十七年”，身处后革命语境的路遥，在新的历史阶段，以文学的方式将个人的历史经验，转化为一种关于“当下”的复杂体验时，这一富有道德内涵的想象性的文本实践，对于路遥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换言之，面对社会问题的文学想象，依靠叙述重构现实时在这一实践过程中，究竟改写了什么？它又完成了哪些置换12？这些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实际上早已与“1980年代文学”的历史复杂性一道，成为我们关注路遥及其文学时，尤其应当注意的问题。

二、青年何以衰老？

评论者一般倾向于将《人生》视为路遥“城乡关系”的文学实践。然而，详细考察路遥谈论《人生》的创作谈却不难发现，《人生》除了为时代变迁下的城乡生活写下一份“个人见证”之外，实际上也内含着路遥向自己的革命岁月告别的意思。对于这一点，路遥在其创作散文《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回忆《人生》创作前后的基本状态时，轻描淡写地提及的一个并不惹人注意的细节或许会带来一点线索。路遥回忆说：

也许是二十岁左右的时候，记不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很可能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或者在小县城河边面对悠悠流水静思默想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我的心不由为此而战栗。这也许就是命运的暗示。13（注：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这里的关键信息，并不是所谓要完成一部“规模最大的书”，而是集中在路遥对“二十岁”和“四十岁”这两个关键时间段的描述。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路遥这个“念头”本身的丰富内涵。对路遥（1949年生人）来说，“四十岁”显然对应的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更有意味的地方在于，正当路遥写作这篇“创作”散文时（彼时是1991年），苏联宣布解体。这个关键的历史事件，对于以革命为时代主调的“短二十世纪”而言，无疑意味着全球范围内“革命”历史的终结。而对于曾经亲历革命的路遥来说，这一事件的意义，恐怕也不应该被低估。更为关键的是，小说中高加林对于苏联、美国问题的热衷讨论，以及急于摆脱自己的“出身”“血统”（农民）的诸多努力，譬如高加林在小说中用一块红头巾打扮巧珍的细节，以及路遥这个农民出身的作家对于咖啡、西餐的偏爱，这些细节本身也在不断地释放《人生》与这一事件之间的复杂关联。因此，路遥在《人生》创作十年后，特意在创作散文中点出这个“念头”，这本身恐怕也在某种意义上，暴露出其意欲彰显的“自我意识”。毫无疑问，路遥自觉的经典化意识，在提醒我们注意他在此刻重新赋予《人生》的历史性意义。在小说中，能够与这一时刻对应的情节，是高加林在遭到举报，丢了县委通讯干事的工作后，离开县委大院从县城出发准备返回高家村时的情景。在小说中，高加林的“挫败”时刻，被以一种关于身体的修辞传递了出来。

他（高加林）匆匆走过没有人迹的街道，步履踉跄，神态麻木，高挑的个子不像平时那般笔直，背微微地有些驼了；失神的眼睛深陷在眼眶里，没有一点光气，头发也乱蓬蓬的象一团茅草。整个脸上蒙了一层灰尘，额头上都似乎显出了几条细细的皱纹。

漂亮潇洒的小伙子啊，一下子就好像老了许多岁！14（注：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为了突显青年高加林的挫败体验，路遥连用“踉跄的步履”“微驼的背”“深陷的眼眶”“额头的皱纹”“老了许多岁”等与“身体-年龄”相关的修辞，以表明这种情感的烈度。读者在感同身受之余，也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即高加林怅然若失的精神状态，何故要以一番“老年气象”来形容？这背后所关涉的“身体-年龄”修辞，显然并不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简单15。

在这里，青年高加林遭遇“挫败”继而变得“衰老”，显然涉及的是一种青春话语。这种青春话语或者说对于“青春”的独特认知，本身即是现代以来的发明。这种被凸显的话语，显然标记出这样的信息：即相对于青年这个富有激情的（中心）群体而言，“老年”或者“衰老”本身即意味着“无用”（边缘）。究其根源，这种关于“青年”“老年”的看法，正与现代以来激进的文化表述相关16。“梁启超第一个‘驯化’了‘青春’（‘少年’）的文化能量，使之制度化”17，在《过渡时代论》中，梁启超将“全国人”分为了两种：“其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垒，为过渡之大敌，然被有形无形之逼迫，而不得不涕泣以就过渡之途也；其二青年者流，大张旗鼓，为过渡之先锋，然受外界内界之刺激，而未得实把握以开过渡之路者也。”18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内忧外患”的历史情势，进一步使得青年这一群体迅速脱颖而出，占据了“中年”“老年”在社会“年龄结构”中的主导性位置。“中年”因此而与“老年”合并（“中老年”），成为社会结构中相对“边缘”的群体19。“如果说，在漫长的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青年’曾经是‘面向未来’的象征（‘少年中国’）以及一种激情生产的装置”，那么在革命之后，即“在1960年代前期，这一模式终于被固定化”20。同样，青春所预示的“起始”性质，也使得“青年”成为文学想象不断征引的叙述资源21。黄子平曾注意到这种“青春话语”背后所蕴含的复杂问题。他指出，突显其优越性的“青春话语”，一方面体现着自古至今的“代际交替”观念，另一方面也吸收了“进化论”的时间观念。这种话语从《少年中国》《新青年》开始，不断被成为青年群体突显自我的群体意识22。与此同时，在这种青春话语的鼓动下，诞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反叛家庭、走出封建牢笼的‘新青年’，四五十年代反抗殖民侵略和帝国主义、从‘小我’走向了‘大我’的红色青年，社会主义‘新人’着力强调的个体与集体相结合的青年革新者和创业者……这些青年形象无疑都有其意义诉求，无论是外在的灌输还是内在的诉求，都没有脱离外部社会的规约或者影响”23。在这个意义上，青年高加林在遭遇“挫败”后变得“颓老”，实际上正意味着它背后有着一套理解青年—老年关系的“青春话语”。这背后所关联的“青春”想象，很大程度上正关联着历史转轨期变动的“主体”的隐喻24。

三、“高加林难题”：革命历史的起点与终点

如此一来，1980年代“青年问题”的历史纵深，可以说正源于1960年代。这意味着，在分析“高加林难题”时，也要具备一种卢卡奇所谓的“总体性”（totalizing）视野。这是因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看，1991年创作《早晨从中午开始》时的路遥对那个不经意产生的“念头”的“有意”召唤，正重构了路遥自己对“高加林难题”的认知。由此，高加林遭遇“失败”，继而变得“颓老”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得到了深化。同样，“改霞难题”所释放出的“革命维度”与青年问题之间的关联，正在此刻与“高加林难题”发生了关联。这意味着，“高加林难题”的起点与终点，实际上与漫长的“60年代”相关。

一方面，正如蔡翔已经指出的，“‘80年代’是以社会主义自我改革的形式展开的革命世纪的尾声，它的灵感源泉主要来自它所批判的时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价值规律与商品经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等等被视为典型的‘80年代的论题’，其实没有一个不是来自50、60和70年代的社会主义历史）……”25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内部爆发的关于“个人幸福”和“社会主义幸福”难以两全的“世界性”社会主义危机，同样也是造成“青年”问题的重要原因。这一危机使得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国在“分配”与“消费”两个层面，产生了关于“物的焦虑”。“分配”问题激化了阶层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消费”问题则导致了个人观念的崛起，它不仅使得个群、家国之间在协调过程中冲突不断，而且也使得潜在地游离于国家（集体）的人，也在理论上开始威胁到社会主义“政治社会”整体的形态构想26。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来自于1960年代的特殊经验，使得与革命有染的路遥，在新时期的历史背景下，不光遭遇到“新时期文学之初的转型障碍”，同样，这种尚待“清理”的历史经验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纠葛，“也成为他在新时期文学思潮中不断寻找自己独特位置的重要资源”27。

由此，当路遥在1991年，站在这一历史问题的终点处重新回顾《人生》时，青年问题（也即“高加林难题”）在时间上的终结性意义，便在一种总体性的框架中再次得到了指认。而这恰恰显示出“高加林难题”参与1980年代“青年问题”讨论时的复杂性。一方面，“青年”作为“第三种”力量在世界范围崛起，并产生广泛的影响，正与那个在1991年走向解体的冷战结构有关。因为正是在这一结构中，青年学生运动背后，才有了依托着制约国家机器的更大的国际力量。另一方面，随着1989年的苏东剧变，以及1991年的苏联解体，冷战中的两极格局同步瓦解，曾经充满活力的反叛、斗争的“青年”们，也在根本上失去了它的根基与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自1989到1991年两极格局逐渐瓦解的过程，同样意味着，借由这种格局而得以突出的“青年”力量，也在这一结构的解体下走向了终结。换言之，此时的“……个人（青年）作为政治主体的地位丧失以及政治参与的不再可能，这一个人只是一种形式的个人（这一形式的个人仍然是被中国革命从旧有的政治-文化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结果），从而面临着被各种政治、经济或者意识形态力量重新命名”28。

路遥的《人生》引出的1980年代的“青年问题”背后，潜在的结构性矛盾即在于此。而这与路遥所强调的时间节点，正好构成一种互文性的关系。虽然就路遥的表述来看，这种关联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意识到了这两者之间的关联。然而，这种表述本身却意味着，路遥在面对这一历史问题时，所秉持的态度与立场的复杂性。有鉴于此，当高加林这样的青年形象，在1980年代的历史转轨处再度成为“被反复争夺和重新叙述的符号”时，它实际上也提示我们注意这部小说背后充满隐喻性质的“时间起点”与“历史图像”。而就《人生》的文本实践来看，路遥对“城乡交叉地带”的复杂历史背景的认知，正集中在这一历史层面。

四、“交叉地带”的思想实践

1982年8月21日，在与阎纲关于《人生》的通信中，路遥详细论述了他对城乡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内在矛盾的理解。

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从本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发生了持续时间很长的、触及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个人的社会大动荡，使得城市之间、农村之间，尤其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和返乡加入农民行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29

路遥显然认识到了“高加林难题”的历史背景。他用“交叉地带”这一概念指涉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也表明，路遥对这一问题的谨慎态度。对于《人生》而言，获得这种理论视野的关键在于，高加林（也是路遥）几乎天然地具备观察农村问题的“双重”视角。正如曼海姆所指出的，他实际上是一个“都市化了的农民儿子”。“一个农民的儿子，如果一直在他村庄的狭小范围内长大成人，并在故土度过其整个一生，那么，那个村庄的思维方式和言谈方式在他看来便是天经地义的。但对一个迁居到城市而且逐渐适应了城市生活的乡村少年来说，乡村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对于他来说，便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他已经与那种方式有了距离，而且此时也许能有意识地区分乡村和都市的思想和观念方式。”30

对于路遥而言，早期的读书经历，以及其在延川、西安的城市生活经历，正构成了他反思“高加林难题”的基本前提。一方面，经由城市带来的经验参照，造就了他与农村父辈生活的某种“断裂”；另一方面，高加林对农民作为“土地的奴隶”的认识，以及对可能造成他“堕落”的因素（例如同巧珍结婚）的警惕和反抗，实际上已经表露出这种身份认同背后的复杂视角。因此，当高加林心中默念“现代文明的风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吹到这落后闭塞的地方”时，读者便不难发现，高加林身上已经获得了这样一种全新的价值参照，即“当那个都市化了的农民的儿子将他在亲朋故友身上发现的某些政治、哲学或社会学见解描述为‘乡村的’时，他不再作为同质的参与者讨论这些看法了，即不再直接论述所说的具体内容了。更确切地说，他是在把上述看法与某种解释世界的方式联系起来，而这种方式最终又与构成社会情况的某种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31。

路遥解释“高加林难题”的“交叉地带”思想，其最为明确的复杂性即在于此。显然，“对于路遥个人来说，‘交叉地带’不仅是人生路上艰难跨越的城乡结合部，还是社会差别在身份意识与自我认同方面的心理投射；对于1980年代文学思潮来说，‘交叉地带’不仅是农村题材小说的内容，还要在写法和观念上完成清理‘工农兵文学’遗产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交叉地带’不仅仅是新时期畅享制度变革的结果，更是描述中国社会转型期和中国经验层叠的历史寓言”32。由此，“交叉地带”便不仅仅是一个问题交集的历史场域，对路遥来说，它同时也是一种富有意味的思想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想实践在1980年代的不同时期，也往往被替换成不同类型的话语。在1980年代初期的关于“文革”的否定性实践中，“乡村—城市”之间的话语碰触，普遍在“封建”的意义层面被得以标示，典型的模式即为一种关于“文明”与“愚昧”的冲突33；1980年代中后期，这种表述则逐渐变成了所谓的“传统”与“现代”的对峙34。这种对峙性的话语表述最为直接的效果在于，它其实为《人生》于一种历史叙事中构造丰富的道德意蕴，带来了极大的便利35。一方面，高加林缺席高家村的“卫生革命”，出让了自己的位置，并借助一种“回收自我”（从集体的环境中脱离，追求个人的幸福）的方式“出走”，均可以在这一层面获得解释；另一方面，这种表述却无法与路遥自身的历史经验关联在一起，也即它无法解释路遥在柳青身上所承继的那套“美学”传统。在路遥看来，改革开放的“现代性”叙事翻开新的一页，并不必然意味着新的“美学原则”已经崛起。同样，在所谓“进步”的角度来看，世界的“标准”也不一定适合中国。而所谓“传统”，在路遥看来实际上正保留在某种“地方性”（也是“人民性”）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高加林难题”不光是一种社会转轨处的历史现实，它同样也是一种艺术的“实现”。颇有意味的是，在这里，路遥恰恰将“传统”/“现代”之间的对峙性意义，过渡到了第三个层面，即杨辉在论述路遥的文学观与社会思潮之关联时所提及的，所谓“人的文学”与“人民文艺”之间的区别36。在这个意义上，高加林同环境之间的矛盾，同样也意味着一种“抗争性政治”37。

五、回到“传统”：高加林们的出路

李劼在分析高加林与巧珍、黄亚萍之间的爱情时认为，“高加林难题”之所以形成，其实本质上还是因为高加林是一个农民，而这无疑暴露了路遥思考这一问题的局限性。在笔者看来，路遥执意要让高加林重返乡村，与他对“青年出路”问题甚至“中国问题”的思考有关。路遥的立场显然是回到“传统”。关于这一点，路遥在《人生》终章标题下明确指出它“并非结局”38，其实已有所暗示。它表明路遥关注的焦点，正集中在“城乡交叉地带”历史经验如何实现转化这一问题上。在小说中，当高加林“出离”乡土的现代性叙事，在德顺爷面前走向终结时，高加林——这个曾经背叛乡村的“地之子”，已然意识到乡土社会并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地被“缩减”的封闭、落后空间。

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是的，不会有！39

这种经由德顺爷而再一次得到提示的信息，虽然很大程度上正如同1980年代初期的“潘晓讨论”一样，隐含着一种“引导性”的话语立场。但是通过对土地之意义的强调，德顺爷却也由此引申出一种全新的历史景观，“不再是一个与传统决裂、另寻一个‘伟大的开始’的‘现代’历史”，而是强调一种由本土出发的，“自新自强”的自我认同40。这意味着，路遥发掘传统叙事（“柳青传统”）的自新能力的“本土”立场背后，即关联着路遥意欲伸张的、一种关于尊严政治的社会实践41。而这无疑也使得高加林“成长”的意义变得复杂化了。一方面，以高加林为代表的青年对乡村、土地的认同危机，同历史转轨处错动的话语“主体”的历史隐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深刻地纠缠在了一起42；另一方面，德顺爷的人生教育，其实也终止了高加林“进城-返乡”的现代性叙事。这种彼此“纠缠”的话语，在小说结尾处通过一直回响在高加林耳边的、路遥与德顺爷的两个差异化的“声音”43，而被统合到了一起。

“胡说！”德顺爷爷一下子站起来，“你才二十四岁，怎么能有这么混账的想法？如果按你这么说，我早该死了！我快七十岁的孤老头子了，无儿无女，一辈子光棍一条。但我还天天心里热腾腾的，想多活它几年！别说你还是个嫩娃娃哩！我虽然没有妻室儿女，但觉得活着总还是有意思的……”44

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

“我的亲人哪……”45

高加林扑倒在德顺爷脚下这一颇有意味的细节，本质上揭示了这样一种深刻的历史变化：“如果说在漫长的革命过程中，‘青年’曾经是‘面向未来’的象征（‘少年中国’）以及一种激情的生产装置——由此导致的叙述模式就是‘青年教育老年’，那么，在‘革命之后’，‘青年’却置于‘被教育’的叙事模式之中……”46《人生》的结尾，正是对德顺爷与高加林（“青年”与“老年”）之“教育”关系的结构性“倒反”47，然而，这种“倒反”却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反复”48。这其中，“青年从历史的高台跌落进现实的尘埃，正反映着历史现实的剧烈变异。而与这一剧烈变化相应的是，文学叙述中的‘主体’位置，悄然发生了转移……”49而这，恰恰是“高加林难题”不断出现的根本原因。

在笔者看来，路遥的应对策略，是回到“交叉地带”的社会结构内部，从深层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寻找出路。在路遥看来，“城乡交叉地带”所带出的传统/现代（也可以是地方性/世界性、文明/愚昧等）的内在关系，其实并不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毋宁说是一种相互包含的关系（即只有所谓传统之“现代化”，而没有纯粹的“现代”）。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包括“现实主义”）所带出的“文明境界”（也是关于“未来”的出路），便成为将高加林们从“难题”（艰难“处境”）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出路。它意味着，《人生》实际上在一种更为隐秘的层面上，实践了青年高加林的未竟的理想。由于追求“进步”的青年克服迷惘、失意的人生困境，走向土地重新获得尊严的历史进程，正好构成了文学对一个国家在挫折中成长、转型的最完满的形象隐喻。所以当到历史转折处的高加林们，克服种种象征性障碍（这表现为高加林对乡村所给予他的一切的舍弃）终于走向城市，甚至向着更高目标作好准备时，处在历史“交叉地带”上的青年们，因遭遇挫败而陷入迷惘，最终借助传统的力量重新焕发生机的过程，实际上正成为民族国家在新的历史阶段，重新崛起的象征。

注释：

①学界关于“高加林难题”的讨论，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黄平：《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的虚无——从“潘晓讨论”到“高加林难题”》，《文艺研究》2017年第9期；刘素贞：《“时间交叉点”与两种“结局”的可能——再论路遥对〈人生〉中“高加林难题”的回应》，《文艺争鸣》2017年第6期。

2 14 39 44 45路遥：《人生》，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69、216、222、221、223页。

③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185页。

④对于《人生》与路遥的“本事”，相关讨论可参见赖宁、张均《路遥创作〈人生〉的材料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5期。

⑤在青年时代，路遥更为令人熟知的名字是“王卫国”。他在“文革”中成为狂热的红卫兵分子，曾一度担任“延川县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简称“红四野”）“军长”。后来，在与延川中学另一支造反派“武斗”浪潮中，因战斗失利而被迫“流浪”至省城西安，并在城郊停留数月之久。武斗停止后，又被“协商”为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不久，全国范围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路遥被迫回到家乡郭家沟村参加农业劳动。“他和返乡学生都被编进农田基建队，从事劳动强度极大的打坝劳动……王卫国每天都挥动着几斤重的老头，在寒风逼人的严冬中，坚持在半崖上挖土，他是用浑身的劲儿表达自己的愤懑情绪”。回乡后，又通过乡亲介绍担任马家店小学教师，并于1969年11月9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冬，路遥申请入伍，政审时因牵扯“文革”中的武斗致死案，而未被批准。同年，王卫国被选入城关公社“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县百货公司开展路线教育。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王卫国有了第一次恋爱经历，不想，却遭到女友背叛，以至于差点投潭自杀。林彪事件后，王卫国改名王路遥，并在因缘际会中，走上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道路。参见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6—64页。

⑥ 11 27 32杨晓帆：《路遥论》，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69、19、69、7页。

⑦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从1980年代到当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63、168-172页。

⑧刘大先：《李洱、时代情绪与理念人的当代命运》，《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3期。

⑨张旭东：《在时间的风暴中叙述：读余华的〈兄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2期。

⑩牛学智：《路遥的现实主义与今天走向现象化的“现实主义”——从〈早晨从中午开始〉说开去》，《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

12作为一种想象性的社会方案，文学介入社会问题的方式在于，它往往能够通过对历史转折处许多旧有历史的概念的置换，重组一种新的关于历史的叙述。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4页。

13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15 在这里，高加林的年龄、形象显然无法与一种“事实逻辑”（即高加林只有二十四岁的这一事实）对应起来。按照保罗•德曼的说法，修辞作用于语言（即文学语言）其基本内涵即是如此。“修辞从根本上将逻辑悬置起来，并展示指称反常的变化莫测的可能性。”高加林由容光焕发变得老态龙钟的修辞背后，显然有意悬置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即在基本的社会“年龄结构”中，“青年”不可能直接由他所处的年龄阶段，突然之间步入与他差别甚远的“老年”行列。参见[美]保罗•德曼《阅读的寓言》，沈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16晚清民国，青年逐渐成为社会中最响彻的新名词，钱穆说，新青年“乃指在大学时期身受新教育具新知识者言”。“古人只称童年、少年、成年、中年、晚年……故青年二字乃民国以来之新名词，而尊重青年亦成为民国以来之新风气。”参见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6页。

17 40宋明炜：《“少年中国”之“老少年”——清末文学中的青春想象》，《中国学术》（第27辑），刘东主编，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07-213、224页。

18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页。

19在此过程中，中老年群体恰恰由于是已经“成熟”且饱和的、不再发育的，因此并不那么重要；相反，青年一代作为一种先进力量，仍然有不断增长的革命激情和潜力。在革命年代，这种认知被不断放大，继而成为青年一代普遍分享的“青春话语”，并伴随着一种专注延续自身可能性的社会实践而蔓延开来。

20 26 28 46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80、327、73、380页。

21刘大先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反叛家庭、走出封建牢笼的‘新青年’，四五十年代反抗殖民侵略和帝国主义、从‘小我’走向了‘大我’的红色青年，社会主义‘新人’着力强调的个体与集体相结合的青年革新者和创业者……这些青年形象无疑都有其意义诉求，无论是外在的灌输还是内在的诉求，都没有脱离外部社会的规约或者影响。”参见刘大先《从后文学到新人文》，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87页。

22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08页。

23刘大先：《从后文学到新人文》，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87页。

241980年代初期，“青年因‘文革’被否定而成了历史的替罪羊，而与之相反的是，老革命和老干部却平反回归，又被赋予了历史正义的权力，有权审视‘青年’的罪错，发出定性的宣判……”参见宋文坛《青年的位置——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文学中的“青年问题”论析》，《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6期。在《人生》结尾，路遥同样顺应了这种趋向。小说结尾，叙述者实际上告诉读者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人“变老”其实并不意味着他将变得无用。恰恰相反，充满智慧的德顺老汉，“他象一个热血沸腾的老诗人，又象一个哲学家”参见路遥《人生》，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页。

25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序言第1页。

29路遥：《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作品与争鸣》1983年第2期。

30 31[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6-287、287-288页。

33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论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4期。

34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2—53页。

35在提升作品的道德意蕴层面，路遥最擅长的方式是，为读者制造一种“意识形态幻觉”。这种所谓的“幻觉”即意味着，不管你的身份如何低微，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有多遥远，只要守住自己心中的信念，并通过个人的不懈奋斗，理想与现实最终都会在物质与精神（道德）的双重层面上，实现统一。这一点在《平凡的世界》中表现得最为彻底。

36对路遥而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实际上也关乎“去政治化”背景下，五四启蒙运动的“人的文学”同奠基于《讲话》的“人民文艺”之间的价值分野。在这个意义上，路遥所伸张的“现实主义”，作为表现“人民”的艺术形式，显然承担着他从《讲话》，以及柳青那里继承下来的美学精神参见杨辉《作为批评和美学文本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兼论路遥的文学观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37这实际上也是“高加林难题”形成的重要原因。某种意义上，高加林正成为一个历史“遗留物”，他既无法在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实现“脱域”，也无法打破边界，毁灭一切。他面临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防止自己的主体性被淹没在乡村社会的“敬老”传统中，使自己无法通过一种合理化的方式获得他应有的权利。

38关于《人生》的结局，虽然目前并没有原始的底稿证明高加林有过理想的出路，但通过路遥与责编王维玲的通信，可以明确的是，通信所提及的《人生》的最初版本，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即在高加林返乡后，巧珍的妹妹巧玲，便将其乡村教师的职位让给了高加林，并暗示了高加林与其结合的可能。

41“对劳动这一概念的态度变化，其所涉及的，正是中国下层民众的位置，也包括一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乃至一种根本性的价值观念，甚至政治理念。”参见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4页。

42金理在《〈狂人日记〉与现代中国的青春想象》一文中，详细阐释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对于现代以来青年（“主体”），因位置变动而获得“成长”契机的青春想象的历史意义。他将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的“两次觉醒”，视为狂人由“青春期”走向成熟，并最终获得“成长”意义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狂人的两次觉醒与主体位置的移动，便具有了现代中国故事中的青年成长的“原型”意味。狂人第一次觉醒时，“他了悟人必然的有限性之后，将归来、回返到‘原来的位置’，并懂得青春的意义……狂人的第二次觉醒，演绎了青年原型通过过渡仪式的再生之旅”参见金理《〈狂人日记〉与现代中国的青春想象》，《文艺研究》2020年第1期。

43“一个是作者路遥，他通过叙事者来传递自己的声音，一个是德顺老汉，他通过自己在故事中的角色来传递自己的声音。”参见杨庆祥《路遥的多元美学谱系——以〈人生〉为原点》，《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

47这里之所以将其指称为“倒反”，是因为路遥显然是带着一种“去政治化”的历史眼光，重新看待并“清理”自己的“文革”经验的。这种由新的观念范式重新出发的“清理”过程，如果按照柄谷行人讨论的“颠倒”机制来看，显然也潜在地为青年“主体”设置出了另一重“风景”。具体来看，在重新得到定义的认知结构中，高加林所认同的那套“青春话语”意义上的“老年”（没有发展潜力的群体），实际上已经恢复到了一种同传统社会相类似的认知，这种认知即认为一个人“衰老”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不再具备发展的潜力，恰恰相反，至少在生活经验层面上，他仍然会是一个“智者”。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反转”或“颠倒”，一方面是对叙述者话语范式的一种“强化”，另一方面，实际上也造成了一种掩盖。

48这种“反复性”，不光体现在青年与老年之间的“倒反”关系上，同时也体现在一种“政治焦虑”上。从更为宏观的“总体性”框架（即“60年代”的理论框架）来看，“青年—老年”的位置关系再次发生“颠倒”，同样意味着一种历史“反复”。这种反复性被结构在所谓的“冷战”结构中。一方面，“青年”力量（青年学生运动）在世界范围崛起并产生广泛的影响，正与冷战这一结构有关。正是在这一结构中，“青年”相较于“老年”在社会结构中成为主导性的力量；另一方面，当这一制约性结构，即冷战结构发生变化时，“青年-老年”这一结构的内部关系，也会随之发生调整。正如蔡翔所指出的，实际上在1960年代，围绕“趣味”问题而展开的冲突，同样造就了一种在“青年-老年”的结构关系中的颠倒。“当‘年青的一代’遵照‘欲望的逻辑’生产出‘脱离领土’的冲动，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显然面临着解体的危险性。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中国的1960年代，‘青年’和‘老人’的位置才会出现一种戏剧性的颠倒。”参见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52页

49宋文坛：《青年的位置——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文学中的“青年问题”论析》，《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6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