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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的内外——朱涛诗歌研究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 孙晓娅 朱瑜  2022年05月24日15:16

内容提要:朱涛重返诗坛以来的诗歌,善于从“个人情绪”出发,以独特的诗歌形式,窥探整个时代和社会的“症候”,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诗歌风格。本文将从朱涛诗歌的“装置”出发,以形成诗歌的外部语境和诗歌的内部特色为视点,将朱涛诗歌的“个人性”表达、以“死亡”为中心探索现代人的内心世界、“戏剧化”特征、“反讽”手法和“片段化”书写作为研究路径,进入朱涛的诗歌世界,探索朱涛诗歌的风格个性与精神走向,以此来透视朱涛对世界的深度思索以及对诗歌的实验性探索。

关键词:朱涛 死亡美学 戏剧化 反讽 片段化

从1980年代走来的诗人朱涛,则置“诗坛潮流”于不顾,他一边沾染着1980年代的“先锋”气息,一边带着艾略特式的“晦涩”和贝克特式的“荒诞”,用“堂吉诃德式”的执着,试图突围“非虚构写作”的洪流,以此来丰富诗歌的表达样态。

从1980年代走向21世纪的诗人朱涛,不论是生活还是诗歌,都与1980年代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痕,如果我们把他归类为1980年代诗人,他是置身于其中的一个异数,如果把他放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他的“荒诞”也与当代诗坛格格不入,显然,朱涛是一位无法“归类”的诗人。朱涛的诗歌,常常在晦涩、无解、难懂的圈套里游走,而同时又让人感觉明白、有解、可懂,这无法明确界定的混沌,驳杂繁复,使诗歌充满模糊性和粘稠性,同时包涵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特质。而朱涛诗歌有意的模糊和粘稠,恰恰是他对生活的感知,经由心灵的召唤,又经理智别裁后的显现,反而使诗歌更具有分量,生发出无限的可能性。

一、裂隙:“个人性”表达

1980年代我们很少见到“朦胧诗”中常见的宏阔主题,更多的是用个人化的絮语表述自己的沉思,把内在焦躁不安的思绪附着于“黑暗”的诗形之上。他作为非典型性的1980年代诗人,摒弃了过度浪漫或抒情的表达方式和优美的诗形,选择以冷静的语调直面自我;进而由自我扩大到人生,直面生死;再进一步地,扩大到整个人类,直面人性。直白地说,朱涛的诗歌和1980年代的诗歌出现了某种错位和无法弥合的裂隙。

我怀抱火焰奔跑。一路

所向披靡

如落叶荡秋风

检察官休息。我蹿升、雀跃

抽掉天空的梯子

踩伤乌云的左胸

尸体喜欢的我们也喜欢

我重新长出牙齿

下午的秃鹫加入送葬的队列

我被雨点的蝙蝠围攻

很快我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和镜框里的笑

——《很快》

“我”在诗歌的开篇出现,这既是诗人塑造的诗歌主人公,又是诗人自我内心的回声。“我怀抱火焰奔跑/一路/所向披靡/如落叶荡秋风”,极强的现场感,类似于“夸父逐日”般的奔跑,不禁让人联想到——诗人到底在追求什么?“天空”“乌云”本为十分宏阔的意象,诗人却用“抽掉梯子”“踩伤左胸”的“个人化”行为将宏阔消解,将视角禁锢在个体内部。“尸体喜欢的我们也喜欢/我重新长出牙齿”,透露出艾略特是诗人重要的诗学来源,这句诗实则是将艾略特的“去年你种在花园里的尸首/它发芽了吗/今年会开花吗”1吸收、转化,将话语引向自身,与这首诗形成“互文性”。在下一节中,“秃鹫”“蝙蝠”“骨头”等黑暗意象集中凝结,构成“我”生存的唯一现实,同时,对“我”生存境况和外貌神态的描写,也渗透出强烈的“个人性”。在语言的背后,是诗人诗学思想的显现——一种“个人性”的诗观。

这种诗学主张,实际上是与诗人的经历息息相关的,1990年代是中国社会文化的重大过渡时期,新的事物并未来临,旧的事物还未逝去,诗人们的写作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随着时代气候的不断变化,诗歌和诗人日趋“边缘化”,面对时代压力,诗人们开始有意无意地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最后沉淀下来的结果是,一部分诗人执着地坚守诗歌阵地,而另一部分诗人则选择弃文从商抑或从事其他事业。笔者在此并无意于评价孰优孰劣的问题,人生道路的选择和走向,在不同的人那里总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呈现。坚守在诗歌阵地的诗人,成为了那个时代诗歌历史的中坚力量,他们带有时代烙印的诗歌,在那个时代均已达到成熟状态,但也正是这种诗艺的成熟,使他们后发性不足,创作的激情和动力无法持久地延续至今。而像朱涛这样在那个年代选择了“弃文”的“再归来诗人”,在多年生活的磨砺中,人生有了相当多的经验积累,诗艺也有可能有了质的飞跃,心智和诗艺的两重成熟,为他诗歌创作的再次厚积薄发作了最有效的准备。这也足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他的诗歌创作数量以喷薄之势增长。

他身上散发的馊乳酪气味

把手术的工程师吓到了

“你们,谁又在扑腾

撕开夜的拉链

挖掘梦中的地下铁道”

妄想症让他涌出刺客般的光芒

仿佛世界都是排水管破碎的旋律

必须摧毁老鼠的坏习惯

他说,孩子们,我爱你们

但那些动物确实面目可憎

该杀

——《挖掘》

在这首诗中,“撕开夜的拉链”“排水管破碎”等场景实为惊悚,语言的荒诞与之相伴而生,“手术的工程师”“梦中的地下铁道”“妄想症”“老鼠”等意象的“迷宫”,使诗歌变得更模糊,让读者难以窥探诗歌世界的轮廓。当读者层层抽丝剥茧,穿越诡异的语言表象,释意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意象时,才能够解码这复杂的诗歌图景。当我们不断地质疑和追问诗歌中的意象时,会发现一条隐藏的线索,即诗歌中的所有意象均来自于凡俗事物,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工程师”“拉链”“地下铁道”“排水管”“老鼠”“孩子”等意象来自喧嚣尘世,被诗人以独特的方式组合,加之诗人营造的“黑暗氛围”,由此才遮蔽了我们所能感知的事物的表面,显得陌生、怪异、混沌。

“她扔给我一张白纸/用一滴眼泪的墨汁/猜测未来”的“白纸般的应聘者”(《白纸般的应聘者》),“真正的大师是匿名的文盲/死亡般的文盲”的“大师”(《大师》),都被作者置于相似的叙述圈套中。这是作者诗学观的呈现,所有的诗歌灵感都来自于“个人性”的生活经历,诗人打通了独特的“个人性”生活经历与诗歌之间的脉络,在诗歌中建立起了一种关乎自我生活经历的设想,使诗歌成为自己内在情感的外在投射。

丰富的现实生活经历,使诗人对人生和人性有了更多的思索,诗歌话语也随之表现为冷静、理智,走向内省,这种“中年式”的智性写作,帮助诗人完成了自我确认。朱自清在《诗与哲理》里最早提出“中年写作”,“闻一多先生说我们的新诗好象尽是些青年,也得有一些中年才好”2。1990年代的诗人完成了对这一概念的表述和使用,1989年,肖开愚在刊登于《大河》上的《抑制、减速、开阔的中年》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年写作”,欧阳江河在《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里对“中年写作”作了进一步的深入阐述,“我认为,这一重要的转变所涉及的并非年龄问题,而是人生、命运、工作性质这类问题。它还涉及到写作时的心情”,并指出,“中年写作与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极其相似: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3经由多年生活经验的沉淀,朱涛的诗歌,多摘取日常生活的片段、细节,以冷静理智的话语透视人间世态,表现自己灵魂的喧嚣、情绪的不安,由此指向沉重、深邃,唤起人们对自我主体情绪的重视,这无疑垫高了诗歌的思想力度。

那匹马总在半夜将我唤醒:

欠我一场睡眠,欠我一场睡眠

每当此时,我的眼睛就会飞出去

抱住高悬电线杆上的一轮明月

——《欠我一场睡眠》

“欠我一场睡眠”,是谁“欠我一场睡眠”?诗歌的题目便勾起了读者的好奇心。这首诗篇幅短小,寥寥四行,便将诗人的内心情绪转化为诗性认知,完成了诗人对自我主体情绪的释放、对现代人情绪共性的剖析。“那匹马总在半夜将我唤醒/欠我一场睡眠/欠我一场睡眠”,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现代人无法避免地要提高自己的生活加速度。充斥着压力的现代生活,使一批又一批的现代人陷入焦虑和失眠的怪圈中,作者以“马”来隐喻现代生活的压力,诗歌显示是“马”发出呼唤,但叙述调式之下的真相是,“马”使夜晚的诗人惴惴不安、无法入眠,抽象的存在状态具象化,使诗歌情绪变得可触摸、可观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无独有偶,英国当代剧作家彼得•谢弗的《伊库斯》也是借助“马”这一意象承载青年人艾伦内心的脆弱和敏感,反映现代人内心的芜杂和浮躁。诗人的写作与《伊库斯》处于互文关系中,这不仅是题材视域的遇合,也不仅体现了诗人向其他艺术文体寻求援助的努力,它的直接意义在于,把诗歌导向了一个更加开阔丰富的境地。“每当此时/我的眼睛就会飞出去/抱住高悬电线杆上的一轮明月”,“飞”“抱”两个动词将事物连接,形成一系列的动作,而发出动作的居然是身体的某一器官——眼睛,诗人刻意营造了一种恐惧感,来隐藏自己的真实情绪。深挖意象的外延,突破诗人设置的“迷宫障碍”,突围到意象的内涵系统中时,我们会发现,眼睛是离心灵最近的地方,作者实则是借用“眼睛”喻指“心灵”发出了这一系列的动作,而与“心灵”发生关联的,是最俗常的“悬”在电线杆上的“明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场景复现在读者眼前,千年后,同为诗人的朱涛也历经此情此景,可能产生此景象的个中原因迥异,但是这首诗借“看明月”完成了现代人与古代人的情感连接,俘获了历史纹理,唤起了历史记忆,有力地消除了现代诗和古典诗的隔膜。“电线杆”是现代社会中的意象,不免有冷冰冰之感,作者将“明月”这一古典意象与“电线杆”相观照,稀释了现代意象所带来的冰冷感,这种意象使用策略无疑保证了诗歌的诗性饱满,使诗歌流贯着“落差美”。这首诗并非是原生态地复制日常生活的琐屑场景,而是将自己的内在情绪附着于俗常景观,使内在情绪变成“事件”连续翻转,使现代社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流动于诗歌文本中,形成带有质感的画面流动,现代人的疼痛、焦躁、内心世界的脆弱敏感和周围环境的紧张关系,统统投射在了这首诗歌中,折射出现实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这首诗实质上是诗人的自况,但诗人并不单单地使用心理独白,而是将心理独白“事物”化、“动态”化,使心理状态和复杂的外部世界以及事物情状相应和,使诗人“单向度”的心理独白发展成为诗人和自我、他人、世界的“多声部”对话,从根本上敞开了诗人自我内在的精神宇宙。

二、“死亡美学”:表现现代人的内心“症候”

“死亡”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它是我们几乎全部的思考和艺术作品的源泉,而对它的研究则是通向把握我们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想象力的勿庸置疑的源泉的康庄大道”4。“存在主义艺术论是从死中考察艺术的”,“死已成为主题”5。出于对人类文化共性的感知,在朱涛这里,“死亡”也成为他艺术灵感的来源,在诗歌中被反复地提及。无疑,朱涛的心灵是敏感的,他洞察到了“死亡”对“个体人”的最终意义和对“全人类”的普遍意义,感受到了“死亡”是精神活动的最终场所,因此在诗歌中不断地追问和解答“死亡”所隐匿的意义,表现出对“死亡”的诗意沉思。

翅膀飞走了

半个身子在挣扎

红玫瑰、白玫瑰、黄玫瑰终将染成压箱的紫玫瑰。与

熟透的骨灰

结盟

护航天空

——《失手打碎花瓶》

这首诗开篇便指向“吊诡”,浓郁的梦魇气息,塑造出强烈的阴郁氛围,诗意的抒情让位于诗人直觉的呈现,严羽在他的诗论中提到,“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6,我们以此观照朱涛的诗歌,便不难发现,他的诗歌正是依靠自我感知——所思、所闻、所感发散而出,是真正的主“情”之诗。“翅膀飞走了/半个身子在挣扎”是对“垂死”场景的隐匿描述,“翅膀”喻指灵魂,灵魂消散,人体“剩余物”也就只有“半个身子”。“半个身子”这一意象出现,“死亡感”随即挣脱而出,使诗歌充满撕裂的疼痛感。同时,这首诗也是诗人自我内心境况的外化显现,“挣扎”的吟哦,说明诗人内心的焦虑、不安已经恶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玫瑰”这一意象,取材于日常物象,诗人用色彩为不同的玫瑰涂染不同的意蕴,“红”“白”“黄”为亮色,寓意为“生”;“紫”为暗色,是被“红玫瑰”“白玫瑰”“黄玫瑰”压箱染成的,是其他玫瑰的最终归属和终极形态,寓意为“死”,这一手法的运用,为诗歌抹上了浓郁的思辨色彩。“骨灰”这一“黑暗”意象,使读者直面诗歌中“死亡”,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情感冲击力,“熟透”多用来形容瓜果成长到一定程度时的生命状态,诗人在这里将这一词语与“骨灰”连用,极大地加深了诗歌的“死亡感”。诗歌最后指向“结盟/护航天空”,整体意境转向宏阔,“翅膀”即“灵魂”完全在天空中消散,穿透出巨大的虚空感,但这种“虚空感”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黑暗”意象所带来的“恐惧感”。这首诗显示出诗人对生命有敏锐的感悟力,他能够超越凡俗事物的表层和芜杂,直面死亡的本质。

人作为一种时间性的存在,只有认识到自己必有一死时,才会决定当下为自己而生存。换句话说,人存在的意义就是被理解到的这种时间性7。以此来玩味朱涛诗歌中的“死亡”意象时,我们会发现,朱涛诗歌中的“死亡”正是基于“生”的意义而存在的,里面包含了痛苦、悲伤、丧失自我、抑郁、失语等现代人的生存危机。

……

家园的叛逆者

你鼓荡戴口罩的肺

紧紧抱住脚底石块

坚持在死亡的中途站

下车

铲除地下通道的黄马甲

但你并不奢望卸下伪装

从尘世的渣土中伸出头来

摘下眼罩

阳光不能治愈你脸上的惊雷

你捏造了一个又一个牢笼

撤退到灯塔的后脑勺

居住

……

寒冷的妹妹

孤独的妹妹

沉默保护了你的荒草在远处开火

搂进一个人弯曲的岔路吧

去战胜沙子挖掘的命运

——《春天末日手指的雨滴》

与其说这首诗包含着“死亡”的意味,不如说诗人在观察生活时找到了某种契机,有意识地把这个时代人们的存在状况纳入他透视和思考的坐标体系内,并以自己的精神处境为观照,在“死”的表象之下对“生”作出了更本质的思考。“家园的叛逆者/你鼓荡戴口罩的肺/紧紧抱住脚底石块/坚持在死亡的中途站/下车”,用“家园的叛逆者”指代现代人,极为真切地表述了现代人强烈的受难感,“鼓荡戴口罩的肺紧紧抱住脚底石块”,刻意错位的表述让人联想到现代人所处的“生态环境”的恶劣,某种无以名状的悲情涌现而出。“时代”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整体性的精神氛围,个体的人从来都无法逃脱时代的寂寞与喧嚣,因此,个人的诗歌经历也充满着时代的印记,“每一个时代的诗歌都会选择一些独特的诗人,作为折射它自身所隐含的深邃的艺术内涵的一面镜子”8,令人饶有兴味的是,朱涛在这首诗中,用巧妙的话语更深地切入这个时代的生活,表现了这个时代人的整体意绪。“铲除地下通道的黄马甲/但你并不奢望卸下伪装”,“阳光不能治愈你脸上的惊雷/你捏造了一个又一个牢笼/撤退到灯塔的后脑勺/居住”,高速度、强压力、物质、金钱等充斥着当代人的生活,相当一部分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年轻人选择了“逃避”,与之呼应,“佛系文化”“丧文化”兴起,浸淫在当代的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处于缄默和幽闭的状态中,“并不能卸下伪装”,“捏造牢笼撤退到灯塔的后脑勺居住”,不正是若隐若现地分析了这些现象吗?而诗人并没有止步于此,他继续说道,“沉默保护了你的荒草在远处开火/搂进一个人弯曲的岔路吧/去战胜沙子挖掘的命运”,这几句诗足以形成震动人心的力量,他鼓励现代人战胜命运、迎接生活的挑战,这也是诗人在对时代有了透彻觉识之后,对自己人生道路作出的审慎抉择。基于此,这首诗体现出朱涛在“个人性写作”之下的“承担者的诗学”,即“它在坚持个人的精神存在及想象力的同时,它在坚持以个人的而非整体的、差异的而非同一的方式去言说的同时,依然保有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及文化责任感”9。

父亲和母亲都要为自己的孩子各选择一半的祖先和遗传的品质,这是他们庄严而神圣的责任10。意味深长的是,在朱涛关于“死亡”的诗歌写作中,往往与“性”脱不了干系,“性”成为朱涛演绎“生”的重要手段,成为他诗歌中的重要意象。“性”也是进入朱涛诗歌文本的内涵系统的重要路径。“仿佛精血爆裂的种子/鸣响死亡最强音”(《迷茫的白旗》)、“他年轻的情人/像蛋糕上的性感樱桃/尸布的灰烬黯然失色”(《像蛋糕上的性感樱桃》),在这一部分诗歌中,朱涛多用含混和象征等表现手法,来表达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生命意识,而这一表现手法的“精神母体”,正是来自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大师的心灵总是为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危机困扰着,寻求解决的途径是他们艺术创作和思想探索的紧迫任务。因而,文学在艺术方面,寻求超越性的精神信仰,表达反社会的抗议情绪,沉迷于神秘性的生存体验,广泛运用象征和隐喻来表现不可言喻的精神深度等,构成现代主义的基本艺术规范。”11异质的词句夹杂含混朦胧的“性”描写,表现出现代人内心的压抑,引起读者对自身处境的缅想,同时还为“生”与“死”的反思提供了另外的别致视角,整体音调是趋于抑制、低缓的。

无论科学技术如何进步,也不能解除“死亡”对于人类的威胁,无法避免“死亡”带给人们的焦虑,当“死亡”的阴影笼罩在人类的心灵上空时,人类只能求助于情感信仰来想象反抗“死亡”,于是,宗教便担当起人类情感上反抗“死亡”的重任。布列斯特在叙述金字塔经文时,也承认起支配作用的符号的意义就是反抗死亡12。然而,在朱涛的诗歌中,“反抗死亡”的情感传统发生了“变异”,“死亡”在朱涛的诗歌中逐渐丧失了本义,蕴含的象征意味却逐步凸现出来。“死亡”代表了朱涛诗歌中的一种审美范式。因此,与其说朱涛是在用诗歌反抗“死亡”,不如说他是在借此拥抱“死亡”。诸如,“死神是个孩子/喜欢你们捉迷藏/你绕着天空盘旋/不能让自己停下来”(《这一片空地》),“死者的心跳含在你们口中/如藤蔓/喃喃自语/撩拨祈福的烟雨”(《锯齿天空》),“在训练有素的骨灰传送带上/降落一个可触摸的束胸未来/这就是艺术/模拟从未提供过样板房的王国”(《死亡遗嘱》),“试试血在春天的播种/古老的杀伤力/盖过死亡遗产的继承”(《血在春天的播种》),“死是一件多么神圣而荣光的事/看他/使出吃奶的劲/笨拙嘟囔着吹气”(《死是一件多么神圣而荣光的事》),这些诗歌造就了朱涛诗歌的“死亡美学”范式,同时教会我们看待“死亡”的另一种方式,也体现了朱涛诗歌写作的独特技艺。

三、“戏剧化”特征、“反讽”手法及“片段化”书写

1940年代,新诗出现了“说明意志的最后都成为说教的,表现情感的则沦为感伤的”13问题,针对这一现象,诗人们提出了“新诗戏剧化”,袁可嘉则对这一理论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尽量避免直截了当的正面陈述而以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与情感:戏剧效果的第一个大原则即是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14,换言之,诗人在诗中放弃冗长而驳杂的心理独白,设置某个戏剧性的场景,通过其他“角色”的行动抑或声音,表现“我”内心的辩驳,亦即“表现在现代诗里,第三人称的单数复数有普遍地代替第一人称单数复数的倾向”15。我们以此观照朱涛的诗歌,戏剧化可谓是他诗歌的重要特点之一。

小女孩在无缘无故地哭

她的替身在一遍又一遍地问

“怎么了,小丫头”

玩偶

忠诚最恰如其分的距离

不能长一寸也不能短一寸

每个瞬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被照亮

黑暗闯入太早

丢失了白昼的背影

互为寄生的都陷入了衣衫褴褛的困境

——《小女孩在无缘无故地哭》

这首诗设置了奇特的场景,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在无缘无故地哭泣的小女孩,“她的替身在一遍又一遍地问/‘怎么了,小丫头’”,替身是指小女孩身边的“玩偶”,“玩偶”要保持不能长一寸也不能短一寸的最恰如其分的距离,看似荒诞,实际上诗人是在诉说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处理关系。“每个瞬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照亮/黑暗闯入太早/丢失了白昼的背影”,这是诗人内心的声音,而诗人将“我”的声音掩盖起来,将行为分配给“小女孩”,通过戏剧化的行为将诗歌“立体化”,增强了诗歌的现实感,减少了枯燥的“说理感”,使诗歌承载了更多复杂、稠密的信息,诗歌的最后,诗人“点睛式”地指出了自己的人生经验,“互为寄生的都陷入了衣衫褴褛的困境。”诗人通过“戏剧化”的手法,使诗歌获得了生动的质素,同时,“我”的内心情绪被“戏剧化”后,克制了“我的情绪”的张扬,实现了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对接,诗歌此时体现的是人们的普遍经验,体现了真正的“非个人化”。这也符合卞之琳对“戏剧化”手法的解读:“我总喜欢表达我国旧说的‘意境’或者西方所说‘戏剧性处境’,也可以说是倾向于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甚至偶尔用出了戏拟(parody)……”“这种抒情诗创作上小说化,‘非个人化’,也有利于我自己在倾向上比较能跳出小我,开拓视野,由内向到外向,由片面到全面。”16同类的诗作还有:

孩子们在雪地里扑腾

像红色的陀螺

与雪团

相互

驱赶

永不知疲倦

他轻轻捂住叶子

不让嘴

发出尖叫

溅响泥泞及腰深的积雪

——《风暴的脸色》

“叙事性”是“戏剧化”的重要特征,这首诗描写出最日常化的场景,“孩子们在雪地里扑腾/像红色的陀螺/与雪团/相互/驱赶/永不知疲倦”,一幅冬天的“儿童嬉雪图”跃然纸上,叙事性的情节出现,使诗歌具有了“戏剧化”特征,也成为下一情节出现的平行背景。诗人用“全知”视角“看”到了另一幅戏剧场景:“他轻轻捂住叶子/不让嘴/发出尖叫/溅响泥泞及腰深的积雪。”这种富有戏剧性的叙事,调动起读者的阅读神经,使读者对诗歌产生情感上的震撼。

“人生经验的本身是戏剧的(即是充满从矛盾求统一的辩证性的),诗动力的想象也有综合矛盾因素的能力,而诗的语言又有象征性、行动性,那么所谓诗岂不是彻头彻尾的戏剧行为吗?”17在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袁可嘉认为,“戏剧化”的诗歌除了要有素材的戏剧性即情节的戏剧性和诗人的想象力外,诗的语言还要有象征性、行动性,这样的诗才是彻头彻尾的戏剧行为。在朱涛的诗歌中,也不乏浸染着象征性、行动性的语言,“他站在墓穴旁/跪求她嫁给他/她要他张开足够辽阔的针眼/让岁月的遗骸/恣意缝纫/他说/你身上潮湿的皮草味/一直诱发我钻探爱的源泉/触摸世界的真相/那就等下辈子吧/说完她绝尘而去/扔下灵魂出窍的尸体”(《墓园礼物》),这首诗通篇都是动作,“站在”“跪求”“张开”“缝纫”“诱发”等动词,形成连贯的动作,将诗歌串联起来,看来十分平淡,当我们反观诗歌中的意象时,便发现“墓穴”“针眼”“尸体”充满象征的意味,晦涩、歧义也随之而来,诗歌带上了鬼魅的诗意。

“反讽的基本性质是对假相与真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这矛盾无所知:反讽者是装作无知,而口是心非,说的是假相,意思暗指真相”18,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以来的诗歌叙事,反讽已经变成当代诗歌话语的中心19。在朱涛的诗歌中,诗歌的“反讽”伴随着“戏剧化”的运用出现,他经常戏谑性地将诗歌的情节与内在意蕴作适当的“扭曲”,使两者之间形成某种张力关系,达到语言狂欢的效果,以此表现普通生活中某些荒诞的、非常态的情绪和生存状态,展现出个体以及人类生存的困境。

美元太阳

放射线般的枢纽

治疗面瘫的城市

交易

恢复颜面丢尽的古老戏剧

体育馆万众一心

分享拳击手供应了半个世纪的七位妻子的鲜血

枯萎不是道具

目的地独特的艺术

犹如双手插在裤兜里

若无其事

检阅强酸腐蚀的骷髅头

亢奋而疲倦

纽扣般整齐别在天空海军蓝的大衣上

——《美元太阳》

这首诗是在写“美元”,实在写社会的荒诞、时代的荒诞。“反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概括为“正话反说”,“通过反讽,各种实体能够通过比喻层面上的否定,即字面意义上的积极肯定得到描述”20。“放射线般的枢纽/治疗面瘫的城市”,荒诞不经的语言失重中,我们需要从反向上去理解诗的含义,由此,透视出被美元充斥着的世界挤压着人类的生存环境,折射出当代世界的本质是荒诞的、人的生存处境是“非自由的”。“分享拳击手供应了半个世纪的七位妻子的鲜血”,“犹如双手插在裤兜里/若无其事/检阅强酸腐蚀的骷髅头”,现实处境的荒诞使人格发生了分裂,诗人的敏感心灵触摸到了当代人类的生存悖论,对世俗生活作出了哲理化的思考,显示出诗人的生存智慧。诸如此类具有“反讽”意味的诗歌还有:“终于可以呼吸阳光的/那一天/当我吐出压迫胸怀的黑马/看着它的蹄子/卷起风/冲垮旗杆后方的玻璃防线/请给厮杀我的灰尘/一个骨灰盒/告诉后来者/他们曾想千秋万代/站得比天空更久”(《呼吸阳光》)“军营就是军营/当大象被出卖时/罪名已经成立/擦枪走火的表演/观众报以持续的掌声/不相信还有更愚蠢的闹剧/戏中戏/等待他们的小便池醉汉般吹响军号”(《大象贸易》)“爱过我的/都嫁给了/上帝/甜/这个词/我们认识/她的小腹光洁/没有末日的慌乱/语言的空白/划过的钉子在枝叶/歌唱/一个盒子雕着花”(《雕花盒》)。这些诗歌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中国当代社会的“病态情绪”,资本异化带来文化的冲突,人类在这种背景下处于自我异化和分裂的状态,诗人用这类诗歌表现了“市场化”对人类精神的消极作用,同时用“反讽”的力量解构了“抒情”,确立了理性的诗观。

远离宏大叙事的书写态度,使朱涛放弃了对事物整体的描述,而采取了“片段化”的话语书写策略。这种诗能够把无关的因素结合起来,使“不协调”的事情在诗歌中得到“协调”。“片段”叙事在朱涛的诗歌写作中成为中心“症候”,且表现得相当普遍与“成熟”。“宪兵握过的手/发出铃铛声/去年的靴子/接连脱落/伸向苹果味更深的积雪”(《平安符》)“巨兽并未离去/扔在地上的麻袋/随时收紧触摸它皮肤的胳膊/像率性哭闹的婴儿/上足发条/攥住驶往未来灵车的玩具”(《纽扣里的风暴眼》)“他耳根憋得通红/如失闸的车轮/抖动小腿/输送一生粮食”(《自己称王》)。求新的思维驱动着朱涛不断创造新的话语表达方式,“片段化”书写作为朱涛诗歌中的一种认知思维,指向自由和颓废,背后隐含的是他的美学态度,用解构、怀疑、颠覆、消解反抗“现代性”,抵制当今社会无以名状的焦虑和痛苦,表现现代人对精神困境的无奈。极端“片段”的诗歌话语暗合了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体现了朱涛诗歌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但是,这种话语方式也存在潜在的风险,情节的“片段”会造成语言的“片段”和琐碎。郑敏认为,第三代诗歌话语虽然反对古典修辞学对词藻之类的重视,但他们本身的语言观显然并没有进入西方后现代、后结构各派所共同接受的“语言转折”21。显然,在朱涛的诗歌话语中也存在着这个问题。另外,一味地进行“片段化”书写,再加之诗歌内容的批判性和语言的“琐碎化”,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诗歌的“非诗化”特征,这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一定的困难,很有可能会消解和掩盖诗歌自身所蕴含的思想性,生成虚无主义的情绪。这到底是朱涛诗歌的困境还是恰恰是他诗歌的独特性,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的问题。

结 语

朱涛的诗歌,虽然是由“切肤之感”弥散而出,但他的诗歌不仅依靠灵感和激情,更多的是智慧和诗艺的经营。其诗歌话语趋向冷静、深邃,但在看似冷峻、尖锐的批判背后也存在着某种隐匿的情感,存在着思辨的力量,属于内敛型写作。朱涛的诗歌多用“黑暗”意象来表现超现实的荒诞,但却无恐惧之感,这是因为其诗歌中还保留着温情主义的成分,理性的批判与温情主义并存在诗歌文本中,这种悖论看似不可调和,甚至有损“诗性”,但是朱涛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判断。朱涛的诗歌也确实有一种“洞悉”的力量,以“变形”的方式揭开世界的“神秘面纱”,探索人的精神世界,在现实与超现实的游走中完成了理性的哲思。朱涛不断在文学外延中进行反常规的操作,在诗歌中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陌生化”的实验,试图在“词”与“物”的反复组合中进行深层的诗歌技艺探索和深入的思辨。朱涛并没有在大众文化面前向现实妥协,也没有遁入艺术形式的“扭曲”中寻求解构崇高的快感,而是始终执着于对“纯诗”的探索,忠于文学的深层实验,以他特有的方式思考人类生存空间的“变异”,叩问人类心灵,捕捉现代人的情绪,试图剥开现实世界的伪装和假象,表现世界本质和本真自我,将读者引向理性深处。在某种意义上,朱涛的诗歌完成了对当代诗歌形式和内容的增殖,提供了诗歌生长的另一种向度。

注释:

①[英]T•S•艾略特:《荒原》,赵萝蕤、张子清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②朱自清:《诗与哲理》,《新诗杂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页。

③欧阳江河:《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站在虚构这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6-57页。

④[法]路易-樊尚•托马:《死亡》,潘惠芳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4页。

⑤[日]今道友信:《存在主义美学》,崔相录、王生平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73页。

⑥严羽:《沧浪诗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

⑦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2页。

⑧臧棣:《王家新:承受中的汉语》,《诗探索》1994年第4期。

⑨王家新:《九十年代:为诗一辩》,《没有英雄的诗:王家新诗学论文随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⑩[英]霭理士:《性与社会》,潘光旦、胡寿文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6页。

11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12[德]恩斯特•卡西尔:《卡西尔论人是符号的动物》,石磊编译,中国商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98页。

13 14 15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论新诗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4、25、25页。

16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雕虫纪历1930—195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17袁可嘉:《谈戏剧主义——四论新诗现代化》,《论新诗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4页。

18赵毅衡:《重访新批评》,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19董迎春:《反讽时代的孤寂诗写——当代诗歌话语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20[美]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21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