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历史逻辑中的审美生产①
内容提要：在《野葫芦引》“四记”之前，《红豆》是被研究最多的宗璞作品。时至今日，读者依然会为江玫与齐虹的爱情故事所吸引，会认可小说细腻、精致的文体表现。尽管现在看起来，这是一个被时代规约所编码的写作，一个强大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逻辑矗立在历史中的作家宗璞身后。但其间作者所投入的真诚情感，以及小说的艺术情思和艺术表现，并不能被抹去。
关键词：宗璞 《红豆》 知识分子 历史逻辑 审美生产
写于1956年12月的《红豆》，是宗璞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早先也有过一些作品）。在1957年7月号《人民文学》上甫一面世，即受到极大的关注，亦被诬为“毒草”，使作者遭致严厉的质疑和批判，并对作者后续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那么，什么是《红豆》产生的历史逻辑。1956年5月底，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2，为1956—1957年的文艺创作带来了新气象。一批在题材、主题、风格和艺术方法上打破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出现。这些作品呈现出两种趋向，“一是加强创作的社会政治干预性，要求作品更多承担揭发时弊、关切现实缺陷的责任……另一种趋向，则表现了要求文学向‘艺术’回归……后一种趋向，在内容上多向着被忽视的个人生活和感情空间开掘，对个体的生活和情感的价值和独立性的维护……这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而言带有‘异质’特征的作品，在1957年下半年被指斥为‘逆流’‘毒草’，二十多年后，它们又得到一种截然相反的评价，而被称为重放的鲜花”3。从时间上来看，《红豆》的写作、发表，契合了1956—1957年的历史形势。它的产生是对“文学要向艺术回归”的召唤的回应，也是向着新中国建立后被忽视的个人生活和情感空间的掘进。对青年知识分子爱情题材的书写，则突围出工农兵、重大政治运动及革命战争等题材一统文学的局面。
学界一般认为1957年春夏开始的“大鸣大放”，是知识分子形象开始较大规模地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原因。程光炜认为：“还包含着知识分子意识在同样背景中的‘觉醒’这一有意味的精神现象。”“知识分子意识在建国五、六年后的‘复活’现象， 是对丁玲延安时期《在医院中》等作品主题资源的重新发掘和继续，但人们显然已隐隐感觉到这些精神‘英雄’ 的孤立无援和‘悲剧’结局。”4创作于1956年12月的《红豆》，显然在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之前。那么，宗璞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便应在“知识分子意识觉醒、复活”这个动因之内。一方面是“双百方针”提出之后，文学向“艺术”回归的趋向，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意识的“复活”现象，这两种历史脉动或潜流的结合，就是《红豆》得以诞生、发表的历史逻辑。
程光炜分析了1950至1970年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产生的时代语境：“1949到1957 年上半年间，虽然政治上确定了不再把知识分子，而把工农兵当作文学描写主角的文艺方针政策，但在具体创作实践中还会有反复，处在无规则的变动之中……这些复杂状态实际昭示了：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还未确立其权威，并对文学艺术发挥指导、限制的功能……二、知识分子阶层在当时还未被正式划为社会‘异类’，所以从事文学创作的知识分子作家仍然把自己的精神状态、心理情绪和审美意识视为合理性的要求，容易在自己熟悉的艺术领域和知识分子形象上找到创作的兴奋点。三、文学创作的‘社会主义’语境，促使作家们重新思考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这种‘思考’不单包含有批评、反思和使社会体制更为完善的内容，也包含了怎样去‘适应’和调整的创作动机。”5于是，在1956年末的社会语境中，宗璞创作了一个知识分子在1948年对爱情作出选择的故事。而表现在其中的精神状态、心理情绪和审美意识，无疑带有浓厚的知识分子色彩。宗璞将这个多少带有自我文化投射意味的爱情故事，置于“革命”的首要能指之中，在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之后，以审美生产的方式呈现出来。
达维德•方丹在阐述诗学问题时，将文本视为“作为生产力的文本”。“梅舍尼克争着要重申诗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不可分，而符号学研究者、精神分析学家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则果断地把文章的‘有意义的实践’确定为是众多改造性实践中的一种，也即是一种劳动的社会形式。”6刘方喜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概括出“审美生产主义”理论。“在与物质生产、意识形态生产、‘生产性的’商业化精神生产这三种生产的联系和区别中，把艺术创造活动界定为‘自由的精神生产’‘非生产性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自由活动’。把‘自由的精神生产’具体界定为一种‘生产’活动、在‘自由时间’中展开的活动、满足人的‘生产性需求’并产生‘生产的欢乐’的活动、存在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活动。”7本文中的“审美生产”，就是根据克里斯蒂瓦“有意义的实践”及刘方喜的“审美生产主义”概念，引申出了这样的一个基本认知和判断：在具体的历史逻辑中，宗璞所进行的精神生产活动，尽管在主体置入方式方面，宗璞的精神生产活动并不能称之为是“自由的”，也不能称之为完全满足了自己的“生产性需求”、并产生“生产的欢乐”的活动。但《红豆》仍是历史逻辑中有意义的实践，也即审美生产。
在《野葫芦引》“四记”之前，《红豆》是被研究最多的宗璞作品。时至今日，重读《红豆》，读者依然会为江玫与齐虹的爱情故事所吸引，会认可小说细腻、精致的文体表现。尽管现在看起来，这是一个被时代规约所编码的写作，一个强大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逻辑矗立在历史中的作家宗璞身后。集体意识形态对写作主体的结构性改造在所难免。但其间作者所投入的真诚情感，以及小说的艺术情思和艺术表现，并不能被抹去。宗璞曾谈道：“我写的其实是为了革命而舍弃爱情，通过女主人公江玫的经历，表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怎样在革命中成长。那个时代确实有很多这样的爱情，我写得比较真实。”8正因为真实，所以才感动人和吸引人。真实永远是艺术的生命力所在。
然而，关于“真实性”话语，在1950年代中期，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话题。当时关于现实主义的辩论转移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上面来。胡风、秦兆阳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质疑，其实质是文学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对立。在胡风等看来，现实主义的核心是“真实性”，是“追求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这些“真实论者”所呼唤的，是来自于“五四”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的批判风格，以及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传统。“写真实”和“干预生活”一起，是胡风、冯雪峰、秦兆阳等提出的“无冲突论”“粉饰生活”的解决方案。所谓“干预生活”，就是要勇于揭露生活的阴暗面。此一论调与周扬等对“真实”的定义构成冲突。周扬等认为的“真实”，则是要大力表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光明面”，讴歌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对生活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要坚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光辉前景。在反右派运动开始之后，对胡风等“真实论者”的批判，便转移到诘责作家的世界观与立场上来。“毫无疑问，文艺必须真实，不真实的文学艺术是没有价值的。问题是，什么是真实？作家、艺术家是站在什么立场和抱着什么目的来描写真实？”9茅盾批评说 “写真实”是一个“修正主义口号”。他说：“如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看我们的社会现实，他就能在作品中反映出客观真实，否则，他就歪曲了我们社会的客观真实。”10左冀文学内部关于“真实”的争论，在当代文学中往往由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等因素而演变成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非学术、非理论的批判，其结果必然是仍须由“政治权威”来作出裁决。而“真实论”“写真实”这些1950年代的论题，以及卷入其中的胡风等的命运（胡风在1955年5月中旬已被打成“胡风反党集团”），必定会对宗璞的小说写作构成一种潜在的影响。以至于多年之后，在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宗璞仍下意识地重提“真实”的概念，来说明《红豆》在文学手法上的意义。胡风等提倡现实主义的核心是“真实性”，是“追求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等观点，其实是深入一批作家之心的。宗璞后来写的几篇作家评论，包括对陀斯妥也夫斯基、哈代、曼斯斐尔德、波温等，无不是把“真实”“真”作为褒扬的基点。11历史在此刻，仿佛在美学上为胡风等平了反。
《红豆》在读者层面受到了欢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何西来曾说：“《红豆》不仅使我得到了审美的满足，而且大大提升了我欣赏短篇小说的能力和境界。许多年龄相仿的同学，都有和我相似的体验。”12历来对《红豆》的研究主要胶着在时代话语、主流意识形态分裂了作者的写作，使它呈现出既有与时代共名的表象，潜文本却留下了无尽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与余韵。但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历史逻辑究竟是如何作用于写作主体，而知识分子自我的幽灵又是如何透过表层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隐晦却顽强地折射出来？
像宗璞的大多数作品一样，《红豆》亦可看作是某种心理传记。宗璞的小说自《红豆》始，直到《弦上的梦》，都是有关“成长”的叙事。而成长，其实质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以符合历史逻辑的规定性。《红豆》将男女主人公置于革命与爱情的矛盾中。这个范式即透露出一个带有哲学色彩的普遍对立：“在萨特和埃里克森那里，私人的与公众的、无意识的与有意识的、熟悉的或未知的、普遍的与可理解之间的习惯性的对立被移置并安放在一个历史和心理的环境或语境的新概念之中。”13这一段话几乎囊括了江玫与齐虹的所有困境。感情当然是有意识的，历史逻辑却以强大的无意识统摄了一切；对江玫来说，齐虹是熟悉的，更是未知的；革命真理是普遍的，但爱情却是个性化的。这些便是《红豆》的叙事矛盾，人物与情节，也便在这种种的矛盾交织中呈现出复杂而分裂的面貌。
先来分析《红豆》的写作主体是如何逐渐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小说中，为了最终完成主人公革命干部江玫的成长，必然要牺牲江玫的小资产阶级爱情。既然这个牺牲是必然的，作为矛盾的另一方的齐虹，便不可避免地堕入到道德、人格的缺陷中去，直至齐虹去国，彻底分手的结局。小说中对齐虹的塑造显出更多硬性、主观的笔触。“丑化”、贬低的句子时有出现。于是，齐虹的阶级原罪更多地转化为道德、人格缺陷，并终于走向革命正义的反面。小说的主线有两条：一条是萧素作为革命的领路人，对江玫的成长之路的影响；另一条是江玫和银行家少爷齐虹的爱情故事。这个叙述框架已经有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影子。为了贬低齐虹以及他所代表的价值观，小说是这样描述他的：“自由就是什么都由自己，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齐虹脸上温柔的笑意不见了，好像江玫是他的一本书，或者一件仪器。”在小说中，作为革命正义代表的萧素，则对齐虹有着天然的抵触，“齐虹憎恨人，他认为无论什么人彼此都是互相利用。他有的是疯狂的占有的爱，事实上他爱的还是自己”。甚至用“自私残暴和野蛮”来形容齐虹。14
萧素是一个革命导师式的人物。这类人物的功能在以后直到《我是谁》之前，都在小说中发挥着精神引领者的作用。《后门》中的母亲、《知音》中的石青、《不沉的湖》中的老徐，都是帮助主人公完成成长使命的心灵导师。在《红豆》中，萧素既是导师，也是上级。当萧素看到江玫也来参加反美扶日游行时，萧素的“脸上闪过一个嘉许的微笑”。萧素被捕之后，江玫在心里说：“逮走一个萧素会让更多的人都长成萧素。”经由萧素，江玫完成了成长。
然而，有意味的却是，这个导师在作者笔下，被命名为萧素（萧肃）。隐秘地透射出作者潜意识里对这一类人物的畏惧心理。这个人物或原型代码背后的势力，是足以使江玫、齐虹“萧肃”的力量；而玫与虹的色彩无疑是鲜艳的、生动的，也是匹配的。使江玫的天平开始向萧素所代表的革命倾斜的事件是，萧素为了救江玫的母亲而去卖血，借此确证革命的情谊血浓于水。“人也常常会在一刹那，也许就因为手臂上的一点针孔，建立了死生不渝的感情。”15但当萧素被捕的时候，江玫手里拿着的仍然是表现资产阶级爱情的《呼啸山庄》，而不是萧素送给她的那本《方生未死之间》。当爱情与革命几乎势均力敌的时候，作者抛出了一个阶级恨的故事——江玫父亲的屈死。这个绝对的砝码，终于把江玫推向了革命正义的一边。
即使江玫与齐虹从恋爱开始便争执不断，两人选择的道路也不相同，但当齐虹要出国的时候，江玫仍然希望齐虹能留下来。在最后的告别时刻，江玫几乎是完全靠着意志，努力“撑过这一分钟”。即使是“现在”（小说采取的是回忆、倒叙的手法）的江玫，她也并未能与这份感情彻底忘怀，这正是《红豆》在1957年受到批判的原因之一。齐虹走了，江玫的小资产阶级爱情也结束了：“她觉得自己的心一面在开着花，同时又在萎缩。”16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以生离为结束，把主体置入符号秩序的问题最为尖锐地提出。这个故事原型也许仍然在个体经验的范畴里，是内驱力、焦虑促使这种伤痛、遗憾的情感经验化为了一篇小说文本。
从故事结构即可看出，作者一开始就铺设了两条线，革命与爱情同时开始叙事进程，但爱情的语义效果显然占了上风。比如江玫和齐虹的相遇，作者就以惟美的情调抒写了雪天的景色：“那也是这样一个下雪天，浓密的雪花安安静静地下着。江玫从练琴室里走出来，哼着刚弹过的调子。那雪花使她感到非常新鲜，她那年轻的心充满了欢快。她走在两排粉妆玉琢的短松墙之间，简直想去弹动那雪白的树枝，让整个世界都跳起舞来。”17这里的景语就是情语，雪天的浪漫邂逅、一见倾心，奠定了整篇小说的情感基调，洁白晶莹的雪花象征着圣洁的爱情，而这一段爱情正是江玫无意识中真正的爱情。
然而，如果我们参考陈企霞在1950年对小说《腹地》的批评，或可一窥《红豆》中对主人公恋爱描写的危险性。“不管是什么情况，在哪种场合，反正英雄不能‘怅惘’；英雄和蜕化分子在一起，前者对后者只展开批评还不行，一定要占压倒优势……英雄恋爱不能和普通人有共同之处，不许写一见倾心而要有‘庄严的内容’……”18尽管陈文当时即受到侯金镜的反驳，但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教条主义已经在泛滥。在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之后，教条主义暂时受到冲击与挑战，当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斗争开始之后，历史的钟摆似乎又回到了陈企霞这一方的指针上。
在小说中，不但江齐恋的篇幅多于江萧的革命活动，作者对于二人恋情的描绘所投入的艺术情思、语义重量，也是不言而喻的。萧素的革命情节在一派花娇月媚的爱情文字中，多少有些像主观植入的外物，成为一种显在的、绝对的力量，使叙述的面貌发生着分裂。正如与《红豆》同时期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也写到革命女青年林道静的爱情选择，只不过林道静奔向革命的姿态更加决绝和义无反顾。而江玫的选择在宗璞的笔下，却蕴含着“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悲剧性内涵。读者更容易在这个现象文本之下，读出另一个生成文本19。这也就是克里斯蒂瓦所谓涵义的活跃的生产活动。这个生产活动等待着被囚禁的意义的解放，等待着以后的人们把意义从隐迹纸本之中揭示出来。
事实证明，不用等多久，宗璞因为“没有比江玫站得更高”“没有看到过去江玫的爱情是毫不值得留恋和惋惜的”20等“错误思想”而受到批判，事后一再检讨，《红豆》也成为“毒草”。将《红豆》放置于20世纪1950—1970年代的文学生产环境中，会发现《红豆》对“当代文学”的偏离。当时的主流文学在题材上，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表现重大政治运动为首选，而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明朗清楚的表达方式，则是标准的文学风格。用以上的标准与要求来看《红豆》，会发现它在总方向、世界观以及表达方式方面，都呈现出与集体系统的要求与趣味相异的质地。它既不能确切地证明自己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也没有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世界观则更带有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嫌疑。事实上，宗璞被批判的理由之一，就是“作者并未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来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21。而《红豆》的表达方式，跟“当代文学”所要求的乐观、明朗的风格也尚有距离。
尽管《红豆》是1956年“双百方针”感召之下的产物，但知识分子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仍感受到身份的焦虑和自卑，《红豆》背负着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危机的压力脱颖而出。从主体性构成机制来说，主体由语言所决定，而“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22。他者的话语就是《红豆》的无意识。而创作激情的想象来源总是某种伦理学。1956年的想象是国家想象，集体主义的伦理是惟一合法的伦理。宗璞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冯友兰自解放后就被批判、作检查，成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遭遇，不能不使她的内心产生身份认同的焦虑。23“缺乏的对象”遂取代欲望成为主体。为了获得身份认同而产生的压力，与创作的内驱力一起，把个人经验从幻想性的意识转化为符合集体意识形态的写作，即主体试图重新与他的异化了的形象结合24。也就是说，宗璞的旧我蜕变为新我。宗璞试图通过写作把经过初步改造的自我的新形象展示出来。《红豆》由此诞生了。
《红豆》实现了从“幻想之物”到“象征之物”的转换，却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象征符号下面那起伏变幻的意识海洋。恰恰是象征符号下面的爱情故事，经住了历史的淘洗。宗璞的艺术表现重建了生活经验的本真性和感性的圆满性25。而真正的历史，是绝对抵制符号化的。因为历史是一个不断被重新构造出来的故事或文本。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重放的鲜花》，其中收入了《红豆》。对此，宗璞曾撰文感叹：“《红豆》受到了批评，每个花朵本身，完全可以宽宏地忘记一切不愉快，只记得重放的幸运。而从历史的角度看，难道不该把悲剧的原因仔细探讨，总结清楚，铭记心头，引为教训，以避免历史重演么？……我希望以后的鲜花都能及时盛开，不需重放。”26在《野葫芦引》的创作中，这一爱情与信仰的抉择难题，作为一个新的历史文本的主题，仍会被重新构造出来。
《红豆》是宗璞奉上的一则关于知识分子主体置入时代意识形态的寓言。在集体无意识的统摄之下，于知识分子的爱情故事所可能呈现的叙事面貌及效果，宗璞提供了《红豆》这个典型文本。宗璞的创作在主体、自我和他者之间，并没有完全舍弃个人情感语义的表达，她丰赡华美的审美生产能力，在后续的写作中更加深隐地延续了下去，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主体置入方式。
注释：
①本文中的“审美生产”，根据茱莉亚•克里斯蒂瓦“有意义的实践”及刘方喜的“审美生产主义”概念，提炼出：在具体的历史逻辑中，宗璞所进行的精神生产活动，尽管在主体置入方式方面，这种精神生产活动并不能称之为是“自由的”，也不能称之为完全满足了自己的“生产性需求”、并产生“生产的欢乐”的活动，但《红豆》仍是历史逻辑中有意义的实践，也即审美生产。
②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召开了一次由北京的知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参加的会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陆在报告的开头说，今天所讲的，“是个人对这个政策的认识”。不过，报告的基本观点，显然是代表中共中央的一种权威阐述。他重申这一方针对发展和繁荣我国的科学文化的重要性，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报告全文载《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以上引自洪子诚著《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③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④⑤程光炜：《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⑥19[法]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陈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101页。
⑦刘方喜：《审美生产主义——消费时代马克思美学的经济哲学重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中文摘要。
⑧施叔青：《又古典又现代——与大陆女作家宗璞对话》，《宗璞文集》（第4卷），华艺出版社1996版，第456页。
⑨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32-33页。
10茅盾：《关于所谓写真实》，《人民文学》1958年第2期。
11在《他的心在高原》中，宗璞引述哈代的话：“很明显，有一个更高级的哲学特点，比悲观主义，比社会向善论，甚至比批评家们所持的乐观主义更高，那就是真实。”“如果为了真理而开罪于人，那么宁可开罪于人，也强似埋没真理。”哈代关于真实、真理的观点，宗璞是深为赞同的。参见宗璞《他的心在荒原》，《宗璞文集》（第4卷），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页。
12何西来：《宗璞优雅风格论》，《宗璞文学创作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1页。
13 24[美]詹明信：《拉康的想象界与符号界》，《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9、212页。
14 15 16 17宗璞：《红豆》，《宗璞文集》（第2卷），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6、16、4页。
18陈企霞：《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文艺报》1950年第3卷第3、4期。
20 21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
22[英]肖恩•霍默：《导读拉康 》，李新雨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
23这种焦虑甚至到1980年代初仍然存在着。1982年冯友兰获邀访美，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赠予名誉博士学位。除了学术成就再获国际认可，宗璞一家人更感振奋的是，“据我们的小见识，以为父亲必须出一次国，不然不算解决了政治问题”。因为这对三十多年来都在检讨和被批判的冯友兰来说，意义重大。尽管冯友兰当时身体状况已经很虚弱，“总算活着出去，也活着回来。所获自不只政治上争了一口气和一个名誉博士”。参见宗璞《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宗璞自述》，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25[美]詹明信：《拉康的想象界与符号界》，《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0页。关于这一点，当时的批判现在看来，反而是《红豆》在小说的艺术性品质上的确证。如，“然而，事实上作者并未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来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一当进入具体的艺术描写，作者的感情就完全被小资产阶级那种哀怨的、狭窄的诉不尽的个人主义感伤支配了”。（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正是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真实情感与挣扎，建立了生活经验的本真性和感性的圆满性。
26宗璞：《〈红豆〉忆谈》，《宗璞文集》（第4卷），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页。
[作者单位：新疆艺术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