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谶语式特征 ——兼论晓苏小说《传染记》中的谶语式书写
内容提要：本文以谶语为中心，谶语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商周时期就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与反讽手法相比，谶语更具有趣味性、具有寓言性质，更为民间大众所接受。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谶语的使用也使得小说别有风味。在不同的时间阶段，谶语的使用频次和产生的效果也有差异。晓苏的小说《传染记》就使用了谶语的写作手法，不论人们作出多大的努力想改变形势，也无法改变谶语的应验和人物自己的命运。《传染记》中谶语成为小说中最关键的创作手法，通过谶语引发的一系列事实不仅呈现出故事情节的复杂和多变，而且能引发读者对现实的思考。
关键词：晓苏 《传染记》 谶语 反讽 寓言
谶语最基本的含义就在于是迷信的人说出不吉利的话，最后事实得到应验。在古代，谶语一词偏中性，谶语甚至是统治者专用话语的象征；到了近现代，谶语更多带有一定的讽刺色彩，结局通常往往带有悲剧的成分。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谶语的使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较为频繁，尽管在1940年代到1970年代末，谶语一度出现沉寂状态，到新时期乃至新世纪之后谶语却再次频繁出现在小说中。总体上谶语的使用能给作品带来强烈的阅读效果，讽刺的特征能够映照社会的基本现实，给读者以反思和思考。
一、“谶语”的基本含义与表现方式
“谶语”的含义，指的是迷信的人说出一些不吉利的话导致最后的结果得到应验。“谶语”的中心是“谶”。所谓“谶”，指的是古代民间的巫师、方士编制预测的预言吉凶的隐语。后来，“谶”慢慢与“谶语”“诗谶”等词组合，成语“一语成谶”就是指别人说了不吉利的话，最后成为了事实。谶语的文学表现形式在商周文学中率先出现，无论是从民间传说还是传承下来的文学作品中，谶语式书写占据很高的比例。后来根据《史记》记载，《史记》中出现了两个比较典型的谶语式书写：第一个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亡秦着胡也”。第二个便是《史记•陈涉世家》中的大起义，为了反抗秦国的暴力统治，陈胜、吴广等农民进行起义，为了能给秦军制造压力，当时陈胜派人给鱼肚子里放一封写着“陈胜王”的帛书，于是就有了“鱼腹藏书”的典故。
在文学的表现形式上，谶语式书写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也偶有出现。谶语由于本身就有一定的趣味性，因此谶语式表达更能让读者接受。为了打开读者的认识视野，让读者不断接受新的思想、了解新的社会形势，作家会运用谶语的方式揭示作品的主题内涵，从而达到揭示社会现状的目的，激发更多的人认识天下之大势。比如瞿秋白曾用“饿乡”透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饿乡”是瞿秋白旅俄时根据俄国的社会现状与中国社会的现状对比分析得出的。1920年瞿秋白著《饿乡纪程》，对于“饿乡”的理解和创作动机，他在跋中提到：“这篇中所写，原为著者思想之经过，具体而论，是记‘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抽象而论，是记著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心程。”1在这里，瞿秋白并不是直接预测未来的中国或俄国的社会处于混沌的状态，而是间接指出目前中国和俄国的社会中的病态性问题。
谶语本身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谶语在小说中的作用是一个过渡性的作用，它既连接了小说前面的发展脉络，又决定了事情的结局。谶语的出现显然可以看作是偶然事件，张怀久在《偶然事件和文学典型》一文中对偶然事件作出具体解释：“所谓偶然事件，是社会生活中由一系列偶然性构成的、越出常规的事件。虽然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却由于它的独特、鲜明，往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偶然事件，对于科学研究或许无足轻重，而对于文艺创作却是很有意义的。”2这种偶然式的构造在小说中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到情节的跌宕起伏，故事情节的发展并不是一马平川、一条线顺下来，而是中间加入一些让读者意想不到的元素形成独特的艺术效果，谶语就是夹杂一些偶然因素。
二、谶语与反讽手法的对比
谶语与反讽是风格相近、但用法和表现效果截然不同的表现方式。谶语和反讽在总体效果上呈现的是讽刺、荒诞的色彩。谶语与反讽都呈现的是一种矛盾的状态，即事物的出现由正面向反面的方向发展，留下的只有满满的讽刺和难以言说的荒诞感。谶语与反讽两者的区别在于，反讽指的是说话或者写作时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语气或者写作技巧，而谶语的偶然性因素比反讽更大一些。尽管谶语和反讽都呈现的是矛盾的状态，两者也存在本质的区别：谶语的表现方式更加直截了当，说话者通常把话语直接抛出来，能够表达出具体的意思，自始至终处在明朗的环境中；而反讽的表现方式侧重的是“旁敲侧击”，即说话者并不把话语的意思具体表现出来，或者说话者用事物来指代、暗讽某一个人或事物，有一种不在明面在暗面的境界。
谶语与反讽的运用也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首先，从反讽的表现手法来看，反讽手法最先运用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时期，反讽的表现手法最初广泛运用于戏剧中，苏格拉底时期使用的反讽并不是作为表现手法使用，而是作为一个“代号”在戏剧中出现，这个“代号”背后代表的是看起来很聪明但实际上是愚笨、一无是处的人。后来，反讽的应用更加广泛，不只是古希腊时期的戏剧，古罗马及一些欧洲中世纪的戏剧作品中，反讽作为实际存在的“代号”存在戏剧中，这个“代号”甚至给戏剧的高潮和戏剧效果带来重要的作用。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其他文化革命的兴起和修辞等一些手法的广泛运用也使得反讽的作用出现变化，反讽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修辞而不是代号。解构主义修辞学家罗曼把反讽比喻为转义寓言的永恒的合唱颂歌；米勒试图说明反讽是文本中一种永久性的间离效果，且充斥于整个文本，反讽使文本中的语言和事件受制于双重甚至多重的逻各斯，从而打破赋予文本终极意义的阐释模式。
如果说反讽手法是西方文学作品中特有的表现方式，那么谶语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作品中特有的表现方式。谶语的表现方式与反讽一样同样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表现手法同样随着社会意识的发展发生质的变化。谶语最初只是巫师预测的吉凶，本身带有一定的神学色彩，在古代只是通过法师的预测来看吉凶和阴阳变化，主要应用于宗教和神学领域。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具有预言性质的内容，这些内容影响了中国小说的叙事模式。3谶语叙事彰显着中国语言文化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与儒家思想密不可分。4谶语叙事的存在，除了天人合一的观念理念之外，更多表现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双构性。5
谶语与反讽一样，叙事主体的思想意识以及作家与时代的“相互作用”也在考察范围之内，因为文学是一种特定的审美意识形态，它既不能忽视自身的文学性与审美质素，当然也不能完全逸出意识形态的阐释框架、思想文化的规约以及特定历史语境的规定性。
三、“谶语”在现当代小说中的整体表现
在1919—1949年这三十年间，谶语的表现方式较多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但并不是每个时期作家都会用此方式来叙写作品。笔者把整个现当代文学发展时期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精英知识分子写作、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写作和大众文学写作。精英知识分子写作主要指的是从1917年文学革命到1930年代，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写作主要指的是1930年代至改革开放之前，而大众文学写作指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
首先在精英知识分子写作层面上，谶语的使用在五四文学时期还大量存在，一些青年作家从西方接受先进的文学思想，与中国本土存有的写作手法结合起来。当时文学的创作环境还处在自由的环境中，没有受到太多政治因素的干扰。除了瞿秋白、老舍外，鲁迅、张爱玲等作家也会运用谶语的方式书写作品。鲁迅的作品中运用谶语的方式对社会和国民思想的劣根性进行批判，像《祝福》中的祥林嫂，因为改嫁导致被乡下人看作是不祥的征兆，乡下人处处排挤她，对她进行恶语相向，村里人对祥林嫂的言语攻击必然导致祥林嫂精神上的崩溃，最后痛苦地死去。
其次，在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写作层面，也就是1930年代到改革开放之前，谶语的使用一度出现沉寂，作品中很少见到谶语式写法。究其原因，第一，当时的文学意识形态已经上升到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作家创作的作品都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息息相关，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总体宣扬的是“正能量”，在这种写作的大环境下也不容许谶语式特征的出现，作品的风格应是严肃的，有宣传和说教的作用；第二，从谶语本身的特征来讲，谶语式特征很难融入到国家意识形态层面，无论是解放区文学，还是新中国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文学主要为革命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体现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作家都会怀念历史、寻找革命的光芒和突出英雄人物带来的积极力量，用来丰富自己的创作思维。很显然，谶语并不适合这种大环境下的文学创作。一方面，从谶语的特征看，谶语本身就有一定的讽刺色彩，这种讽刺色彩很难把握，特别是处在思想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大革命环境下，谶语式特征的表现手法略带俏皮，无法适应创作环境；另一方面，作家的创作方式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作家的创作角度不再局限于平日里的细小碎事中，他们的创作角度逐渐转向国家、民族层面，这个时候文学更多起到的是宣传的作用。
最后，在大众文学写作层面，也就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文学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逐渐消解，这个时期内的文学创作趋势逐渐走向大众文学创作。到了1990年代，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文学创作带来一定的机遇，作家的创作不再过多受到政治意识的限制，逐渐回归自我和生活，创作题材不断丰富，更加贴近生活和现实。同时，许多作家在看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他们都会寻求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透视商品经济下的社会。谶语式的表现方式就在这个时期出现增长态势，作家创作作品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不少作家弃雅从俗，从雅文学队伍中分离出来，加盟于大众文学创作阵营。6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给谶语的表现方式提供了机会，比如王新军的作品《放映员老陈》就是运用谶语式的表现方式刻画了不安现状、积极向上、力争上游的电影放映员老陈。小说的着重点放在了农村生活，在生活出现巨大变迁之下农村人的思想变化。当时很多农村的青年人都想去大城市闯荡，而没有能力、错过最好时机的农民也只能苦苦接受这个结果。小说中有这样的一段“谶语式”描写：“老陈觉得世界其实很大啊，只要伸腿走出去，就是海阔天空，怪不得南方人天南地北地走，最后一个个成了富翁。而我呢，到现在还是个放电影的。”放映员老陈也幻想像年轻人一样走出乡村去往城市闯荡，但城市的竞争压力和残酷性使得老陈并没有太多的能力接受城市生活，所以老陈最后也是当了一辈子的电影放映员。
夏商的作品《爱过》也有一段关于爱情的谶语描写。《爱过》最初发表于1995年，小说写的是男主人公李窗爱恋女牙医孔琳，李窗被孔琳美丽的外表所吸引。小说中的谶语来自“由棋开始由棋结束”，男主人公李窗无意中拆开孔琳的信件，“由棋开始由棋结束”贯穿了整部小说的发展过程。张钧在评价夏商的《爱过》时说：“小说正是在这种故弄玄虚的谶语般的爱情磁场中，暗示着这样一种理解：缺乏境界的爱，必然是一场悲剧。”7“不确定的语言和意境以及复调式的结构，给阅读带来的极大的快感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魅力。”8
谶语的使用使得小说更具有寓言化和隐喻性。谶语也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寓言化相似的是，谶语也是基于社会意识和道德伦理而产生，当社会和道德到达一定的程度，谶语自然会显现出来。从带来的影响来看，寓言化是中和的，有好的结局，也有偏悲剧的结局；而谶语只有悲剧性的结局。此外，相较于古代文学作品，在新时期小说中，特别是先锋小说兴起的阶段，许多作家都会使用寓言化的创作方式。到了新世纪以后，有些作家都会继承先锋小说作家创作中的寓言化风格进行创作，如罗望子的小说《旋转木马》和《宇航员漫步月球》。
总体来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呈现的三个阶段中，精英知识分子写作阶段和大众写作阶段是谶语书写出现较多的时段，精英知识分子写作阶段里，作家运用谶语书写点明、揭露社会之弊端，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趋势；大众写作阶段中的作家，创作风格呈现多样化，而社会对文学创作的包容度不断增加也是谶语书写出现较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晓苏《传染记》中的谶语式书写
《传染记》是晓苏创作的短篇小说，该小说于2014年发表在《人民文学》。在《传染记》里，晓苏用独特的谶语式书写构建了作品情节的全部流程。
首先作品中故事中的事件、人物和环境环环相扣，叙述的内在动力是行动，人物既有显现性格特征的“角色”功能，也有推动情节发展的“行动元”功能。9
其次，其表现在小说中人物与情节之间的关系上。这篇小说中饲料贩子处在核心位置，他的作用直接导致最后的结局。在饲料贩子说出谶语之前，邬云、郝风和傅彩霞三人的关系非常和睦，但就在傅彩霞患上重感冒以及饲料贩子的出现使得三人的关系出现了转折，不仅是他们的友情遭到破坏，而且邬云和郝风的夫妻关系似乎也走到了尽头。饲料贩子的话就像一瓶毒药一样，随时会对亲密的人予以毁灭性的打击，他的几句谶语成功打破了三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的本身并非形成一种幽默风趣的氛围，而是通过这种无意识的转换体现人物情绪的波动，从而推动事件走向另一个发展结果。谶语仅仅是一无关宗旨的镢头，其所揭示的那些丰赡而复杂的人性风景和生命的不可承受之轻才是这篇小说最为引人深思的主题。10
在《传染记》中，饲料贩子的两句谶语使得情节都出现转折。第一次是饲料贩子再次见到患上重感冒的傅彩霞，见傅彩霞的重感冒并未出现好转，饲料贩子便想出了一个损招，“当傅彩霞接过猪苦胆扭身要走时，他却突然扔掉烟头，站起来说：‘有一种感冒，只有一种方法才能治好……一种特殊的病毒性感冒，这种感冒很顽固，吃药打针都不管用……只要传染给了下家，上家的感冒才能治好’”11。信以为真的傅彩霞接着就去了麻将馆，尝试把感冒传染给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可结果并未得到好转。
如果说第一次饲料贩子说出的话没有那么真实，饲料贩子第二次的谶语就是致命一击。第二次是饲料贩子再次和郝风谈饲料生意时，傅彩霞的情况并未好转。这时饲料贩子比上次更加猖狂，说出了第二句谶语，“‘我倒是有个办法，就怕你不敢用’。饲料贩子怪声怪调地说……你找个男人睡一觉”12。实际上，这两句谶语本来是对立的，在当时的环境下人们不以为意。可偏偏谶语灵验，就当邬云外出回来之后，她的丈夫郝风患上了重感冒，而傅彩霞的重感冒痊愈了。之后就引发三个人的相互猜忌。小说的结局是，邬云被郝风传染上重感冒。而此时饲料贩子再次出现，“一看到饲料贩子，邬云马上笑了一下。她心里隐隐有些激动，心想她的感冒可以传染给下一个人了”13。看似并不显眼的一句话，实际上却是左右夫妻感情、邻里感情的主要因素，饲料贩子的得逞也足以表明有些话只要灵验就是真实，它足以让一个完整和谐的关系变得支离破碎。
最后，其表现在小说的“横截面”叙事方面。1922年，茅盾对短篇小说的宗旨进行了概括：“短篇小说的宗旨在截取一段人生来描写，而人生的全体因之以见。叙述一段人事，可以无头无尾，出场一个人物，可以不细叙家世，书中人物可以只有一个人……”14根据茅盾对短篇小说创作宗旨的界定来看，在《传染记》中，小说的情节发展大致是，傅彩霞患有重感冒——饲料贩子口出谶语——郝风意外感冒——郝风邬云夫妻情感破裂。这四个情节也构成了四个孤立的场景，在小说中，晓苏并没有交代郝风为何会感冒，而且故事的结局没有结束，读者并不知道邬云和饲料贩子会发生什么。这种隐形文本的设立更加突出了谶语的重要性，使得谶语的偶然性与寓言化在这篇小说中体现出来。
因此谶语式书写是这篇小说最神奇之处，谶语的运用让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冲突得到了充分展现。结合之前的小说中存在的谶语式描写，不难发现谶语的描写也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灵活运用：那就是民间环境。民间环境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主环境，因为在民间可以获得很多创作的灵感，丰富多样的故事和人物也给文学创作带来生机和活力。单从谶语这个角度看，谶语写作无论是古代文学还是新世纪文学，主要还是依托民间环境。而民间环境，既可以是乡村环境，也可以是城市、郊区环境，只要是具有平民气息的环境都可以算作是民间环境，民间环境是充满自由、充满情趣的场景。
最后，根据谶语本身的特点来看，寓言性、隐喻性和偶然性在小说中也体现出来。第一，在寓言性上，这篇小说实际刻画了第三者或者不起眼的人物对整个事件结果产生的重要影响，饲料贩子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并不多，却成功地拆散了友谊和爱情关系；第二，在隐喻性上，这篇小说也很好地揭示了人心之复杂，饲料贩子本来就怀着不利企图去讨好邬云和傅彩霞，足以看出饲料贩子这一类人的阴险狡诈；最后，在偶然性上，饲料贩子的出现本来就是意外的，他原本只是和男主人公郝风确立生意关系，贩卖猪饲料给他。饲料贩子的两句谶语也使得郝风夫妻俩的生活发生了转折，可以看出事件的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注释：
①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粹》，太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②张怀久：《偶然事件和文学典型》，《社会文学》1980年第3期。
③④⑤孔庆庆：《中国古代小说的谶语叙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⑥吴秀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页。
⑦ ⑧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页。
⑨ ⑩ 11 12 13吴义勤：《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4短篇小说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3、3、7、12页。
14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期。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