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的灾难记忆建构
内容提要：回顾人类的生存发展史，灾难就未曾缺席。灾难书写成为人类传承灾难记忆的方式之一。以灾难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以多元的记忆视角和纪实性特征展示了灾难记忆的完整性，在传播知识、保存记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文体优势。在无法逃离灾难侵害的现实情况下，通过对个体经验的吸收与外化，以及对灾难情境下人性的关切，报告文学的灾难书写强化了集体认同感，为人类寻找到反抗遗忘的力量。
关键词：报告文学 灾难记忆 集体认同
对于“灾难文学”，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界定。一般而言，以某一灾难性事件为中心，表现灾难性内容的文学作品可称为“狭义的灾难文学”，包括自然灾害，也包括社会、人为的苦难。1以此观之，古今中外皆有众多灾难文学作品。
2020年春节前后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对整个人类世界都是一次空前的挑战。实时更新的疫情牵动着每个中国人的神经。社会个体利用各个社交软件和网络平台交流、记录、增强着彼此对这次疫情的感知与记忆。随着病毒信息的不断公开，同属“冠状病毒”、发病症状相似的“非典”记忆再度被唤醒。网络上出现无数解释两次病毒爆发原因、发病原理等内容的文章；关于“非典”的纪录片、采访报道再次回到公众视野；涉及流行病的影视作品，如《黑死病》《极度恐慌》等吸引着观众的眼球；对疫情中的人的生存状况有着深入思考的《白雪乌鸦》《花冠病毒》等文学作品也被读者重新阅读。在这特殊时期里，敏感的作家以深切的情感和艺术语言创作的诗歌，温情又直指人心、直面社会现实的散文或日记也快速地发表在网络平台上，凝聚着广泛的社会情感，并引发种种争鸣。
最震撼人心的“抗疫”时期已经过去，但疫情并未真正结束。在“后疫情”时代，关于疫情的记忆仍在不断建构。需要探问的是，面对灾难，报告文学还有何为？报告文学写作者通过深度访问、细致追踪，以文学笔触记录下他们所了解的人和事，建构不同个体对灾难事件的记忆。然而，在因“新冠病毒”而掀起的对灾难作品的回顾中，鲜少有相关的报告文学作品进入大众的视野。阅读接受上的窘境也为我们重新思考该文体如何建构灾难记忆提供了契机。
一、灾难记忆书写的挑战与选择
在以灾难为主题的报告文学中，人类的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地震、山洪、海啸，还是新型流行病毒都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害。越是特殊时刻，文学的社会价值越能得到彰显。特别是在重大灾难发生之际，记录、思考是“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并不能回避”的。“这既是一种人性的必然，也是一种责任所在”。②事实上，无论作家有意或无意，任何书写都具有记录的功能。纪实性文体的记录功能尤其明显。相较其他文体而言，报告文学以快速反映现实、揭露真相的“新闻性”与“文学性”，彰显了其独特的文体特征和社会价值，被誉为文学的“轻骑兵”。随着时代快速向前发展，社会愈加纷繁复杂，报告文学这为“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式样”③至今依旧发挥着与时代共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④的社会作用。
“非典”已成为历史记忆，“新冠”疫情也终将会成为历史。无论报告文学书写者以何种叙事方式“重返”或再现历史现场，其目的都是建构记忆并介入现实。目前报告文学传播与接受的挑战不仅仅来自于其他文体，也来源于网络媒体。在自媒体发达的时代，社会个体以更多样的渠道与方式加入信息洪流，实时记录、传播自身经历，为影响广泛的疫情和河南省突如其来的洪涝留下自身的记忆。这是报告文学写作者无法回避的新局面，也是报告文学面临的挑战。显然，单纯的记录与再现已无法满足读者对报告文学的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文字符号所传达的记忆不可避免地存在游移与不确定性的情况。这不仅是文字符号自身的特点，而且受制于不断变化或不同立场的理解框架。因此，文字又被视为记忆的对手和毁坏者。⑤这种意义的游移的现象因可以随时被篡改和删除而在网络世界更加凸显。报告文学作品则使记忆以系统、稳定的方式得以呈现。但仅仅如此显然不够，报告文学作品能否以更开阔的视野从普通民众的灾难记忆中选取典型事件、塑造特色人物形象深入广大读者的内心，可否唤起阅读接受者的情感共鸣，已愈加成为报告文学写作者的考验。
纵观以抗击病毒为主要内容的报告文学作品，赞颂医护人员伟大付出与牺牲精神、记录医护人员与家人的悲欢离合是作者书写的重点对象和内容。“最美逆行者”是2020年最重要的新词，在“战疫”、抗洪等灾难书写中，为最后的胜利勇往直前的医护人员与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最重要的书写对象。无论是2003年的抗击“非典”的报告文学还是2020年快速出版的《最美逆行者》《崇高使命》《众志成城防疫抗疫》等作品，医疗救护相关人员的“抗疫”记忆占据书写者建构的疫情记忆中最重要、比重最大的部分。
报告文学家除了记录医护人员群像外也抓住众多典型细节塑造了众多典型形象。与此同时，报告文学书写者也记录了不同行业群体的“抗疫记忆”。相较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2020年电子媒介、物流行业的发展使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更加容易与快速。现实救援的便捷与“中国速度”在抗击“新冠”的报告文学中得到充分展示。报告文学书写者不仅仅将视野集中在医院局部的“人间世”，也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事件，记录了国内不同社会群体在战“疫”中的作用，以及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助力。灾难发生时可歌可泣的事件与灾难过后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志愿者的记录，不同场所的灾后重建情况同样都得到关注。
归根究底，选择何种类型的记忆涉及记忆的道德性问题。道德作为一种准则和规范，既具备群体或职业性，也包含适用于整个社会层面的普适性。优秀的书写者往往将视野投向广阔的民间，继承了孔孟时代，乃至更久远的“心怀天下”的文化传统和书写风格。就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史而言，底层或边缘的人民大众也从未在这一文体书写对象中缺席。缺乏深受病毒或其他灾难侵害的普通民众和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各色社会群体视角的灾难记忆必然是不完整和单一的。记忆的多元性是灾难记忆完整性的前提。更进一步来说，在“作为记忆道德共同体的人类社会”⑥，面对具有广泛性的灾难，报告文学书写者需要坚守的不是愿意记住什么，而是有责任应该记住什么。道德记忆指向对人的尊重⑦。多元的受难者记忆的挖掘与呈现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对苦难的直视与对受难者的尊重。除了及时性、多元性的灾难记忆记录，灾难记忆的延续性也不容忽视。灾难发生、发展、结束是连续性的过程。灾难发展的持续性不仅仅是短时段的显而易见的灾难发生始末过程，也是灾难对各类群体长时段的后续影响。因此，书写者关注的还有不幸感染病毒而病逝的普通民众的家属，以及在其他灾情中幸存的受灾群众如何记忆灾难？书写受难者记忆的困难之处在于，报导者要如何尊重受灾者的灾难记忆。首位“非典”病毒的患者——黄杏初因不堪旁人误会与新闻媒体的“骚扰”而“消失”。黄杏初康复后，因患病经历而失去工作，“生存空间被剥夺”⑧。这也提醒书写者在尊重受难者的同时，也应尽到保护他们的责任。虽然报告文学对真实性的追求首先建立在事件与人物等客观层面的真实上，但是面对受难者记忆书写时，书写者必然要兼顾文体根本特征与报道伦理，不断调整书写策略。
大数据时代，新闻媒体上的受难者群体常常以不同类型的数据出现在公众面前。但他们毕竟不是简单变化的数字。网络社交平台上，无论是灾难的直接受害者还是各类见证者，往往以第一人称叙述各自细微、生动、充满情绪性的灾难记忆与感触，以反抗被数字统合下单调模糊的面貌。鲜活的个体记忆也常常展现多元的情感叙事。可以说，新闻报道与社交平台展现了不同类型的灾难记忆，报告文学如何在二者间发现丰富多元的个体记忆并取得某种平衡就显得尤其重要。
自记忆理论成为众多学科关注的对象后，文学界对文学作品中的记忆书写，及其与文学生产、文坛生态、社会现实的关系也投入诸多关注。文学作品中的记忆也成为考察文本思想内涵、人物性格情感、创作主体意图、作品与社会关系的切入点。当然，针对不同的文体，研究者对记忆的研究角度不尽相同。在非虚构文学作品里，对于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的叙述构成了创作主体对于过去历史与人物的记忆建构。就报告文学而言，特殊的文体性质就决定其具备记忆建构的功能。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报告文学的主题愈加丰富多样，除了对社会重大事件、突出人物的即时跟踪报道外，解密不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揭示历史人物真实面目的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也体现了在报告文学中，“立足于当下的新闻报道和立足于过去的记忆工作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昨天的新闻可以成为今天的历史，而昨天的历史也可以成为今天的新闻”⑨。“过去”与“当下”并非截然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有论者曾提醒：书写灾难作品，作家要想到关于这场灾难“三年后我们怎么看，五年后我们怎么看，十年后我们怎么看”。⑩新的疫情也终究会成为“过去”，成为昨日的“旧闻”，记录抗击“新冠”病毒的报告文学也会不断涌现。
在网络媒体发达的今天，报告文学的“轻骑兵”作用难免有所折损。因此，报告文学由文艺的“轻骑兵”向文学之“重器”转型11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文体发展之必然，特别是面对沉重的灾难主题，报告文学灾难记忆的厚重感更加重要。单纯的再现显然不足以支撑起灾难记忆的厚重感。
二、灾难记忆中人性与历史的重量
灾难记忆的厚重感首先来自对受灾人群的深切同情。直面人性的多样复杂。读者对于优秀作品的认定不仅仅取决于作品情节的设置、叙事的技巧、人物形象的塑造，思想的厚度、精神的重量也是评价一部作品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有论者指出，要从多维度来反映灾难，“要反映各个层次人的心态，不仅仅是受害者和救助者……灾难文学要写得感人相对容易，但要写出那种复杂性却很难，而且不能回避矛盾，只有这样，灾难写作才有可能深化”12。
灾难是一种惨痛的经历，在灾难中人性的高尚、民族的精神会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光芒、给予民众以强大的力量。无论是面对病毒还是地震、洪灾，受难者凭借常人难以忍受的毅力或乐观积极的态度与灾难作斗争的事迹也多有报道。回顾以疫情为主题的报告文学作品，无论是聚焦典型人物事迹的微观型作品，还是梳理疫情爆发过程的记录、以一类群体为书写对象的宏观型作品，书写者所记录的主要是抗击疫情中的英雄人物，重点突出英雄人物舍己为人、勇于与病毒顽强抗争的精神。灾难中涌现出的或震撼人心或感人至深的英雄人物，其核心精神往往兼备朴素的人类情感与具有超越性的共同体意识。佘沙是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在抗击“新冠”的救援行动中三次主动请缨。13汶川地震带给她的不仅仅是可怖的回忆，还有守望相助的温暖记忆。在此基础上，她所建立起的朴素的报恩意识背后是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集体意识和危机时刻的民族意识。灾难是一种惨痛的经历，灾难中人性的高尚、民族的精神同样会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光芒，给予自身与整个社会以强大的力量。
报告文学发挥“重器”作用需要倚重作品的叙事性、故事性。14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要求作品要有在场感。然而，这种在场感与现场性并非仅靠对事件生动地描写就可以达到的。因为“内心的苦难体验和外在的苦难经历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而文学依靠的、表达的更是前者”。15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历来是纪实文学创作需要平衡的两大元素。面对抗击“非典”和“新冠”这样具有突发性且影响广泛、深远的公共医疗事件，或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地震等破坏程度极强的自然灾害，创作者应该将自身或他人的苦难经历转化为一种自身内心的苦难体验，即将社会事件的客观真实与个人感受的主观真实相结合。唯有如此，灾难报告文学作品才具有能够引发读者内心共鸣的真实性与在场感。
书写主体将灾难经验内化是引起共鸣的第一步，通过优秀的叙事技巧与结构安排将灾难体验外化则是第二步。在回忆“非典”、记录“新冠”的艰难时期，纪录片《非典十年祭》、电影《黑死病》《传染病》等一系列与“病毒”有关的灾难作品引起社会关注。相较于文学文本，视听作品在大众接受度方面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文学作品自身的优势也是视觉作品所无法替代的。如众多报告文学作品中对于特殊时间和相关数据的强化，增强了报告文学作为纪实性文学所特有的情绪感。当然，虚构文学同样可以运用这些技巧，只是在纪实性的文学作品中，这些数字以铺排的形式集体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其带来的震撼感在纪实性的文体特征下得以有效加深。
报告文学的文体价值也在于情感传递的无障碍性与意义生成的可能性。对于报告文学这样的纪实性文体，在不违背文体基本创作原则的基础上，在细节描写、叙事结构设计、对话设置等方面，都可以向小说或其他文学题材或其他艺术类型借鉴。在“非典”肆虐之际，当急救中心的马师傅好不容易见到妻子和儿子时，“发现她的手犹豫地放下了，稍许才又重新高高地举起”。16在“非典”时期，人人对医护人员避之而唯恐不及的社会情境中，面对身为医护人员的家人，怕被外人排拒的犹豫、不安，又因爱而坚定、勇敢的复杂变化的情感，通过举手这一细节就展现得入木三分。小说的人物塑造最忌讳“扁平化”，报告文学也是如此。面对越出常轨的突发性灾难事件，人性的复杂往往展现得淋漓尽致。
报告文学灾难叙事的厚重感和意义的生成，亦取决于人性的关切与思想的深度。读者对于优秀作品的认定不仅仅取决于作品情节的设置、叙事的技巧、人物形象的塑造，思想的厚度、精神的重量也是评价一部作品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有论者指出，要从多维度来反映灾难，“要反映各个层次人的心态，不仅仅是受害者和救助者……灾难文学要写得感人相对容易，但要写出那种复杂性却很难，而且不能回避矛盾，只有这样，灾难写作才有可能深化”17。不可否认的是，人性是复杂的，有善良、友爱、无私，也有幽暗或灰色的人性弱点。完整的人性也并非黑白截然分明。对于复杂人性的探索的缺乏则给人一种叙述雷同的审美疲劳。撰写灾难性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需要作者具备“非常严肃的真诚的生命面对、思想认知、情感把握、智性审视的勇气”18。因而，即便书写人性的幽暗面也并不意味着全面批判，而是为揭示在特殊状态下人类心理的普遍规律。能否成功展现灾难情境下人的立体性、多面性，是决定着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与思想性的关键。因此，要想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写作者不但需要对报告对象有深入的了解，而且能够站在哲理思辨或洞察人性的高度，以包容的心态来看待书写对象。毕竟，灾难书写的重点不在于灾难事件本身，而是灾难中的人。
优秀的报告文学也具有史诗的品格和历史的重量。在众多“非典”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杨黎光“从科学的角度，用思辨的线索组织起从抗击‘非典’第一线采访中获得的大量素材，并将其置于人类与瘟疫斗争的历史长河中予以重新审视、追根溯源，分析其发展的趋势”19是《瘟疫，人类的影子》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诚如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的评语所言，《瘟疫，人类的影子》“是一部融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思想性与艺术性为一体的佳作”，“读者既能看到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非典’的感人场面，又能在作者的引领下进入深层的科学思考，历史与现实、情感与科学，浑为一体，一气呵成”20。作家以宏阔且深远的历史眼光、严谨又不失生动的文学语言，为读者传递病毒的信息、介绍其历史发展过程。其实，人类与任何一种灾难斗争的历史都可视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史与精神文化史。就这一层面而言，灾难记忆研究的“历史本位”和“人本位”亦是统一的，统一于人性的稳定与共通之处。
就记忆与历史的关系而言，记忆不等同于历史，甚至在许多情况下，二者是相对立的性质。历史总是力求超越个体的独特性，按一定逻辑和秩序对记忆叙述进行归纳和整合。当然，这里的历史特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得到多数研究者或权威人士肯定的历史论著；记忆则是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通过文字记录的个体口述记忆。记忆来源于现实，因此，各种记忆的文字记录成为现实与历史的中介物，而报告文学所构建的各类群体记忆亦可视为历史的“前叙述”，展现了现实、个体记忆与历史叙述三者间的张力。
当代灾难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者除了对灾难记忆进行及时性记录外，还以“周年祭”的形式对灾难记忆进行历史性回溯。相较于对疫情的即时书写，激情逐渐退却的“后疫情”时期，书写者的思考往往更能抵达深层次的文化问题，甚至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疑问。在《非典十年祭 北京保卫战》中，何建明以更冷静、客观的态度重新检视“非典”。“新冠”疫情期间，各网络平台充斥着各类“伪科学”。我们不得不思考，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科技带来的知识到底是什么。在人类出现以前，细菌早已存在于地球上，且将会长期与人类共存下去，病毒同样如此。“瘟疫是人类的影子，瘟疫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交织共行”21，人类史也是一部人类不断与病毒抗争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在不断的延续，新的传染病便不断出现。但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对病毒的认识并不多，对“瘟疫史”的了解也十分有限。直到今天，除专业研究者外，普通民众对病毒还是所知甚少。认识病毒是战胜病毒的第一步，报告文学在传递病毒知识、廓清事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超越灾难的集体认同
不可否认，人类天生就有遗忘或回避的生理特征和心理防御机制，遗忘或回避算不上弱点。面对身心极大冲击或伤害时，反而有利于受难者心灵创伤的愈合。但追根究底，遗忘与回避只能带来短暂的平静，特别是对影响范围广泛的灾难而言，直面与牢记才是解决之道。报告文学为灾难记忆建构在传播知识、保存记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文体优势，塑造了一系列英雄人物形象，高扬了民族主义精神。然而，忽视对复杂人性的探索、社会问题的批判影响了报告文学作品的进一步传播。在无法逃离灾难侵害的现实下，我们在报告文学不断重构的灾难记忆里强化了集体认同感，寻找到反抗遗忘的力量。
在追寻疫情发展经过、采访报告对象的过程中，受访者的疫情记忆得以“外化”。通过梳理并记录受访者“记忆”、书写报告文学，作者自身的记忆与情感也渗透在作品中。作者与读者共同构筑了二者有关疫情的集体记忆。当然，在这些报告文学作品被阅读接受之前，那是属于他们的疫情记忆，并未影响阅读者的疫情记忆的形成。切身经历过疫情肆虐时期的读者，通过报告文学阅读和接受，回忆起自身的“抗疫”经历，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情感共鸣。“一旦一个回忆再现了一个集体知觉，它本身就只可能是集体性的了。”22读者与作者、受访者三个维度的记忆得以凝聚，形成更具有大众性的集体灾难记忆。即使每个人具体的“抗疫”经验并非完全相同，但是，相似经历所激发出的相似情感、意志、精神或愿望也足以成为凝聚疫情记忆的框架或支撑。
在作品中，相似的情感、精神来源于报告文学作家通过一个个真实的人物、事件所淋漓尽致展现的社会良知。这就要求中国式灾难写作的精神向度应当表现为人类慈悲、怜悯、良知、博爱、生命至上等价值体认；“和合”意识、集体意识、凝聚意识等中国民族精神；志愿意识、公民意识、科学救援意识、生态意识、契约意识等。23这些精神向度也恰恰体现了文学的社会价值与历史意义。灾难记忆的延续正是“来自集体源泉的养料持续不断地滋养，并且是由社会和道德的支柱来维持的” 24。
值得注意的是，集体灾难记忆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不断重构的过程。因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25。即“过去”的书写也会影响“现在”的认识与记忆，“现在”的社会现实也将修正、重构“过去”的书写与认识。具体而言，一方面，已有的以灾难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所彰显的民族精神为社会抗击新的灾难事件提供文学层面的精神力量，并且影响后续报告文学的叙事内容与方式，进而调整社会关于灾难的记忆框架。另一方面，在抗击不断出现的灾难事件中，新的社会事实也不断更新着报告文学记忆内容。新灾难的爆发可以不断丰富、更新、修正人们对于灾难的认识，也不断调整人类关于灾难的思考方式与记忆框架。社会个体在丰富自身灾难记忆的同时也参与了新的、他人的灾难记忆建构。换言之，经历过不同时期的不同灾难的群体，以一种记忆集合体，丰富了个体的灾难记忆，也使灾难记忆无论是在微观的小群体层面，还是宏观的民族层面都得以延续、发展。在不断重构的过程中，关于疫情的集体记忆不但不会消失，而且在不断整合的过程中发展、向前。
事实上，报告文学作家在灾难发生十年后，以“十年祭”的形式出版新作或旧文，同样是在实践着灾难记忆的唤起与重构，在重构中提醒人类不忘灾难、不忘抗灾英雄、不忘集体认同。无论是《非典十年祭 北京保卫战》，还是《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版”的出版，在灾难记忆不断传承与重构中，亲历者或后世的读者通过一个个共享的故事、一段段共同的体验、一种种相似的情怀，在个体、在群体、在社会中的持续积累，集体认同得以实现。26只有认同集体记忆，个体才能真正成为集体中的一员。当集体认同不断加强，作为集体中的成员更加团结，集体结构得以更加牢固，记忆也越能发挥更多的力量。
在灾难侵袭下，读者便试图通过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寻找共通的灾难记忆，探索人类的生存状态，汲取反抗病毒的精神力量，而在灾难情境下得以凸显的民族性是由集体记忆带来的集体认同的升级。以民族认同为核心精神的灾难记忆建构成为报告文学的重要价值。灾难记忆叙述的重点在于人，而在灾难面前，对个人的超越又实属必然。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总是个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报告文学的灾难记忆即承载着民族性的重量。面对新的灾情，新的民族精神内涵也得到进一步彰显，进而影响报告文学作家新的灾难书写。新的报告文学在不断扩充疫情记忆、反思抗击新病毒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同时，也在不断丰富民族精神内涵、增强民族精神力量。因为“文学在表现灾害给国家、社会、人们带来苦难的同时，也要表现民族精神中那些使人振奋、催人前进的力量，表现那些能够战胜苦难，给人以希望与光亮的东西”27。社会个体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了解他人不同的灾难记忆，并在相同的情感、意志的凝聚下，无形中产生有情感强度的集体记忆。报告文学则是在更深广的历史和社会层面，发挥了增强集体认同和提高民族精神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报告文学这一实体性的文化载体所建构起来的灾难记忆更具社会真实性，进而激发读者潜意识中对于这种灾难记忆的信任感。当相似的新病毒爆发时，人们脑海中以往的疫情记忆被唤醒，曾经凝聚在纪实作品中的集体性记忆也随之被唤醒。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流不断汹涌而来，原有的信息很快就被覆盖，人类整体对信息的遗忘也变得更加快速。病毒带来灾难记忆无可避免地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安情绪的消退而随之模糊，甚至消失。只有新病毒再次降临人间，才真正地将它从记忆深处挖掘出来。地震带来的人间惨剧同样如此。即使钱钢在2005年为三十年前的大灾难“祭念”而出版了《唐山大地震》纪念版，但是三年后的2008年初夏，我们依旧在汶川遭受地震带来的巨大物质损失与精神创伤。虽然黑格尔不无沮丧地认为“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但他同样承认“普遍的、内在的东西和事变的联系只有一个”28。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出“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只有在灾难中扩展知识的边界，牢记惨痛的记忆，思考灾难事件中内外部普遍的联系，人类才能尽量避免重蹈覆辙。
在各种文体中，“报告文学在以写实的方式再现历史与呈现现实方面具有独特的文体优势……成为了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29，也成为连接社会中不同个体的有效媒介。作为“前历史性”叙述，多元丰富的个体记忆为终将成为固定的历史叙述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连续性的记忆唤起与重构也为历史叙述的完善提供基础。灾难题材的报告文学在传播知识、保存记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文体优势，并通过塑造了一系列英雄人物形象，以超越个体性的文学书写品格，弘扬民族主义精神，凝聚集体力量。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两岸现代中国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8ZDA26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向宝云：《灾难文学的审美维度与美学意蕴》，《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2期。
② 27杜学文：《文学应该提供战胜困难的精神力量》，《文艺报》2020年2月28日。
③④茅盾：《关于报告文学》，原载于《中流》1937年第11期，转引自王荣刚编《报告文学研究资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54页。
⑤[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的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页。
⑥⑦[以]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贺海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3、65页。
⑧陈炎、张维燕主编《记忆“非典”》，华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116页。
⑨李红涛、黄顺铭：《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题》，《新闻记者》2015年第7期。
⑩ 12 17 23《灾难考验民族意志 文学反映民族精神——“抗震文学与中国精神”研讨会纪要》，《文艺报》2009年7月30日。
11 14丁晓原：《从“轻骑兵”到文学“重器”——新中国70年报告文学的一种速写》，《文学报》2019年9月26日。
13《崇高使命》编写组编《崇高使命》，新华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页。
15李锐、王尧：《本土中国与现当代汉语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
16何建明：《非典十年祭 北京保卫战》，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18冯源：《灾难记忆的重现意识》，《当代文坛》2010年第3期。
19 20中国作协评奖办公室主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报告文学》，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21杨黎光：《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页。
22 24 25[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60、59页。
26张庆园：《传播视野下的集体记忆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28[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29吴义勤：《铁流、徐锦庚的长篇报告文学〈国家记忆〉：历史现场的重返与再现》，《文艺报》2014年5月21日。
[作者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