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学生要从外地开车来看我，问我需要什么。我说给我带几袋土来吧，质量好一点的。

他听了就有几分惊讶。

住进这个院子后，就觉得需要许多的土，尤其是肥沃的土。院子傍山，院子里的土也就都是黄土，粗糙和干燥，如果想种点瓜果，还是要改良一下的。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北大荒是一个肥沃的黑土区，草甸、原野上的植物剥落后腐朽，生成厚厚的黑土层，种什么都是丰稔。这样的地方总是太远，一个人只能在力所能及处，寻找那些本不属于自己的土。后备箱里一直放着几个结实的袋子和铲子，合适的时候就下车，铲它几袋运回来——没有人会说什么。一个人渐渐会对土有一种留意，有了不同寻常的好感。尤其到了乡村，乡村寂寞，原来种满蔬菜的田地被荒草覆盖，却可以看到土的松软，是一种惯常所说的黑油油样子，不由两眼放光，觉得这次机会同样不能放弃。

从土的颜色判断它的质量，对于有过稼穑生涯的人不是难事。田里的、山间的、河边的，就是这个村子和那个村子，土都会有一些差别，于是有的产量高，有的产量低，徒唤奈何。当年分地，有人不求地大，只要求地好，土是地的根本。一块都是石头疙瘩的地，对于要在上边种植稻菽的人来说，无论如何也不愿接受。有土的观念的人对我说可以花钱买土——现在已经有卖土这个行当了，土的质量和价值是成比例的。土本来是不要钱的，因为有需要就成了买卖的商品。如果一个人住单元房，种几盆小花小草，是不需要太多的土的，只有那些住在有院子的人家，地气深重，也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如何利用土的功能，做点有情趣的事。

开车在一条主干道上，旧日印象中两边都是菜畦，土地特别适宜菜农们的劳作，萝卜、芥菜、马铃薯、四季豆，大凡种下，收成都让人欣喜之至。淮山那么长，畅通无阻地穿越到地下；包菜越长越圆，越抱越紧，无数，一直延伸到远处。至于玉米，我觉得是菜农们种着玩的，比不上北方的青纱帐，此时也让人看到一片挺拔，迎风摇曳。收获的季节，有人装在编织袋里送给我，花菜洁白，土豆橙黄，西红柿带着喜庆的嫣红，茄子有一身深沉的紫色调，这是植物中比较少见的。它们都如此新鲜，闪动光泽，让人先欣赏后品尝。海伦·凯勒这样说：“在所有的感官之中，我相信视觉定然是最使人快乐的”。的确，见到这些刚从土里拔出的鲜活果实，真是开心不过。像白萝卜，初始是撒种的，种子那么一丁点，让人都没有什么信心，如今眼前展现的是棒槌一般的壮硕。生命沉入土中，新的历程就开始了，一些成功了，一些再也不见绿意出土，我武断地认为无理可申，这就是命。我想说如果我的院子都是如此等级的土，它上边的植物，也是可以与它们媲美。不过，路两边的土地后来再也不生长绿油油的植物了，楼盘拔地而起，那些很有品质的土，被压在最底层——很多这样的土不见了，它们不是消失了，而是被封闭了。在封闭之前，没有谁认为它们珍贵，把它们运到一个需要的地方。土得不到珍惜，由于它所处低位，以前为人脚板踩踏，现在更不见天日了。

院子傍山，有一条土路到达山顶。我上去过几次，见到顶上的摩崖石刻，后来路被封死，也就断了攀登的念头。从院子可以仰观山的走势，看到土质不一，土层厚薄——有的生长出高大的橄榄树，树干厚实沉着；有的只是一些茅草和浅草。“地瘦栽松柏”——有一些条件在生命出生之前就已经确立了，只能无奈地去适应。若是好土，就应当让有价值的植物生长，否则优越的条件就浪费了。就像人的根底，公卿大夫、豪门贵胄，他们占据要路津，不是比他人胜出一点点，而是胜出太多。那时写好字是寻常事，蓬门子弟何处寻得一本法帖？而官僚子弟却有着丰富的库藏，博识广闻，笔下神飞。这就不难理解东晋时的王谢家族子弟，走在书艺的前锋，一手秀逸清新的行草，笔法精到，运行时清畅不梗宛若晨流。底层文士、出家人、戍边兵卒，笔下就拘谨拙陋，到北朝这个时节还是如此——这不是我说的，是阮元下的断语。这样的差别古来就有，延至今日亦如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郭沫若有了研究《再生缘》的兴致，从一九六一年五月到十月，半年不到的工夫，他就在为人瞩目的《光明日报》发表了六篇关于《再生缘》的研究论文。天下学人谁能如此，还不是郭氏所处的位置使然，报社总编岂敢说一个不字。陈寅恪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研究《再生缘》，颇见功夫，又如何有此可能。据说郭氏论文发表后，为其提供资料者众，甚至在北京图书馆的协助下找到《再生缘》的“海内孤本”——郭氏几乎阅尽了当时所有的珍贵资料。他就是那个时代的明星，风光无限。而陈寅恪只能凭一己之力，他的寂寞和艰难是注定的。也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郭沫若接连在《文物》发文，认为《兰亭序》系伪作，非王羲之所写。江南高二适的意见正相反，他的《驳论》写好了，无处可发表——谁愿意发表与郭氏意见相反的文章，让郭氏不高兴？幸好他有朋友章士钊，有能力将此事让毛泽东知道，毛泽东致信郭氏，认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当然，高二适的文章就见天日了。一个文士，有章士钊这样的朋友是很值得珍惜的，不然，高氏只能守着他的《驳论》向隅浩叹。发一篇文章都如此，一个处于文化界最高位，一个处低处，生存的土壤差异使然。我相信更多的学人异于郭氏，居于平实之地，惟举烛自照风骨崚嶒。

沃土缺失也可以生存——一些植物的生命在这方面给予提示，凡为生命，就有其不屈的一面，于石缝里、水泥缝里，一线之隙萌生绿意。少年时的老房子，深秋时的瓦上已毫无水汽，便上到房顶，从这头走到那头，把枯黄的狗尾巴草拔起来扔下。它们在没有土屑的房顶安身，年年拔，年年生，使一个少年心生奇怪——天风天雨，天生天养，生也是一种天意的体现。土从来都在脚下，由大风卷起飞扬，落在高处的只是一些细微的粉尘，不足以让植物畅快地伸展。每一个对植物存在梦想的人都会创造意识，几个泡沫箱、塑料盆，装满土，就可以在上面种葱蒜花草——生活场景并不需要宏大，会心之处也不必遥远，小且温馨，有乐趣，就足够。只要是容器，盛土，就有发芽的希望。每个人心里都有使日子乐趣一些的想法，譬如，有一片不大的土就够了。住在顶楼的主人决不会只把这个空中平台当成观景、晒被子的好去处。搬进来后就快速行动起来，大量囤土。土一袋袋扛上来，老式的小区没有电梯，使主人多费了许多脚力。邻居问起，只能含糊其辞，生怕节外生枝——每个人都有改善生活情调的愿望。蚂蚁搬家式的方法虽然原始，效果却相当实在；很个人的行为，由少而多，积微成著，不需多久，楼顶就堆得都是土了。土来自不同之处，颜色就见出不同。接下来就是整成畦，问乡下朋友讨要一些时令菜苗瓜苗，学习一些此前全然不在意的种植技能，还有规避虫害的窍门。目的只有一个，让这些从土里长出的细苗展叶拔节，不断递进。当青瓜、丝瓜、佛手瓜出现时，果蝇也大量繁殖出来了，叮咬无数。主人在瓜棚内外大量悬挂粘蝇纸，它们随风飘动，犹如一枚枚纸鸢，果蝇一撞上，此生就结束了。瓜和果蝇都是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人们保护前者，消灭后者。

一个人在下班之后顾不上休息，而是兴致勃勃地在顶楼与自己的土地交流，觉得比上班快乐得多——这时绚丽的晚霞布满天际，他看了一眼，觉得没啥意思，还是脚下的土更耐人琢磨。

如果简单地区分土质，无非是肥沃和贫瘠两种。有的向来肥沃，如有的人天生丽质，素颜就可胜于粉黛。那些品质贫瘠者，则要靠人来改良，不断地加入新质，使之渐渐符合作为沃土的要求。养鸽专家先后送来几袋鸽粪，再买几袋有机肥，加上几次烧出来的草木灰，它们和土拌在一起——一个不具备土壤专业知识的人，只能以不知为知之，简单地进行如此的多元配搭，而不考虑其中的禁忌或者冲突。大多数人认为土是实在的、朴素的，直到看见植物从中长出，才知道土还具有灵气。多雨的南方，梅雨天，土壤湿透了，瓜豆生长之后，如果不及时扶持，卷须就不断向空中探索，试图捕捉倚靠之物。主人砍了一捆竹子，一律拇指粗细，每一株近旁插上一枝，瓜豆居然如同长了眼睛一般，卷须转了过来，环抱不放，从此开始了向上延伸的行程。如果是土壤肥沃，长势恣肆不休，足以令人惊异。在我的印象中，土的作用是不可限量的，曾经有过早稻亩产十万斤、芝麻五千斤，而其他一些植物，红薯、南瓜、玉米、棉花的产量也以为是因为很惊人。当时我没有辨识力，年龄还小，后来发现成年人也有没有辨识力——辨识力不一定和年龄有关系，成人较孩童荒唐的事常有。王艮曾说：“百姓日用即道”——我的理解是百姓在艰辛中能够存活下来，一定摸到了其中的道理，犯不着圣贤来指指点点，因为卑贱、琐屑的日常，如果没有一些道理在其中，是很难过下去的。由一地鸡毛的日常积攒起的生存之道，不高深，很简单，实用尤佳。而那些浮夸的、虚妄的，用简单的日常之道不难判断——除非，自己没有脑子。土不诳人人自诳，如果一个人和土有比较长时间的联系，对土的脾性了然指掌，怎么可能意涉荒唐。一个人到了初秋就大抵可以知道田野上是丰还是歉，但即便是前所未见的丰年，产量也不可能高到离奇。在一些写乡土的文章里，常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之说。是啊，如此辽远的土层里，生长着万千不同种类的生命。

用神奇喻之是对的。

植物于土是有认知的。这种认知来自人的实验，即不断地在土上种植、体验，最终使某一种土和植物达到高度契合。枇杷和文旦柚成长时，我会驱车到常太和度尾，这两个地方的土质适宜，使果实尤其佳妙。枇杷中的白梨可称极品，浑圆紧致，将皮打开，肉润汁足，甘甜微酸。文旦柚个头不显，一瓣瓣薄皮打开后，犹如仙姑端坐莲花台上，其色晶莹剔透，其质细腻清朗。果农总是在这个时节忙碌无休，应对各方来客，是与众不同的土带来了这份福利。别的地方也完全可以栽种，收成后品相毫无二致，唯口感是不可欺的。此时人们不相信眼力，而寄托于口感的表达。当各自都付出辛劳，终了的收获却如此大异，只能承认，是土在果树的生长过程中，悄然改变了它们的口味——有的向甜美挺进，有的则相反，走向不受欢迎的滋味，它们的实际距离可能只隔几个村子，或者几条田埂，就被口感毫不留情地分辨出高下。真要追问为何如此，终是没有答案的，还使人陷入唯心。这就是生存的运气，这里的土成全了村子里的人。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言说清楚。运气平素看不到，使得每个人都获得的可能，不认为是虚无缥缈。就像曾国藩这样想成为圣人的人，一生持恒，通官场之道，其身加修，其学加进，也还是固执地认为：“天下事无巨细，何一不由运气哉。”运气大小不一，或久长或一时，几代人长居在这一方土地上，每一个果实成熟时，他们看到了运气。“没办法，就这里长出来的特别好”，主人懒得和我多说，他忙得很。

学校要建立一个植物角，便于孩童观察生长的秩序。为了识土，要求每个人带一小包土来。有的家长在小区里寻找，更多的是到花鸟市场，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土。土不是少了而是离我们远了。花鸟市场上的土要精致得多，里边的成分是可以用数字计算的，很纯粹，没有石块，没有草根。真正的土还像以前那么多，只不过我们看不到了。土是可以创造价值的，以前的价值总是不高，四季生长的稻麦瓜果，即便丰产，收入也不会大到多少。我从未听说传统的种植者有过大喜的，这也是我离开乡村的缘由。如果土地不用来种植，而是用来卖，卖给房地产商盖高楼大厦，那就不可同日语了。事实证明后来正是循于此道，卖地，卖地，土地不断地出卖，楼盘峰起——都市的繁荣就是以高楼密集为标志的，在旧日的土地上开拓全新的空间。让土地上充满枝叶的青绿，或者农人站在田头喜滋滋看着垂穗的金黄等待开镰，宛如春梦，说消失就消失了。随着土的消失，杂物间里的那些农具开始了漫长的搁置——蓑衣挂在墙上迎受尘灰，犁耙歪在墙角早已重重锈迹，打谷桶久不用忽一日桶帮哗地一下全散了。至于草鞋、竹笠、镰刀、谷箩、扁担……有人在城里开了农家饭庄，收了去，摆放讲究——由于和土不在一起，居然生出另一种情调，让人啧啧称奇。土的变化也生出一大堆变化，乡村没有多少人了，有气力的人都外出了；农事无人说道了，说的都是生意人那一套。人是善于趋利避害的，之所以乐意离开故土到异乡去，因为那里过得更好。进入与故土隔绝的车间、工地、流水线，由陌生到熟悉，渐渐适应，快活起来。如今与家乡的关连就只是春节，既然大家都回来，那就随大流回来一趟吧。乡关何处是？故土难离——以前文士如是说，现在不兴了，日子过好比怀念故土要实在得多。

看起来是固定的土，守着一定的空间。大雨倾盆山洪暴发，便随流水而去。没有被带走的土都是一些生土，缺乏肥性，石子又多，主人只能重新再做培养。天下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此时这么做是正确的，彼时又变成错误的，于是都在不安之中。外界来的力量让土不安，即便石条砌成的花圃也如此，又有一些土消失不见了。马路上突然塌了一个大洞，刹不及的车子栽了过去——那么多的土都上哪去了，肯定可以寻觅到踪迹，但没有谁怜惜那些土。就像地下溶洞，原先是实心的，后来却空了，像一个地下王国，是千万年来的力量，把实物掏虚了。虚比实更让人联想，由于消失，它们的神秘感出现了。那些巨大无朋的天坑、地洞都是我感兴趣的，由于空虚，生出一大堆追问。院子里的土整体看起来厚实无朋，细化起来则是一些琐屑的泥尘，风可以刮跑，水可以带走，连同上边的植物。土不可能如巨石那般兀立不移——总是要有足够的强大才能无视外来的牵绊。茂陵一带那么多的巨石，粗略敲凿便是拙朴的石人石马、石虎石象，这么久的时光了，一次次过往，西风残照下的汉家陵阙，有什么可以撼动？没有到过的人完全不必着急，再过千百年，我以为它还是不会有什么变动。有人曾问，四海问鼎之后几人梁漱溟、几人陈寅恪？一个人能持抱个人精神而有独见何其不易，以至大风骤来不被扑倒。风行草偃是自然界的常道，譬之人道，如果不想偃伏就要有足够的坚硬宁折不弯。我们无法对一般的植物、人物提出如此要求，特立之士从来少，市井俗人尤其多，毕竟人生还要继续，即便苟活，也是一种人生态度，无可厚非。

芒种来时梅雨天，站在院子里看土，消沉了许多，是雨把土打实了，带走了，这也是我还要继续向外取土的原因。一个人在不断累积土的过程中，也累积了对土的一点私有乐趣——一种能使万物生长的物质，尽管渐渐疏离，还是让我揪住你的尾巴吧。

土是不嫌多的。

朱以撒，现为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