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至今已经整整80周年了。80年来，无论中国的社会历史还是文艺创作，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无论我们今天取得了怎样的成就，都必须了解我们的来路或前史。没有这个前史就没有今天。80年前，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目的是要解决中国革命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讲话对上述问题作了明确的分析，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实现民族的全员动员，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作出积极贡献。讲话总结了五四以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许多作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强调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的民族性，是毛泽东指出的方向。此后有关“民族性”“民族化”“民族形式”的讨论，事实上都是对毛泽东关于民族文化论述的具体解释和落实。所谓民族的文化，必须是大众的文化。
“效率”在这个时代是毛泽东尤重视的。在《反对党八股》中,他批评了那种长而空的文风,号召“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并且要有内容。他自己不仅是倡导者,而且他的写作实践也实现了这一点。
文学艺术体现效率的观念，在毛泽东那里就是大众文学和民族形式，这两点都与简约明了有关。也就是说,只有通俗易懂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才能表达中国文艺的主体性和独特性，才能迅速为战时的民众所接受并理解,从而实现全民抗战的目标。而对于中国来说，“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于是，当时的文学艺术，从语言到形式就出现了一个如德里克所说的“转译”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把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转译”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中来。而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资源的问题。延安时期的“下乡运动”，显然是寻找这一源泉的有效实践。它一方面改造了知识分子自身，一方面实现了文艺从语言到形式的“转译”过程，也实现了文艺普及的目的。
“转译”首先体现在语言上。民间语言首先是被选择的对象。在“转译”的问题上，是“民间语言”解决了操作层面的问题。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平民文学”或“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再发展，即从它的都市性转变为乡村性。因此,“民间语言”的具体所指，是中国乡村的农民语言。由于这种语言流通形式的口头性，它无法在传媒或文献中获得，它的生命力也正体现于民间的传播中，因此，对其鲜活性的了解与体验,只有“下乡”才能获得。而这一策略性的选择，与文学艺术面对的基本对象——农民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那一时代普遍流行的街头诗、秧歌剧、诵诗、战地通讯等，共同拓展了一个巨大的公共话语空间，而效率的体现，正是在这个广阔的公共话语空间中无处不在的。周扬后来说:“农民和战士看了《白毛女》《血泪仇》《刘胡兰》之后激起了阶级敌忾，燃起了复仇火焰，他们愤怒地叫出‘为喜儿报仇’‘为王仁厚报仇’‘为刘胡兰报仇’的响亮口号。”
另一方面，延安时期除了本土形式的文艺作品之外，比如秦腔《血泪仇》，京剧《逼上梁山》《松花江》《三打祝家庄》，还创作了诸如《黄河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延安颂》等歌曲，歌剧《白毛女》，《周子山》《无敌民兵》，独幕话剧《军民之间》，鲁艺实验剧团演出的《日出》《我们的指挥部》等；西战团演出过独幕话剧《合作社》《粮食》，120战斗剧社演出过话剧《虎列拉》等等。这些作品的形式显然不是“民族的”。合唱起源于17世纪欧洲教堂的唱诗班，五四运动开始传入中国；话剧传入中国时称为文明戏或爱美剧。这一现象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延安文艺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或者说，延安文艺从初始阶段就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对西方艺术形式吸纳，也成为不断丰富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有效资源之一；第二，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不止是形式上的要求，它也一定与具体的中国语境有关，也就是必须有中国的现实生活内容。只有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才构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真正内涵。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延安文艺的“洋形式”也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一部风，甚至是主要的部分。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全文发表于《北京文学》2022年5期，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