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林不病，遽然离世。我无论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想象力，都不可能预料到，自己竟然会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得写下这样一篇怀念挚友的文字。如果从最早结识的1983年算起，到2021年的那个秋冬之交，他的生命彻底终止，赵新林和我有着整整三十八年的深厚情谊。自打得到新林猝然辞世的消息，度过了最初那几个痛不欲生、以泪洗面的日子之后，我便一直想着要为他写一点什么东西，但思来想去，却又总是不知道这“一部二十四史”，到底该从何说起。这些年来，随着身边师长辈中很多人的不断辞世，这一类的怀念性文字，我其实也写了不少，却未曾想到，有一天，竟要为我的同辈人，为我情同手足的好兄弟赵新林写这样的文字。此中滋味，实在是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前几日，也就是2021年的12月31日晚，依照很多年前的共同约定，我们这些曾经先后毕业于吕梁师专（现吕梁学院的前身）的学生，又一次相聚在学校的所在地离石城区，辞旧迎新，迎接2022年的到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当我们这些老同学、老朋友再一次聚首时，不禁想起那个已经不可能再搭理我们的兄弟赵新林。相对无言、各自垂泪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动笔。

在我的印象中，新林首先是一位独具个性、天性中充满了野性的诗人，以至于，我们很多朋友都经常借用那句曾经普遍流行的歌词“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来称呼他。他的这种桀骜不驯的野性究竟从何而来？除了与生俱来的那些部分我们无法展开讨论之外，这一次，也只有在他遽然离世之后，在他的故乡原平的葬礼现场，我才从他妹妹那里了解到一些内情。需要特别提及的一点是，我和他之间虽然有着将近四十年的深厚交情，甚至可以说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但我从来都没有从他那里听到过一句这方面的情况。为什么他会如此这般讳莫如深？难道说他也会因“为尊者讳”而试图有所遮掩吗？随着他的离去，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已经随风而逝。在葬礼现场，他妹妹眼含热泪，告诉我说，由于父母都在相对遥远的吕梁兴县从事教育工作，根本照顾不过来几个孩子的生活，自小就把他和他的大妹妹留在了故乡，随爷爷和叔叔一起生活。差不多一直游荡到十岁左右，他们才回到父母身边，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耳边聆听着他妹妹带着哭腔的絮叨，我眼前所浮现出的，是那个生性顽劣的村野小子赵新林，或孤身一人，或有三五同伴，在冬日的黄昏时分，贪恋玩耍而不肯回家，仍然游荡在北方旷野上的情景。草木早已枯败凋零，莽苍苍中隐隐约约尚能看见的，是不远处一脉起伏绵延的山岗。虽然说也会有来自爷爷和叔叔的亲情呵护，但毕竟缺少了只有父母才能带给孩子的那种饱含着安全感的家庭温暖，新林的野性的最初的种子，或许就是在那个时候深埋下的。“诗歌是一位灵魂孤独者的呓语”，这新林多年坚持诗歌写作的经验之谈，曾经在很多个场合为我所引用，用来说明现代诗歌所必须具备的精神内涵与形式特征。在我的理解中，新林这一写作经验得以生成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他自己原本就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灵魂孤独者。倘若联系个人的成长经历，那么，新林的灵魂孤独，或者说他桀骜不驯的野性，肯定与他少年时期的山野游荡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内在关联。

新林终其一生都在大学教书育人，但或许因其生性好奇，兴趣多有迁移。在他刚刚离世的时候，我曾经不无仓促地拟定了这么一副挽联——“易者弈者三晋从此广陵散，诗才思才杏坛再无谪仙人”，企图借助于这副挽联涵盖总结新林那过于仓促的一生。今天回头来看，尽管已经相对全面，但却仍然未能把新林的所有行迹都囊括其中。比如，也只有到提笔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才忽然想起，新林曾经有过一段迷恋传销的传奇经历。那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刚刚进入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时代，正在涌起全民“下海”的热潮。某一天，新林忽然一个人兴冲冲地跑到我的陋室，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传销这样一个新生事物，说只要投入传销，很快就能够达到赚大钱的目的。在我寻常的印象中，新林并不是一个贪恋钱财的人，但或许是受到全民经商时代风气浸染的缘故，他竟然也身不由己地被这样的一种潮流裹挟而去了。关键问题是，新林不仅亲自向我鼓吹，而且还生拉硬拽地把我弄到某个借用的教室里去听所谓的“传销课”，企图在“洗脑”后把我也拉入到他已经全身心投入的传销队伍之中。所幸，第一，我的确对阿堵物没有过多的贪恋；第二，亏得我也还算是有一点理性。尽管新林百般努力，我也丝毫不为所动，没有进入到传销队伍，成为新林的所谓“下线”。就这样，在那段时间里，我所看到的，就是一个成天忙着积极从事所谓传销事业的赵新林。新林的传销“事业”具体搞了多长时间，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反正，等到后来，随着国家的明令禁止和有力打击，新林自然也就远离了传销活动。照理说，新林与我相比，可能更理性一些。也因此，一直到今天我都百思不得其解：如此理性的他，何以曾鬼迷心窍地迷恋于那一眼看去就极不靠谱的传销活动？或许，一个拥有高度理性的人的精神世界深处，沉潜着的就是一种极端非理性的迷狂？

很是带有一些荒唐色彩的传销活动之外，新林的另外一个雅趣，是我在挽联中已经提到过的“易者”。所谓“易者”，是指新林不仅对《周易》有着极为浓烈的兴趣，而且还因为长期利用《周易》的易理为他人卜筮算卦而被朋友们戏称为“赵半仙”。新林因对《周易》的深刻理解、研究以及运用，成为山西省周易研究会的副会长。认真地回想一下，新林最初对《周易》发生兴趣的时间，应该是在1990年到1991年之间。我和新林于1990年初春寒料峭时分离开离石远赴武汉，进入由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与鲁迅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文学评论研究生班”，学制只有一年半，第一年在武汉，后半年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如果我的记忆无误，很可能是在武汉一年的学习快要结束的时候，新林突然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一本宋代邵康节的《梅花易数》，开始一个人津津有味地阅读揣摩起来。至今犹记，当时，他不仅自己沉迷其中，还竭力试图使我也对《周易》发生兴趣，和他一块儿讨论相关的问题。或者与我的天性愚钝有关，那一次，虽然在他的拼命鼓吹下我也拿起来翻了翻他视若珍宝的《梅花易数》，但还是没有产生一点儿兴趣。而新林自己自从迷上《周易》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地热爱上了利用易理展开的卜筮算卦活动，甚至干脆以半生的精力把自己经营成一位在吕梁界内很是有一点影响的“赵半仙”，其影响甚至还波及到省城太原。这一点，自有山西省周易研究会的副会长这一民间团体的职务为明证。

还有“弈者”。所谓“弈者”，自然是善于棋道的意思。尽管说都属于国粹，但这里的“棋”却是一向号称为黑白世界的围棋，而不是“楚河汉界”的中国象棋。新林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弈道”产生强烈兴趣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想来想去，恐怕终归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之后的事情。那时候，新林曾经一度积极参与过的传销活动在政府部门的打击下，已经处于低迷状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传销活动终止后的百无聊赖，反正，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候，或许与正处于热烈状态中的中日围棋擂台赛连续数年的举办，以及聂卫平、马晓春等一众围棋国手名字的不胫而走有关，在吕梁师专的校园里，仿佛一夜之间便兴起了一股强劲的围棋热。一时之间，很多老师爱上了这项看上去很是有一点高雅的体育运动，其中就有新林。或许是出于一种附庸风雅的心理，我自己也曾经亲自上手和新林对弈。很可能是由于天性的不足，或者说抽象思维和大局观的欠缺，几乎每一盘较量，都以我的一败涂地而告终。几次棋坛铩羽，败兴而归之后，深知自己绝对缺少这一方面天赋的我，便彻底退出了吕梁师专校园里的棋坛。与我的一败涂地被迫“退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林的强力坚持，以及坚持之后的必有所获。于今犹记那个时候新林下起围棋来的极端投入程度：只要是摆开了棋摊，摆弄起了黑白子，新林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当是时也，不管是父母姐妹，还是“天王老子”，哪怕是自己工作上的顶头上司的来电，他都会拒绝接听，简直就是旁若无人。既如此，一些事情因为痴迷于弈道而被拖延，或者干脆被彻底耽误，也是在所难免。虽然往往会因此而落各种埋怨，但新林总是不为所动，很是有一点“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意思。正所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新林的热衷于弈道，尽管给他的工作带来过某种负面影响，但他的围棋棋艺却也因此而大大长进。这一方面的突出例证就是，一直到他遽然离世为止，都担任着吕梁围棋协会的会长这一社会职务。

由以上的记述来看，说赵新林曾经一度迷失于传销活动，说他既是“易者”，也是“弈者”，都并非没有道理的无稽之谈。不仅如此，新林也是一位喜欢喝酒的善饮者。在我和他长期的交往过程中，无数次地看到过他过度饮酒之后的各种醉态。有一年冬天的大雪之后，醉酒之后躺在雪地上数星星的新林，差一点就出了意外。关于此事，我曾经在一篇名为《少年酒事当拿云》的文章中有过详尽的记述，此处不赘。但仅此一端，我们即可见出新林对酒事的由衷热爱。尤其是到了最近几年，他越发达到某种“神仙”状态。坐在酒桌上，但见新林频频举杯，唯闻他口中念念有词、滔滔不绝，然而就是不见他拿起筷子往嘴里送一口菜。如此一种借话饮酒、一筷不动的情形，不是超凡脱俗的“神仙”，又是什么？但或许也正是在这种看似潇洒的饮酒方式中，新林的身体不知不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最后的遽然离世，很可能与此有关。

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易者也罢，弈者也罢，善饮者也罢，抑或是传销活动的参加者，我这里所描述的那个人，果真是赵新林吗？一方面，当然是。以上各种生活细节，均非我所能杜撰而出。但在另一方面，却很可能都不是，这些身份很可能只是赵新林的某种外在皮相，并不是他内在的精神实质。如果我的感觉与判断无误，那么我要说，在本质上，赵新林是一位诗人，一位有着思想者内核做强力支撑的现代诗人。这一点，自有他遗留下的诸多优秀诗作为证。但更进一步说，仅仅是优秀的诗人，也没能抓住新林的精神实质。在我的理解中，从根本上构成了新林精神内核的，其实是生成并发扬光大于20世纪80年代的所谓新启蒙思想。譬如他的诗歌《拒绝遗忘那个夏天》。读者不仅能从中读出一种生命的沉痛，更能读出赵新林内在的一种生成于20世纪80年代那个新启蒙时代的精神情结。从这个角度来说，身为80年代精神之子的赵新林，可以说终生都没有摆脱新启蒙情结的苦苦缠绕。如果着眼于这一点，那么，无论是对《周易》、围棋的痴迷，无论是他的善饮与豪饮，以及他对于传销活动的莫名热衷，都可以看作是新林的某种隐遁之术。在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归隐的现代社会，内心世界即使再痛苦无比，赵新林所能寻找到的隐遁之术恐怕也只能是这些了。从少年时期在故乡山野间的四处游荡，到成年后在80年代新启蒙时代的精神流浪，说来说去，新林也终归只能是骨子里寻不到归宿的浪子一枚。

死者长已矣，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不管怎么说，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之子，我情同手足的兄弟赵新林英年早逝，在不应该离去的时候早早就离去了。行将结束这篇怀念文字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为新林所热爱的，同为20世纪80年代精神之子的杰出诗人海子。我亲爱的新林兄弟啊，今夜虽然我不在德令哈，但我却依然不想人类，我只想你！

王春林，1966年生，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小说评论》主编。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曾先后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九、第十五届优秀成果奖，山西新世纪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省人文社科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