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洋过海来送你（节选）
虽然只闻其声未曾见面，但在一定程度上，那豆仍把阴晴当成了照片里那个梳马尾辫的小姑娘。十六岁的阴晴沉静如同雕像，望着胡同上方的天空，仿佛那里面藏着什么只有她能看到的东西——遥远、辽阔、让人不可捉摸。那豆自小也爱走神儿，但他明白，两人痴得又有不同。阴晴的痴是大的、高的，他的痴却是小的、低的。他也明白，正是这个区别，让他一直都在追逐阴晴，不由自主，无止无歇。
但那追逐仅仅发生在他心里。记得阴晴走时，同样是在一个春夏之交。那年他们都十八，她刚参加了美国高考，很快就接到了波士顿一所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虽然考前的那些辅导课都是那豆陪着阴晴去上的，但在知道了她上飞机的日期之后，那豆反而不去找她了。他这时又想，反正都是要走，送也白送，就甭“长亭外，古道边”了。在对待和阴晴的关系上，他似乎也总在犯狠，但犯狠的对象都是他自己。
他不去找阴晴，阴晴却来找他了。走前的头天晚上，她让他陪她上趟鼓楼。
鼓楼就在他们那条胡同的往北两站地，近看是一个砖墩子，远看墩子上有梁有檐。一直到今天，它都是方圆几里最高的建筑——这是因为颁布了“保持原貌”的政策之后，北京的这片旧城区就停止拆迁改造了。而在他们这片儿的孩子里，还有一个传统，那就是须得徒手爬上鼓楼城墙，才算长大成人。这传统从爷爷小时候就有了。
那豆也问过爷爷：“您上去过吗？”
爷爷说：“上是上过，不过因为腰疼，爬时脚底下垫了个缸。我上也不是为了逞能，而是为了从高处看护酱油厂里晾着的纱布，不能叫人顺走了。”
也就是说，爷爷攀登鼓楼，发生在他当劳模的那天夜里。虽然已经负伤，但爷爷还是坚持着履行了职责。那豆又问：“那我爸呢？”
爷爷就说：“你爸也企图上去过，是在美国总统里根来中国访问那年吧？他边爬边叨叨，还跟人讨论这总统曾经当过演员，不过名气可比玛丽莲·梦露差远了——结果半截儿一泄气，又出溜下去了。为这摔折了一条胳膊，在家躺了半个月。对了，送他上医院的就是你妈……你妈因为有个痦子，偏又姓马，所以才被你爸叫作了马丽莲……”
而到那豆和阴晴上鼓楼时，鼓楼早已围了一圈儿铁栅栏，变成了景点。这也拦不住他们这些熟门熟路的“坐地虎”，趁着管理员下班，找个豁口一猫腰就进去了。这时鼓楼还经历了几轮维修，表面不再坑坑洼洼，想爬都没处下脚。不过也正因为维修周而复始，贴着城楼后身总搭着一排脚手架，反而更便于攀登了。
他们就趁着夜色，踩着架子往上爬。阴晴在前，那豆在下面护着她。别看阴晴是学习委员，可有时举动却像个假小子，并总带着一股执拗的、心无旁骛地追逐着什么的劲头。她追逐着那些大的、高的东西，那豆追逐着她。他觉得他都快跟不上她了，还总担心她会一脚踩空摔向地面。幸好那一幕总算没有发生，没过一会儿，他们就上了鼓楼。这仪式比他们想象中轻易多了，仿佛长大成人也就是一眨眼的事儿。
然后做了什么呢？那豆记得，他和阴晴只在城头的墙垛子上坐着。暮气四合，八面来风。他们望着城下那些纵横的胡同阡陌和连绵的平房屋顶。在这片北京城区的盆地里，那豆能清晰地辨认出哪儿是他们家的小院儿、哪儿是他们过去的幼儿园和小学，哪儿是爷爷搬了一辈子缸的酱油厂。酱油厂早就不在了，不过后来也没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变成“科技园”，而是被收购它的上市公司拿去炒地皮了：今天包给酒店集团，明天号称建立金融总部，后天又和互联网企业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随着门口的招牌一换再换，酱油厂也变成了一块始终不曾竣工的工地，据说那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倒是打着滚儿地往上涨。
街上的、胡同里的灯都亮了，变成了一片流淌扩散的灯海。但和脚下的璀璨相反，阴晴的脸却渐渐暗了下去。
她这才说：“豆儿啊，咱们回见。”
那豆也说：“回见。”
阴晴又说：“我就想换个地方活着。”
那豆说：“爷爷说过，你跟我不一样。”
然后那豆先站起来，从墙垛子上蹦回了砖石甬道。他又回身，把一条尚未成形的“花臂”伸向阴晴。当时的“花臂”还没后来那么唬人，只文了一个黑猫警长和两个葫芦娃，倒像一部动画片只看了开头却猜错了结尾。阴晴就扶着他的胳膊，将身子撑了起来。她的马尾辫一甩，发梢划过了那豆的嘴角。在那一刻，那豆心里一动，他很想就势拉住阴晴的手，哪怕是攥上那么一两秒钟也行——他认为阴晴对此不会有什么意见，因为她的手好像正在微微发颤地等着他。然而一紧张，又一转念，还是没那么做。
他想，算了吧。他还记得他转身就走，爬下城墙时像在逃跑。那天他登上了爷爷上过而他爸没上去的鼓楼，但他并不为此感到自豪。
念及此处，心里发空。那么说回现在，他的“起范儿”就是做给阴晴看的吗？他是想给阴晴制造这样一种效果吗——恰因黄耶鲁用小人之心度了他的君子之腹，所以他更应该从小的、低的状态里拔地而起，从而在多年以后离阴晴近了一点儿？或者说，他觉得自己和阴晴之间还有什么未尽事宜，还有什么遗憾需要弥补？
好像是，然而好像又不全是。
那豆隐隐记得，就在梗着脖子“起范儿”的那一瞬间，他还想起了他的爷爷。
爷爷却与阴晴不同，从未让那豆感到和什么大的、高的东西有关。爷爷一辈子讲理要脸，讲的都是俗理，要的都是肉脸。但爷爷说过的事儿却总会冷不丁地钻上来，像湖底泛出的水泡儿，在他心头荡开一圈儿又一圈儿波纹。
比如爷爷讲过，爬上鼓楼看守纱布，原本也不是他的职责。搬缸工人只管搬缸，搬完了就可以回家睡觉，然而因为干活儿时扭了腰，上了床疼得睡不着，于是爷爷索性爬起来，又回到酱油厂去。这时已近清晨，厂里的空地上摆满了竹架子，竹架子上晾着纱布，附近却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兵在四面把角站岗。有了哨位，这地方就是临时军管了。再看那些兵，都比爷爷大不了几岁，手边杵着枪。
爷爷有心跟人聊两句，但哨兵威严，也不理他。他只好沿着厂子外的墙根溜达，检阅自己的劳动成果，也就是那些一字排开、越码越远的大缸。这时却听背后当啷一声，再一回头，就见厂门口有个兵杵在地上的枪倒了。当兵的握不住枪，兵也觉得挺丢人，赶紧揉着眼睛捡起来，站得比刚才还直。
而爷爷却看出了原委：这都是困的。一会儿，还有一个老兵从院儿里走出来，提醒了那个年轻兵两句。虽然训人，可老兵的眼也通红。这让爷爷更觉得兵们挺可怜，还觉得这些兵跟他早些年见过的兵不一样。于是他走回去，对老兵说：“要不你们睡一觉去。车间里有现成的地方，只要不嫌味儿大就行。”
还给对方宽心：“现在觉悟都高了，纱布晾着也没人拿。”
老兵紧着摇头，一嘴山东话：“没人拿是没人拿，可对任务不敢疏忽。”
明知没人拿，却还不疏忽，爷爷就觉得这个山东兵有点儿死心眼。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又说：“那我替你们看着得了，反正物资放在我们厂，你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责任。”
老兵便认出爷爷正是搬了一夜缸的那个小伙子，神色登时亲近了许多。可他还是摇头：“我们半个班呢，你替也就替一个人。”
这可难不倒爷爷，爷爷一指不远处的鼓楼：“到那上面去不就得了——登高望远，尽收眼底，我一人能顶半个班。”
对于这个主意，老兵居然没有反驳，但他还在解释，倒有些不好意思似的。他说他们是连夜跟着车皮到的北京，路上几天没合眼，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去休息了，而被指令驻守厂区的这几个还得继续咬牙坚持，怕睡着了就拿烟头烫手。他还说，等完成这次押运任务，他们这个排将会就地编入作战部队，直接奔赴战斗的第一线。
爷爷便一拍巴掌：“眼瞅着上战场，还不把觉补足了？”
又催：“走你的，万一有事儿我叫你们。”
老兵犹豫了一下，回头看看自己的几个兄弟，又转向爷爷：“那辛苦你了。”
等对方拍拍他的肩膀，转身要走，爷爷才又问：“对了，你是排长？”
老兵说：“排长还在火车站看车皮呢，我是班副机枪手。”
也没互通姓名，两人就此告别。老兵招呼兄弟们进屋休整，爷爷则沿着那溜绵延的大缸往北去，走到尽头，就到了鼓楼的城墙下。墙下还摆着缸，正好可以垫脚往上蹿。那时的鼓楼也比后来旧多了，墙面坑坑洼洼，有的地方还露着豁口。饶是如此，因为腰上带伤，爷爷还是差点儿没爬上去。等好容易上了城头，他已经疼得直打哆嗦了。
然后做了什么呢？爷爷告诉那豆，他也就是坐着。爷爷的坐着又与后来的那豆不同，他身边连个伴儿都没有，但却不觉得孤单，也没有如那豆一般的忐忑、失落和伤感。相反，爷爷只感到了一种充实的喜悦，“怎么就跟吃了两副烧饼夹肉似的”，他还认为都是长大成人，但他的仪式却比胡同里的其他孩子“更像那么回事儿”。
鼓楼之下，酱油厂里，飘荡着波涛一般的纱布。当薄雾终于散去，太阳升了上来，波涛便被染成了明亮的红色。又没过多久，从附近医院抽调的护士赶了过来，将那红色的波涛收卷起来，装包等着运往火车站。兵们也站了出来，抖擞着精神列队，准备开拔。那个山东口音的班副机枪手也在其中吧？却没见着人家。
爷爷却突然挺直腰杆儿，吼了一句戏词儿：“我坐在城头观山景——”
破锣嗓子直让四方一震。城下的兵们纷纷抬起头来，望着高处这个十来岁的孩子。他又瘦又长，梗着脖子。如果是不知情的人，没准儿觉得北京人真会玩儿，一大早儿还有爬到城楼上来吊嗓子的，然而队列里却有一条胳膊伸了出来，对着爷爷的方向挥了挥。那人身边还有两三杆枪往高处举了举。
伴着爷爷的那一吼，队伍就此开拔，背负朝阳，一去不回头的架势。后来和那豆交流上鼓楼的经验时，爷爷显摆：“那年我不到十五，比你还小了三岁。”
爷爷又不止于显摆：“人哪，要能替别人做点儿事，心里真美。”
爷爷进而总结：“这道理小时候不懂，大了才知道——知道了才算长大成人。”
十八岁的那豆本想告诉爷爷，他爬鼓楼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别人，具体的说是为了阴晴，但他迟疑了一下，终于没说。而时至今日，当二十三岁的那豆再想起爷爷的话，却又认为爷爷的“别人”和他的“别人”有所区别。爷爷的“别人”既指的是那几个兵，但似乎又指的是兵以外的其他什么人。那些人对于爷爷来说无名无姓，无穷无尽。那豆进而还想起了爷爷论及酱油厂改制时的说法，“得拿这厂子去养更多的人”——都是“别人”。也正是为了“别人”，爷爷把自己交了出去，汇入了一股宏大的、浩荡的力量。
心里一踏实，这一辈子也就过来了。
哦，原来这就是爷爷。此刻在那豆眼前浮现的，就不是那个老了以后带他遛鸟的爷爷了，而是一个不满十五、青春洋溢的爷爷。这个爷爷跟着教员学会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刚完成了攀登鼓楼的成人仪式，并即将获得“他们这个民族、他们这种人家”在“巴图鲁”之后破天荒的光荣称号，也即“劳模”。尽管吼了一嗓子就闪了下腰，疼得差点儿从城楼上折下去，但少年的爷爷自有一腔豪情。
这腔豪情穿越时空，鼓动着那豆。哪怕再想想酱油厂的结局以及他们家后来的日子，那豆多少替那豪情感到有些不值，但豪情本身却是纯粹的，并且豪情对他的鼓动也是真切的，像帆兜满了风。他还想：既然爷爷能，凭什么我就不能替“别人”做点儿什么呢？哪怕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把爷爷的骨灰要回来。
于是他的“起范儿”就不是说说算了。他延续着那腔与爷爷遥相呼应的豪情，又从小半间里来到东屋，对他爸他妈赫然亮了个相。
话是这么说的：“我得出趟门儿，我得去打张票。”
当时他妈正把炒疙瘩端上桌，他爸正往酒杯里倒着二锅头。这些天来连叨叨带嘀咕，他爸也乏了，需要润滑一下嘴及脑子里的那个磨。听他这么说，他爸就道：“坐车还用打票？到哪儿你说，我捎你一趟。”
那豆说：“您那‘的’送不过去，我得打飞‘的’。”
他爸说：“飞‘的’……飞哪儿呀？”
那豆说：“飞美国。”
他爸手一哆嗦，白酒溢出一片。而当他爸赶紧凑着酒杯吸溜，那豆就解释起了要去美国的缘由。尽量简短截说，却也颇费口舌。前后捋了一遍，那豆不仅口干舌燥，梗着的脖子也像落枕似的酸疼起来。他爸他妈则从皮笑肉不笑变成了瞠目结舌。他们没想到那豆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进行了一场世界大串联，更惊愕于连爷爷都漂洋过海了。
那豆又强调了去美国的必要性：“可不去又能怎么办呢？难道就让谁家的亲人都换不回来？要把问题解决，必得有人出面破局。这个局，他们不破我来破。”
他还让他妈放心：“阴晴去得了美国，我就去不了？再说她也能照应着我。”
那豆口吻愈发轻松，看来“范儿”是越起越溜了。一时间，他真觉得去趟美国也没什么了。他的轻松不仅来自阴晴的例子，就连何大梁也给了他一种暗示——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地球也无非就是那么一个球儿而已，万水千山转眼过。
那豆这才引用爷爷那话：“人哪，不能只想着自个儿，也得为了别人——”
然后结合实际情况：“为了别人，也等于为了自己，要不我爷爷也回不来。”
还质问他爸他妈：“否则你们给支个招儿？”
那豆说时把眼一横。然而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一轮的“范儿”终于没起来。这也跟他爸他妈的态度有关——他们不仅不再搭腔，仿佛就连听他说话的精神头儿都没了。转眼之间，他们委顿地坐到桌旁，各自把头扎到碗里，一个劲儿地扒拉着炒疙瘩。他妈又开始满脸跑痦子，他爸间或“吱溜儿”一口白酒。这是什么意思？没下文了？看着他爸他妈那专注的吃相，那豆竟自有几分心虚。他也坐到桌旁，面前摆个碗却不动；他愤懑而又刻薄地往左边扫一眼，又往右边扫一眼，轮番睥睨着对面那俩人。
而正当他酝酿着再抄起什么物件，照桌子来上一记“惊堂木”时，他爸却突然把脸从碗里拔了出来。这一抬头，就见他爸的眼神儿也变了。以前没看出来，他爸横着眼时也有一股狠劲儿。“那三刀”倒真变成了菜刀、剪刀和剃头刀。
他爸又捏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起身往院儿外走去。
胡同里传来了那辆“伊兰特”开车门的声音，却没打火儿，开了又关。等他爸回来，手上就抓了满满一把票子，从手指头缝儿里居然还漏出俩钢镚儿。他爸说：“你也甭老跟我甩脸子。那是你爷爷，就不是我爹了？”
他把钱往桌上一拍：“这是我这几天刚跑出来的。家里还有点儿，我也给你拿上——本想着车该大修了，但也只能往后拖拖了。”
“豆儿啊，你去你的。”他妈也附和起来，“鸟儿你别操心，我替你喂着。”
就连八哥都在窗外说：“慢走——回见了您哪。”
二人一鸟，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便让那豆措手不及地心里一热。他同时还有些诧异，怀疑爷爷的那腔豪情穿越时空，不仅鼓动了他，也鼓动了他爸他妈。
而事后他爸解释：“我拉着客人上机场，尽是爹妈送孩子的。就连好多中学生小学生都满世界地飞，张嘴大溪地，闭嘴大堡礁，说的那些地方在地图上都不好找。那时我就想，我有点儿对不起你，打小儿连趟北京都没带你出过。可你呢，浑归浑，却从没怨过你爸没本事，这又是你这孩子仁义的地方。这点儿你像你爷爷。将心比心，那我也仁义一把——这趟去美国，办得成事儿办不成事儿另说，只要你以后也不怨我就行。”
那豆就说：“您客气。您没本事我还没出息呢，我怨您干吗？”
他妈的说法则是：“其实你那点儿心思我也知道，不就想去见见阴晴吗？”
那豆的脸也一热，赶紧说：“您打住，这事儿跟她没关系……”
“不要羞于承认，这没什么好害臊的。”他妈飞了个眼风，痦子走位飘忽，“这么些年，有个念想不容易。过去一趟，念想就算断了也值了。”
不管出于何种解释，这就定下了去美国。
但等到真要去时，却远非说走就走那么简单。那豆到网上一查，那些五花八门的资料、证明看着就让人头晕，而那豆就连护照都没有，还得从头办起。在这个过程中，又是李固元帮了忙。听说了那豆的决定以后，李固元在电话里表示，既然是为了弥补他的那个差错，所以去也该他去。老派人就是这么爱讲面儿，劳模就是这么爱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人家仗义在先，那豆就更不能打退堂鼓了，他说：“您说得有理，不过我怕您在美国又晕了。”
李固元只好作罢，但又把他的女儿派了过来。他女儿是英语翻译，还负担着外事方面的责任，她们那个贸易公司的员工出国手续，都是她经手办的。她跟着那豆跑了几天，果然显示出了效率：虽然腿脚不利索，上车下车还得那豆搀着，但她在各个部门的各个窗口之间跑得轻车熟路，免去了很多无用功。为了应付最关键的面签，她还像考试猜题一样预测了签证官有可能问出的问题，又用最简易的英语教了那豆标准答案。
“你的事情跟人家解释不清，说了人家也不信，所以咬定去旅游就行。现在虽说贸易战，科技交流方面的签证收紧，但旅游还没受太大影响。美国人也不傻，愿意人家到他们那儿花钱去。”她还专门嘱咐那豆，“不过美国人最怕人家赖着不走，这叫‘移民倾向’，所以你千万别让对方产生这方面的联想。”
那豆说：“我赖在他们那儿干吗呀？要不是有事儿，我还不爱去呢。”
李固元的女儿说：“就是这个意思。适当的时候可以强调一下你们家在北京有房，还是城里。签证官也都是中国通，知道那地段的价值。”
不当不正的两间半，倒成了有去必有回的保障。那豆只好说：“破家值万金。”
李固元的女儿幽幽地感慨：“还真是值万金。”
她大概又联想到了定居北京的不易。他们一家人的目标，是从燕郊往里挪挪，搬到北京来，这样李固元的外孙女将来也能在北京上学，然而北京的房价却和燕郊差了好几倍，再换房就难了，要不是来回跑路，李固元也不会得“美尼尔”。说这话时，李固元的女儿正跟那豆在大使馆门口排队，前面一娘们儿踩了另一娘们儿的脚，双方戗戗起来，甚而要把架约到美国去。既然战争不便在本土展开，俩娘们儿又盘上了道儿，原来一个要去给孩子陪读，另一个要去给孩子坐月子，并且都在担心去了没地儿跳广场舞。说到这里，一笑泯恩仇：“都是为了下一代。”这话竟让李固元的女儿眼圈儿一红。
她说：“有我这么个闺女，我爸亏了。有他这么个爸，我赚了。”
听她这么说，那豆便又打量李固元的女儿。那对父女说是父女，但长相还真不一样：李固元矮，李固元的女儿高，李固元黑，李固元的女儿白。并且说话也有区别，李固元是保定口音，总会朝出其不意的方向拐弯儿，李固元的女儿则像南方人讲普通话，说快了“四”和“十”分得不大清楚。两相比较，那豆就出了出神。
李固元的女儿突然又问：“我们家的事情，我爸跟你说过吧？”
那豆窘了一窘，半晌才说：“也就提了两句，是李师傅他自己……”
话没说完，李固元的女儿却轻轻推了一把他的肩膀：原来是威严的武警打开栅栏，给奔赴美国的同胞们开了一道窄门。这就要去面签了，那豆赶紧跟着人流涌过去。李固元的女儿招了招手，给他打气：“别紧张，正常发挥。”
她又说：“我爸能把家里的事情告诉你，说明没把你当外人。他一辈子谨慎，到头来却出了这么一个差错，心里也难受。能不能弥补回来，就看你的了。”
说得那豆紧提一口气，屏着呼吸往里走。然后就进去答题，然后就签过了。不仅正常发挥，而且超常发挥。这也让那豆有些惊奇，他又想起小时候在烈士陵园发言，话都揣在心里，可到嗓子眼儿就是蹦不出来，而这次却相反，那些课本里学过、电影里听过的洋词儿噼里啪啦地往外冒。出来以后，就连李固元的女儿都觉得他运气好。
那豆也谢天谢地谢先人：“多亏我爷爷保佑。”
还不止这点，比如钱方面。
本来将家里的存折归拢到一块儿，外加上他爸修车的费用和他妈的几个体己，也只凑出了美国人所需要的“存款证明”——而听李固元的女儿说，因为那豆的工资卡流水太少，尚不足以证明他的“支付能力”，所以这笔钱最好不要挪作他用。那么还有机票呢，还有吃还有住呢，总而言之，这都要在钱上做好准备。比起从爷爷那儿继承来的一腔豪情，钱的事儿曾经显得不值一提，但现在又令人抓耳挠腮。那豆在网上卖了他的两个“至尊”级别游戏账号，这是他唯一的“资产”了，当然也远不够填上窟窿的。这时嘴上不说，他的心里就不免抱怨起了他爸的没本事和他自己的没出息。
他一边犯愁，一边又开始在院儿里绕圈儿，同时拿眼四下瞟着。
瞟得八哥心虚，又胡乱支招：“量化宽松，资产变现。”
他妈驳斥八哥：“屁，你看看还有什么可变现的——你爸那车？卖了他可就又失业了。你爷爷留下的这两间房？别说来不及了，卖了咱们住哪儿去呀。”
这也是他们这种北京人的实情：算上房子，搁美国大概都不是穷人，可他们也只配守着两间半破房子受穷。而更让他糟心的是，他爸这时居然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神情：
“抓瞎了吧，你不是爱‘起范儿’吗？”
那豆又横了他爸一眼。但横眼归横眼，他还是后悔当初的“起范儿”了。他又想到，黄耶鲁明明提出过给他预定头等舱和五星级酒店，可他偏让人家“少来这套”——难道现在还得翻回头去求人家吗？可这就不仅涉及他和黄耶鲁的关系了。想求黄耶鲁，还得通过阴晴，而在阴晴面前跌份儿，对于他就是莫大的折磨了。
说到底，范儿还真不能说起就起，起得越高跌得越狠。
然而正在一筹莫展，家里却又来了一位客人。看着眼熟，随后才认出来，居然是爷爷出了五服的兄弟，怀柔的虹鳟鱼养殖专业户。这老头儿站在院儿里，门都没进，既鄙夷又同情地扫了眼他们家的两间半，然后盯着八哥看了两眼。他大概又回忆起了到树上粘鸟烤着吃的往事，居然还舔了舔嘴角。
八哥愈发受了惊吓，差点儿从杆儿上栽下去：“您别价——”
老头儿却嘿嘿一笑：“别价什么呀，你还替你们家主子客气上了？”
说完冲那豆他爸一使眼色，又从怀里掏出张卡，隔门递给那豆：“拿着。”
那豆一愣：“干吗？”
老头儿说：“不是要去美国吗？我们这些亲戚给你凑了点儿盘缠。”
那豆又一愣：“您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老头儿就说：“你爸那张嘴，兜得住什么啊？这两天一边开车，一边在群里跟我们叨叨，说你要去美国但没钱，还说你去美国又跟你爷爷有关。这意思还看不出来？无非是让我们大伙儿意思意思。那就意思意思，各家都掏点儿，我担着大头儿。这当然也不是因为受不住他叨叨，说到底还是为了你爷爷。你爷爷不只是你爷爷，还是我的老哥哥。当初闹灾，我在农村吃粗粮拉不出屎，只有你爷爷给我送了半口袋黄豆。他还带我上山粘鸟，我吃他却不吃，非要带回北京养着……你爷爷这人心善。”
（摘选自石一枫长篇小说《漂洋过海来送你》）
石一枫，“70后”作家，现居北京。著有《红旗下的果儿》《节节最爱声光电》《世间已无陈金芳》，曾获“首届海峡两岸新锐作家好书评选：十部作品之一”及第五届冯牧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