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新文学诞生以来，农民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形象体系，作家们一直在努力地进入农村和农民的世界，并鲜明地体现在创作中。如果简单勾勒一下农民形象的谱系，如闰土、阿Q、老通宝、小二黑、朱老忠、梁生宝、许茂、陈奂生、高加林、福贵、白嘉轩……一个个形神毕肖、真实可感的农民形象深深镌刻在广大读者的脑海之中。中国文学中这些农民形象的认识价值和美学意义，不仅在于他们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典型，是农民命运的缩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是中国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包蕴着博大恢弘的社会容量，生动地体现着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深刻的历史性变革。然而，步入新世纪以来，为什么鲜有让我们耳目一新、念念不忘的新农民形象？农民经典人物的弱化或者说农民形象民众影响力萎缩的原因何在？新一代的创作中，还有哪些可圈可点、印象深刻的农民形象？新农民形象的塑造是否能够迎对更加丰富、多元、复杂的社会生活？本次东湖论坛，将围绕“新农民形象塑造的‘得’与‘失’”这样一个话题，展开多维度、开放式的文学思考，探索农民形象塑造的发展新路。

李汉桥（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农民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形象体系"，如果从"得"的方面来看，或者说某种成就，那就是新文学塑造的农民形象不仅在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十九世纪以前的欧洲文学多是英雄、骑士的传奇，几乎没有出现真正的农民形象，即使有，也多半扮演着贵族的附庸人物，就像唐吉坷德里负责插科打诨的桑丘。十九世纪后的文学对于农民形象的描写也充满了"傲慢与偏见"--要么像巴尔扎克描述的那样野蛮、狡猾，要么像屠格列夫对农民温顺、忠诚奴性品格的赞赏。返观中国新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有论者曾总结过多个"第一"：第一批展示国民性弱点的农民形象，像阿Q、闰土、祥林嫂；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农民英雄形象，像朱老忠；第一批妇女主人翁形象的李双双、张腊月、吴淑兰。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这样的"第一"可以一直列举下去，这说明了中国作家的原创性与接地气，他们塑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典型系列，成为了中国历史的见证者、亲历者，鲜活地表现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深刻的历史性变革。

如果从"失"的方面来看。当时过境迁，我们回头看那些经典的农民形象，同样也充满了历史局限性，比如"教科书"一样的农民斗争史与创业史。有些作家始终在寻找，如沈从文、汪曾祺、张承志、李杭育甚至陈忠实等，他们总是在一个最偏僻、最贫穷、最古朴的地方寻找一种清洁的精神资源，这种资源看起来美丽、纯真，但是资源的功能却是脆弱的，那些带有牧歌或者挽歌情调的农民书写是无法直面现实遭遇的；有些作家选择了固守，如莫言、贾平凹、路遥、阎连科等，他们笔下的农民形象生命力顽强、坚韧，但是他们的价值只能与乡土同在，他们的情感永远停留在农村，他们的故事反复在大地上轮回。还有些作家虽说走出了乡土，但也因此斩断了故乡的脐带，关于乡土的记忆早已渐行渐远，同时低估了人性的复杂，从而导致简单化、扁平化、符号化农民形象的批量出现。以上是我对这个话题的一点浅见，希望抛砖引玉，打开一个宽泛、富有延展性的话题，大家可以从历史的、现实的、哲学的、文化的各种角度切入并展开探讨。

叶李（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我们曾经有过很经典的农民形象系列，老通宝、梁生宝、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等，一列全是这些形象，如果比对经典，肯定今天觉得不够"新"才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提问背后的思维方式或者基本的价值诉求是什么？还是对一种卢卡奇说的总体性观念，总希望对于农民形象的塑造能够看到历史的本质、时代的本质，要把这个本质提炼出来。现在是否应该反思，我们去呼唤新农民形象的时候，这种本质论还是不是一定合理了。举个例子，福贵是不是农民呢？这个形象挺经典的，虽然他是很符号化的，但是换言之，梁生宝就不是符号化了吗？有一个作品叫做《世间已无陈金芳》，陈金芳其实也是农民，她就是农民工，她进了城以后其实没有转换身份，一直在底层漂浮，后来凭借黑社会老大的力量在社会底层去打拼，积聚了一些社会资本，又开始从事坑蒙拐骗去非法集资，但是我们能说从这个文本里面，她根本上摆脱了"农"字号的那种身份吗？这个作品获了很多奖，我们也觉得写得很好，为什么就没有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新农民形象呢？

比如说，如果我们把余秀华的经历写成一部作品的话，算不算新农民形象？那是一个典型农村文学青年的个人奋斗史、生命史、灵魂史。湖北有一个作家叫周春兰，她有《折不断的炊烟》，她也没有幽闭在女性的个人视角里面，而是讲一个乡村文学青年的个人奋斗，也很励志，这算不算新农民的形象，它有没有成功之处？有些"80后"作家、"70后"作家的农村书写非常有特色，像鲁敏的《思无邪》《颠倒的时光》，包括付秀莹的《爱情到处流传》《陌上》这一类作品。

我也看了《金谷银山》，扶贫文学作品，这个作品写得很好，关仁山老师写的作品，因为他还有农民命运三部曲，可觉得不是太成功，因为范少山这个人物形象有点像梁生宝，我觉得是新时代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他要追求一种纯正中国血缘的稻种，于是要去开挖老祖宗的坟墓，那个棺材里面有真正没有外来基因的稻种，因为这样的稻种就能够抵抗转基因带给我们的种种粮食危机，然后又能显示我们的国家自信。这种描述上的神异色彩，恰恰是把今天的新农民、中国故事里面内蕴的中国意识进行狭义化处理以后的一种时代症候，这一点需要我们去反思。为什么不能采取鲁敏、付秀莹的那样一种农村"内视角"的方式去写，没有那样激烈性和共性的展现，但是在那种农村日常生活的表达里面，你也会看到人性和人伦的建构、人性的美好或者说乡村社会的某种价值，这些在今天仍然能唤起我们的激情。关于新农民形象塑造能否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如何从个人再生产意义上去拓展新的书写维度。而这样的书写维度是中国经验，也完全是可以属于世界的。

裴亮（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当下的新农民形象问题，涉及到文化的童年、精神的原乡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背后对于新形象的观照也必须带有一种历史的眼光、一种比较的视野。新农民的"新"，其实有一个历史性维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时代，它的"新"都是发生变化的。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与"五四"比较，它当然是"新"的，可是往后看新世纪之后它又是"旧"的，所以这个"新"一定跟时代维度是密切关联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新农民的形象问题又是一个历史的问题，所以要谈论这个"新"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的延续性，要去观照从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到民国时期以来这样一种农民问题、农民书写的问题，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危机、救济农村的提法，到后来的复兴农村、乡村建设、农村改进和土地改革制度，所以应该把这样一个当下的新农民形象的问题放在这样一种从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之后的历史视野当中去回顾去梳理，只有这样才能够对新农民形象有一个清晰认识。

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倒置起来去看这个问题--新农民形象的"失"与"得"。"失"与"得"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我们曾经有什么样的"失"，从而能够从历史的经验当中获取到什么样的"得"。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失"，因为我们新世纪的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急剧变化引起陌生化乡村生活的经验，使得新一代作家面对农民书写问题时的手足无措，尤其是新世纪现代乡村现代性的剧变，碾压了我们既往比较熟悉的乡村经验。这样一种问题就是我们的"失"。回到这种"得"的问题，梁鸿的《梁光正的光》这个小说特别适合讨论所谓"新农民"这个话题。因为这个小说，我说它的"得"，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他写得特别好，是因为他能把之前历史上的"失"在某种程度上做一种有效性的弥补，因为梁鸿在写《梁光正的光》的之前，有一系列的"梁庄"系列，他自己本身对于河南乡土生活的经验也是非常充分的，而且他自己在写"梁庄"系列时，也是大量地收集到了第一手的生活材料。在梁鸿的身上，因为之前有"梁庄"系列，所以才有了现在的《梁光正的光》，这种一脉相承里面就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性。在梁老师的作品当中它的"新"就体现在：作品主人公事实上是有一种非常高的道德追求感，他叫"梁光正"，就是不断想要通过宁可牺牲个体小家族的利益，也要去成全在精神层面某种道德上对于个人精神的追求。这样一种新农民的形象，李敬泽曾有一种评语，说这是一种多面的农民形象，既有阿Q，也有鲁迅的，反正是多面的。这种"新"农民形象就是传统没有的，因此可以从历史继承性角度来思考当下的这种"新"的问题。

吴佳燕（《长江文艺》杂志社副主编）：

关于新时代农民形象塑造的"得"与"失"，从三个方面来谈：

第一，所谓的新农民形象，是一个比较的结果，即与过去所有的农民书写相比，提供了什么新鲜独特的经验，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推陈出新。不光是指写新的农民，也包括对农民的新的写法。这里的"新"，是"旧"的流变与生长，隐含的是时代的变化、农村的变化对农民的影响和改变。如社会的转型、城镇的扩张、科技的发展、国家的政策对农民劳动工具、生活方式、村情人心的影响。农民形象的新与旧，不是一个割裂的关系，而是一个传承与生长的关系，所以我们会看到中国新文学史上关于农民形象的书写谱系与长长名单。当我们谈论新农民形象塑造的时候，一定要有"变"与"常"的概念，时代环境的变化多少会对农民有些改变，但也有一些关于丰富人性的东西，关于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关于乡村文明中的美好遗产等等，是可以穿越时代、历久弥新的。

第二，农民形象塑造对于当下主题创作的启示。农村新人，指新的农民形象，包含新的时代内容，但不一定都要去正面的塑造、为了呼应时代进行政策图解，更不是以前扁平化的高大全形象，它一定是丰富、立体、复杂的；它不一定只写当下时代现实，也可勾连历史文化、民间传说，如老藤的小说；它不只为时代书写，更是为人的写作；它不是单向的维度，城与乡、上与下、外来与本土之间的影响一定是双向的，如韩永明的小说。

第三，新农民形象的塑造尤其要书写农民作为现代人的成长。比如农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像韩永明《春天里来》的夏香久，不务实，爱美爱唱歌，喜欢种老品种玉米，打破了对农民的惯性认识；比如塑造农民形象的新写法，像老藤的小说与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嫁接，把农村题材写得像悬疑小说一样跌宕起伏；比如当下农村如何留住人的问题，像老藤的《战国红》中便涉及政策引领下到农村参与乡村建设的城市干部、留在家乡有知识文化和信念追求的本土才俊、以及主动到农村谋求发展的外地商人，他们都是激活农村生命力的主体人群；比如农民进城形象的新书写，像陈仓的《父亲进城》系列是对陈焕生进城的延续和升级，不仅写城乡发展差距带给农民的冲击感受，在城市的镜面上反射出底层生活的艰难、生命的悲凉，也释放出城市的光芒和人性的善意，重在用人性的善与爱去缝合城乡裂痕，尽量去做城乡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农民进城者除了农民工，还有一个巨大的群体就是因为子女在城市成家立业而进城的老人，如刘汀的小说《人人都爱尹雪梅》、王棵的小说《天涯》，他们到城里帮忙带孙辈，他们的生活、精神状况以及养老问题。一边是在是家乡的地方感到面目全非，一边是在有家人的地方感到无家可归，他们的身心该如何安顿？这些问题，值得被关注与思考，同时也为新的农民书写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与可能。

陈国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师）：

我主要谈一下近来农村新人形象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农村新人是指文学作品中走在时代前列具有特定时代精神的理想人物。他们的思想观念、人格结构、行为习惯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召唤着读者对农村进行富有时代特点的未来想象。可以说，时代同构、精神引领是农村新人形象的基本文化内涵。新世纪以来，如何叙述当下鲜活的乡村经验，讲述"中国故事"？怎样描写农村新人形象成为当前小说创作的重要命题。一些具有艺术抱负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在进城者、返乡者以及乡村干部等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艺术探索。

第一，进城者的城乡悲歌。同样是写进城的失败青年，石一枫的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具有更多的时代气息；付秀莹则在长篇小说《他乡》中，采用多声部的创作方法形象地书写翟小梨由乡村进入城市，最后又回归家庭的成长经验和情感道路。陈金芳、翟小梨是新世纪以来从乡镇出走的众多农村青年之一，他们艰难曲折的命运是城镇中国底层青年真实而又平凡的写照。陈金芳的命运直面城市结构的闭环现实，而翟小梨的奋斗之路则形象地书写了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性别与社会的冲突中成长为具有鲜明主体性的农村新人形象。新时代作家试图重建中国乡村精神的努力，显示了年轻作家的艺术勇气和创作雄心。

第二，返乡者的乡村恋曲。土地制度变迁书写是乡村小说的主要内容，这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像"土改"之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合作化运动之于《创业史》、家庭承包责任制之于贾平凹的农村改革小说一样，土地流转这一农村土地制度的变化也被《麦河》等小说给予了审美再现。某种意义上说，曹双羊在鹦鹉村土地流转中的作用与意义，与合作化中梁生宝的作用大致相同。但是，他们在性质上有着很大差别。梁生宝倡导的合作化主要是发展计划经济下的集体劳动的传统农业，而曹双羊发展的则是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现代规模农业。此外，人性品质上也有很大不同，梁生宝作为社会主义新人，"政治圣洁、道德崇高"。而曹双羊则是淳朴与狡黠、聪明与贪婪融为一体，是内心深处的土地情结唤醒了他对善的追求。曹双羊这种心理复杂的"新的形态"，正是时代复杂性的重要表现。

第三，乡村干部的成长与蜕变。当前，我国乡村振兴进入扎实推进阶段。精准扶贫书写续接了现当代文学乡村书写传统，塑造了富有时代特点的农村或乡镇干部形象。对于乡村干部形象，我们并不陌生，如梁生宝、邓秀梅、萧长春、高大泉等人物形象已经成为几代人的文学记忆。今天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历史进程中，一些作家响应时代召唤，饱含深情地书写乡村，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滕贞甫的长篇小说《战国红》、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经山海》、韩永明的中篇小说《酒是个鬼》等。他们打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书写范式，在精准扶贫的伟大事业中聚焦个体的精神成长，特别是扶贫干部个体的成长。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形象，塑造文学新人形象是历代作家的梦想。像曹双羊、范少山这样的返乡者以及陈放、吴小蒿、王大用这样的农村（扶贫）干部新人形象又给我们带来新的时代特征，他们的成长性和复杂性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复杂而又孕育着勃勃生机的时代精神面貌，为当下中国经验的艺术表达提供了可贵的人物形象基础。

萧映（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思考的角度是一个比较的角度，因为我把非虚构写作的农民形象与虚构写作的农民形象在做一个对比研究，看看在他们的写作塑造中间存在的交集，这个交集无论在技巧上，还是在形象的内涵方面有没有可以去挖掘的、互相学习借鉴的方面。我准备将付秀莹的小说作品与梁鸿的小说《中国在梁庄》展开对比。特别是付秀莹的小说《陌上》，付秀莹是一位70后的女作家，我们也可以把她笔下提到的那个地方当作虚构的"方村"。结合关于新农民形象的塑造，对比研究一个非虚构的"梁庄"和一个虚构的"方村"。

第一个问题是：通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怎么样的一方水土养出怎样的一方人？无论是"梁庄"还是"方村"就是通常所说的一方水土，他们在那里生活的或者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养出来的一方人，在付秀莹的《陌上》中，它的风景、风俗都写得特别好，很细很美很空灵，也有平常说的很神奇的地方，但是实际上"方村"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实际上的"方村"是一个比邮票还小的地方，也可能是中国很多非常小的村庄的一个缩影，但是在付秀莹的作品中间，我们丝毫看不出来它是一个比邮票还小的地方，它的风景风俗，还有很多地方都能给我们以美、神奇，甚至是震惊，正是这样一方水土养育出了她作品中间的一类农民形象。这样一群农民或者说是已经逝去的一群农民，但是他们的生活传统、家族传统延续下来了。

第二个问题是：付秀莹的作品，是把它作为一个纯虚构的作品，还是当作一个非虚构性小说来阅读？在不同文体借鉴之中，同样都有人物形象，这个人物形象塑造的技巧相互之间有什么样的可以去借鉴的地方。尽管非虚构写作与虚构强调的不同，但是同样都有人物、同样都有生长环境，一个什么村也好，作为一个什么庄也好，它们构成人物形象成长的背景。这之间它们的关联度在哪里？我非常想写这样一篇文章，讨论在非虚构写作中间的"梁庄"中的人物是怎么样塑造出来的，虽然是非虚构的、真实的，但是它也是有自己的人物塑造，而在付秀莹虚构性的小说中间，它的"方村"中的人物是怎么塑造出来的？这是我想去做的研究。

第三个问题是：新农民形象有没有类型化？以前讲农民的形象，如果说要用一个词作为一个界定，当然不见得很准确，它的形象我们读起来是"收敛性"的，它是在日常生活中间表现出来的通常所说的一种农民形象，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震惊或者张扬，但是现在的新农民形象是开放性的。这个问题我们目前还在思考，希望在今后的讨论中将这个问题谈得更具体。

刘天琪（湖北省作协创研部一级主任科员）：

现在了解新时代的农民形象更多是在抖音、小红书这些社交媒体的视频上，我发现真的是高手在民间，李子柒、蜀中桃子姐、胖妹这些博主的粉丝都是几十万的，她们的生活方式，比较接地气的语言，还有勤奋更新，以粉丝为上帝的态度非常吸引人，也非常解压，如果你在吃饭时看这些博主的视频还会特别下饭，讨论塑造新农民形象其实也可以多方面学习，看看网络上的农民博主怎么样在短短几分钟视频里面，让大家喜欢她这个人以及喜欢她的作品。当然现在更多从文学史角度分析新农民形象塑造的案例，"得"与"失"的总结还是要厘清新农民形象的概念和边界问题。

首先，新农民形象到底是"新"在哪里？什么样的形象才能叫做新农民？通过分析文学史当中的农民形象和对这些形象的定位和评价，其实是可以得出一两个答案，比如说鲁迅笔下的阿Q到底是不是新农民，他不是，他是一个典型人物，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旧农民，是旧中国农民性格的缩影，也是反封建矛头所指的这种对象，他是一个文学新人物，没有办法把他定义为一个新农民。由此我们思考到底什么样的形象才能称之为新农民？比较典型的柳青笔下的梁生宝，这个人物的特性是什么样的？在于两个方面，作品前半部分显示出梁生宝作为50年代的农民，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现实存在之间的这种同构性，也就是说梁生宝这个人物与时代重大问题、与时代风向之间有相互投射和相互阐释的可能性，甚至说他就是这个时代的"传声筒"，我在这里用"传声筒"这个词并没有贬义，只是说明他们之间精准的对应关系，这是就人物的现实性来谈的。

其次，这个人物必须要有一种前瞻性和革新性，梁生宝比同时代的其他农民形象应该来说是更加先进的，看问题也是更深远、更准确，也是更高于现实的。柳青当年之所以对严家炎先生的批评不服气，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柳青认为梁生宝的形象上其实是寄托了他对农民形象理想的状态，这个形象并不是完全囿于现实的。当我们总结阿Q和梁生宝这两个不同文学作品当中的农民形象，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之所以称之为新农民其实是离不开他身上的一些特性，比如现实基础、时代色彩、革新精神和一种理想情怀。但是我们也会做一种反思，当我们反思这样一种理想的标准时，我们可能会更觉得它更偏向于社会政治的标准理想，而缺少一种审美的理想，也就是说这种性格过于完美、过于高大全，在真实性上就往往会打折扣，当然这也是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的问题和教训。所以说到底是如何塑造新农民形象？写作者首先必须准确理解新农民形象的标准是什么。

谭杉杉（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较之新农民形象塑造的"得"与"失"，目前我更关注的是农村和农民的消失。谈及农村和农民，最核心的关键词是土地。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指出"所有的农业文明都赋予土地一种崇高的价值，从不把土地视为一种类似其他物品的财产。"农民历来都有着难以言说的土地情结，然而世易时移，在传统乡村向现代城镇变迁的过程中，土地逐渐失去了它的崇高价值，在资本面前沦落为商品，伴随着土地的被交换，城镇取而代之，乡村消失了，农民也消失了。格非的《望春风》就描写了一个农村--儒里赵村的消失。在资本的碾压之下，儒里赵村被整个拆掉了，承载着历史记忆的祠堂也被夷为平地。居住其间的乡民们有的顺势而为成为资本的代言人，有的迁入新居进入工厂转变为市民，还有的固守在被拆除又被弃置的儒里赵村废墟中。无论如何，他们都主动或者被动地放弃了"农民"这一身份。现实中的大量农村或许未被拆除重建，然而农民的土地财富价值观也已经由凸显到下降，传统的农业劳作因不能带来财富所以不再受重视，而将土地视为生命根本的情感价值亦随着代际变迁而逐渐消失。对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的农民来说，土地逐渐成为了一种负累，既无法继承也无法创造价值，只能任其荒芜。

当代日本被认为正在步入"无缘社会"，即丧失了地缘、血缘、社缘的社会。当我们进入今天的农村，实则也可以看到一个"无缘社会"。"农民"远离故土，失去了对土地的情感，在剥离"农民"这一标签的同时，他们失去了与家乡的关联，既无意还乡，又无法还乡；大量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存在则标示着血缘和亲缘的淡漠与丧失；然而来到了城市并不意味着能够确认新的身份，面对城市这个庞然大物，主体性缺失的农民们更无力去建立社缘。至于那些留守乡村的农民，无论他们多么留恋土地，他们再也无法"入土为安"。苏童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以诗意的题目讲述了一个非常残酷的故事：渴望被土葬的爷爷让孙子把自己活埋了。

回到"新农民形象的塑造"这个主题，面对消失的农村和农民，创作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读者希望读到什么样的农民形象？落伍、彷徨、失败的农民，静观、守望、智慧的农民，还是开拓、探索、创造的农民？理想的新农民形象和真实的农民形象究竟有多远的距离？此外，作为评论者的我们，究竟是将农村、农民视为与我们无关的一个"问题"进行探讨，还是真的认为农村、农民与我们休戚相关，当农村变为一个无缘社会，当那天悄然来到的时候，我们是否也与他们一样陷入了无缘的境地？我认为只有审慎地思考"消失"，才能更进一步去探讨"新生"，才能去探讨新的农村和新的农民的生成。

李雪梅（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新农民形象"的"新"，首先强调的是时间意义上的当下性，是当下乡村变革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农民形象，同时这种"新"也指向基于新型农-地关系形成的新型农民文化人格。近年来文学中的新农民形象大体上有两类，一是在乡农民，二是进城农民。在乡的新农民主体是基层干部和返乡农民，他们共同构成的农村新人群体，不同于传统意义上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出现了很多知识型、产业型农民。进城农民的大量出现，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状况，极大地推动了城市乃至整个中国的改革进程。

剧变的乡村给作家带来巨大的写作难度，如何理解和书写当下乡村的新变化，是每一个写作者需要面对的新课题。个人经验和历史经验是作家理解当下乡村的两种重要途径。如朱朝敏充分调动个人生活经验，重新进入故乡百里洲，而贺享雍的十卷本的《乡村志》在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探讨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些创作将当下乡村置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或整个二十世纪的革命视野，甚至整个中国历史进程，有利于在更深广的意义上理解新时代的历史性意义，建构新时代的乡村审美经验。但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作家的乡村经验日益匮乏，越来越难以理解和适应当下变革中的乡村。比如关仁山《金谷银山》中的返乡农民范少山带领白羊峪走共同富裕道路，明显具有向柳青及其《创业史》致敬的意味，小说中多次出现《创业史》以及对梁生宝买稻种经典情节的重写，简单地重复六十年前的思路，脱离乡村的真实生活，远离农民的真实形象。又如当下火热的扶贫叙事，像《迎风山上的告别》中，深山里的每个残障孩子都因为过人的文艺天赋脱贫，《猪嗷嗷叫》的结尾用一句"村里的野猪养殖场弄起来了！村里的人都顺利脱贫了！"宣告胜利，或许都有些失之理想化。

对乡村内蕴的生机估计不足是新农民形象塑造的普遍问题，其直接后果便是对农民主体性的漠视。事实上，当下农民面对的主要不是生存的困境而是发展的困境，作家如何把自己从刻板印象中解放出来，是一个急迫的问题。朱朝敏《我们想要虞美人》里的覃老太，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农民形象，她对生命尊严和人间大道的坚守，完全颠覆了人们心目中刻板的农妇形象。更让人震惊的是，覃老太从自己的家庭悲剧中看到了乡村治理水资源和土壤的迫切性，参与到国际反农药运动中去，这个看起来不合作的倔老太内蕴的力量和胸怀远远超出了人们固有的想象。还有像老藤的《战国红》、陈毅达的《海边春秋》都注意到本乡本土成长起来的新农民形象，这些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也体现了新时代乡村叙事的人民性内涵，都是有益的探索。

总的来看，无论是在乡农民，还是进城农民，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少见，但堪称经典的人物形象尚未出现，变革的乡村内部新生的力量尚未受到足够重视，仍有大量值得进一步发掘的创作空间。

朴婕（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今日提出"新农民形象"问题，源于对当下农民形象缺失的反思，或者说是针对它相对于曾经的辉煌而变得不那么醒目的状态的反思。不过我想，我们需要澄清这个问题：是写作者不再表现农民了，还是就算他们表现农民，读者也认不出这是农民了？写作者对农民形象的关注有所减弱，这一现象确实是存在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农民在体现中国问题上的位置减弱，写作者的注意力也转向了乡绅阶层。比如说《白鹿原》的中心放在了乡绅白嘉轩身上，最智慧的角色表现为知识分子朱先生，而原本当代文学的农村题材，塑造的中心是农民，智慧和经验也往往源自农民。所以相对于以往，农民形象确实有所减少。

但更多的时候，是即便出现了农民形象，读者也认不出这是农民形象了。这存在两种原因，一方面，是我们认知结构上的问题。我们惯于以某种特定形象去认知"农民"，而忽视现在的农民到底是什么样的。另一方面，是农民的身份边界确实有所变化。现在很多的农民都会进城务工，他们以"农民工"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而同时，也有很多下岗工人群体，会与"农民工"从事同样的工作。现在对这两类群体有了一个新的命名，叫"新工人"。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识别谁是农民呢？

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对农民的固有认知，去重新审视当下的农民，进而思考他们所能够激发的问题。塑造"新农民形象"，是需要面对一个经济逐渐虚拟化的时代、一个"拟象"的时代，重新定位"农民"（当然也包括其他人群）的位置。这种重新定位，有时不仅是在既有的世界中找到他们的位置，而是当发现他们的存在时，既有的世界观就会随之变化，这将带给我们重新审视和展现世界的眼光。在这一方面，有些科幻写作是值得注意的，比如刘慈欣写了一些到太空站擦玻璃的农民工。当农民工出现在科幻中，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不是就和比较常见的、赛博朋克式的世界有所差别了？而未来想象的变化，意味着我们对发展方向的想象有所变化。

顺着这个角度继续思考，建立当下"新农民"的新农民形象，正是对当下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问题的反思和回应。从直接关系来说，是来自于前不久中国作协提出的"新农民形象"问题，但再往深层追溯的话，这应当是与我国进行乡村建设、振兴农业农村、重新塑造农民主体意识的需求相关的。为"新农民"定位，意味着中国找到一种表达自己独特经济发展经验的方法，在文化层面上为自身发展的路径提供依据，并向世界表达出中国的独特经验。

朱旭（湖北大学文学院讲师）：

农民形象的"得"与"失"，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农民，农民形象是什么？它的发展主体逻辑在哪里？也就是说农民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应该符合他这样的社会生长背景跟它的文化属性的，反过来看也只有这样的农民形象，你才能在他身上看到背后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实质，赋予了这个形象历史的纵深。

梳理当代文学史上的农民形象，比如上世纪50年代大家非常熟悉的梁生宝、《金光大道》《艳阳天》里面萧长春、高大全的形象，比如说80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农民形象孙少安、孙少平、高家林等。但是这样一些作家在塑造这样一种农民形象时，重点还是放在了知识分子上面，而农民的主体性还是有一定的缺失。

新农民形象的塑造一直在讲"新"，一直在讲今天大家想到的李子柒这样一些人物，可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跟这个时代的"共鸣"也有关系，联想到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李传锋写的《白虎寨》获得了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开篇他就写到受到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南方的一批打工妹迫不得已回到了家乡，因为家乡处于这样的状况，在看到了现代文明感受之后决定要振兴家乡、重新建设家乡。李传锋谈到，他写这个小说的初衷是什么，他看到的农民不是莫言、贾平凹笔下的农村，也不是格非笔下的农村。他觉得土生土长的农村没有被大家看到，具有主体性的农民形象没有被大家看到，所以他要让大家看到这样一些东西，他就写了出来，写幺妹子这样一群女农民工返乡怎么建设自己家乡的问题。所以，农民形象主体匮乏的背后，实质上也是乡村主体性的被漠视或者是没有被重视到，没有看到它的真实的一面。

方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我想结合关仁山创作谈谈新农民形象的看法。关仁山笔下的新农民形象，表现出了新农民形象身上的历史主体意识，所谓历史主体意识，是农民开始意识到自己要去承担这种历史使命，就是要担当起符合历史潮流的社会责任。在经典小说当中，像《创业史》当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当中的萧长春等人物，他们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初步具备了历史主体意识，带领了当时的农民阶层一起走向符合当时历史发展道路的。

随着中国的农村发展进入到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小说如何去塑造具有历史主体意识的农民形象？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脱离对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路径的理解，很多作家认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就等同于是农民进城，进而农民在城市当中获得跟城市居民同样的身份、地位和权益，这个观点也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占据了主流位置，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塑造了大量的农民进城的故事，《陈奂生进城》系列、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刘庆邦的《到城里去》、孙惠芬《民工》等等，这些小说的基本主题是农民去城市里面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现实情况。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是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是否就等同于农民进城，进而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关仁山认为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更多去依靠农民自己来承担，这是他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另一种理解。所以他在他的作品里面基本上就是描写了这样一个模式，先进城再返乡的叙述模式，比如它的《麦河》和《金谷银山》等等都叙述这样一个模式。这些新农民形象，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承担了建设现代化农村的责任，最终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主体意识的构建。关仁山笔下的新农民形象表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群体的进步，这些具有历史主体意识的农民形象也是对当代小说中一个很好的完善和补充。

李沛芳（《长江文艺评论》杂志社编辑）：

关于新农民形象塑造的"得"与"失"，我谈几点看法：

第一，塑造新农民形象首先要正确认识农民，就要发扬习总书记所说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样一种文学精神，要多层次多角度认识农民这个形象，对农民的生活习惯、对于农民的生活精神世界要了然于胸，做到对这个现实对象的一个深入了解。

第二，我们现当代文学长河中塑造农民形象的作家不计其数，各种经典形象应接不暇，但就当下而言，新农民形象塑造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在形象塑造上有些片面化和理想化。当然还有更重要的问题是当下很多"80后""90后"的年轻作家，不敢甚至不愿去触碰农民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对此我们应当贴近现实，真正地去引导作家移动自己的目光来切实地去触摸新农民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当然我们在"70后"作家的作品中也看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比如说像《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陈金芳，她来自底层，她身上不仅仅自带苦难的标签，并且她身上的那种倔强和顽强的生命力其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也让我们看到了新农民形象对于传统农民延续的这种顽强的拼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