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长篇报告文学《独龙春风》的问世，是我国独龙族民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意味着这个位于祖国西南边陲、人口只有数千的少数民族有了一部详细记载自己整个近现代历史的生动厚重的文学著作。

做出这一杰出贡献的是布依族作家潘灵和汉族作家段爱松。两位云南作家怀着对兄弟民族挚爱的深厚感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沉着选择了这一重大命题，奉献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投入，前后花费多年时光，查阅浩如烟海的文字资料，先后多次深入边僻神秘的独龙江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经过反复讨论构思和写作修改，终于向世人呈现出这部价值不寻常的作品。

这部45万多字著作的首要价值自然是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价值。尽管自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中国司马迁的《史记》以来的2000多年里，无数作品里记载了世界上无数民族的生存、繁衍与发展状况，关于独龙族状况的讲述却比较稀少，这与该民族长期处于原始社会、缺乏文字工具相关。但独龙族人民与其它所有民族同样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他们自“直过”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70多年里由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发生的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更带来人类发展史上罕见的奇观。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相关文史书籍开始陆续出版，但内容最为详尽的集大成者当属现在的《独龙春风》，因而，两位作家此次写作获得的圆满成绩令人感奋。

作者搜集到了独龙族较早为外界知晓的状况，向人们展示了这个曾与世隔绝的民族独立生活在独龙江河谷、以“刀耕火种”方式顽强生存的情景。那时，“男人一副藏式穿戴；女人披着两片布，一条围在腰间，一条从左腋下穿过来，在右肩上打个结”。重要的是，作者较为具体地描绘了这个民族的传统性格，他们善良勇敢，温和有礼，淳朴待人，举止优美，劳作敏捷，内部和和气气，互相帮助，有着原始的宗教信仰和卓绝的生存能力。在外界压迫下，他们进行着坚韧的抗争，如曾举行过三次大起义，组织队伍有力打击了剥削者的嚣张气焰，也曾参加过与英国侵略者的英勇战斗，捍卫了国土的安全。这些借助文学手段的如实写照，最大价值是较为完整地塑造了独龙族人民的民族形象，对独龙族人民是一种热情的贡献。

由于独龙江流域的特殊地理环境，独龙族兄弟曾长期处于封闭自守状态，亟待打通外界，获得朝前突破和发展的机遇。《独龙春风》的醒目内容之一，便是具体书写了近代以来陆续进入独龙江地区了解、沟通和影响独龙族民众的有识之士们。如法国探险家亨利·奥尔良，于1895年深入原始部落，与独龙人友好相处，将自己的亲身见闻公诸于世，引起世界的关注。满清官员夏瑚于1908年被委派巡查独龙江流域，帮助独龙族民众减缓了长期遭受的欺压，后呈送《怒俅边隘详情》报告。民国初期，“怒俅边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何泽远率殖边队到达贡山，实行“开笼放雀”政策，强令解放奴隶，积极修葺道路，组织发展实业，抗击英军。后李根源、尹明德等知名人士和官员也到达独龙江地区考察，为研究独龙族群积累了宝贵的原始材料。今天看来，所有这些事件经过，构成独龙族近代以来历史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有些则对独龙族生存状况的改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将它们发掘出来，进行细致梳理和系统记录，是本书显著的价值，难能可贵。而作者能够基于唯物史观，对于这些人物的历史作用给予客观和中肯的评价，也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譬如，李根源、尹明德等人留下的原始素材，就为新中国成立后，中缅双方正式勘测划界，提供了珍贵的参考资料和文字依据。仅凭于此，《独龙春风》也无愧为一种典籍。

当然，全书的重点，更在于记录下全国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独龙族人民获得的新生。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中央即派出民族访问团来到云南，为包括独龙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带来亲切的问候。第一批派驻独龙江的干部们，即开始帮助独龙群众学习开田种稻，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最核心的农耕方式的转变。1952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各民族代表时亲自为独龙族命名。同年，独龙江区公所提出并破天荒创办该地第一所小学。1956年，费孝通带领的调查组进入贡山，完成了《独龙族简介》《贡山县四区独龙族社会调查》等考察成果，使党和政府对独龙族的各项帮扶政策，有了更加精准的针对性和前瞻性。1965年，在党的领导下修通了人马驿道，使马帮开始能够进入独龙江地区。1998年，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自贡山步行入密林、蹚溪水长途跋涉进入村寨，看望独龙族群众，提出了改变独龙江地区经济社会面貌的思路。1999年，独龙江公路通车，结束了中国56个民族中唯一居住地不通公路的民族的历史。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复信独龙族老县长高德荣等，祝贺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贯通，希望独龙族群众早日实现与全国其他兄弟民族一道过上小康生活的美好梦想。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接见了独龙族干部群众代表，并指出：“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2018年，独龙族在怒江州率先实现整族脱贫（在全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中也率先实现了整族脱贫）。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信，勉励独龙族乡亲们“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而今天的独龙族乡，家家有新居，户户有新业，人人有社会保障，好日子越过越兴旺。由解放前只有两人会说汉话，到现在培养起3位博士、大量硕士和本科、大中专毕业生，实现时代性飞跃。作者清清楚楚地讲述着所有经过，既叙述重大事实，也不放过对相关事件的发掘考证，烘托出真切的历史氛围。如对德高望重的军旅作家冯牧经历的描绘，他曾先于令狐安在1974年徒步深入原始森林，穿越古老栈道，来到独龙江巴坡，沿途见闻，甚为奇异，当时景象，也被作者加以细心复述，于是构成另一时期独龙生活场景的具象写照。可以说，两位作者完全继承了先辈作家的探索精神，遂使他们能够于今日奉献出这部独龙《史记》。作品介绍到国外去，也会使国外受众信服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是如何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给他们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独龙春风》兼具文献性和文学性，两者之间均衡有度，相得益彰。不仅史料详实，论说有据，且色彩丰富，意象活跃。作品一开篇不是从头道来，而是直接切入1950年冬云南召集各民族代表开会场景：因缺少衣着，两位独龙族代表上身仅穿单薄的麻布褂，下身只有短裤，蹲在寒风中打着哆嗦，引起众人瞩目，主办方忙安排帮他们更换上中山装。这一特写，既道出独龙族当时的尴尬处境，也顿时吸引住读者注意力，表现出报告文学的独到风格。此后，文本中常插入倒叙，打破线性叙事线索，活跃阅读气氛，并使通篇保持在既文采飞扬，又不过分渲染，节奏明快，条理清晰的语境中。这是出于作者具有较丰富创作经验，在笔端自有分寸把握的效果。

正由于如此，人们读《独龙春风》，不仅能够详细了解独龙族历史，也能够留下大量关于独龙族生活的形象感受。其中最鲜活的是人物形象，如族内第一个接受汉文化教育、后来担任贡山县县长的孔志清，主动申请调回独龙江任教，后来也担任贡山县长的高德荣等，他们成为最先被人们牢牢记住的独龙族真实人物。此外，人们读《独龙春风》，往往有身临其境之感，作者长于描写状物，每遇值得生发之处，有意停下来细加点染，使读者能够尽兴领略沿途景色、异域风情。对于书写神奇的独龙族历史与现状的一部作品来说，此类文笔再恰当不过。

应该向潘灵和段爱松两位作者致以敬意，他们为人们带来的是深切的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