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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湖北文艺理论批评与实践”这个概念的背后，包涵着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结构。从时间结构来看，当代湖北文学七十年上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百年流变史，与始自先秦的古典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尤其是与源远流长的楚文化传统难舍难分；从空间结构来看，当代湖北文艺理论批评与全国兄弟省份共同参与和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进程，为浩浩荡荡的世界现代化潮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书写了全球化时代中精彩绝纶的湖北篇章。七十年后再回首，深入学术讨论，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失误教训，校正前进方向，开启崭新征程，对于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的批评实践来说，不无裨益。

一、现实主义主旋律

现实主义始终是湖北文艺理论批评与实践的主旋律。数代湖北文艺理论界的仁人志士们，迎难而上，前赴后继，为现实主义文艺创作鼓与呼，不断突破僵硬的理论框框，开辟了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崭新天地。

在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新月派的重要作家、诗人闻一多，既追求文学的形式美，比如在诗歌形式艺术方面，他提出“三美”原则，即诗歌创作要具备“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和“建筑的美”。同时，在文学内容和精神领域，主张“文学底宫殿必须建在现实人生底基础上”“形而上学惟其离生活远，要它成为好的文学，越发不能不用生活中的经验去表现。形而上的诗人若没有将现实好好的把握住，他的诗人的资格恐怕要自行剥夺了”。“现实人生”才是闻一多文艺创作的核心对象。闻一多由诗人到学者，再到斗士的人生转向，绝非突发奇想，而是其来有自。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是在坚信“文艺反映生活”，“从生活产生出来的”基础上，强调要充分发挥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他将作家主体对于客观的“搏斗”作为现实主义艺术的根本要求，这就与被动的、静态的、单身的、承受型的“反映论”判然有别，而是“动的现实主义”，突出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突出了文学创造的实践性品格。

陈荒煤在《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的文章中主张，“今天不仅仅是要从‘落后到转变’变样一个公式里跳拔出来，改变到去写进步的人物，而且，要大大发扬革命的浪漫主义；不仅仅只是去写进步的积极的新人，而是要创造、雕塑新人的英雄形象。不单是写出人是个什么样子，更重要的，描绘人可能以及应该发展的样子！”

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批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认为有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基础上，没有必要再给“现实主义”加上各种限定性的定语，束缚住作家创作的手脚，“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应该是一个长远性的总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浅地只顾眼前的政治宣传的任务，只满足于一些在当时能够起一定宣传作用的作品。其次，必须考虑到如何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特点，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作品当作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而应该考虑到它首先必须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它才是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学这一武器的作用。”

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反对教条主义的现实主义写作，主张不断丰富、不断实践、不断创造、不断发展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世界观先进与否，并不是作家创作成败的关键，因为“先进的世界观虽然可以帮助艺术家更敏锐、更深刻地观察生活，进行创作，但它却不能弥补艺术家生活的不足，更不能代替艺术家对于生活的体验和感觉。而落后的世界观，虽然对艺术家的创作有着局限性作用，但真正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由于他对生活的忠实态度，因而在更多的时候，更多的场合，更大的程度上，会用现实生活的逻辑——巨大的生活形象中所体现的真理——去战胜这些局限性，跨越这些局限性，而走到现实主义真实性的道路上来的”；他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以革命浪漫主义作为自己的特色”。这事实上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与创作的辩证法，体现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放性。

二、思想解放与探索实践

当代湖北文艺理论并非一池静止的潭水，而是一眼源头活水，不断地追求思想解放，不断地联系创作实践作出新的理论探索；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有力地推动了湖北文艺创作。

郁源的《艺术为政治服务的辩证法》针对文艺应该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工具论”的片面性，提出应该“承认文艺为政治服务过程中的相对独立性，就要在党的领导下，保证作家、艺术家有自由地进行艺术创造和独立思考的权利，‘八仙过海’，各显所长。不能像‘工具论’那样，拿一个‘阶级斗争’的政治框子，把大家束缚得死死的”。

刘岱的《给暴露以科学评价》针对文艺创作中的“歌颂”与“暴露”问题，旗帜鲜明地主张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中也可以有、应该有“暴露”，“既然现实生活里存在阻碍四化的旧事物，十年浩劫给我们造成了那么多的阴暗面，暴露与克服它们有什么不好呢？是否要把它们掩盖起来，才能说明社会主义有优越性？显然这是十分荒谬与愚蠢的。敢于暴露阴暗面，就是光明力量的表现，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反映。”

邹贤敏的《大胆的揭露悲愤的控告——读〈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和《文艺的歧路》，为文艺创作鼓劲，为青年作家呐喊，全力推动思想解放，为种种强加于文艺创作身上的理论束缚解绑，为湖北文艺界带来一股新风。

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名”，认为西方现代派文艺“在文艺样式和创作方法上的创新，又很有些卓越成就”，“也将创作出有利于人类进步的信心百倍的理想主义的作品，描绘出未来的新世界的新姿”，而“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并且到时候将出现我们现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视野开阔，论证深入，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创作探索。

於可训的《论作为实践形态的新写实主义——写在新写实主义倡导周年》，着眼于“新写实主义”创作实践，从其理论与实践的“新”形态、叙事风格的新变化展开论述，“指出那些真正是它的正在生长着的新质，并促其成长和成为一种完善的形态”。这种理性、客观、冷静、宽容的理论主张，有力地推动了湖北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新写实主义小说湖北作家群体性的亮相。

王又平关于“五四”精神反省和现代文化建构的论述，认为“五四”之前中国“形成了政治—文化一体化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它们又构成了封建专制社会的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这种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逐渐剥夺各文化学术活动自身追求的独立价值，令其受制于政治的统辖和支配，服从于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治权威力量，沦为政治的附庸”，因此，“拆解政治一体化的文化模式，破除政治一元决定论的文化观念就成了建构体现民主和科学精神的现代文化的必要条件”。这是为创作“去蔽”“解魅”，其价值在于扭转了“从神到人”的创作路向。

三、根植创作实践的理论创新

王先霈针对当时文学批评中横向移植西方哲学、美学、文艺学学派的现象，主张融合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感性因素与西方文学批评的理性因素的“圆形批评”。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圆形批评，最有代表性的有两大类：一种是司空图式的得环中而超象外，依倚主体接触作品的瞬时觉态和其后的沉潜涵咏，突出一种味觉美感，而将自己的印象与感受用美妙的文字传达出来。另一种是刘勰式的圆照之象，要求广博的学识、丰厚的鉴赏经验和深邃的理性智慧，而将自己的深思细究所得用清晰缜密的文字叙述出来”，传统批评的优点在于审美意蕴丰厚，语言优美，思维综合，整体把握，缺失在于细节分析、解读不够，因此需要吸收西方文学批评的长处，尤其是阐释学的体贴具体文本的优长，将传统文学的“审美的智慧”与西方文学批评的“科学的智慧”融会贯通，“从而使得文学批评的世界无限的丰富多彩”，“在历史中融合，在历史螺旋发展的每一个点上，达成意义的客观性与解释的主观性的统一”。这种文学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工作，迄今仍在路上，本土特色的批评理论之建构依然任重道远。

陈美兰的长篇小说批评影响广远，她在宏观把握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趋势和现状的同时，深入研究人物艺术形象塑造的得失成毁，尤其是对小说创作“凝固”的模式化缺失，予以深刻揭示，认为传统文化中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观察事物的直观性及总结事物时的‘一体两面’的传统习惯，形成了中国长篇小说自古以来多以叙述实事为主的特点，缺少空灵气韵；而在集总生活矛盾时则又自然是一线两端，即围绕一个中心展开双方的矛盾对立，以此演绎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原属古朴的思维方式能绵延至现代中国，不仅未有明显更易，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获得了一定的强化，以至在现代中国人思想中造成深刻的影响”。《“文学新时期”的意味——对行进中的中国文学几个问题的思考》，对新时期文学格局的多元化、不断丰富的现实主义、与时俱进的价值观调整等问题进行了深度阐述，有效地指导了文艺创作实际。

俞汝捷精通文史、书画、音乐，其《小说二十四美》以优美的文笔，将中外古今小说创作中的美学呈现归纳为二十四种不同形态，既是理论总结，又是创作金针。这本书曾经风靡创作界，影响了一代青年作家的创作。他的“精补本”《李自成》，在保持姚雪垠原著的基本构架和创作风格的基础上，压缩了100多万字，又补写了20多万字，从而“在结构上更完整紧凑，人物形象更真实丰满，更符合历史逻辑，对历史的认识和表现也更丰富”，冯天瑜推赞其“同高鹗功业相类”。俞汝捷关于历史演义审美规范、历史小说作家的修养等理论主张，对文艺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

於可训一向主张开放的社会历史批评，缪俊杰评价说：“既采取社会批评的方法，强调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把艺术与社会价值联系起来，强调作品对社会反映的真实性，概括作品的社会或道德意义做价值判断，决定赞扬或批评，同时又吸收了道德批评、心理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的某些方法，对作品的本体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使人读后觉得思路开阔，富有当代意识。”

樊星的地域文化批评在学术界、创作界和文学爱好者中间产生过广泛影响，其《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追求文、史、哲的学科贯通，将中国当代文学从地域文化角度进行划分，分别研究北方文化系统中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异，和南方文化系统中楚风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气，以及城市文化中的京味小说、海味小说、汉味小说等，娓娓而谈，深入浅出，迄今仍是学者和广大读者朋友们的案头必备书。

此外，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对西方文艺理论思潮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进行条分缕析的批评；程文超《小议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信息方法》主张“从整体上把握文学现象时注意考察信息流动过程中各环节之间的关系，研究其机制”；昌切将理论分析与文本阐释紧密结合，宏观与微观、作家与作品，有史有论，令人信服；聂珍钊的伦理学批评，邹建军的文学地理批评，刘川鄂的“完美”（思想）自由主义批评，李俊国的“知识分子”批评，蔚蓝的文本细读与历史小说研究，冯黎明兼重学术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立体文化批评，等等，皆为湖北文艺理论创新的重要收获。

四、地域文化精神与文艺批评

正所谓“道异风同”，东西方学者在考察文学生成的客观背景时，曾经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地域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如《礼记·王制》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说：“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又说：“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序》中说：“地之比邻者，其文化色彩大抵相同。更综而言之，可得南北二系。江淮流域诸国南系也，黄河流域诸国北系也。南文尚华藻，字多秀丽，北文重事实，字多浑厚，此其大势也。”国外则有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自然气候对人文的影响论、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的西欧文学南北论、黑格尔《历史哲学》对“历史的地理基础”的研究、泰纳《艺术哲学》的文艺风格“三要素”（种族、环境和时代）论等。1980年代以来，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何西来《文学鉴赏中的地域文化因素》、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刘川鄂《世纪转型期的湖北文学研究》等论著，持续探讨了地域文化与文学的意义关联。

具体到地域文化与湖北文学创作，公安派的袁中道曾经说过：“楚人之文，发挥有余，蕴藉不足。然直摅胸臆处，奇奇怪怪，几与潇湘九派同其吞吐。大丈夫意所欲言，尚患口门狭，手腕迟，而不能尽抒其胸中之奇，安能嗫嗫嚅嚅，如三日新妇为也。不为中行，则为狂狷。效颦学步，是为乡愿耳……楚人之文，不能为文中之中行，而亦必不为文中之乡愿，以真人而为真文。”这是将楚文学传统精神抽象为“真”，并以“真”作为衡文的最高标准了。事实上，我们纵向来看，湖北文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两支对立互补的文学流脉，一脉以屈原、岑参、闻一多、胡风、曹禺、聂绀弩等为代表，热心向洋、九死未悔；一脉以老庄、孟浩然、公安派、竟陵派、废名等为代表，冷眼观世、从容自适。这两个文学世界二元耦合，宛如太极的两仪，共同构成了湖北文学美轮美奂的高堂邃宇。二者形成的文化张力，构建了湖北文学的充满张力的意义空间。

当代湖北文学创作继承地域文学传统，也在密集地关注、深入地书写地域文化，如映泉的《桃花湾的娘儿们》《同船过渡》，李叔德的《赔你一只金凤凰》，晓苏的“油菜坡系列”小说，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豹子最后的舞蹈》《马嘶岭血案》等神农架小说，李传锋、鄢国培、叶梅、温新阶、刘小平、王月圣、甘茂华等作家的“武陵”民族风情书写，皆堪称鄂西叙事的经典之作。池莉的《你是一条河》《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方方的《闲话宦子塌》，陈应松的《黑藻》《黑艄楼》《镇河兽》《金色渔叉》，曹军庆的《魔气》，刘诗伟的《南方的秘密》，达度的《贫困时代》等，描摹江汉平原普通农人的命运沧桑，堪称乡村风俗史诗。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刘醒龙的《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和《凤凰琴》《分享艰难》《圣天门口》，何存中的《太阳最红》《姐儿门前一棵槐》，叶大春的“胭脂河系列”和“幕阜山系列”小说，林白的《妇女闲聊录》，田禾的诗集《喊故乡》等，讴歌鄂东地域那片已经破败的故土的历史与现实，饱含泪水和深情。湖北文艺创作中的地域文化书写，意义有三：一是地域写实在整体上保证了湖北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二是地域文化贯通历史和现在，打破了线性时间观的“新旧”神话，似旧实新，地域意象宛若源头活水，为文学提供了丰盈生动的书写背景；三是在写作实践层面可以纠正过于重视时间性意义而相对轻视地域性意义的偏差，地域范围内的语言美学、传统因子、文化密码等才是作为时空存在的文学的灵魂。但是，湖北文学的地域书写也存在不少问题，最关键的还是深度不够，多“体验型”少“生长型”、多蜻蜓点水少扎实深入、多萍水相逢少骨肉相连，还有不少拼贴点缀式的地域书写，流于浮浅，装饰性意义大于本体性意义。相比于沈从文的湘西边城、汪曾祺的大淖水乡、孙犁的白洋淀、陈忠实的关中、贾平凹的商州、金宇澄的上海市井来说，湖北文学的地域书写还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

近年来，樊星、王泽龙、刘川鄂、杨彬、吴道毅、周新民、阳燕、李遇春等人在湖北地域文学研究领域用功较勤，收获较多，研究成果立足于湖北文艺创作实践，致力于观念之学与材料之学的比翼齐飞，在比较文学视域中突显湖北特色、表现荆楚符号、凝练时代精神、捕捉历史亮点、打造核心观念、提炼学术概念、建构心理本体、强调实践理性，这条路依然任重而道远，湖北文艺理论家们不可不弘毅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