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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瑾:科幻的饭与暖 ——以自身为终点的基础问题之思
来源:《科幻研究通讯》 | 王瑾  2022年05月05日08:43

2022年3月和4月,“伦敦中国科幻协会”的两次研讨将一些散佚于世界各地的科幻爱好者汇聚在网络会议中,共同讨论潘海天的短篇小说《饿塔》以及王诺诺《春天来临的方式》,并由此展开,聊身体和气候,吃与春天。

这是伦敦中国科幻协会第31和32次正式的研讨,本协会于2019年成立于伦敦,以公众号:“科幻研究在伦敦”为基地,发布诸如最新科幻研究成果、会议讲座通讯、研讨预告与总结等信息。研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中国科幻自身的发展变化、中国科幻的海外译介与传播等课题。研讨形式主要为邀请作家老师、翻译者、研究人员以及热心读者进行对谈。

01

科技时代的肉体之思——潘海天《饿塔》

可能因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当我面对“大角”,也就是三月的讨论嘉宾潘海天老师时,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感觉,像是《太原之恋》纸面上那个浪漫、令人心动的名字突然一跃而起,化为立体的人,隔着两块屏幕与难以测算的空间与我实现了面对面,这本身就很有“幻”味儿,但对作品《饿塔》的感受又与此完全不同。

在故事设定上,《饿塔》采取了类似推理小说“暴风雪山庄”的策略,小说人物被放置于一种内忧外患、无处可逃的赤贫困境,向外界求救的设施损毁、食物短缺、被强劲的对手盯上成为猎物。很显然,这是一块实验人性的绝佳田野,小说也是这样做的。潘海天在《饿塔》中,以一种新的形式,重述了那个已经受过无数次历史检验的判断:人性经不起考验。故事的起点是一次“宇宙空难”,飞行员及半数乘客当场死亡,其余乘客在一位朝圣者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张地图,并在短暂磨合后,形成了以上尉、神父、锅炉工、化学教师为代表的远征团队,他们都不是该教派的信徒,但那座朝圣者要抵达的“塔”却在此番机缘下成了诸位终结苦难、获得解救的理想之所。事实上确实如此,但似乎也恰恰相反。

当这些在宇宙“空难”中存活,顺利穿过沙漠、躲开猛兽“狰”之攻击,已身历数次命运考验的幸存者抵达这所有一座尖尖的、白色高塔的修道院时,误以为自己离开了地狱,届时他们还尚未意识到,哪里才是真正的地狱。令所有跋涉者失望的是,修道院内没有任何有用物资,连树皮都无法食用。而凶猛的狰却不会缺席,仍然会与黑夜一同降临,袭击众人的营地。但人们面对“狰”的心态却逐渐变化,曾经无需多言的对立的关系似乎在发生微妙的偏移。人们发现只要在适当的时候利用狰的撕咬,就能获取新的食物,哪怕这个食物是自己的同伴。但“狰”的辅助相对于“饿”还是来得太慢了,于是人们逐渐撕开最后的人皮,露出了吃人的牙齿,为了解决今日的“饿”,他们合谋将铁锤砸向了神父的后脑,获得了一顿“肉”,失去了获救的机会。在众人之间,神父是最特殊的,他拒绝食用同伴的尸体,离开人群、独攀高塔,尝试该修道派的修习方法,最终在冥想中顿悟到“意识”和“物质”可相互转换的秘诀,并立刻想要与众人分享自己的所得,就在他冲下高塔的刹那,被击中了后脑,将秘密留在了心中,故事到此全部结束。篇幅很短,意味却深。

《饿塔》的叙事脉络、故事高潮以及最终走向都围绕着“存在”之欲望问题。“存在”这个词如果拆开来看其实是一种同义反复,“存”与“在”在内涵上并没有明显差别,但就在这个重言式的强调中包含了“存在者”最底层的状态与目的,自我保存既是现状也是目标。因此对“存在”之维护也就成为了某种刻在生命底板、编入基因序列的强烈属性。而当“存在”受到威胁时,人们的放弃与选择,则是虚构故事中那几张常常被拿来玩味的纸牌。在《饿塔》中存在之威胁,来自饥荒,来自胃部,来自血肉之躯不住运转的哀鸣。此时“身体”似乎成了一个巨大的“累赘”,哪怕小说中的人已经能借助技术进行星际旅行,只要肉身仍然存在,技术时代的人与千年前刚刚从树上落地的古猿祖先就似乎没有区别。

回到现实层面更是如此,即使当下热议的“元宇宙”已经理想化地解决了所有技术问题,但在一切技术之上,“肉身”之“吃喝拉撒”仍然是其实现终极沉浸目标前最大的障碍。“饿”就“吃”的逻辑,普遍地常存着。而在《饿塔》中反上述逻辑,作为变数的人物,就是“修行者”。小说中共出现了两位“修行者”,一位死于开头,一位死于结尾。死于开头的朝圣者为众人提供了“地图”,“地图”指出一个方向,但“地图”从一开始就很清晰地介绍了自己,那是苦修者的归处,那里未必属于凡夫。结果确也如此,修道院内没有任何可利用的物质性资源。但那里有一个解救的方法,为死于结尾处的“神父”所参破,也就是冥想。

由此可见,故事中存在一组“精神vs肉身”的二元对立,且在叙事上呈现出:“精神死亡+肉体获胜+精神死亡”的结构模式,虽然叙述在神父死后戛然而止,但只要结合故事设定稍加推理就可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相食”还将继续,那些未写之事可想而知的悲惨。因此,当为了肉体之保存全面抛弃精神时,必将面对血与痛的不断流溢。只是为肉体驱动者杀红了眼,暂且管不了那么多,看不到那么远。

小说中有一句话非常醒目:“凡所有相,皆为虚幻”。

自我看来,这句箴言式的表达足以完成《饿塔》与一般意义上科幻小说之间的切割。因为“相”是科学研究的根本对象,也是一切定律、规则预测的起点,否定“相”之真实几乎就意味着否定“科学”的用力点,以及由此而来的理解世界的模型。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饿塔》并非典型的科幻作品,它更像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启示性寓言。当然“什么是科幻?”这个问题本身就像下水道里的毛发一样难以缕清,且令人头秃。我认为,《饿塔》的非典型性,或者说独特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科技作为困难的“帮凶”;二、弱化时间感;三、真实性。三者层层递进,互为前提。

首先,小说中的科幻元素有“物”与化学教师的话语阐释,其中代表先进技术的“物”处于一种全面失效的状态,坠毁的飞船、坏掉的发报机、对敌人(猛兽狰)无法构成伤害的激光枪,可见《饿塔》中的科技产品都是无用的废铜烂铁。而化学教师的阐释也均作为叙事的“补丁”在否定意义上出现,比如解释“狰”为什么无法被攻击、修道院内的植物为什么不能食用,至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故事中为科学代言的这位显然能力有限。因此,小说看似不乏科技元素,但科技却并不展现其功能,只是为故事的发展提供一片合理的场域。

其次,《饿塔》也缺乏以“未来感”为代表的异时空感,如前所述《饿塔》通过“杀死”一切可以作为标记的技术,来实现对时间感的弱化。此外,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虽能明确知道故事中场景、人物都是设定,但因为“吃人”并不新鲜,无论是古史中所载的“易子而食”的残酷过往,还是尚未远去的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的尖叫,都像难以散尽的耳畔之语,飘忽却不断反复地提醒着我们:这一切并不是虚构。

最后,虽然那个星球上有三颗太阳,但似乎只是天上多了两个发光的圆,对其中的存在者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影响。而猛兽、沙漠、水等元素与地球环境之接近则无需多说,“饿”的感觉更是时时鲜活。正是因为这种离散的时间性,以及并不够异域的空间感,营造了真实氛围,产生了较强的浸入感。那么,沙漠中行走的究竟是谁?是故人,还是来者?或者有没有可能就是睁着眼睛的我们自己。这是潘海天抛向观众的问题。

02

解释的新路径——王诺诺《春天来临的方式》

相比于《饿塔》的“非典型”,王诺诺《春天来临的方式》则更令我困惑,初读时我曾在字里行间费力地寻找有关“科幻”的痕迹。这个悠然的故事,可以是神话、童话、甚至是一篇关于“爱”的寓言,但这同科幻究竟有什么关联。然后那个鬼魅般的问题再次如约而至:“科幻是什么?”,随即这个问题在我脑中越扩越大,最终变成:“什么是什么?”的基础命题。还是暂且搁置此疑难在存在层面所造成的含混,毕竟仅“分类学”意义上的困扰就已经足够艰难。在面对事物之“分类”与秩序时,我们是否有权与力做全称式的划分?经验所带来的惯习式选择直觉是否有被论证、提纯为有效的可能?假如有,我们又该如何弹动区别的墨盒,将事物的界线勾勒出来?如何把控一个类别之内涵与外延?这很难,太难。

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假如有1000人聚居的地方可被称为城市,一个刚好一千人的区域又刚好有一个人过世,在此人离世的刹那,这个地方是否还是城市?很明显,这个思想实验的目标在于警醒人们,绝对清晰、不可逾越的边界并不存在。但即使我们已经能从理性上意识到这一点,但在情感结构上,仍然无法实现对“区别”的超越,进入混一的境界。在这个意义上,“分类”就成了既虚幻又难以被放弃的“东西”,仅作为我们含混不清却又必须区别的“执着”之内心的一种镜像折射。届时“分类”便完成了从内走向外,而后在回到内的旅途。这也就使得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某种《索拉里斯星》的风格,即:人类遍迹宇宙的目的是否只是看到自己?如若如此,那分类的目的、意义又该被如何安置?毕竟内指型的价值最终会因经验在不同心灵间差异、以及心灵的平等前提而走向一种绝对的怀疑。因为每个人都有其内部标准,人与人之心灵又处于绝对的平等,那么一切即合理,也就是说,一切“非我”都为不合理。

那这是否就意味着,一切所谓分类都只是虚幻?或者说我们真的有能力将其视为泡影么?就像《黑客帝国》中尼奥认清了Matrix是假的那样,这依旧很难。毕竟现代文艺所做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是在尝试冲击原有的框架、击碎现存理解模式。它们的目光不再仅面向读者、观赏者对接,其视线还要越过此刻的人群,投入历史中已形成的规约性俗习,甚至在很多时候,正是通过对过往的僭越来确立自身的价值。

但《春天来临的方式》似乎也无法归属于现代文学,那它的写作目的是在于刷新如我般陈旧“老古板”头脑中既有的概念模型,带来陌生化的新奇体验,从而尝试冲击“科幻”之框架么?我不知道,因为,似乎有尺寸更合适的“抽屉”与之匹配,但它出现在这里,作为一道“unique”的景观,促使我七拐八拐地寻找进入的路径,这本身就够酷了。让我们回到故事中的那个已经可以赤脚奔跑的村寨里,感受这道微凉的风与鲲带来的暖流。(驭鲲的少年快来吧,北京再不回暖,我就要冻死在昌平冰窖一样的宿舍里了)

根据作者的本人的介绍,《春天来临的方式》这篇小说的灵感来自于电影《大鱼海棠》,也涉及到了与之相关的中国传统宇宙模型。古老想象力之生机就在于,哪怕在科学已然统治全球、极大地占领人类思维的时代,仍能找到恰切的裂缝进入,以柔软和煦之身姿将现世之体系包裹住,就像创世论仍可与宇宙大爆炸的物理模型相融一般,王诺诺在《春天来临的方式》中也在尝试建立起这样一种微妙、轻盈又十分有效的平衡。她的目光聚焦于气候规律背后的动因。科学以及传统科幻意义上由质量、引力等存在因素构成的影响被巧妙地转换为“神”之活动。而这里的“神”又与一般意义上我们理解的神相不同,他们不再是人间的聪慧者经过漫长的修行与努力才能获得的一种飞升后的美好状态,恰恰相反,他们数万年的劳作与辛苦,是为了懂得“爱”,而对“爱”的体察能力正是其进入人间的钥匙。在这里神所要努力证悟的对象恰恰是传统意义上修行者要被抛弃的内容——“感情”。这就使得整篇故事与日常之经验处在一种“倒错”的模式下,这不是一般的科幻故事,这不是一般故事里的神。和刚才提到的:“什么是科幻?”的疑惑一样,读者还会在阅读的穿行中产生“什么是神?”“什么是人?”“什么是感情?”等一系列看似简单,但又因太过简单而走向终极,以至于无法回答的问题。

结尾处,读者被告知“习得情感体验”正是“春天”来临的方式,而“爱”是四季流转变动,春日降临的根本原因。以“爱”作为底层的价值与叙事动力不仅为这篇故事包裹上一层温润的糖衣,也促使我们反思,“情感”与叙事的关联。作为动力、内容、对象的情感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何?

在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莫失莫忘》中挤满了为“捐献”而存在之克隆人在无法理解自身情形时的艰难情感体验,克隆人在特殊情境下无助的“情感”与选择成了编织小说的主要内容,其叙事技法是代入式的,甚至在开头很长一段时间,读者意识不到自己与书中对象之间的差别,且内景观的描写方式不断压缩读者与故事人物的距离,强化其一体化的状态。而在威廉·吉布森的短篇小说《全息玫瑰碎片》中在一个数据化的可实现几近完美通感共享的情形下,男女关系仍然像赛博朋克世界中的雨水一样,密集地下坠,最后碎在地表。与《莫失莫忘》不同,作为讨论对象的“情感”,吉布森的处理方式似乎是极端的陌生化,无论是感受的载体,情感发生的时空场域都令读者感到无比陌生、充满新鲜感。在我们的世界中还没有发明能够共享五感的技术,但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仍然并不遥远。从叙事的策略而言,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人物的不知所措与抓狂,是我们所熟悉的。分手的桥段中难以抑制的伤心与似乎也没有太多必要挽回的心情也是我们所熟悉的。也就是说整个情感的体验虽然在对象、内容以及细节等方面充斥着陌生化,但其因果建立仍然与我们的此刻保持共享关系,因此读者似乎深陷一种难以逃脱的框架,而陌生的背景又使得这个框架变得更加扎实。仿佛在说:就算我们的世界变成故事中的那个样子,就算我们的科技已经走到那样的水平,因为我们还是人,便仍然无法逃离这套现在已经存在的拘束。而这种茫然无力的感受,又与主人公的无奈连接在一起,在情感上,读者与人物从相互间离走向贴合。就像证明地球是一条闭合的弧线一样,它们背道而驰,最终相遇,而背对背相遇所带来的宿命感与不可逃避性则无比强烈。

相比之下,《春天来临的方式》的处理更加直接,它没有使用过多的叙事技法,以一种简单的、童话式的姿态自然顺畅地推进,像一只不忍心设防的刺猬,展开柔软的腹部,直陈结论:爱是动力,也是谜底。而以“情感”为方式解释气象变换、万物流转,无疑是对现有认知结构的挑战,这够“朋克”。

总之,科幻对所指及其面向的思索就像吃饭和春天一样,必须在应对与沉浸中展开。

 

(王瑾,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伦敦中国科幻协会”联合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