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是文学风气的测绘师，也是文学风气的策动者——《批评的返场》的作者何平教授在当下文学界扮演的双重乃至多重角色，或许会为围绕本书所展开的讨论赋予一种“文学事件”的意味，并触及若干真问题、大问题与症候性问题。

作为在高校任教的批评家，何平不仅在“当代文学”学科体系的范围内考镜源流、追踪动态、解读文本，更以充分的准备、充足的热情与充沛的活力，深入参与文学生产传播的多个环节，主编丛书，发起对话，召集工作坊，主持杂志专栏，推介新异文学力量，一个人就如同一支队伍。要找到一种恰切的方式去评论这支队伍的“战绩”，并不容易。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文学动向之熟悉、关注议题之广泛、作品阅读量之巨大，考验着评论者的视野与积累。另一方面，他本人就是一位擅于阐释和总结的文学批评家，对自身的批评规划与战略蓝图已有精警的表述，似乎没有留下多少另作发挥的空间。例如《批评的返场》一书的序言《返场：重建对话和行动的文学》，先是对新世纪以来文学场的变动加以梳理——严肃文学疆域与边界的改变，市场化与资本入场带来的审美降格，不同文学类型的划界而治，信息的过载与耗散，乃至文学的“圈层化”“部落化”。接着在此背景下提问：“传统意义上的专业文学批评能不能得以延续？又将如何开展？在开展的过程中，如何秩序化地整合由写作者、大众传媒从业者、普通读者，甚至写作者自己也仓促到场的信息碎片？”文章标题里“重建”“对话”“行动”这几个关键词，既是对以上问题的回应，也可说是构成了支撑整本书的骨架，书中“思潮”“作家”“现场”三个单元所收入的代表性文章，以不同方式展示了对话与行动的力量，也让读者重建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信心，即便不熟悉其中分析的作品与议题，仍能从富有原创性的观点和具有启发性的论述过程中获得一种感召。

作为长期服务于文学杂志的职业编辑，我对何平兄身上发散的召唤之力早有体会。相识多年，我们曾针对共同关心的话题，在会场上、电话中、微信里交换过意见，这样的切磋自然令我获益良多，特别是2017年他开始为《花城》杂志做栏目主持，成为“同道中人”之后，更因为对于文学杂志之“可能性”不谋而合的理解而频频彼此呼应，我不仅关注“花城关注”栏目的每一个策划，在自己的编刊工作中也视其为潜在的对话者。所以谈论阅读《批评的返场》一书的心得，也是一个盘点的过程。他在其中提出的问题——“文学现场越来越膨胀和复杂，而大量集中在大学和专门研究机构的专业文学批评从业者是不是有与之匹配的观念、思维、视野、能力、技术、方式和文体？”——将“专业文学批评从业者”替换成“文学杂志编辑”，依然具有见血入骨的针对性。而他对于文学期刊固有趣味和视野的批评，也令我有所共鸣，如果这样的声音来自一位单纯的批评家，编辑同行还可以用“术业有专攻”来辩白，那么他身体力行主持“花城关注”的成果，无疑证明了：文学杂志原本可以“不只如此而已”。

“花城关注”这个栏目的意义，不仅是以“庇护人、发现者和声援者”的身份，让“当代文学中更具年轻特质和创意态度的写作”，“传统文学视野外野蛮生长的新生力量”以及探寻各种文学可能性的跨界者、越境者、破圈者，通过杂志亮相、发声——这些有独特追求的新锐、边缘、跨界与野生力量，像轨迹四处飞散的“单子”，很难将其归入“伤痕”“反思”“寻根”“先锋”“新写实”之类的潮流，何平曾形容为“细语”，并提出，在这个“细语的众声文学时代”中，没有清晰可辨的“主潮”，也不再有标榜“反潮流”的“文学革命者”，“部落与部落、部落与个人之间不再是对抗的、征服的、收编的，而是绥靖的、相安无事的”。正是为了让这些“组不了团，成不了军，布不了阵”的“细语”，不要继续在“自说自话”“圈地自萌”中消解和耗散，他采用了一种“文学策展”的战略，具体说来，也就是通过每期栏目所策划的新主题，建构一个文学磁场，让没有交集的“单子”聚合起来。例如2017年第2期“花城关注”中，段爱松、三三、黎幺、闻人悦阅的作品从天南地北汇集到“异境”的主题之下，展示对世界的不同想象；2018年第4期从豆瓣、网易等网络平台挖掘出三个题材迥异的文本，李若的打工生活实录、沈书枝的北京租房生涯、大头马的日本游记，放在“多主语的重叠”这个主题之下加以阐释：“这些‘主语们’有着各自的‘身份’。‘身份’成为她们各自的起点和来路，成为她们抵达她们生活城市细节的限度，也成为她们的想象和书写的限度。”就这样，“单子”与“单子”之间在风气的流动中相互碰撞，“细语”和“细语”的共鸣交响不再是无意义的喧哗，而成为另具旋律的新声。《批评的返场》中“现场”一辑收入了“花城关注”栏目从2017年到2021年共三十期的总评，如三十个文学的“展厅”，构成了一个文学主题园区，若是能在阅读这份提纲挈领的导览之外，结合所展陈之具体文本的阅读，当代文学的若干新脉络自然会浮现出来。

“文学策展”的操作过程，也呼应着《返场：重建对话和行动的文学》一文中的说法——“编组我们时代的文学逻辑，发微我们时代的审美新质并命名之”。虽然何平本人不像某些学院派批评家那样喜欢套用西方文论的时髦术语，我在这里仍想做一次“过度阐释”，将他的批评方法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提出的“认知测绘”相比照。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希望在碎片化的空间之中重新找回方向感，通过局部的勘测，找出关联的线索，在不断变动的多重组合中绘出新的地图，借以呈现难以直接描述的整体结构及其逻辑。“绘制地图”的隐喻，在文学批评的领域早有援用的先例，但落实到具体方案仍需加以辨析。“认知测绘”的策略本身包含着对于现有的制图术及其认知装置的怀疑，而不是要像大航海时代那样满怀对填补地图上每个空白的盲目乐观。同样的，何平的批评与“策展”实践也将对现有视野与坐标系的反思作为前提。这体现于对“知网”式论文写作体系乃至现有文学命名方式的拒绝。他的视线朝向戏剧、歌词、科幻文学、网络写作等新空间延伸，同时不断提出新的命名和阐释，修正旧有的或流行的概念背后的认知框架，比如“花城关注”2017年3期的“制造‘85后’”是对文学代际提法的戏仿，2018年6期的“文学‘西游’”希望在“风俗志、历史反思和小说修辞”之外考察虚构和想象“西部”的不同可能，2019年5期提出的“早期风格”，则包含了对“催熟”文学新血的警惕。这些具有论辩色彩的动态命名和重新阐释，与本书其他篇章对于当代文学生态的梳理和辨析形成呼应，组合出一幅不同于以往认知的文学地形图。

《批评的返场》留给我深刻印象的，不只是与青年写作或跨界写作有关的部分。何平一方面将视线投向以文学期刊、文学奖和作协为中心的固有文学体制边界之外，另一方面也以自己的方式与文学史、与进入了“正典”的作家对话。在书中收入的几篇作家论里，也能读到独具个人色彩的发现。他引用人类学家斯科特的说法，分析阿来笔下的“卑微者”乃至当代乡村小说中的“不合作者”“麻烦制造者”如何运用“弱者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尊严，用迟子建小说里“自为和泼辣的‘日常生活’”质疑假想的“复线的历史”、对人之暧昧矛盾性的符号化处理。这些视角与他对当下文学生态中野生的、冒犯性力量的声援，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关联。而他在研究“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如何叙述地方”时提到，“汪曾祺之后的文学地方叙述对地方之‘异’之‘怪’的强调，必然有着或隐或显的对想象的中心的对照或者对抗”——我们也可以略作引申，他自己对跨界者、越境者、破圈者的关注，其实也是在寻找带有“地方性”和“怪”“异”色彩的文学实践，试图打破并翻转文学内部“习焉不察的等级秩序”，显影隐形的对照关系，吁请警惕与反思。例如，他在文章里以民谣歌词为镜子，照出当下诗歌乃至更大范围的文学“和世界，和读者，和批评家”之间的“甜蜜、甜腻、安妥和昏昏欲睡的暧昧”只有将“甜腻”和“暧昧”打破，方能“再认和辨识”文学性，进而“救济文学的匮乏”。这样的志向，可以说贯穿在《批评的返场》全书的各个部分，乃至他近年的文学行动当中。

2019年我曾为当时主持的刊物邀请作家、评论家分享对过去一年原创文学的个人观察。何平的文章题为《在无以名状的世界生活并写作》，其中写道：“一个全民写作的‘朋友圈文学时代’，恰恰也是文学重新成为文学，重新做一个写作者的时代。在这个‘再文学’的时代，一些貌似过时的话题也需要重新检讨。”批评的“再认”“辨识”，本身也具有独立的文学实践意义，“让文学重新成为文学”——这不仅如书中所说，是对失落之批评传统的一种继承与复归，更是针对当下状况的一种发明，如参照他自己的方式“发微”新质并加以“命名”，或许可借用近年网上流行的“入关学”与“加速学”的提法，概括为“返场学”。文学批评与“策展”实践之于“返场学”，恰如鸟之双翼，带动他乘“风气”而起。

“返场学”最核心的价值归宿，在于测绘具体作品与其置身之“文学场”动态结构的关系，进而发现个体经验与时代整体逻辑的复杂关联。当旧有的透视法、坐标系与制图术失去效能、陷入空转之时，批评乃至其他文学实践的主体一样，必须调整位置、转换视野、更新工具、重置焦点，乃至发明全新的议题空间。这个过程必定艰难，但也因此向我们发出召唤。恰如前引那篇短文最后所写：“我们的文学应该以‘不能避而不谈’为起点，去命名无以名状的时代，虽然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无以名状”，但命名过程中的固执、决绝，甚至被伤害、被毁灭等等，本身都是有意义的。”

（徐晨亮，1979年生于天津，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曾任《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