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你永远永远不能忘记以一个儿童的眼光来看世界。

——亨利·马蒂斯

在勾画风景隐喻的悠久历史时，我竭力不让这些因时空不同而产生的巨大差异遭到毁灭。

观看和重新发现我们早已拥有但却忽略和漠视的东西，我并不打算再次论述我们已经失去的，而是要探索那些我们可能发现的东西。

——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

躺在毛茸茸的绿色草坪上，大操场是如此宽阔无垠，一个五岁的儿童望着湛蓝的天空中飘过那棉絮般的朵朵白云，听着大喇叭里播送出来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和《彩云追月》，除了惬意，他不会产生任何诗意的感动，他从那个空间狭小的城市街巷古老的旧房子里搬迁出来，住进了大院，此刻，获得了自由的幸福。这个地方叫作“黄瓜园”——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所在地。

1957年江苏省供销合作干校在此安营扎寨，缘于父亲的工作调动，我也就可以在这个偌大的空间里驰骋了。虽然那时候的大院都是竹篱笆圈起来的，但毕竟是外人不得私自入内的天地，有了足够的安全感，因此只要在大院里玩耍，大人也就不再限制，加之紧接着省公安学校也搬了进来，安全系数就更大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住的是一栋两层的筒子楼，房间倒是挺大，家具都是公家配的，吃饭就在食堂打，倒是不用自己开火，生活极简，很是清爽。筒子楼的侧面是一座小山，说是小山，一个儿童眼中的巨物，其实不过就是一个大土丘而已。祖父经常阻遏我和哥哥上山，谎说山上有狼，其实，我们的发小就住在这山上的几间平房里。山间竹影婆娑，鸟虫齐鸣，犹似世外桃源。

童眸中的风景是什么样的呢？

带着一种猎奇的童心，我们爬上高高的土坡，透过竹篱笆去看大人们说的长江，长江没有看到，倒是看到了满天火红的彩霞中飞翔着的一群大雁，那是儿时的我第一次对色彩有了感觉的悸动。多少年后，当我读到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立马想到在南京城西草场门附近那个种黄瓜的地方看到的这幅自然风景画。

于是，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霞光都是红色的，红色代表着一种美，也象征着一种英雄气。最典型的范例就是儿童之间动物本能的斗架行为，造就了我的一种嗜血的英雄本能。械斗中，头被打破，血从额头上流下来，吓得敌手退缩了，我却一抹鲜血，继续格斗，把“挂彩”当作一种美丽的流淌。站在一旁的食堂大厨们，手拎着马勺指指点点，多少年后，当我成长为一个少年时，其中一个一直随单位搬迁的食堂大厨师告诉我，当时他们议论的是：这小子有种，挂彩都不松手。反思这种嗜血的动物性，直到经过六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动荡岁月，见出了人性恶的种种弊端，才对这种色彩开始产生异样的感受。

出了黄瓜园的大门，外面就是黄泥土路。我童年最刺激的事情，就是穿着一道杠或两道杠的警察学员们用三轮摩托车带我们上街去兜风。他们也是二十岁左右的大孩子，但于我们这些小屁孩而言，他们都是英雄。坐在英雄的车斗里风驰电掣出行，自豪感油然而生。虽然不是亭午暗阡陌的绝尘而行，灰尘卷起一派豪情，如此豪横的风景根植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直到永远。

那时鼓楼岗下许多地方都是菜地，南京大学也是竹篱笆围着，60年代改用水泥柱的铁丝网围着，直到70年代后才用砖墙围起来。北京西路两旁既有民国时期达官贵人居住的花园洋房和美国大使馆旧址，又有活色生香（臭）的农田菜畦——难怪陈西滢在那篇题为“南京”的散文中说，“也许有人觉得乡村与城市应当划分得清楚：乡村得像乡村，城市得像城市。可是我爱南京就在它的城野不分明。”我未必同意他的观点，但是1950年代末的北京西路一带就是这样的特殊风景，那是都市文明与农耕文明并置在一个时空中的景观，反差极大，形成了一种罕见的都市文化特色。作为民国首都的南京，那里潜藏着的文化韵味足以让你沉思。

一个儿童在每次出行的路上，注意力总集中在路边树上的鸟儿与菜畦里可直接采摘食用的果实，他看风景的眼光往往流连在自然界的动植物身上，即便是在课堂上开小差，也总是被活物所吸引。窗外的一只麻雀的叫唤会引起他极大的兴趣，看它啄着自己身上的羽毛，看它衔着小虫子喂着窝里的小麻雀，都比老师让他们念“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有意思多了。哪怕是几只蚂蚁在地上爬行，都能看得津津有味。从小学到中学，我都是班里的开小差大王，小学老师的教鞭时常抽打我的手背，一道道紫痕都无法让我放弃窗外的风景，中学老师严厉的呵斥，也没能让偷窥窗外城墙上风景的我惊觉。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我总觉得室内的风景远没有窗外的风景更有诱惑力。

黄瓜园的童年生活很快就结束了，一年多的时间转瞬即逝，那里的风景却在我的记忆驿站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虽然告别了此地，我却时时惦记着这个园子，那是比百草园大上百倍的童年乐园。后来那里成为省党校，60年代成了南京艺术学院。“Ade”！我的黄瓜园。

如今的黄瓜园已然不复昔日的景象，城西已经变成了富贵的天堂，陈西滢笔下的半城半乡风景早就被淹没在鳞次栉比的城市水泥森林之中。历史的风景线已经被埋葬在垂垂老者的记忆底片之中，新一代城市人对这些泛黄的旧时夕影会感兴趣吗？历史在这里沉思！

1958年秋冬之交，我家又一次搬迁，搬到了光华门下面的石门坎江苏省商业干部学校。那是一所新建的专门培训各个县市商业局长和供销社主任的学校，从此，我在这里度过了二十几年，跨越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

那时我已经开始有了完整的记忆，活动范围也大大地扩展了。以光华门为中轴线，西至通济门、大中桥直达夫子庙；东至高桥门；南至宁芜铁路、外秦淮河与大校场；北至中山东路与新街口，这些地方成为我这以后二十多年经常溜达的去处。

从光华门护城河的陡坡下来，右拐向西，经过空军009部队，直达通济门；正南是南京制药厂和紧邻的宁芜铁路线；左拐向东的马路两侧依次是华东冶金局的冶金机械厂、南京炮兵机关学校、南京钢铁厂遗址（后改为南京铸铁厂，与之紧邻的南京水泥预制厂中间有一条马路，一直向北就是环卫所的大粪池，再向北就是农田与护城河，隔河相望的是光华门一带的城墙）、观门口农民居住区以及一家“单干户”的农民田地、江苏省商业干部学校、南京市天堂村小学、空军牛奶厂、将军塘、海福庵小街和343工程兵学校、将军塘、前方村、后方村……

出了光华门就是南京郊区了，是农田、工厂和大院交错在一起的城乡结合部。我们从小就嫌弃这些地名太土，什么石门坎、天堂村、观门口、将军塘都充满着土气，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我给北京出版社编写《老南京》一书查阅有关资料时，才知道此处乃为宋明两朝的繁盛之地。

光华门乃明代正南宫门——正阳门，沿着这一中轴线一直向北建造皇宫是啥模样呢？你去看如今的北京故宫即可，朱棣迁都北京后所建皇宫图纸均是按此复制，至今南北两京的许多宫地名称都相同，这是不越祖宗规制留下的遗产，尽管朱棣是窃国篡位的皇帝，这一点他还是懂的。想当年，官员们穿越午朝门两侧的各大殿，朝衣朝冠，秉笏披袍，鹭序鹓行，云合景从。如今这残垣断壁、杂草丛生处却是我们从小玩耍嬉闹的好去处，而当年谁都不知道这样的风景里所承受着的历史之重。

石门坎一带则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寰丘于钟山之阳正阳门外”的祭祀大典之地——天坛。“明初建寰于正阳门外，钟山之阳……外周垣九里三十步。”可见天坛建筑规模之大，据说有四个门，南面就有三个门，这就是“观门口”的来历吧，其实一直沿革至今的天堂村也是“天坛村”之讹转，那是明季“金陵四十八景”之一“神乐仙都”也。想当年，观门口的亭台楼阁和周围的人工树木形成的风景线，与鼓乐齐鸣的皇家祭祀才是这个王朝的盛典风景。而朱棣迁都后这里遭冷落，坊间一说是，明末天坛门倒塌，巨石柱倒下横亘在路上，成为一道拦路的坎子，因而得名石门坎；史家却认为是明末清初天坛的地面建筑被毁，仅存石制的门坎台阶，故名石门坎。我从情感上更相信坊间的传说。

诗人朋友李森多次和我说起他的老家是南京，推测是当年朱元璋把驻扎在皇城附近的那些他不放心的军队和居民，由沐英发配到云南垦边的。这些戍边的南京人恋乡情结赓续了近七百年，至今不衰，有的村寨至今的语言服饰还保留着明朝遗风，他们都认为自己曾经是柳树湾高门坎南京居民的后裔，经一些南京明史专家考证，那应该就是当年兵马司一带从标营到石门坎方圆十里内的居民和军人，而高门坎乃石门坎之误传也。

2020年石门坎一带发现了大量的墓葬群，由考古论证可知宋代南京发达繁荣的景象。呜呼，到老才知道这石门坎被历史尘埃埋葬的昔日辉煌。

整个青少年时代我就是在这个城乡结合部长大，可那时我看到的风景却是一片萧条。

在我的记忆里，我是看见过光华门的城门的，脑海里深深地印刻着那个城门的形象，它也经常出现在我的梦境中，会让我陷入一种现实与幻觉混淆的情境，但是，南京出版社卢海鸣先生把杨国庆、王志高所撰的《南京城墙志》翻检给我看，其中赫然记载着光华门城门至通济门1450米长的城墙，是由市人委1957年12月批准拆除的。开始拆除的时间是1958年1月，显然，这与我抵达这里的时间有点出入，是不是因为城门是最后拆除的，因而让我的记忆底片中留下了梦中反反复复显影的城门楼的最后影像？

1960—1970年代进城的交通工具中，只有光华门的4路车可通往健康路的终点站，况且我的初中时代天天都是从石门坎步行到光华门中学，所以，那个城门对我很重要，它是我灵魂的通衢，是我精神的驿站。尽管我在青少年时代并不知晓它是正阳门，也不知道南京保卫战中易旅长带领将士浴血抵抗日军的故事，多少年后当我看到那张日军在千弹百孔的城门前拍摄的胜利者照片时，心里暗自怪罪光华门中学的历史老师为什么不把这一幕民族的耻辱告诉我们。

我终于找到了那张梦魂牵绕的光华门照片原图，那是1889年拍摄的，高大宏伟，与我记忆和梦境中一致，唯一与照片不一样的感觉是：正阳门虽面向正南，却很阴森。

光华门，这个我走过千万次的地方，从童年到中年，让我看到了这片风景画历史年轮里不同的色彩变幻。多少年后，我才真正认识了这个山水园林城市当年在工业化过程中发生的风景变化的历史涵义。

在这方圆十里路之中，许许多多高大烟囱冒着滚滚的白烟和黑烟，彰显出一道工业文明挤兑农耕文明的风景线，诗人们歌咏黑白浓烟，亦如今天有人颂扬高楼林立的水泥森林一样激情澎湃。如果把《红旗歌谣》中形容农民的稻囤堆上了天的诗句“撕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移植过来，工厂检修工爬上高耸入云的烟囱“撕片白烟擦擦汗，就着火星吸口烟”，那也是当年最有诗意的风景画。

明代正阳门的护城河是很宽阔的，周长30多公里，这在我所见到的中国任何一座城市的护城河中都属独一无二，其最宽之处可达200米，一个疑问从小到大也长久地盘桓在我的脑际——那正阳门的巨大铁锁吊桥是如何放下吊起的呢？

从光华门护城河的陡坡下来，制药厂、冶金厂、钢铁厂、水泥厂的烟囱在大跃进的锣鼓喧天中赫然醒目，尤其是绘制在冶金厂围墙上的那幅水彩画，在我的童眸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幅画由四个画面构成：一个人走在朝阳之中；一个人走在烈日当空之中；一个人走在晚霞之中；一个人走在一轮新月和满天星斗之中。我不知道这些画是什么意思，直到“三年自然灾害”过后，我在初中课本里读到“披星戴月”这个成语时，才领悟了这些画面的真实含义。

让我感到十分惊讶好奇的是，冶金厂对面的一个建在陡峭的护城河岸边上的低矮阴暗小破屋里，一个修鞋的老皮匠竟然养了一只雪白的山羊，据说是为了治愈浮肿挤羊奶喝。我经常跟着祖父去修鞋，看着老皮匠那布满皱纹的苍老面庞和那双漆黑开裂的手掌，一种同情和怜悯的心情就生长在一个孩童的心里。二十年后，当我第一眼看到罗中立油画《父亲》的时候，立马就想起了这位老皮匠的形象。1970年代，我还见到过这个比汤姆叔叔的小屋还狭小的屋子矗立在风雨飘摇之中，不知什么时候那个小屋被这个城市所吞噬了，于是，那老皮匠的形象也就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了。

再向东走几百米是钢铁厂。那是一座1959年就已经开始落寞而废弃了的工厂，却是我们童年的乐园，厂里已是杂草丛生，常见黄鼠狼穿梭于此。穿过路南，越过路边单干户的菜畦，在一片三角地带中有一块小小的湿地，芦苇杂草和一汪水塘构成的自然风景线成为我们童年的天堂，我们在水边嬉戏，吊得整桶整桶的大龙虾当开荤的下饭菜。

更令人开心的是那条一直延伸至光华门火车站的蜿蜒曲折的小火车道，那是我们最好的玩乐逍遥处。那是钢铁厂运送铁矿石的废弃小铁路，火车头早已是飞走的黄鹤，而留下的几节车皮还恋恋不舍地躺在已经生锈的铁轨上，我随着大孩子们高唱着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主题歌扒火车去，一拨人推着小火车，另一拨人坐在车皮里，像苏联电影《以革命的名义》中的少年瓦夏和彼加一样，俨然就是摇旗呐喊的英雄。当小火车驶过那个“单干户”的菜田时，远远瞧见父女三人在田里干活，我们就齐声高呼“单干户！单干户！”“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在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交界处，我们的童年是在向往工业文明和仇视农耕文明中度过的，去钢铁厂，去铁道线上，谩骂“单干户”成为我们童谣里的一道生活风景线。

我已经不清楚“单干户”是何时消失在石门坎那片土地上的，大概是我1968年插队到苏北宝应县后的几年间吧，当我每一次从农田里爬上来的时候，我便时常想起那父女三个人在农田里蠕动的身影。当改革开放从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开始，我路过这片已然被华东冶金局仓库所覆盖的消逝的单干户土地时，被一行苍凉的历史泪痕所迷离。

西蒙·沙玛在《风景与记忆》中说：“将郊区庭院当作医治城市生活痛苦的良药，这一观念便是古老田园梦的遗风，虽然牧羊人和打谷者已经被杀虫剂和工业收割机取代。真实由于古老的地方总是不断地披上现代性的新装，深藏于其核心的古老神话有时便难以发现。”我却以为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在记忆的历史年轮风景画中，不单单是要攫取诗意审美的田园之梦，更重要的是未来世界的风景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去审视。

丁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