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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2022年第3期|裘山山:事情不是这样的(节选)
来源:《中国作家》2022年第3期 | 裘山山  2022年04月21日06:51

裘山山,祖籍浙江,现居成都。1976年入伍,1983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原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已出版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春草》,长篇散文《遥远的天堂》《家书》,以及中篇小说《琴声何来》等作品约四百万字。先后获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文津图书奖、四川省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人民文学》小说奖以及夏衍电影剧本奖等,并有部分作品在海外翻译出版。

 

事情不是这样的(选读)

裘山山

1

每天晚饭后,我总是去河边散步。那里幽静,一边是楼房,一边是河水,还有一排上了年龄的樟树。樟树们长年累月被楼房遮挡阳光,只能拼了命往路中间伸脖子,由此形成一个绿廊。虽然并非己愿,却给路人带来了惬意。

走到靠近桥头的地方,我忽然看到那个戴红色棒球帽的男人了,他又在路边摆摊了。我很高兴。以前,也就是疫情前,他常在这里摆摊,卖旧书旧杂志。鲜红色的帽子像招牌一样显眼。疫情汹涌之后他消失了,如今红帽子再现,也算是生活恢复正常的一个信号吧。

我走过去,习惯性地放慢脚步,扫了一遍。看到书总归是亲切的,虽然摆在那里的是些乱七八糟的书。演艺圈的八卦以及政治八卦,我都没兴趣。还有一些所谓中华传统文化,比如易经、王阳明心学之类,但一看就是粗制滥造的盗版。

男人的红帽子下多了个口罩。他坐在小板凳上,手上拿了本书,估计是掩饰无人光顾时的尴尬。我刚要走过去,一本放在左上角的天蓝色封面腾的一下跳入我的眼帘。

不会吧?不可能吧?我心下一惊,即转身回去细看,还真是我那本--《红围巾》,天蓝色的封面,有一抹红。

我问红帽子:这本书也是卖的吗?我指着天蓝色。

听见我问,他头也不抬地说,要卖,摆在这儿的都是要卖的。

我蹲下,用两个指头翻开那本书的扉页,上面赫然写着:刘贤义先生存正。下面是我自己的名字。时间是2011年。

我问,多少钱?他拿起来看了一眼封底说,五十。看来他是在定价上加了一倍。我说,这么旧一本书还卖五十?他说,有作者签名。我说,这作者也没啥名气呀。他不吭声。我又说,十块钱我拿走。他冷笑一声,显然觉得我很过分,不是拦腰砍,而是打骨折。

我有些纠结。这样的情况我也不是第一次遇见,我是说自己送出去的书被人拿去卖。孔网上就有好几本。但是放在网上卖,怎么都无所谓,感觉书们还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摆在街边就不一样了,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流落街头。可是,我买回去干吗?也不可能再送人了。算了,就当我没遇见。

我做出要走的样子,红帽子说,来来,我优惠给你,你四十拿走。我也白了他一眼,还哼了一声。他说,那就三十,三十不能再少了。我说,二十,就二十。他说,嘁,比原价还低。我说,新书都还有折扣呢。

老实说,我这么跟他抬杠,其实是想给自己找个不买的理由。哪知他抬抬下颌说,拿去吧。我讪讪地说:“二十都高了。你肯定是从收废品店淘的,成本也就一两块吧。”他说:“你说得轻松哦,这种有签名的,都是按单本卖的。成本十五,我就赚你五块。”

姑且听之吧。我掏出手机,扫码付钱。输入金额时,还是输入了三十元。实在不忍心这么贱买自己的书。他看到数额很高兴,唠叨说:你要是转手给懂行的藏家,至少一百。

我哼哼两声,表示完全不信。但完全不信又执拗地买下,还多给钱,总得有个理由吧。于是我说,我认识这个作者。

此话不假,所以我语气一点儿不发虚。

他看我一眼,不置可否,很认真地把书装进塑料袋递给我。疫情时代,人人都变得爱卫生了。我拎着书回家,感觉找到一名失踪儿童。

2

第二天早上,我泡了杯茶,打算在电脑前坐下,接着写我未完待续的故事。这是我的日常。我写故事,在各种故事里过日子,在各种故事里扮演角色,然后拿出去分享,乐此不疲。

刚摸到键盘,忽然想起头天晚上买的那本书,连忙起身去阳台找。我竟然忘了这事,显然没太当回事。

书被我用酒精喷洒消毒之后,又搁在阳台上吹了一夜,已经折腾得有些蓬松了,这样拿在手上比较安心。你无法知道它在哪儿待过,被多少只手摸过。封面的宝石蓝已经成了雾霾蓝,只有“红围巾”三个字依然很红。

这是我的一本小说集,收录了我七个小说,已经出版十年了。我再次翻开封面,扉页上写着:刘贤义先生存正。

这个刘贤义是谁?我怎么毫无印象。

当然,从第一本书到现在,我送出去的书有几千册了,不可能记住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出一本书不易,很兴奋,总是拿稿费买上百把本,送给亲朋好友们,赔本赚吆喝。近几年才变懒了,又懒又抠门,不想再花钱买书送人了。一来稿费没几个,二来送书也麻烦,要签名,要去寄快递。所以,出版社给多少样书我就拿多少样书。

这本集子,我好像用稿费买了一点,但绝不会超过五十本。这么有限的数量,我竟然送给一个不熟悉的人?送书的日期也是当年。一定有什么原因吧。送出去的书,再花钱买回来,也是够囧的。

我正想把书丢开,忽然被什么击中:书中的某一页,闪出几行黑黑的字,比印刷体大一倍,是手写的。怎么?还有人批注吗?我连忙翻到那一页细看,真的是批注,一共四行,写了如下几句话:

事情不是这样的。

没有红围巾。

她不姓邱。

后来又发生了好多事。

我再往后翻,后面没有了,再往前翻,前面也没有了。我一页一页地翻找,确信没有了,整本书只有这一个地方写了这四行字。我说的这个地方,就是一篇小说结束的地方,这篇小说就是《红围巾》。

事情不是这样的?

没有红围巾?

她不姓邱?

后来又发生了好多事?

我反反复复地看,感觉最有意思的是那句“她不姓邱”。我当初之所以把故事里的医生写成邱医生,完全是顺手拈来,因为我就认识一个姓邱的医生,是我邻居。所以看到“她不姓邱”,真是又好笑又诧异。其实在诧异和好笑之外,更多的是兴奋。真的,很兴奋。

原来我不是领回了一名失踪儿童,而是邂逅了一个故事。

3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个故事,一个鳏夫的爱情故事。

鳏夫年近七十,有残疾,一只脚是跛的。人称严大爷。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严大爷的家也严重遭灾,他搬到了救灾安置点。有几个志愿者到他们安置点帮忙,他很喜欢他们,常和他们打趣逗乐,也一起干活,混得很熟。救灾结束后,志愿者们依然时常去探望他。不料有一天,当志愿者去看他时,发现他猝死家中,是心脏病突发。

志愿者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留下一个皮箱,就是他当时恳请解放军战士帮他从废墟里挖出来的那个皮箱,磨损很严重。打开,发现里面是满满一箱红围巾,各种质地,多达五六十条。红围巾上有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希望志愿者能帮他把所有的红围巾和信,交给一个叫“邱医生”的人。

志愿者们决意要了却严大爷的心愿,他们根据仅有的一点线索耐心查找,找到了他早年的工友,又找到了他早年的战友……虽然最终没找到邱医生,却从中得知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原来,严大爷年轻时在西藏边关当兵。他们驻守在常年与世隔绝的高海拔哨所,非常艰苦,也非常寂寞。艰苦尚可忍耐,寂寞却是蚀骨噬心的。有一天,哨所来了个慰问小分队,六个人,有演员,有医生,其中四个是年轻女兵。哨所的战士们激动得无以言表,他们一边看小分队演出,一边等女医生检查身体,个个心慌意乱。

严大爷那时还是小严,十九岁,正值青春期,他激动得发抖,千万只小鹿在心里撞来撞去,以至于发生了踩踏事件:在一个没人的地方,他一把抱住了女医生,一句话不说,就是死死地抱着。女医生受到惊吓叫出了声,被排长听见,赶来询问发生了什么,女医生镇静下来回答说没什么,只是滑了一跤。小严羞愧不已,不敢再面对女医生和演员,他主动要求去站岗,到了时间也不下岗,结果冻伤了脚。女医生为了保住他的脚倾尽全力,还把自己的红围巾取下来给他裹脚……

小分队走后,红围巾成为美丽的传说。而小严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小严了,他悄悄打听到医生姓邱,在陆军医院工作。他从此把邱医生当成心中的女神。退伍离开西藏后,他见到红围巾就买,渴望有一天能全部送给邱医生,向她表达内心无法言说的感激和爱。但他却一直没能找到邱医生,他因此终身未婚。

我必须说明,这个故事完全是我虚构的。如果要说有点儿影子的话,那就是我去西藏边关采访时听到过类似的故事。比如小分队去哨所慰问演出时,战士们经常激动得讲不出话来,心跳加速,脸憋得通红;看到女兵在雪地上跳舞,就把自己的大衣铺在地上,让演员们跳舞时不要踩在雪地上。他们还把舍不得吸的氧气枕抱在怀里,女演员一唱完歌就塞给她们,非要她们吸。他们还把平日里舍不得吃的苹果留给女兵,宁可自己嘴唇干裂,牙龈流血……小分队走后,他们可以谈论一年

小说的题目就叫《红围巾》。我写完后拿去发表了,之后又放入小说集出版了,再之后就忘了。客观地说,也没太大反响。

没想到,有一天我会邂逅它。

4

书是2011年送出去的,那时还没有微信。我先去手机通讯录查找。虽然这十年已经几次更换手机,但一千多个联系人仍安静地在我的手机里待着。

我输入“刘贤义”三个字,没有。我抱着一丝侥幸,又在微信好友里输入了这三个字,还是没有。

看来这个人不是我朋友,我不认识他。也许是朋友的朋友,朋友让我送给他,送完我就忘了。

没有头绪,我就坐下来重新读了一遍那个小说。我很少重读自己的小说。这一回读得很认真,居然发现了几个错别字,同时还感觉到一些写得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若是面对Word版,我有可能去修改。

当然我知道,这位留下批注的读者,在意的不是错别字,而是情节。他不认可我的情节。他有自己的故事走向,有自己的故事结局。而正是这个让我兴奋。

我已经不记得当初为什么写这个故事了,大概就是一个闪念吧。我是以写故事为生的人,经常因为一个念头而坐下来写。现在这个故事却跑出来找我了,要跟我论个长短。

以前,我也遇到过分不清小说与现实的读者。

比如,看到我以第一人称写的故事,故事里有个弟弟,就很惊讶地问我,没听说你有弟弟呀?或者,我在小说里写了个小偷,就会问我,你怎么会认识小偷呢?

也有让我很感动的读者,读小说时完全是设身处地,全身心地投入。比如有个大学生读了我写的《春草》后,激动地写信给我,说我写的就是他母亲,还问我是否认识他母亲。当然,我不认识,看完信我知道,他的母亲也是位非常坚韧的农村妇女,吃尽苦头,独自将他抚养成人送进大学。但具体经历和我写的春草还是不一样的。他只是联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显然这是个很爱母亲的好孩子。

但这个人不一样,他是彻底进入了故事,对号入座,并且对“座位”的质量提出质疑。他一定是和主人公有相同(类似)的经历才会如此。我太想知道他是谁了。

“事情不是这样的”是怎样的?“没有红围巾”有什么?“她不姓邱”姓什么?“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是什么事?

我决意要找到这个人。

……

(节选自《中国作家》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