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许倬云

《许倬云十日谈》近日出版了。

2020年7月10日，许先生90岁生日。《许倬云说美国》（以下简称“说美国”）当天上市，“十三邀”的第二次线上采访《寻得自己的世界|许倬云答十三邀观众》同期播出。彼时，新冠肺炎病毒在中国“骤雨初歇”，而美国、欧洲势已燎原。人心慌乱，世局动荡，国际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受到极大影响。

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

大规模的瘟疫，往往也预示着社会大变革的开始，比如伤寒肆虐的汉末至三国时期，黑死病、鼠疫蔓延的中世纪欧洲。混乱的变局当下，个体生命该如何安顿？人类世界将走向何方？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而我个人，过年前后也被封闭在湖北老家，两个多月，亲见疫情暴发以来的种种不幸。彻夜难眠时读到梁任公的联句，悲从中来：“春已堪怜，更能消几番风雨；树犹如此，最可惜一片江山。”所幸母亲在身旁，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未料两年后的这个春天，国内疫情又大规模暴发。

7月12日左右，许先生说他想做十次线上授课，有关瘟疫、战争、全球化、大国博弈、科技与人文，以及我们未来的“理想国”。中世纪佛罗伦萨鼠疫大流行期间，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创作了《十日谈》，许先生说我们也用这个名字吧。先是在高山书院以zoom远程授课的方式，讲了两个多月，有数十位学者、科学家、企业家参与讨论；后来整理成书，就是这本《许倬云十日谈》（以下简称“十日谈”）。因其为讲稿，这本书的语言较以往更为“鲜活”“在场”。当然，限于时间和条件，很多问题也点到为止，未及展开论述。

其实，当时许先生也在承受着病痛，常常需要大剂量服用止疼药。记得有次课程结束时，他说：“接下来我要做个手术，如果顺利的话我们继续。否则，今天就是我与大家的告别。”此情此景，令我想起“总论”中的“夫子自道”：“只有不息的自强，才是真正的健康和健全。”

去年底我到匹兹堡时，他的身体已经相对稳定，生活和作息复归常态。谈起学问以及我们正在进行的《万古江河》“续编”，许先生眼神清澈穿透，非常专注而高效，“不知老之将至”。以致师母常说：“他是九十岁的身体，四十岁的心。”

薄伽丘在书中说：那场瘟疫“先在东方地区开始，夺去了无数生灵性命，然后毫不停留，以燎原之势向西方继续蔓延”，“瘟疫流行，哀鸿遍野”。面对瘟疫，有的人节制生活，“凡事适可而止”；有的人则“肆无忌惮地纵酒狂饮”，为所欲为（王永年译本《十日谈》“第一天”）。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在开篇序言，薄伽丘呼吁“给苦恼的人以同情”，予悲痛的人以安慰。我想，这也是许先生讲述这个系列课程的初衷。

《许倬云十日谈》

纸上的学问，与生命的学问

除了正在发生的瘟疫，这本书还有更大的时空背景——近年来迅速败坏的美国民主政治，以及持续数年的中美“贸易战”。特朗普当选总统时，正值《中国文化的精神》截稿，在“后言”中许先生说：“美国两百多年的民主制度，强调人权、个人自由及种族平等。大家向来相信，这一代议政治即使不是完美的体制，较之帝制和独裁而言还是比较公平而安全的政治制度……这次选举中的民粹主义非常显著，选民只顾一己私利，公平、正义等更为宏大的价值，已经不在他们的关怀之内。这些毛病之所以产生，根源乃是西方文明长期建立在个人主义和物质利益之上。”

如此长篇累牍的引用，是因为这段话，似乎可以视为他晚年观察美国的“思想主轴”，也是“说美国”的写作缘起和动力——他们当年所亲历的那个开放、包容、理想主义、夜不闭户的美国，正在眼前一点点老化、崩解。而远在大洋彼岸的多难故国，终于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说美国”及《中国文化的精神》亦可视为这本书的“文化背景”和“延伸”，三者构成一“多元互动的秩序”。

“没有国家，就没有个人”，这是战乱年代幸存者的刻骨之痛。近年来，我们时常能从许先生的著作包括这本“十日谈”中，读到其对中国未来的巨大期许。

作为接受过东西方最好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他将自己的工作定位为：“不（仅）是招魂，而是迎接新文化的前驱喝道。”（《中国文化的精神》前言）然而，也有论者认为他是“民族主义”，尤其不能接受他对美国的批判。

这里有两个情况需要说明。首先，是写作者的“立场”。虽然自我身份认同是中国人，许先生毕竟在美国生活、工作了六十多年。似乎很大程度上，他是以“美国本土知识分子内部视角”，结合自己多年来所见所感展开论述。这也就决定了他的“批判性”立场——美国民主制度，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完美；当下在场的美国政治实践，与两百多年前、纸面上的美国政治，也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此外还关涉到，许先生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规章制度和具体的执行，往往是“两层皮”。随着时势推移，二者间的差距可能越来越大，直至最后不得不调整改革——类似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所以他才反复强调，“看东西要看东西本身的意义，想问题要想彻底”（“十三邀”访谈），“我念书从来就不是在书本上念，而是在人的生活里看普通人的生活，看他们的生命里，遭遇何种困难”（“十日谈”总论）。

举例而言，本书第四讲引用安德森（Kurt Anderson）的观点说：“美国活力的丧失，是一种社会老化的现象。”当下的现实是：总统拜登已经八十岁，众议院院长佩洛西已经八十二岁。马斯克最近也吐槽美国政治被一帮老人把持，很难与人民建立真正的联系。前总统特朗普要限制新移民，然而如今的美国面临800万劳力缺口，有1200万人领着优厚的政府救济金不愿工作。人力成本居高不下，快递堆积在港口无人转运；货运中心洛杉矶的铁轨两侧，被偷盗的包裹碎片扔得到处都是——警察无能为力，因为预算和人力有限（《纽约时报》）。

以我在匹兹堡的亲身经历而言：房东Tom先生已年近八十，房产中介老板也已七十多岁。所以，他们不接受网络汇款、银行转账乃至现金支付，只能一次次送支票过去。最觉诧异者，他们至今都很习惯于用信件来传递信息，邮箱隔三差五收到历任房客的退款支票、银行账单、促销广告种种。或许这也是不得已之举：太多老人接受信息的习惯，已经固化在几十年前。当然也有好处——拿着带有姓名和地址的信件作为身份证明，就可以去卡耐基图书馆免费办理借书卡。

第二，是许先生对于“群经之首”《周易》里“变”的理解和运用。“不要理想地认为将来有东西可以完全替代什么，只有演化，只有无穷地追寻、改变，和因此而呈现更多的选项”（“十日谈”第三讲）。面对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扬美国模式所建构的“历史的终结”，许先生认为：“民主制度其实非常脆弱，任何一环松动就可能被其他制度代替”，堕入柏拉图所总结的军阀独裁、富人政治、寡头政治或僭主政治。“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不断更新的制度”（“十日谈”第十讲）。

有次提及这个问题，我请教许先生：“关于‘变化’，对于我们学历史的人而言，应该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常识’，为什么您能够运用得如此深远广大？而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却熟视无睹？”他推荐我看法国“年鉴学派”的东西，并强调说“学历史要有common sense”，回归常识。

大同世界，修己以安人

关于中美之间的冲突，许先生认为是“文化之间的不协调，并不是文化冲突。东方文化没有办法反映到西方去，对西方没有冲击，或者冲击非常薄弱”。多年来，他出版的五本英文专著，除了《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中国古代社会史论》，1965）是他在芝加哥大学所写的博士论文，偏重于“社会阶层流动分析”之外，余者几乎都是围绕“将东方文化反映到西方去”这一目的而展开：

《Han Agriculture》（《汉代农业》，1980）的论述，早就超出书名所限定的范畴，致力于廓清“以精耕细作农业为基调”，两千年来传统中国的“基本盘”；《Westen Chou Civilization》（《西周史》，1988）则致力于解释这一“超越政治力量的共同文化”，如何最终形塑“华夏文化本体”——这两本书分别从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解释中国这一共同体的成因和内在机制，数十年来已成经典；《万古江河》则以梁任公的《中国史叙论》作为理论框架，讲述了“中国文化成长发展的故事”——作为许先生影响力最大的大众史学著作，各种版本累计销量近百万册，其英译本《China》（2012）成为美国大学中国史教材；新近出版的《American Life》(《许倬云说美国》，2021)及《The Transcendental and the Mundane》(《中国文化的精神》，2021)，对美国历史与当下的反思以及中文文化的引介，在美国知识阶层引起的共鸣和反响方兴未艾。

在“说美国”和“十日谈”之中，常常感受到许先生对美国日渐败坏的哀叹，以及中华文明参与重整未来人类秩序的期盼。甚至《中国文化的精神》“后言”中，他都忍不住呼吁：值此人类文明转变关头，“西方文明已近削薄甚至毁损了许多其他文明。于是，我们必须要寻找新的因素，寻觅新生。此时，环顾全世界，能够对西方文明提出针砭的文化系统，只有中国这一处了！”

具体言之，“中国一直以来在政治、社会秩序上努力的方向，就是把乌托邦的政治理想与现实挂钩，把零碎的结构熔铸成为一张大网……广大区域共享福祉，这是中国人理想的结构”（“十日谈”第九讲）。

有关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许先生尤为关注“人心”，及其蕴含的无限可能：“你的心就是上帝，人心怎么想就造成你看社会怎么样。许多人的心合在一起就是众人的心，就是支配你、呼唤你、抑制你、鼓励你的力量。……修身修己到一定地步就要去照顾别人，安人、安民、安百姓”（“十日谈”总论）。这是明末东林以来，江南绵延四百余年的精神传承；也是许先生以一生的行持，所检验、亲证过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能理解许先生所主张“大同世界”的政治理想，毕竟在中国历史上，它从未真正实现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空有理念高悬，似乎并无现实可操作性。直到最近，有幸随侍先生左右，言传身教之下，才渐渐有了一点坚实的体会：理想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理想本身——“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勇气，得寸进寸的真履实践。“永远要有更进一步的可能性，永远要有纠正错误的可能性。”

日前，他讲到当年参与台湾建设、变革时，内心秉持的信念：“认为应该做，就把自己投进去，当作一根柴烧完为止，不计得失。”也讲到晚年的严家淦先生与他的一番谈话：“不要求事功，不要求成就——只有求心之所安。事功靠不住的，及身而止，我们只能说那时候尽力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做到了。”老骥伏枥，薪尽火传，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境界，于此可窥鳞爪。

最后，谨此衷心祝福，“烈士暮年”的许先生：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注：本文作者为美国匹兹堡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