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 要：张志忠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变革经验”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所做的一个抽样研究，该项目结项成果“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9种）以“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为契点，探讨莫言文学道路的发展与流变，分享莫言创作与中国文学变革的历史经验。今年是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0周年，丛书出版对纪念莫言先生获奖具有特别的意义。

丛书出版讨论会现场

张志忠 （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主持人语

2022年1月13日，作家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经验研究”项目组，联合在北京紫玉饭店召开了“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出版发布会。该丛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经验研究”的结项成果，包括《莫言文学世界研究》（张志忠著）《神奇的蝶变——莫言小说人物从生活原型到艺术典型》（李晓燕著）《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经验研究》（王春林著）《莫言和新时期文学的中外视野》（樊星等著）《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张相宽著）《文学故乡的多维空间建构——福克纳与莫言故乡书写比较研究》（陈晓燕著）《海外翻译家怎样塑造莫言——<丰乳肥臀>英、俄译本对比研究》（李楠著）《大地的招魂：莫言与中国百年乡土文学叙事新变》（张细珍著）《从“平面市井”到“折叠都市”——新时期文学中的城市伦理研究》（江涛著）等9种，丛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资助出版，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该丛书以莫言的文学创新道路为中心，揭示其与新时期文学和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内在联系，全方位拓展了莫言研究空间，深化了对中国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进程的研究，有助于世界进一步了解莫言等中国作家。

2012年11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中国文学赢得了世界性声誉。2013年10月，由我主持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获批立项。随后，我和课题团队开展了一系列以莫言与中国文学、莫言与中国文化为话题的学术会议和研讨活动，为推进莫言研究与中国文学研究尽了我们的一份努力。2022年1月，项目结项成果“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9种）由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并在北京举行线上线下的新书发布会和莫言创作专题研讨会，来自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作家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山西大学、沈阳师范大学，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新华文摘》《中华读书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小说评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等教育科研单位和杂志媒体的众多学者共襄盛会，共同探讨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莫言先生以短信形式给讨论会发来了贺信，表达了自己的祝愿和观点。

今年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0周年，我们在丛书出版之际召开这样一个研讨会，对纪念莫言获奖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以“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为契点，探讨莫言文学道路的发展与流变，分享莫言创作与中国文学变革的历史经验。此次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学者回顾历史，面向前沿，讨论热烈，新见迭出，发言极富学术含量，可谓一场学术盛宴。现将此次会议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稿整理后予以刊载，以飨学界和读者。

“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书影

路英勇（作家出版社社长）：

感谢各位前来参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的发布研讨会。

首先，我对丛书主编张志忠教授、丛书分卷的各位作者表示诚挚的祝贺！张志忠教授是我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著名专家，莫言是他研究的重点对象之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专著《莫言论》问世，以后又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莫言的论文。2013年起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变革研究”，“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就是这一重大招标项目的结项成果。丛书共有9册，每一种都有重要的学术探索和建树，每一位作者都提出了许多新的命题、新的观点，可以说把莫言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不仅是在中国，从世界范围来看，莫言也是非常独特而重要的文学存在，他的创作从开始就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地，而且很快就被翻译到世界各地，受到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的高度关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莫言的影响更大。这必然要求我们的文学研究者能够深入地解析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经验，发掘和总结他对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以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国和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丛书的问世就有了不可低估的出版意义。这套丛书告诉我们，莫言文学成就源于他的变革创新。世界性与本土性的中外文化的交汇激荡、新时期文学和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进一步助推，是莫言变革创新的内在条件，也是他走向世界、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原因。

早在1986年，作家出版社就出版了莫言的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此后，又首版了他的《天堂蒜薹之歌》《欢乐十三章》《檀香刑》《丰乳肥臀》等多部作品。2012年推出20卷本《莫言文集》，2013年推出了繁体字版《莫言经典收藏》。可以说，作家出版社与莫言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今天，“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又在作家社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出版盛事。

张志忠：

按照会议安排，莫言先生本来准备出席这个丛书发布会，但因为疫情影响，今天没能到场。会前，莫言先生发来了短信，信中说：

这套研究文集，我已粗略翻过，煌煌七大本，很是壮观！参与课题研究的各位学者在志忠教授的率领下，穷七年之功，实地考察，广泛采访，反复研读文本，多次会议交流，终于圆满结题，可喜可贺。我始终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同行们的努力下，中国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当然不能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等伟大作家相比，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作家和文学。我们的工作，我认为并不比同时代的世界同行们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坚信我的判断会得到证实。志忠教授领导的这个课题，等于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中国文学中做了一个抽样研究，我作为被研究者是幸运的，也是惶惶不安的。我将认真阅读这套书，从中汲取教益，争取在以后的创作中有所进步。衷心感谢各位研究者，感谢各位今天出席活动的师友们，感谢为这套书出版做过贡献的朋友！

辛丑年腊月九日 莫言

莫言先生为丛书出版讨论会发来贺信•手书局部

莫言先生信中说这套书是7本，这是我们当初的设计，后来实际出版的是9本，因为我们的课题并不局限于莫言专题研究，还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创新经验研究，有些创新经验直接体现在莫言的创作中，有些创新经验则属于更大的背景，应该有更宏观的思考。丛书中有两部不是直接研究莫言的，一部是王春林教授讲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的，一部是我的博士江涛关于城市文学研究的。之所以把这两部书放进来，一个原因是考量我们最近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长篇小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文体。上世纪80年代是中篇小说当家的时代，90年代开始转换，长篇小说成为主打。最近20多年，长篇小说一直在唱主角。另一个原因是，城市文学创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短板，但是最近二、三十年来，现代化进程、城市化进程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品也越来越多。最近一届茅盾文学奖，5部作品中有知识分子题材、城市生活题材或者是其他题材，但居然没有一部是农村题材的。这是不是意味着乡村文学相比较而言已退隐到次要的位置，而城市文学，知识分子文学和其他各方面题材的文学，现在或今后一个时期内会凸显出来。江涛的专著讨论了这个话题。我在想，如果说这套丛书中有7部是莫言专题研究，那么，王春林教授和江涛的这两部正好是它的两翼，给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尤其是新世纪文学）的新走向，做了一个很好的勾勒。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我参与过张志忠教授这个项目的结项审读，当时看到结项成果材料时我就很震惊，我知道这套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都很不容易。我认为这套丛书是一个研究重量级作家的重量级成果，它的出版是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大事，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大事。

首先，我觉得这个选题非常重要。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巨大的成就背后有一批代表性的作家，莫言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尤其是莫言获诺奖后，他的创作就更有研究价值，需要不断地去解读。其次，我觉得这套丛书对莫言创作的定位和研究都是适当的，张志忠教授和他的课题研究团队不仅把这个项目作为一项学术研究工作，而且作为一项文学事业，研究的过程和成果中包含了一种学术责任，包含了一种推动当下文学发展和创新的历史使命感。所以，丛书的出版意义重大。第三，就这套丛书而言，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在莫言的创作研究方面有比较明显的突破，子课题莫言文学道路有3部专著，分别从文学世界营造、人物形象塑造、长篇小说的创作等方面，研讨了莫言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张志忠的《莫言的文学世界》，从莫言的童年记忆和成长历程的角度，解析了莫言家乡高密作为“写作根据地”的文学史意义，以及莫言创作在新时期兼收并蓄而形成的英雄主义、悲悯情怀和批判意识相互交织的创作风格。这些研究结论实事求是、深中肯綮，有深意、有新意，有力地推进了莫言创作的艺术研究；二是以莫言为线索的相关研讨，深化了新时期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项目中的子课题成果以莫言为重点对象或重要线索，在莫言作品的文本解读、莫言创作与中外文学关系、莫言创作与新时期文学的演进与变革、莫言创作与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传承和延续等问题上，缜密研究、深入探究、透彻思考，对现象与现象之间的深入考究、问题与问题之间的深入解析，构成了以莫言为中心的新时期文学的全新变革、百年乡土文学的不断演变、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综合考量与总体性思考；三是在百年乡土文学研究方面，探讨中国特色，总结中国经验。

总之，这9部专著围绕着莫言的文学道路和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在各有侧重中又紧密衔接，在相互关系中又各有千秋，每部专著都有声有色，他们连缀和组合起来就更有分量、更见深度、更有体系，使得这套丛书在展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最新成果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了莫言研究、中国乡土文学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是近年来所取得的十分重要的系列性学术成果。

李洱（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大概因为书里面没有收入一本“作家眼中的莫言”的著作，所以今天特意把我请来了。这套书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对于莫言本人，对于中国作家，对于世界进一步了解莫言，进一步了解中国作家都非常有意义。

莫言在最近几年受到前后左右的攻击。有些攻击是很厉害的，有些朋友甚至担心莫言是否能够承受得了。我对这些朋友讲，你一定要相信莫言是个作家。作家就是在风暴眼中的，他就是要受到前后左右的攻击，前面的人认为他落伍了，后面的人认为他走得太快了，左边的人认为他写了黑暗，右边的人认为他黑暗写得还不够。如果这种攻击放在在座的批评家身上，批评家会受不了，因为批评家是以批评别人为己任的，而作家就是挨批的、挨揍的，所以作家受到这种攻击，我觉得莫言可以承受。莫言获奖之后的经历构成了他最新的生活经验，这也是他目前最鲜活的人生经验。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套书的出版，对于莫言，对于中国作家，应该有另外的意义，就是我们必须从学术层面、从专业层面、从谱系的层面对莫言给予理解和支持。所以，这套丛书在这个时候出版，我觉得是有多种意义的，对莫言的不同理解和看法也是一个重要的意义。我认为应该把那些攻击莫言的言论和文章收集起来，编辑成争鸣集，这也是中国文学生态的一部分。不怕被揭丑，这才是进入文学史，这也是这套书的一个意义。应该把作家评论莫言的言论和文章也收集起来，像托尔斯泰当时是怎么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海明威与福克纳是怎么斗嘴的？我们现在谈福克纳、谈海明威的时候，引用率非常高的就是他们的弟子的评论。所以，作家眼中的莫言，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于莫言,我有好多次发言。以作家的身份谈莫言的时候，一般人会认为一个作家谈另一个作家，会理解得很深，但其实不是，作家谈作家实际上会有很多很多的误解。我举个例子，我谈莫言的《晚熟的人》，我认为我谈得很好的，但是我后来看莫言谈《晚熟的人》，他的理解跟我的理解完全相反。莫言认为晚熟的人，是个好事。而我认为，为什么这些人精神都没有成熟，到现在还没有成熟，我认为是个坏事。我们两个理解完全不一样，但是这种误读非常有意义，如果我的理解跟莫言对他的作品的理解完全一样的话，我认为莫言的这部作品的意义会大打折扣。所以，伟大的作品一定经得起误读，伟大的作品一定经得起误译，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的理解可以成立，莫言本人的理解也可以成立。莫言的写作不是逻辑式的、学理式的、推导式的写作，他是感觉式的、印象式的写作，这个写作本身就提供了阐释的多重可能性。所以我认为，作家不怕误读，不怕作家的误读，不怕批评家的误读，而且这种种的误读，反而有可能打开解读莫言的各种空间，或者为解读莫言打开所有的缝隙。因此，我觉得这套书应该一直编下去。

现在这套丛书，不同学科的侧重点不一样，非常有意义。我觉得莫言研究需要有不同专业的人、更多的专业的人进行合作，因为莫言的写作，可以说是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结合。比如说，他是寓言、神话、传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的综合，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浪漫主义的研究专家，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学史上为什么没有充分发挥起来、发展起来？它发展到了哪一步？受到了哪些局限？所有这些，和批判现实主义在中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莫言如何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形成一种“莫言写作”。同时，“莫言写作”又带有很强的寓言特征，以感觉的、隐喻的方式构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莫言。那么，对“莫言写作”的研究就需要不同专业的人、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进行合作，呈现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莫言来。

还有一点是作品翻译问题。我在在法国、西班牙跟当地的朋友谈莫言，我也看到了各种图书馆里面收藏了莫言的各种译本，与莫言作品的翻译者有些接触，与美国的翻译家和欧洲的翻译家都有过接触。我发现他们对莫言的理解，在处理莫言文本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呢？美国的所有翻译家，他们都是编辑，编辑是一定要改稿子的。所以，厄普代克、索尔·贝娄的稿子，美国编辑都敢改。当翻译家以编辑家的身份出现的时候，他有编辑的意识，他会对原著的先后顺序进行调整。而欧洲的翻译家非常忠实于原作，他们的翻译不会对原作文本作改动，对不同的解释他们会另写注释。这套丛书中，我看到有一本是写翻译家如何塑造莫言的，作者似乎对上述美国和欧洲的翻译家的不同风格不是很了解。这种翻译风格或习惯性的差异一定要说清楚的，这不是说中国作家写得太差，所以美国的翻译家必须给他重新调整，必须进行删减或增加。不是的，这是美国翻译家的行文习惯使然。这种习惯在欧洲翻译家那里就不一样了。所以，研究翻译家如何塑造莫言，这个过程就变成了研究美国翻译家和欧洲翻译家为何会不一样，这里面的阐释空间是很大的。

最后一点，我觉得中国作家和莫言的比较研究，比如说莫言和韩少功的比较研究、莫言和史铁生的比较研究，都非常有意义。我们中国的读者、翻译界、批评家有时候遗忘速度非常快。这次《钟山》杂志和《扬子江评论》搞新世纪20年长篇小说评选，但是我一看，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会没有史铁生呢？史铁生在21世纪写了几部长篇，如《我的丁一之旅》，如此重要的作家竟然遗漏了。史铁生与莫言可以说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两极。史铁生在世的时候，我们把所有奖给他，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他仅仅去世了几年，我们就把他遗忘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史铁生去世的那天早上，我刚好在协和医院。在电梯里边，我接到莫言的短信。莫言说：李洱，我们尊重的兄长史铁生，于今天凌晨几点几分去世了。然后，我把这个短信念出来了，念给我夫人听，念给整个电梯里的人听。当时电梯里的人都很震惊、动容。史铁生才去世几年啊？把史铁生和莫言做这种对比研究，他们的作品完全两极，这里和同代作家，比如和我的对比也可以。我觉得这种对比，因为这些作家大致处于同一时代，大致处于相同的语境中，然后在这样的语境当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作家，就像大海里的不同的礁石。那么，他们之间的对比，他们之间的比较，就像岛屿之间的对话，会非常有意义。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很少能见到一个作家的研究，一次性推出9本专著。作家出版社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关系比较密切，刘绶松、张毕来等前辈比较早的教材就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莫言的作品集，我买了。买了以后，我稍微有点遗憾。莫言的作品选集比较多，但他的随笔比较少。我不太喜欢看作品，作品都很熟悉了，就作品谈作家，谈不出太多东西，我就想去找他的访谈。

我觉得刚才李洱讲得很好，他要引导我们不要老去评论作品，而要去研究作家。实际上，大规模的当代一线作家的评论和解读，这个工作可以暂告一个段落。因为重复太厉害，都差不多。因为作品里没有多少货，弄来弄去就这些东西，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意见。我倒是觉得李洱所说的编一些资料，比如新世纪以来对莫言的所有批判的“争鸣集”，应该很有价值。莫言当年是被迫转业的，他实际上是写了检查的，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他有些文章偶尔会透露一点。他那几个随笔集，我读了收获很大。我觉得那里面谈他自己的家世和一些经历，也透露出一些曾经遭受批判的信息。他有点怨言，但是莫言在部队呆得时间长，很有感情，很有分寸，不会说什么坏话。对他的各种各样的指责、评论，他心里挺不平,但表达起来很克制。刚才李洱说得很好，评论一个作家光靠作品是不够的。作品只是一个维度，一个作家就写那么多东西，评论的东西都差不多。

再一个李洱讲得也很好，就是我们看不到国外对莫言的所有评论。国外还有很多作家谈作家，都可以编几个集子。我觉得志忠教授都可以把担子挑起来，去做这种资料性的东西。

现在莫言的研究，还缺的一点就是没有传记。叶开写过一本，不理想。因为没有材料，传记是需要材料的，没有材料确实没有办法。我去过莫言老家3次，基本上空手而归，找不到东西。我找了几个高密县志的版本，80年代90年代的，还是有收获。我本来想在莫言老家的村子附近的酒店住几天，到村子里去找一找他的街坊邻居，给他们录录音，做点访谈之类的，也弄不了，做当代作家的困难就在这里。当代作家资料研究做得比较好的是路遥，陕西人不得了，他们特别重视对作家生平和创作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路遥的传记材料很丰富，我买了30多本关于路遥资料的书。还有贾平凹，他的传记有三四本，其中有孙见喜一本，有何丹萌一本，这两位是业余写手，他们是贾平凹的发小和朋友。这两本传记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贾平凹早期写作的原始资料。看了原始资料以后，你才能够全面了解一个作家。你了解了作家以后，才会知道这个作家实际上要比他的作品丰富得多，你才能够重新回到他作品中去，去理解他为什么会写出这个小说，就是小说的本事研究。你不能光看作品本身，作品提供文本，本事研究谈小说是怎么写的。它一定与他的经历、各种挫折、各种经验有很大关系，专业研究不能停留在作品表面上。老在那几个作品上面说来说去，我觉得这个没有啥意思。

我觉得志忠教授在文本细读方面做得很好。有一次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开会，每人有一个10分钟发言，他谈莫言一个小说，我觉得谈得很好。那个作品，可能是乡土经验，我对志忠的发言印象很深，我喜欢看到这种作家的解读，他确实理解作家为什么会这么写。莫言作品中有土的东西，也有手法很洋的，实际上他的经验很土，他是一个农家子弟。这些东西在一般的评论中是看不到的。我曾经有一次跟莫言老师开玩笑说，你获得诺奖以后，很希望看到你一个回忆录。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作家的创作过程有一个弧线，高潮期过了，以后的作品可能就是往下走，晚期写作很难再有高潮。莫言说，可以回头让我侄子去干这个事儿。莫言这一代作家成就够大，到了晚年趁脑子还清楚，记忆力还好的时候，写写回忆性的作品，可以多留下一些珍贵的资料。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这套丛书的确很厚重，我给它起了名，就是“以莫言为主题的气势恢宏的学术交响曲”。我概括了它的四个特点：

一是学术性。我觉得这套丛书的学术性是很突出的。以张志忠教授的这一本书为例，实际上是他几十年研究的一个思考的成果。早在上世纪80年代，莫言刚刚在文坛露头的时候，他就开始研究莫言，以后几十年他都持续不断地跟踪着莫言。这样一个背景下，他写出了专著，非常扎实，他的学术思路，明显指向他的课题的核心，就是本土性和世界性。他研究莫言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他认为改革开放40年，最值得重视的是农民的创造性，而他认为莫言的小说，正好印证了中国农民强大的生命力。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莫言的小说，来看莫言的研究，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学化的中国经验，他由此来归结这套丛书的核心观点，就是世界性和本土性的交汇。丛书其他的著作也有比较突出的学术性。比如李晓燕的那本，我觉得做得很扎实。作者对莫言小说的人物原型做了系列的调查，她对那些人物原型的研究很深入，她对材料进行辨析，然后与文本进行对照研究，再进入到莫言的精神世界，这方面做得很细致。再比如陈晓燕把莫言和福克纳做比较，这个比较重点放在差异性的研究上。从差异性入手，研究结论指向什么？就指向中国经验和本土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原因就在于莫言创作的中国经验和本土性。

二是当代性。当代性这个词，是一个很难给它定义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当代性既指时代感，也包含权威性的意思，也有与时俱进的意思，就是说它要面对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面对一种不确定性，面对未来的指向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套丛书有很突出的当代性的特点。比方说张志忠教授的书专门有一个第五编，这个第五编实际上是关于莫言的延伸性的研究。从这个视角看上去，它是研究莫言的文本，但是他不止步于研究莫言的文本，他还延伸到莫言文本之外的更多领域，包括李洱刚才说的对莫言的争议，包括对莫言的误读，莫言获奖以后的文学处境，还包括对莫言研究的总结和展望，那么，我觉这个第五编很显然是一种当代性的研究。再比如江涛那本书，从城市文学视野一直拓展到当下。

三是开放性。开放性是一个很宏大的课题，它不仅仅是研究莫言，其实是将莫言作为一个个案，作为一个中心，作为一个切入点，由此延展到整个百年中国文学的变革、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所以它是一个很宏大的课题。我觉得这样一个课题，其实会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由外向内，就是关于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新世纪文学，可以找到很多点，很多研究范畴，都引向莫言个案这样一个中心，由外向内，这是一种思路；但我觉得张志忠教授团队现在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思路，就是由内向外，由莫言这个个案不断的向外扩展。这是个开放性的视角，所以像关于城市文学的研究，关于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的研究，都纳入了他的这个课题之内。开放性的特点包括它有一种世界性的视野，就是从整个世界文学的格局中来看中国文学。比较突出的就是李楠关于莫言翻译的研究，这本书做得非常细，而且它还有一个问题意识，就是有人说莫言获诺奖是因为葛浩文的翻译完全改写了莫言的小说。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她就带着这样一个问题进入她的研究，通过很细致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葛浩文的翻译没有改写莫言的小说。我感到不满足的是，这个书最后做结论的时候只是拿一些数据，说明葛浩文的翻译是采取的意译，不是采取的直译。我希望最后结论的理由能够再细一些会更好，但即使这样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一种世界性的研究视野。

四是包容性。就这套丛书而言，包容性就是要通过莫言的个案，去看待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突破。实际上，很多很多的话题都进入了丛书的视野，策划者和作者采取了一种包容的态度来对待这项研究，像江涛的城市文学研究，王春林的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研究，都不在以莫言为中心的研究课题之内，但这两部书实际上为以莫言为中心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背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只有了解到90年代以后城市文学的兴起，你才会对莫言的小说世界获得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所以我觉得包容性也是这个丛书的一个特点。

除了以上几点，我也有些疑惑。我觉得开放性这个思路非常好，但开放性可能也会涉及到边界的问题，就是这个课题研究的边界在哪里。这个课题要不要扣住莫言这样一个中心，如果不扣住莫言这样一个中心，那么，这个研究就会成为两大课题：一个课题是以莫言为中心的研究，一个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和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如果把中国新时期文学和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纳入以莫言为中心的研究课题之内，那么这个研究实际上是把两个很重大的课题放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课题还是应该有边界，适当考虑怎么样抓住这个边界，这个课题的主题会更加突出。另外，我感觉从世界性和本土性交汇的角度来看，这套丛书的研究还远远未完成，很多很多东西还应该纳入进来，比如说我们谈到了城市文学最新的发展，那么，乡土叙事的最新发展是不是也要考虑……还有其它的很多内容都应该纳入世界性和本土性交汇这样一个范畴。从这个角度看来，我开始说这套丛书是一个“气势恢宏的学术交响曲”，那我同时又感觉到，它是一个未完成的交响曲。当然，未完成的交响曲也可以是很伟大的交响曲。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首先祝贺志忠老师，也祝贺作家出版社路社长，做了一个重大选题，一个非常重要的丛书的出版。这个重大课题，说起来还有个“前史”，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招标的时候，我主持设计投标的题目就是“本土性与世界性交汇：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研究”。这个题目获得批准，也算是刚好借了2012年莫言获奖的东风，2013年也是莫言研究比较热的一年。但是到竞标的时候，我最终并没有中标，中标的是志忠老师所率领的团队。我认为这个结果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如果是我来做这个题目的话，最后可能拿不出这么多成果。

志忠老师是莫言研究最早的开创者之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就看到了他的那本《莫言论》，这本书封面是红与黑的搭配，非常醒目，此书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上，对我的启发都很大。以志忠老师在莫言研究领域的学术资本和影响力，当然还包括他申请项目的团队阵容，即便我是评委会的成员，我也得投志忠老师的赞成票。

现在看这套书，可以说是全方位地拓展了莫言研究的学术空间。莫言的意义大家都有认识，他的创作试水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成名于1985年。1985年是新潮小说的爆发之年，也是当代文学变革的原点，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在这一年发表，引起了文坛的轰动。莫言的创作伴随着整个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变革进程，所谓“世界性与本土性的交汇”，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变革在世界性视野中的再度展开，同时，在世界性视野的启示下，中国作家重新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开始关注中国的历史文化、本土生活和当下社会，莫言的创作其实就是这个世界性视野中的一个成功的实践。当然，莫言的成功之路也是他的同时代作家们共同走过的道路。所以，研究莫言其实不只是研究他个人，也是研究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研究中国当代作家经典化的进程，研究中国作家如何走出去，如何在世界上获得影响……就是说，中国作家和世界文学的对话，也是包含在这个范畴之中的，因此，世界性与本土性的交汇，是中国当代文学变革的内涵，也是它的动力，也是它的结果。只有在这样一个高度上来认识他，才会有真正有价值的研究与成果。

志忠老师主编的这套书是一个很丰富的系列成果，一方面最大限度保留了个人风格——我原来预期是大家合著一个文本，这样的文本或许看起来是最规整和有“学术面貌”的，但是却可能只是一个杂烩，一个妥协的产物。所有合著的东西，其实都是拼凑之物，既不可能有真正的内在统一逻辑，更无法保有写作者、研究者的个人见解、个性气质和研究风格。但是，现在这样一套书，能够保留每一位作者的研究视野，看起来从整体性上你可以挑剔，但从实际操作和学术价值上，却更有意义，每本书的独立价值都有体现，且能够产生在整体中的更大意义。所以，我首先非常肯定这个成果的构成形式，它虽然是多本专著的合成，但却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研究的目的。我们翻看每一本书，都会看到一个不同的角度，一个不同的研究主体，同时你又会感到从共同关注出发的那个作为整体的巨大精神劳动的存在。

当然，这套丛书的构成，有核心成果，有延展成果。我个人最看重的还是它的核心成果，因为核心成果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比如志忠老师的著作，他在最近几年发了很多关于莫言的文章，这些文章从莫言的写作意义和价值，以及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等方面所作的分析和讨论，我觉得都是非常精当和非常深入的，这些研究成果在这本书的核心论点里都有体现，这个对我个人也有非常多的启发。还有一点，就是这套丛书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当然已经加工过了，不是原始资料，但是资料的溯源线索仍然在。比如李晓燕的著作，她探讨莫言小说中的人物在他故乡的那些原型，就很有意义和特色——因为她是高密人，土生土长，对那块土地，对那里的民俗、文化传说有更多了解。她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显得特别便捷、地道、可信。

不管怎么说，这套书现在问世，我觉得意义非凡，应该说是既拓展了莫言研究的学术空间，也是对整个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觉得这套书的学术性在于拓展了我们对莫言研究的理解。

首先，我觉得这套书的编排，是把莫言当作了文学史的一个路标。如果我们把文学史的发展看作一个漫长的过程的话，经典作家就是其发展道路上的路标，而莫言和他的创作实际上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路标。路标的意义，就是它有连贯性和打通性。莫言的创作连接了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然后它又下沉到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叙事，这是一个时间的链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看，莫言的创作是百年乡土文学叙事这个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同时，他的创作又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革进程这一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第二点，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而言，我觉得莫言的创作是一个空间性的贯通，因为我们讨论莫言或者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总是就中国当代文学谈论中国当代文学，但实际上，莫言的创作拓展了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解。这套书共有9种，其中7种是直接研究莫言的，另外两种是对莫言研究的一个延展，这个延展恰恰说明了莫言创作的路标性意义，它代表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之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与新世纪文学发展之间的这个标志性节点。最近在看孙郁老师的《在鲁迅的余影里》，这个书是把鲁迅当做一个节点、一个路标，将鲁迅和他的创作看作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民国现代文学和当代中国文学之间的美学追求的一个照亮。我觉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可以与鲁迅相提并论的、作为路标的作家，恐怕就是莫言了。因为从莫言这个维度，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当代作家的一个身影，也可以看到一些作家对莫言的影响，包括鲁迅对莫言的影响。这是这套丛书里面没有谈到，而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可能会延展到的一个领域。刚才李洱谈到作家和作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我觉得这从整个文学发展的生态系统中可以看到，作家和作家之间其实是可以互相照亮、互相影响的。我期待能够在这套丛书的延展研究中，看到这种作家和作家之间的影响研究和小说与小说之间的内部研究成果。

陈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这套丛书叫“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创新经验研究”，我觉得有几个特点：首先，兼顾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其次，兼顾了文本性与理论描述的关联。我觉得张志忠教授是一个非常坚实、朴素的学者，他的坚实体现在从文本出发，注重材料，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不作虚言，不做那种空洞的夸张。同时，丛书中的几部新著，又把当代学术理论前沿的某种因素纳入进来，在兼顾文本性和理论描述性的同时有所创新；再次，这套书相对来说比较好地兼容了集体劳动和个人写作之间的关系。集体项目研究会受到很多限制，不仅仅是学科本身的限制，还有项目本身的限制。一个集体项目的主持人，他不可能亲力亲为，把每一个子课题、每一个问题都贯彻下去。自己做不到，他就要退让，一个集体项目就是妥协的结果；最后，这个研究团队中的一批青年学者，比如江涛、李晓燕、陈晓燕和张相宽，他们在做莫言研究这个项目过程当中，都呈现出选题的个人性和各自的学术个性。不同选题的个人性和各自的学术个性之间也需要互相兼容、彼此兼顾。所以，我觉得这套丛书是当下莫言研究比较整全又能够做到上述几个兼顾的一套非常好的书。

关于这套丛书，还有一些值得思考的题外话。比如程光炜老师认为，作为诺奖获得者的莫言可能创作高峰期已经过了，或者已经没有必要再花大力气写作了，言下之意就是他更看重莫言写创作回忆录。这一点，我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同的。实际上，作家的创作回忆录也是可以成为经典的，比如说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就特别著名，这个书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他的创作。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莫言有一部《往事与随想》当然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莫言好像不是这种类型的作家。莫言是一个对文学、性情和自由特别钟爱的人，就是说你让我写诺贝尔获奖这个级别的《丰乳肥臀》什么的，我当然可以做，但是我写个顺口溜，写个打油诗，仍然是我创作的特性，我有绝对的自由这么做。所以说，莫言究竟是写《往事与随想》，还是写《饺子歌》，我觉得都是值得期待的。

王干（《小说选刊》原主编，扬州大学特聘教授）：

这套书煌煌9卷，经过多年的写作、研究、审阅，终于出版了。这是国内第一套有规模的莫言研究丛书，它的出版有划时代意义。因为，莫言创作的高度，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高度，也是世界当代文学创作的高度；研究莫言的高度，就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也就是研究世界当代文学的高度。所以，我认为这套丛书是有高度的、有划时代意义的。这套丛书的选题很丰富，很多视角，不同的学科，我觉得都很有意思。我觉得莫言的丰富性，我们当代文学的研究还没跟上。莫言作品本身的丰富性，我们现在研究的丰富性还没有跟上。所以，张志忠教授是开创者，90年代初他就出版了《莫言论》，这次主持这个丛书是一次集大成。我觉得莫言获得的文学高度过于丰富，我们研究的高度和研究的丰富性，跟莫言自身还不能匹配。我觉得张志忠教授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大的努力，努力让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跟莫言的丰富性能够匹配。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现在大家说要经典化，但其实当代文学，能经典化的又有几个作家几部作品呢？我们如果只是泛经典化，就等于把莫言这样真正有高度、有丰富性的作家忽略掉了。我觉得当代文学要经典化，但不能泛经典化。真正有一个经典，我们就要把这个经典研究透。我觉得我们的经典化不能泛化，要抓住真正有高度、有丰富性的几个作家、几部作品，真正实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经典化不是大跃进，不是广种博收，有的作家一看就不可能成经典，你把他经典化有什么意义呢？像莫言这样的作家，从张志忠主编的这套丛书，他在为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作一个坚实的、有效的例证。大家都在当代，不是说随便逮着一个作家、逮住一部作品就要经典化，你要有有效的、坚实的例证。

再一个，我觉得莫言的研究，现在我们做得还不够。我是搞汪曾祺研究的，我觉得我们对莫言的丰富性、多样性、广泛性的研究还没有汪曾祺深入。研究莫言的整个阵容，不如汪曾祺。我觉得莫言研究其实应该有一个跟《红楼梦》研究同一级别的研究方阵，应该成为“莫学”。所以，我觉得张志忠教授这套书是给“莫学”研究做了第一块基石。我对这套丛书的总体评价就是“莫学”研究的第一块基石。

郑南川（加拿大华人作家）：

2017年，我和张志忠教授在多伦多约克大学参加了一个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在会上，我听了张老师的报告，对张老师特别敬佩。多年来，他的很多文章我都会看，我有特别兴趣。莫言不仅是中国的，莫言是世界的。而世界的莫言，现在研究得非常有限，这是我的感觉。

我在国外生活30多年了，我接触过很多的西方作家和作品，比如马尔克斯。中国有个说法是莫言是中国的马尔克斯，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地道。我认识很多南美人，他们的性格，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没有一种哲学，也没有一种思想，但是他们有一种我们中国人常常会忽略的文化。南美的作家和南美人的文学就是一种文化，他们并不是一种哲学。而像马尔克斯的魔幻小说，他的人生和他后来成为世界大师，根源就在于他的童年、他的外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外祖父在他的成长、在他的文学中可以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刚才有位专家说，与其研究莫言现在的小说，不如研究莫言这个人；与其研究莫言这个人，不如通过研究莫言这个人来看莫言的成长；通过莫言的成长来认识中国文化、中国作家和世界作家的地位。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我印象里，像马尔克斯这样的对其他国家作家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国当代作家里只有一个，就是莫言，莫言的魔幻小说可以和马尔克斯的小说相媲美。莫言的小说是中国式的魔幻小说，这种中国式魔幻小说就是东方式的魔幻小说，东方式的魔幻小说是世界魔幻小说中可与西方魔幻小说作对比的一种。在这种意义上，他可以和马尔克斯相媲美。马尔克斯的童年、马尔克斯的家庭文化，他的外祖母外祖父告诉他：生活中的鬼神是生活的真实存在，是不可分离的。这是南美人的文化和他们的文学。我们的文学，莫言的小说所呈现的是另外一种类型，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历史的、国家的文学，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学的筋骨，这才是真正独特的东西。前段时间有人说莫言的语言粗俗下流什么的，我对此非常气愤。我觉得，要达到莫言的语言高度，是很难做到的。刚才有专家也提到莫言研究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中国的高度、世界的高度。如果把莫言研究通了，就等于把中国的文学研究通了，也就等于把中国的文学介绍给世界了。那么，世界也就知道马尔克斯其实后面还跟着一个人——莫言，莫言不见得在某些方面就比马尔克斯差到哪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的文化与南美的文化差别太大了。我有许多南美的朋友，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文化，展现的是另一种类型。我在中国生活30多年，我知道我们中国的文化和我们中国的魔幻是另一种类型，而中国的这种魔幻要表达得淋漓尽致，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能够表达的那么真挚是很难的，是非常难的。我不是专家，但我听了各位专家发言以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对莫言的研究一定要从他的书本里面走出来，要研究他这个人、他的社会、他的生活、他的成长背景里的中国历史与文化，这种研究才有出路。

再一个，就是要把莫言研究放到一个高度上，要有很高的高度。因为莫言确实是很难得的，我觉得莫言是我们的骄傲。莫言也不仅仅是当代文学的问题，如果说马尔克斯写的是世界的问题，它通过一个村庄的故事，讲几代人的故事，讲的是一个世界的问题的话，我说莫言的文学就不只是当代的，它就是中国的。这些视野是不是需要打开？

易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审）：

我对这套丛书研究的问题特别感兴趣。从我的编辑经验来看，关于莫言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的文章并不算多，偏少。但其实给我们投稿的不少。这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莫言是一个风格化的、注重形式的作家，而投稿文章更多会从艺术角度，即仅仅从文本的艺术形式或者风格来谈，比如用叙事学理论来研究莫言文本的某个方面。刚才王干老师说莫言研究的整体水平不算高，我从一个学刊编辑的角度，对王干老师的评价深表同意。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张老师团队的这一套丛书，在某种意义上刷新了我对当下莫言研究的认知。我看到丛书里的一些选题非常新颖，像李晓燕、张相宽的书，当然还有樊星老师主编的那一本。

此外，我认为当前相对薄弱的就是从阅读角度或普通读者角度来研究莫言创作。刚才李洱提了一个课题——作家眼中的莫言，这个角度非常有意思。我也提一个，就是研究普通读者对莫言作品的反应，这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觉得新时期以来，对莫言的阅读始终是全民性的。我记得李洱跟我讲过，莫言书的印量比一般作家要高一个或几个级数。虽然90年代以来，文学呈现出了边缘化趋势，好像纯文学作品只有批评家或者专业读者在读，但哪怕在90年代和新世纪，对莫言的阅读也是全民性的。我举个例子，莫言《晚熟的人》刚出来，我爱人就不声不响去买了，都没跟我说，其实她的工作和文学毫无关系，但她也关注，也会去读。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莫言是在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参与塑造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精神气质的一个作家。80年代自不用说，那时候我还在江西一个小城市读中学，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钢厂，里面的很多小青工就会从厂里的图书馆借阅莫言，像《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之类，这当然是因为80年代文学是时代文化主流，而莫言又是其中的佼佼者。到90年代也是这样，大众通过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以及《丰乳肥臀》这样有争议性的作品来阅读和了解莫言。新世纪后，随着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众对他作品的阅读更是现象级的。所以我觉得，新时期以来对莫言的阅读一直有一种全民性，莫言始终是能够参与塑造当代、当下中国人精神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不光我们这些搞文学研究的人当中都有莫言的痕迹在里头，我们的身心世界都有他的影子，普通读者也会有。我记得温儒敏老师早几年在山东大学做过一个叫“文学生活”的课题，当然他更多是从理论或者现象的角度来做这个课题，但我觉得以莫言为个案来做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中国、文学与中国人这类研究，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张志忠老师以前送给我一本《莫言论》。从《莫言论》到这套丛书里的《莫言文学世界研究》，我大致比较了一下，觉得这里面有一种长足的发展。可以发现，张志忠老师的新作视野更为开阔，相关社会的、历史的内容纳入到研究之中。之前的《莫言论》有一种80年代学术的时代色彩，比如说注重感觉、注重文本，而近年来张老师对莫言文学世界的研究要厚重得多，包括使用那种比较的眼光、国际的视野，还有那种很浓的问题意识。

吴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编审）：

这套书，我非常仔细地一本一本的看过来，感觉学术价值非常高。可以说，它是到目前为止，莫言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小结，不说集大成，至少是一个集小成。在某个问题上，说它是集大成也不为过，比如说口头文学传统对莫言的影响，海外翻译对莫言的塑造，从这几个角度来看，这套丛书肯定是集大成的，以后的相关研究肯定绕不过，还得仔细地读这些书。

刚才王干老师讲到莫言的丰富性，其实莫言研究还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可以继续延伸的领域。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是搞文艺理论的，我特别想知道在座的各位批评家，包括这些作者，在你们的批评文章里面，在你们的批评著作里面，是否提出了属于自己的标志性的概念、标识性的概念和理论范畴，有没有提出来？我特关注。其实我就是抱着这个愿望来看你们的批评文章的。这套丛书很多作者是80后、90后，对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有点高了。但在座的很多50后、60后、70后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你有那么多丰富的批评实践，还有那么丰富的阅读经验，为什么都不能提炼出自己的理论？为什么不能提出自己的架构来呢？为什么非得要借鉴西方的精神分析？为什么非得要西方的空间理论？为什么非要西方的文学伦理学？为什么非得要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还有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什么你就提炼不出来？你说为什么非要这些理论来研究莫言？我们中国人自己就缺乏这种理论的创造性吗？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克服这个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个很粗浅的想法，其实是未来的一个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吧。

第二个，我刚才讲到莫言的丰富性，没有人去专门研究莫言的汉语写作问题，我觉得莫言的汉语写作是可以作为一个专题写本专著的，为什么没把它拉进丛书？莫言的语言很丰富，它里面有正统的语言，有歪门邪道的语言，有职业化的、文学的语言，有业余文学，甚至是伪文学的语言，里面有很庞大的信息，有很丰富的情感的交流，包容性很大，夸张的、变形的、戏仿的、恶搞的，什么都有。他这个语言的丰富性折射出了我们社会的那种内在的活力、动力、创造力，所以它的语言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非凡世界，我们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下他的语言，研究莫言的汉语写作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可以挖掘的。实际上莫言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写作的时候也在克服。有一次王尧访谈的时候，莫言就说现在汉语写作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趋同化。用刚才程光炜老师的话来说，就是重复。很难看到那种个性化的语言，雷同的太多。莫言也意识到这点，所以他说写作就是要把自己跟别人区别开来，多用口语，多用对话。他还受他的老师影响，他老师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徐怀中老师。徐怀中老师有句话对他影响特别大，他说作家的语言就是作家的一种内分泌。所以，莫言对自己的语言，对自己的风格是有一种自觉的、高度的自觉去追求的，那我们为什么不去研究？莫言自己也反省过他的语言的写作问题，他说他自己的语言写作过程，有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一个不断发现自我的过程。他可能最早是模仿，这是肯定的。很多作家的起步就是模仿，也就是说，很多小说家刚起步的时候，他的每一部作品背后都有个原型作品去模仿，具体模仿什么呢，可能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别人只能猜，你问他，他也不告诉你，他会矢口否认。可能模仿外国的，也可能模仿同行的，本国的小说家他更不敢承认，如果模仿马尔克斯，作家敢承认，因为他是大师，他向大师学习。那如果模仿的是国内的小说家的呢？他不一定会承认。莫言最早是从模仿起步的，后来慢慢走出，慢慢地形成自我。他的语言也是这样的，他自己说他的小说语言到现在越写越符合现代汉语的规范。那问题也就在这里，它符合现代汉语的规范，那现代汉语的规范就是一个标准吗？按这个标准来写，难道就合理吗？这也是个问题。比如说他很讲究旋律，他写的快的时候，那个旋律，又真的流出来，那个语言跟自己的情感发出的默契状态，耳边会回响起一种旋律，是文字不断的跳跃。这个旋律哪里来的？就来自现代汉语。古汉语是没有这个旋律的，古汉语只有节奏，从古代汉语嬗变为现代汉语，才有了这个旋律。而现代汉语主要是按照这个西方的语法来的，重点是英语的语法。所以，这个旋律感是在模仿，在欧化过程当中形成的现代汉语的旋律。这个就是按莫言说的，越来越符合现代汉语的规范。那么这也带来了问题。

刚才王干老师跟我讨论，为什么汪曾祺的研究的热度可能会盖过莫言？你去知网搜一下，汪曾祺的研究论文数量可能超过莫言研究。这个问题隐含在里面，汪曾祺是把我们古代汉语的很多精髓吸收转化过来了，很可能莫言这方面转化得还不够，莫言的语言过于欧化，过于现代汉语化。这些都值得研究。莫言的成功经验，他失败的经验，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所以我觉得莫言的汉语写作可以作为一个专题，再写本专著。我们的研究可以跨学科，我觉得可以把语言学家拉进来一起来研究莫言。我们搞文学的人往往跟语言是切断的，虽然学的是汉语言文学，其实对于语言我们很多人没有认真研究，应该把搞语言研究的人拉进来，一起来壮大我们的莫言研究队伍。

杨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当代文学已经70多年了，即使从1980年代开始算起，也有40多年了。在这样一个时间进程中，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经典化。这个经典化过程，我们身在其中——比我年长的前辈学者当然更是如此。就是说，我们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因此你可以很清楚地发现，我们看向作家的眼光是平视的，我们跟作家们处在同一个时代，我们能感知到的所有这些东西，以及他们创作时候的纠结、艰难、妥协以及追求，是同步的。

但是，随着这个经典化过程的进行，我们与作家之间的平视性的、同步性的东西在丧失、流失。比如说，现在的学生，这些90后、95后甚至00后，他们已经很难理解那个年代的创作了。尤其让我惊奇的是，我听到几个学生反映他们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当中，最难理解的段落是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而并不是我们以为的1949年以前或者“十七年”。所以我觉得，趁着很多人都经历了那个时代，应该把80、90年代的研究提上重要日程。前段时间开一个会的时候，山东大学黄发有先生也讲到这个问题，他带着他的学生做杂志研究，发现学生对“杂志”这种媒体完全不理解，因为他们生下来就是生活在一个网络世界里面，他们习惯了看网页、微博、公众号，对杂志这种载体是完全不了解的。包括我们熟知的像约稿、笔会、评奖等这些重要的当代文学生产制度，离现在的这些年轻人非常遥远，所以，打破这种“次元壁”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针对这种隔膜，我受汪曾祺先生提出的“气氛即人物”启发，提出“氛围性研究”的问题。我们要理解一个作家、一个作品，需要更多地去理解氛围，不然很多信息将来就丢失了。比如我中学时候看到过一份报纸的一篇小报道，印象很深。它说：那年的元旦，莫言把自己关在家里，花了3天时间读完了古龙的《绝代双骄》，然后觉得特别惊叹，说小说还能这样去想去写。像这样的信息，现在不会进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当中，但是它其实很能说明时代氛围的问题。包括以前鲁博举行过王小波的藏书展，那里面有不少粗糙的大众通俗读物，可能一般研究者都看不上眼，但这些读物仍然构成了一个作家创作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了一个时代的阅读氛围。所以这些东西，如果被历史书写和经典化叙述给遗漏掉的话，我觉得将是很可惜的事情，同时也无法给后人遗留下更多可供研究的文学史资料。所以张志忠老师编的这套书特别难得，因为里面涉及到了很多这种可能的层面。比如说翻译版本的比较、原型的考辨，这些文本之外的东西会构成一种氛围，甚至一个独立的文学世界。

2012年莫言获诺奖之后，我谈过这个问题，我认为莫言是一个已经绝迹的样板，他的生活历程和创作道路都是不可能复制的，所以莫言是当代文学某一种创作经验和创新经验的绝佳的样板。因此，对莫言的研究，无论是文本研究还是氛围研究，都是特别必要和重要的。研究莫言的思路还应该打得更开。刚才子林兄说到语言的问题，莫言的语言肯定是值得研究的。其实还可以有更多的层面。比如我最近特别关注80年代的期刊，尤其是并非纯粹的我们习惯使用的文学期刊，像《文汇月刊》《新观察》这样的刊物。那个时候，各地都在发行大众文学期刊，它们传播性非常强，不容忽视但又实实在在在被忽视。比如我在旧书市场买到的一本《小说家》，那里面搜齐了当时当红的各种作家，从张贤亮到莫言到格非，伤痕，乡土，先锋，所有的当红作家作品都融为一炉。这样的一些传播渠道没有研究者去考察，去梳理，就会对我们将来的经典化作家认知造成很大的缺失。所以，我觉得志忠老师这套书还可以再扩大，而且也不一定限于莫言，比如说整个80年代的时代氛围，那个年代所有人都感同身受的体验，构成了一个全民性的对文学的想象和向往，有没有可能建立这种想象和向往与当代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我觉得这是可以去摸索的一条道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构成了作者、作品和读者身处的一个氛围，构成生产与传播机制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这种氛围我们经历过，我们能够把握这种氛围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当年我们身处其中时，反而可能感觉不到那种氛围的独特之处，但是现在回头看，就能发现那是一种非常奇特又斑斓五彩的创作-接受生态。对这种生态的描述，无疑是有益于我们对作家作品以及时代的理解的，所以我借祝贺这套书的出版之机，呼吁当代文学研究的同仁们能够来做更多的氛围性研究，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与作家之间、与过去的时代之间的那种同步互动，不会在经典化的过程中流失，从而为我们将来的文学史写作积累更多的素材和资料，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何向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

我觉得这套丛书是立体的、全方位的，是力求全面、丰富、生动的以莫言为中心的一个作家研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文化研究，因为里面既有文本的细读，也有文化的视野；既有个案的分析，也有学术的研究；而且有宏观的、有微观的，提供了很多线索。志忠教授在他的序言中说了两条线索、4个子课题。这两条线索说得非常清晰：一是百年变革，主要从历史时代来看；一是百年追寻，主要是从艺术文学来看。一个是“讲什么”，一个是“怎么讲”；既有内容的观照，又有形式的探讨。我觉得“讲什么”是指向中国经验，“怎么讲”是指向中国特色的。

我梳理这9本书其实是3个系列：第一个系列，主要是艺术研究，包括从文本出发的人物原型研究、文学创新研究、长篇小说研究，这是3本专著；第二个系列，我觉得是传播研究，有4部专著，包括中外视野研究、中国口头文学传统研究、福克纳与莫言的故乡书写比较研究、拉美文学与中国作家的比较研究；第三个系列，是翻译研究，有英译本、俄译本研究。在传播研究当中，我觉得这4部书其实只是传播研究的子项，如果有一本莫言作品海外传播的总体研究，我觉得会更加全面一点，因为现在莫言作品的海外版本也非常多，从瑞典语到法语到英语都有。从不同语种的传播角度来说，这些海外专家、翻译家是怎么选择的，比如说有的对莫言的《蛙》感兴趣，有的对莫言的《檀香刑》感兴趣，他们的选择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解读有什么样的一个心理背景，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做一本挺好的专著。

另外，我觉得这套书的主要方面是在历史研究，这个历史研究可以分两种：一个是新时期的，就是近40多年的一个历史研究，这是一个阶段史的研究；一个是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研究，这是一个百年来的专题文学研究。我看了这个百年乡土文学的研究，看得比较仔细，比如张细珍的《大地的招魂：莫言与中国百年乡土叙事的新变》，我发现她的研究起点是非常高的，她是从罗兰·巴特的及物写作和不及物写作开始论述的，我们一般讲莫言很少联系到罗兰·巴特，但是她一下子就把它提炼出来，这种视点和进入的切口也非常有意思。

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要爱护对文学有贡献的作家，这是对作家的挚爱，同时也是对文化的挚爱。因为像一些历史并不悠久的国家，比如说美国，它们对有成就的作家是十分重视的。我最近读艾米莉·狄金森的一些诗歌，这个百年美国文学对她的经典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她原来就在一个小镇，而且没什么人知道，只是写了一些短诗，但是美国文学一直不断地对她的作品进行经典化。那么，我们有经典作家，我们应该对我们的作家充满爱意，我觉得学术研究其实是一种文化之爱，这种有爱的文化生态其实是需要我们去全力维护的。我觉得我们是基于一种对文化的爱意，去研究一个对文学、对文化有贡献的作家。就这一点，我要对张志忠教授和他的团队表示敬意。

李松睿（《文艺研究》编辑部主任）：

我觉得这是一套非常重要的丛书，从它的体例和结构来看，我觉得一方面它有一个历史纵深感的研究，有一种百年中国乡土叙事的讨论，同时也把莫言和国外的文学传统之间做了一个勾连，我更感兴趣的是对本土性和在地性这样一个纵深性的讨论。所以，我觉得这套书所展现出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已经超越了莫言研究本身，它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甚至对于中国新文学的研究来说还有方法上的开拓性意义。

我们知道，中国新文学在创立的时候，其实一直比较强调它的现代性，或者说它的断裂性，我们不断在强调中国作家从鲁迅开始就摆脱了传统的束缚，我们当然知道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依靠的基本是他的本土经验，他的题材、内容、人物、创作的构思往往是来自于本土。但是，我们的研究者往往在题材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些本土的东西，而一谈到作家采用的形式，一谈到作家创作所赖以生发的思想，我们会把它归结成为某种外来资源。比如说作家的传记作品从来都是前轻后重，一谈到他接受了传统资源，我们说的早期的幼年的经历，他在故乡的生活，假如说爱听故事，或者爱讲故事这类东西，往往是匆匆几笔就带过了。那么，他一开始上学，一接受新文学的影响，一接受外来影响，后面就讲得非常丰富。张老师这套书里，比如张相宽的关于口头文学传统、民间文学传统和莫言的关系，包括莫言小说中的人物原型，也包括张老师对于莫言文学世界的研究，就改变了新文学以来探讨作品的方式。所以说这套丛书是一个在地性非常强的研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之前大家都注意到莫言的语言，就是小说有一种“广场化”的特征，语言的这种狂欢。那么此前的研究者，一般一谈到“广场化”，一谈到狂欢，就必然谈到巴赫金，用巴赫金的理论来讨论莫言的语言特征，这种研究非常常见。但是这里面有一项研究，是通过民间文学这种传统来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把这个问题谈得比较透、比较深，也更符合莫言创作的实际状况。所以，我觉得这样来处理问题，开创了一个当代文学比较重要的脉络，对当代文学研究来说有一种示范和开拓的意义。

饶翔（《光明日报》文艺部）：

今年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十个年头，这套丛书的出版是对莫言获奖的一个最好的纪念。这套丛书促使我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准备到底应该是什么，是致力于写好他的作品、不断地向所谓的高峰攀登，还是说他很早就有一个自我意识，不仅要写作品，还要在作品之外，努力塑造自我形象，使自我形象和作品一起成为研究者的研究对象。我觉得可能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选择，莫言应该是比较清晰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把精力主要投入在了创作中。从研究者的角度，或者说从媒体的角度，我们是希望莫言多说，给研究者或者媒体提供很多的材料、很多的自述，但是莫言好像并不热衷于这个。第二个想到就是，对于莫言这样一个从新时期开始到现在具有贯穿性意义的作家，当然需要像张志忠老师这样的贯穿型的研究者去持续不断地关注。就这套丛书来说，我觉得它基本还是在作家论的这个层面上展开的研究，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大概十几年前，我还在北大上学的时候，与洪子诚老师有过一次交流，他当时谈到，现在做经典作家的作家论的博士论文越来越少。他说，按理来说作家研究、作家论，应该构成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专题，但是现在一是做这个研究没那么热闹，二是其实这个研究非常难做，你很容易把一个作家研究做得索然无味。我觉得特别高兴的是，看到张老师用经典作家研究的理论方法研究莫言，而且完成得比较出色。

张灵（《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审）：

我们的刊物有个栏目是莫言研究，不时要发点莫言研究的文章。我的学术兴趣之一，也是做点这方面的研究。这套书9本，我这几天主要看了其中两本。从我的职业看，没有发现文字或者其他方面的差错，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我想结合我仔细读过的两本书的具体内容，来谈谈这套书的意义。第一点，我觉得这套书对莫言作品本身的研究推进了很多，更全面了。第二点就是对莫言的整体研究更加深入了，也更加透彻了。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研究莫言的时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我们开始肯定是一个一个的作品研究，只有到上升到一定程度上，我们才能更整体地越过树林，站在空中看它。在这一点上，张志忠老师这套书给我很多启发。比如他把莫言关于农民、农村的书写，关于农民形象的塑造，放在了五四以来的一个长时段当中，做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这当然也是因为长期在做这个研究，所以他具备了这样的学术阅读的积累和眼光，才能做出来。再比如，他说鲁迅是以启蒙者的眼光来看农村，沈从文不一样，赵树理针对的是现实问题，路遥关注农村知识青年如何改变命运，贾平凹有一种旧文人的气息。这些具体的比较，我觉得不一定每个人都认同，但是这些宏观性的观察显示出的敏锐，对我们研究者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莫言的作品，虽然作为一个整体，几十本书都已经印出来，但是莫言作品在世界性、本土性，以及刚才李松睿说的当下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关联，其实有很多还是在被遮蔽的状态。我觉得这套书的很多地方，就是把很多被遮蔽的地方揭示出来了，给打开了。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这套书中樊星老师主编的那本书中，有一章是马尔克斯和莫言的比较。这一章我仔细看了，其实它应该归类于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研究归纳了作家成长的道路、作品的特色、作品的艺术手法、作品的旨趣，但是具体的莫言的作品和马尔克斯的作品的内在关联，这个基本上没有做。这个平行研究有一篇我看了以后觉得很欣喜，就是关于略萨的《胡莉娅姨妈与作家》与莫言的《酒国》的比较。略萨是结构现实主义，我们过去更多地关注莫言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关系，莫言和福克纳的关系，莫言和川端康成的关系，这篇文章很好地解释了莫言和略萨的关系。我们知道莫言是一个特别讲究艺术的形式和结构的作家，那么他对艺术形式、结构的用心钻研，甚至达到了刁钻古怪的程度，这种意识从哪里来的？其实就是受到了略萨的很大的启发。这篇文章把《酒国》和《胡莉娅姨妈与作家》做了对比，很好地揭示了略萨对于莫言的启示。更重要的，像刚才诸位老师强调的，这篇文章同时揭示了两部作品自己的独特性、创造性。这样一来，我觉得不会因为这种比较，使《酒国》的分量变轻了。其实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比较，我们会更进一步感觉到《酒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同时这个作者还总结出来，就是通过这个作品告诉我们，当代作家如何吸纳古今中外的艺术养分，如何创造性地把它们融合在自己的创作当中，它给出了一个中国经验的范本，我觉得总结也很好。总之，这套书对莫言研究有深层次的推进，可喜可贺。

丛新强（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这个项目，我跟张老师做了好多年，这套丛书也是张老师领着我们修改了很多遍，提了很多意见。所以我是比较了解这套书的，读了之后很有收获。尤其是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发现有很多的问题，而且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将来可以研究的方向，甚至提出了具体的研究课题和项目。我觉得，莫言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中外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很多课题可以去做，我们也有信心继续做下去。我们山东大学成立了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张志忠老师一直在帮助我们，做了很多实际的工作。还有张清华老师，也是我们的兼职讲席教授。在座的还有很多老师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借这样一个机会，对各位老师表示感谢。

王国平（《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版主编）：

我注意到，这套书的总序里志忠老师提到几个词语，“艰辛”“焦虑”“纠结”。做这么大一个系列的研究工程，确实让人很感慨。整套书涉及一个整体研究的话题。汪曾祺说过：“我活了一辈子，我是一条整鱼（还是活的），不要把我切成头、尾、中段。”他是在呼唤整体性研究。这套书可能接近整体研究的思路，不断地设置新的坐标，从局部到整体、由宏观到微观，相互结合，把莫言的创作、经历过的时代包括中外文学关系等融入在一起，形成一个相对丰富而自洽的研究体系。

刚才李洱老师讲到，作家的创作与研究者之间存在误读。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套书有9本，很厚重，一般的读者可能没办法也没有时间进行细致阅读。可不可能基于这9本书的研究成果，精选出100个问题，邀请莫言老师对谈，对这些问题逐一回应，也就是百问百答的方式，看看是否存在误读的问题。同时也实现“厚书薄读”，对这套书进行一个再传播，或者说价值的再挖掘。

陈汉萍（《新华文摘》编审）：

这套丛书无疑是莫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次以莫言为中心的新时期以来文学变革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丛书视野宏阔，在中西文化激荡、古今文化交汇的现代性进程中探讨当代中国文学的经验，开辟了新维度，尤其是张志忠老师开拓了很多新领域，提出了一些新命题，而且其中一些新命题和论断，比如说张老师提出的劳动美学，已经成为不少研究者以此来衡量80年代以至新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和重要的维度。所以，我觉得它推进了当代文学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我对这套丛书的考量基本上着眼于三个方面，就是学术性、资料性、审美性。学术性包括创新性。我觉得丛书的各个作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各有特色。从学术性、创新性或者资料性来说，他们做得都比较好。比如说李晓燕对莫言作品的七大人物原型研究，李楠对莫言作品的俄文、英文翻译比较研究，都是别人没做过的。张相宽对莫言作品的口头文学研究，已经提炼出了具体的莫言借鉴民间文学的例证。但我觉得他们的审美性做得不是特别好，而张志忠老师做得特别好。张老师真是把学术性、资料性、审美性这三个方面都结合起来了，他从莫言最有特色的人物小黑孩出发，然后系统地回到莫言的故地、莫言的血地，再回到莫言的战争描写，然后提到莫言的思想性、莫言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最后回到关于莫言的争议。对莫言有争议是正常的，张老师关于莫言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之间的传承、借鉴与创新，莫言与同时代作家间的比较，莫言的相关争议，其实在书中都有回应，只是他本人的观点隐在后面而已。更难得的是，张老师对莫言文学世界的解读深入浅出。他的分析和论述没有那种美学跳脱、美学急转弯，都是那种很稳妥的、很让人信服的论说，而且写得非常有激情，我觉得他的研究是把学术分析和审美鉴赏融为一体了，真正体现了作家莫言经典化阶段的成果。书中的内容，以前我零碎地在刊物上读到一些，如今集成专著，觉得很有体系性。

另外我想回应一下刚才李洱说的，我觉得莫言的《晚熟的人》与他前期作品中的农民形象相比，提供了一组新型的农民形象，这个农民形象是我们此前几十年没有出现过的。可能不少读者都觉得莫言新作味道比较淡，但是我觉得这些作品集中在一块儿它就是一种丰富的写作，这种契诃夫式的写作风格非常耐读、有味道，所以读者也非常认可。还有一个就是，李洱老师说的，这么多年来特别是获诺奖以来莫言面对了前所未有的争议与压力，这同样构成了作家前所未有的文学经验，我们有理由期待莫言还会有更好的大作品问世，当然也期待莫言研究有更好的发展。

李继凯先生为丛书出版讨论会所作贺辞

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前副会长、东亚汉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文化中国学刊》中方主编）：

首先，我要对世界上第一个研究莫言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版项目——“双料”国家项目的成果的成功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大家前面说得相当充分和透彻，很精彩，这个首发式也开成了真正的学术讨论会。我相信，通过更为高效的学术讨论和新时代的文化磨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域中，定能建构更大、更具生机和张力的文化空间，进一步拓展莫言研究。

其次，作为“双料”国家项目，从课题研究到最终出版也是很不容易的，融入了许多人员的心血！主编张志忠教授就一直为此殚精竭虑。两年前，他受聘为陕西师大人文社科高研院特聘研究员，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商量这套书的出版事宜。旨在弘扬学术、铺路种树、彰显丝路精神的人文社科高研院，很快就按计划也按出版社的要求，给予出版经费支持，同时建议积极申请国家社科出版基金的资助。基于作家出版社的影响力，加上课题团队的实力，结果自然是功德圆满，皆大欢喜。

第三，在我看来，莫言是当代最具有世界性、民本性和文学性的杰出作家，甚至也是一个有待继续论证和研究的伟大作家。可谓：“世界莫言有深情，字里行间四季生。民本民意雕文心，寄寓万象已通灵！”能写出伟大小说的作家，自然也是伟大的作家。我曾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一书中特别提过，对莫言的成就要给予充分的评价，强调莫言获得诺奖有着多方面的价值意义，其中包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史建构以及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我也期待这套研究丛书大获成功，包括通过翻译走向世界，而且期待2022年能够有机会请各位到西安来开会，畅谈世界的莫言和莫言的世界，为“莫学”的建构贡献一点力量。

（本文根据会议视频、录音整理，整理稿经发言人本人审核，特向参与音频整理的冯雷、江涛、李杰俊、周显波、张细珍、龙慧萍诸位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