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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香型:现代、传统、散文之变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杨碧薇  2022年03月29日16:39
关键词:杨碧薇 王彬

内容提要:

王彬的散文里有“三变”:一是古今观念之变;二是现代/当代自身小传统之变;三是写作手法之变。作者对现代性的切身体验、对传统文化养分的充分汲取,共同催发了此“三变”。这种变化带动了汉语散文文体的转型,或也预示了下一个阶段的散文走势。

杨碧薇

散文是什么?

凡有野心的散文写作者,都会被这一困惑所缠绕。自文学革命以来,小说的地位日益显赫,还有越来越多的小说开始跨界,在银幕上获得新的生命。而新诗,始终站在每次浪潮的最前列。尽管针对新诗的争论从未休止,但这恰好佐证了这一文体的活力。相较之下,散文呢?和小说、诗歌等文体一样,散文早已完成了向现代汉语的语言转型。如今,散文似乎人人可写,但能称之为精品的,恐怕寥寥。或许,在当下的历史进程和文学格局中,散文之难,难在如何直击现代性(Modernity)的核心,难在既容留个体经验,又扩展汉语的意义边界,难在贡献出具有价值公约性的崭新创造力。

因此,读到王彬先生的散文集《袒露在金陵》时,我喜出望外,爱不释手。这本书正好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散文范型:它散发着熟悉的当代气息,又恰如其分地保留了传统的韵味。而王彬先生,就是这股混合气息的香氛师,他用精到的手艺操控文字,萃取出一缕诱人的木香。

这缕混合木香的基调是“当代”。依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之灼见,现代性与传统的根本区别,在于“制度性的转变”。也就是说,此二者之间有本质的断裂;而现代性,是在断裂之后建立的有别于传统的秩序。在汉语语境中,当代性亦常被提及。一般意义上的当代性,也是以这一根本性、制度性的转变为大前提。很遗憾,与经历了现代主义(Modernism)洗礼的新诗、搭上了叙事学(Narratology)快车的小说相比,散文中的当代性也好,现代性也罢,总显得不够彻底,缺了点什么味。这一“味”,由王彬先生补上了:他非常重视现代社会的经验,尤其是尚在发展中的经验;对于变化着的事物,他给予深刻的观照。

例如,古人今人,对待女性的态度有何分歧?《翠屏山》写的正是这个。王彬先生提到,在《水浒传》的时代,美丽的女性得不到尊重,一旦犯了错,更是命运可悲。而他早年在汽车修理厂时,却有一名工人原谅了犯错的妻子。同样的事情,不同的结果。汽修厂的工人能原谅妻子,固然与个体抉择有关,但和砍女人小脚取乐的张献忠相比,未尝没受到时代观念的影响。要知道,事件发生的一九七零年代,女性的地位已有了很大的提升,“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性别观经国家层面主导,正在潜移默化地教化着民众。

对女性命运的关怀,还散落在《红粉》《顾太清》《沈园香碎》等篇章中。作者写到了关盼盼、顾太清、唐婉等人,字里行间满是深切的同情,还有无可奈何的叹惋。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依旧浸润一种淡淡的愁恻的情绪”(《顾太清》)。好一个“愁恻”,蕴藉的正是人的慈悲心,但它并非人人皆有。王彬先生注意到,《红粉》中的白居易就比较“分裂”,他一边赞美爱伎“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一边却指责关盼盼不以身殉亡夫。可见,从今人的角度来看旧时女性,观念已大不相同。其实,五四新文学以降,“女性”便成为中国文学避不开的议题。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的女性主义(Feminism)思潮,更是带动了社会、思想和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王彬先生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但他的立场一定受到现代思想的影响,他一定是关爱女性、支持女性的。正因如此,他的文字充满了人性的温度,充满了仁良的理解。

以上,是王彬先生散文中的古今之变。还有第二个“变”,即现代/当代自身之变。鲍曼(Zygmunt Bauman)曾指出,所谓当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流动性。“从现在开始,时空关系就变得是流程性的(processual)、不定的和动态的,而不再是预先注定的和静态性的。” 如今的中国也是飞速变化的,太多的新事物来不及建立法度,成为新的“传统”,便被无情地淘汰。王彬先生是北京人,北京既是古都,又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场地,生活在这里,他体验到的“变”,或所谓“流动”,自然更加直接。

他非常关注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传统。与古典文学相比,现代文学的存在时间并不长,但毫无疑问,它已建立起某种“小传统”。这个“小传统”,集中展现在鲁迅先生身上。《袒露在金陵》便有若干关于鲁迅的篇章——这也是全书中我最感兴趣的部分。这些文章以鲁迅的北京生活为背景,聚焦于鲁迅与朱安、周作人、许羡苏等人的关系,探讨现代文学“小传统”之构成与流变。在《故园的女人与花朵》一文里,王彬先生提到,有一年,鲁迅居住过的砖塔胡同84号将被拆除,他为此致信西城区负责人。努力没有白费,他得到了暂不拆除的官方回应。而周氏兄弟居住过的八道湾11号,他也曾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请求保护。王彬先生所为,体现出他身为现代公民兼文人的责任心;而其行为背后的逻辑,则是基于对现代文学自身传统的认可。如今,这一新兴的“小传统”与城市改造照面,二者都处于当代的“流动”中。王彬先生能客观地看待这种“流动”,并作出表率:城市是现代文学的土壤,城市化又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在顺应历史之大变局的同时,尽可能地去保护各种有价值的“小传统”。

王彬先生散文的第三个“变”,是写作手法之变。不同于传统散文集中于对具象的描摹,《袒露在金陵》常使用散点透视,还铺设了诸多“虚景”。请看《旧句什刹海》:

况且,况且在元时,这里的烟波较今天要浩渺许多。其时称海,依北京人的习惯叫海子,是大运河的终点。南来运米的漕船在这里锚泊,自有一种锦帆蔽日的盛况。

这篇文章是写赵孟頫的。在赵孟頫生活的元代,什刹海长什么样,今人已无法说清了,王彬先生也顶多是在书里读到过。那么,怎么去描写什刹海,从而还原赵孟頫的生活空间,使文章的成色更饱满呢?作者的做法,是请视觉想象来帮忙。他想象当年的盛景,“烟波较今天要浩渺许多”、“自有一种锦帆蔽日的盛况”。这种手法,让我想到施叔青的《行过洛津》:这部小说有一个精彩的开头,同样是用视觉经验还原了清代的鹿港,读起来就像在看一幕电影。

再来看另一篇。在《瓦当,或涂满蜜和蜡的蜂房》一文中,作者回忆当年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特意提到了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

在263号西部什刹海的银锭桥之南,有一条叫“北官房”的胡同。在那里也有一座四合院,曾经作为学员宿舍。那个地方我也去过,插秧似的挤满了各式各样丑陋的小棚子。当然,这是现状,而在当时自然不会是这样。住在那儿的学员每天至少两次穿过银锭桥,所谓“眼波流转在眉心处”的地方,晤对朝青暮紫的西山岚影,怎么想都是赏心之事。现在呢?

这段话的时间线很有意思。“曾经”、“去过”、“这是现状,而在当时”、“现在呢”等提醒我们:作者的讲述已不是传统的固定镜头;他用的,是电影的分镜头,时而讲现在,时而又跳回当年,其中不乏个人想象。他的跳跃速度很快,但切换非常自然流畅。短短几句,便将旧日北京胡同的人文和风致,简俏地勾勒在纸上,兼含当下的主体情思。这种时空腾挪术,正是写作手法上的革新,显然受到叙事学的滋养,较之传统散文已有很大差别。

最后,我再简单地谈一谈《袒露在金陵》的语言,这也是全书紧紧抓住我的地方之一。王彬先生的语言自成一味,从容,古雅,散发着淡淡木香;既见真情流露,又有含蓄克制,在表现当代性时不失古典文学的神采风致。醇熟的语言,是作者多年淬炼的结果,颇见写作的控制力。正如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所说,控制力就是“始终在风格上和情感上掌控你的材料” ,《袒露在金陵》的语言、风格和情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作者对散文文体的自信心可见一斑。总之,围绕着散文之“变”,王彬先生在现代与传统之间调配出一道独特的香型,用一篇篇漫溢着迷人馨香的华章,展示出散文文体所能达到的成熟度。他的开拓,或许正预示了下一个阶段的散文走向。

杨碧薇,云南昭通人。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学术研究涉及文学、摇滚、民谣、电影、摄影、装置等领域。出版作品:诗集《坐在对面的爱情》《下南洋》《去火星旅行》(待出),散文集《华服》,学术批评集《碧漪或南红:诗与艺术的互阐》。现任教于鲁迅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