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夏天还未过去，冬天还远未到来的某一天，我正在云层之上，一缕阳光从小窗上打进来，我似乎被瞬间致盲，赶紧把遮光板拉下。可没过一会儿，广播里要求把遮光板打开，飞机不久后将要降落。我把手放在安全带上，闭着眼睛想象如果降落时突然发生意外，自己死了怎么办？瞬间灰飞烟灭应该不那么痛苦。那时，先走一步的伯父会不会嘲笑我，仍是一个办事不利的毛头小伙。

伯父死在深水埗一间摇摇欲坠的唐楼里。我记得，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去年春节期间。他回乡探亲，穿一件白衬衫，扎在西裤里，鞋子很新，尽管已是六十岁的人，收拾起来依然精神抖擞。在鞭炮连天的节日家宴上，他颇受欢迎，乡音里沾了一点港台腔。其实，虽然在香港生活多年，可他的粤语仍不是很流利，但这无碍于他在村里受人尊敬，人们不时讨教几个粤语词汇，浓郁的气氛就像我母亲突然打开封盖的腌菜，让人食欲大振。

他带回进口的香烟、进口的糖果、进口的滋补品，上面的英文字母看得人眼花缭乱，本来极普通的一天被人与物浸泡出团团喜气。

和他的同龄人比起来，他的气色和精神都好出太多，他的一些朋友都来看他，大家坐在院子里聊往事，好不热闹。远归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衣锦还乡的荣耀感。

大半年后，听到的却是他病逝的消息。

伯父有两张储蓄卡，一张汇丰的，一张东亚的。密码是崔娜告诉我的。伯父临终时，她作为义工抚平了伯父的眼睑。伯父租住的地方，是她外祖母的房子，一间糟糕的住所——劏房。她可能不想让我关于伯父的虚构耽搁太久，便掀开死去之人生前的一面，也许是不堪，也许是困窘，她带我去，如同带着一名为观影而雀跃的孩童，看的却是出乎意料的悲剧。那一刻所见，让我完全不知如何适应一个人的活着与死去，逼仄的空间好像还见得到伯父生活的点滴遗迹。家乡的人如果知道伯父暴毙于这样的住处，知晓他事实上骨瘦如柴的人生，不知会如何议论。在此之前，我对香港所有的印象都来自报纸上铺天盖地的宣传，还有港剧、电影里所呈现的建筑景观，那是我想象中独居的伯父的生活，他应该有一个比所有人都好的晚年。

见多识广的崔娜明白我的所思所想。她说，在外的人即使过得再怎么艰难，也希望在故乡有个好声名。你要往好的方面去想，如果你伯父住独立屋，那只能等尸体发臭邻居报警才能被人知晓。我第一次遇到奇怪的安慰。崔娜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也许比我小一两岁。

伯父唯一的紧急联系人是远在海岛的我的父亲，他的亲弟弟。崔娜察觉到我情绪的低落，拉着我的衣角，叫我出去。

南方的城市，气候与生活，总有许多相像之处。左手边的“大家乐餐厅”，是伯父常去吃饭的地方。三四十块港币一份的套餐，平价便宜，很适合像伯父这样的老人。我们走进去，不是饭点，只有零星的人在喝港式奶茶，一个人占一个座，都是上年纪的人。

崔娜让我坐着，她自己去点单，她觉得我对流程不熟悉，不想让我在她面前尴尬。我想，如果没有她，我真不知道怎么应付这趟艰难的差事。我觉得自己太年轻，二十五岁，还没真正经历生死，父亲却派遣我来处理伯父的骨灰。临走前，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落叶归根是你伯父的梦想，不然他不会在这些年都回来过春节，人老了，才会记起故乡的好，都有思乡病。

但是，当崔娜把伯父留下的纸条递给我时，我却觉得父亲全错了。来之前，我想了种种办法，如何携带伯父的骨灰回去，而这纸上的托付把一切都解决了。伯父说，把他的骨灰撒到维多利亚港湾。虚弱无力的字迹颤颤巍巍，想必这个想法盘桓在伯父的脑海已久。我不会把伯父的愿望告诉父亲。我知道父亲一定会觉得这不可思议并一定会让我把骨灰带回来。我不清楚为何活人可以随意违背亡者的愿望，也许是因为亡者的决定必须由活着的人完成。

思绪如蝶翩跹之际，我的“出前一丁”（一种饮品）上来了，加了热狗，闻着挺香，我吃了一口。

我看了一眼路对面的商铺，墙上挂着的水洗白的牛仔裤，和崔娜身上那条很相似。深水埗一带林立的服装店，让我想起得胜沙，我妹妹在那里经营一家女装批发铺面。而深水埗的经营模式几乎跟得胜沙一模一样，它换季清货时价格甚至比得胜沙的批发价更便宜。崔娜说她的裤子才七十块港币，穿了很久，越洗越白，有一种老当益壮的好看。

伯父生前最后的工作就是给这些服装店卸货装货，返乡的他却从不提，也许是认为不体面，难以启齿，对父亲的询问也从不正面回答。

崔娜让我把纸条收起来，但我仍旧埋着头，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不敢把它装进口袋里。我知道自己伸过去的手会宛如一个帕金森病人，我不想让崔娜看到我这样子，便遮遮掩掩地把勺子重新放入碗里。她见我不言语，便说，我先帮你收着。她把它装进背包的第一层格子里。

崔娜的脸涂了粉底，天气热，汗将她的脸抹得一块深、一块浅，可能是匆匆忙忙赶来见我，来不及画一个很好的底妆。她的大波浪头发松在肩膀上，像蓬松的紫菜。她普通话说得很好，她说自己的妈妈就是海南来的，也会说几句海南话，最喜欢吃文昌鸡饭。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北角一家非常小的甜品店。店老板是福建人，数十年前就来到香港打拼，说粤语时有口音，知道我是外地来的，特意帮我换了一个大碗，算是优惠。我点了芝麻糊，崔娜点了“杨枝甘露”。她说这里很偏，没有大商场，游客也很少来到这里。我说，但是酒店便宜，四百多块钱一晚。她说，不，现在淡季，即使你住在旺角也不会很贵，同样的价格，一路过去还都是可逛的地方。我拿出地铁卡，说，没事，我有这个。她笑，你真是百事通，融入好快。

旺角下来是油麻地，油麻地下来是佐敦，接着是尖沙咀，前来扫货的人熙熙攘攘，拉着箱子，三步两步闯过狭窄的街道，拥进店铺。以前崔娜也做过代购，有一个朋友让她帮忙买化妆品，顺便问她香港是否到处都是外国人。她觉得这句话很无知，就连她母亲的故乡人，也对香港充满了好奇，那是他们想象中的流光溢彩之地。她回话，说在中环有很多外国人，但是深水埗，少。深水埗，是穷人的地方。我诧异第一次见我的她，就随便抖露了她的秘密。是的，从我的角度出发，这是她的隐私，而且，我对代购不是很了解，只知道在我的城市，越来越多的港货店不断关张。

2

崔娜要回去给外祖母送饭，临走时建议我去旺角逛逛，最好是把北角的房间退了，换到那里去，搭乘机场大巴也方便。我说我再想一想。明天先去九龙殡仪馆取骨灰。她说，你走的前一天再取吧，我先带你转转你伯父生活过的城市。我察觉到她内心有无法拒绝的热诚。

香港是一个没有日夜之分的城市。光跑得比黑夜还快，所以黑夜还没爬满天空，地上所有的灯就都盛开了。人就在这姹紫嫣红的光芒中走着，叫着，买着，看着……

崔娜让我往后转，头往后仰，然后问我是不是看到一个颠倒的世界。

她在外祖母家，最喜欢做这个动作。她有一种错觉，这才是她正确的视线。她就这样看了好一会儿窄窄的天花板，眼睛根本不用转，就将一切都看完了。那盏灯借的是外面进来的光，幽幽荡荡，在墙上随意攀爬。她感觉自己已经死了，死在一场毫无知觉的梦中，死在外面醉生梦死的灯火里，死在深水埗那一排排廉价的服装店铺里。有时候，她真的很想把自己的脑袋破开来，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她给在深水埗经营服装生意的亲戚做兼职，打算有钱后去英国很著名的圣马丁学院学服装设计。我说我不懂。

她慢慢拉直身子，跟我走进地铁口，她要回九龙塘，带上母亲准备好的保温饭盒，再次出发去外祖母家。她说每次从那狭窄的楼梯走上去，总觉得自己生出了忧郁症。黑暗与腐烂从墙壁渗出来，深深地罩住她，她拼命地走，推开从来锁不上的门，听到外祖母拉长的呻吟，就像谁用手钩住了一根橡皮筋。她把饭放到那张小桌上，然后连招呼也不打就奔出去。至今她都无法适应这种生活。

接着，她叫我先走，她的地铁卡没钱了，她要去充值。她走向自动充值机，我去往了另一个方向。我回味她的话，不知这样的倾吐是否有别的含义。

我回到酒店时，已经八点多了。房间窄得只能容下一张一米宽的床，洗手间很小，热水器、洗手台等却都配备齐全，比我在村里的房子还干净。我想，如果我在这里有一间可以居住的房子，出门就是便利的交通、商场，还有较高的工资，我也会和伯父一样不会回乡的。伯父和家族里所有人都不一样，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于是，外出闯荡便成为他年轻时的不二选择。听父亲说，伯父当时拿了探亲签证，在香港亲戚开的饭店里帮厨。吃苦耐劳又聪明的伯父做了好些年，直到和当地一名寡妇结婚，才辞工不干。那些年，他几乎中断了跟家里的联系。后来，微信普及后，失散的血亲都在网上重新建立联系，家族群日益扩大，虽然平常极少有人说话，但一到节日，都会因为伯父的大红包而热闹起来。

伯父有一本相册，是这些年他跟各种所谓大人物的合影。他在家乡的那几天，最爱在院子里翻着相册给来访的客人一一介绍。每年同乡侨胞都会在香港的一家酒店举行聚会，他每一场都不曾落下，一道一道的菜肴端上来，被服务员公平分给在座的每一个人，即使他很饿，也绝对不会表现出饥饿难耐的样子，那里鲍鱼、燕窝总是有的，鱼肉鸡鸭也必不可少，这是他平常难以吃到的东西。有了手机之后，他会把菜肴拍下来，发到家族群里，讲述他幸福的节日时光，他总是健谈的，让人艳羡的。

他在村里的那几天，那些年过半百的村民也喜欢跟他合影，然后快活地去镇上的照相馆冲洗，保存起来。父亲也帮伯父弄了一本同款相册，伯父回来时，厚度便会增加几页。

我的眼前浮现出两本相册，都是伯父人生的留影，一本是主角，一本是配角。我又记起他生前居住的地方，如果村里人知道他实际的生活，一定会说还不如留在宽阔的老宅里。房子重建时，父亲说盖祖屋的费用两兄弟都各自出一半，问他要了钱。我为父亲的直接张口感到羞耻，我心里清楚，并无子嗣的伯父没有多大意愿继承祖产，父亲占了伯父的便宜。父亲一直占伯父的便宜。

村里人还会说，在村里镇上过着逍遥的晚年、每日早出晚归喝老爸茶不比在那棺材房里躺尸好吗？他们不清楚老爸茶其实是港式早茶的低配版。他们还会觉得伯父是一名彻头彻尾的骗子，年年生造衣锦还乡的假象。谁能知道他在远方的情况呢？只要他不说。

我知道父亲为什么愿意花钱让我来处理伯父的后事，他相信伯父有大笔遗产，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洗完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儿，通过一扇小窗可以看到外面同样狭窄的道路。狭窄是不是让此地的居民更有人情味一些？我穿上衣服拿起房卡，决定去午夜的街上走一走，虽然北角没什么好逛的。

有微风，天气和海岛很像，如果把语言去掉，生活习惯也很像，都是特别典型的南方城市。但是，这座城市的气候并不在村里人的思考与比较之列，而是彻底隐遁在遍地黄金的想象中。他们上下打量的艳羡眼神，仿佛我能把他们的白日梦一并捎到香港去，仿佛我这一趟来回必定改头换面。死去的伯父已没有什么值得追忆，那些热络的见面因他的死不复存在。

这不是一个友善的夏天。

北角一带的商铺都关门了，也没有看到可供消遣的酒吧。粤剧院上有被余光照耀的斑斓海报，这是唯一的喧嚣之处。我站住，望着上面画着浓妆的演员，记起伯父赞助的一场地方戏演出，从服装到妆容跟粤剧是如此相似，唱词用的却是本地方言。父亲曾经提及伯父少年时就喜欢跟着剧团学习。他长相不错，嗓子也好，在台上当过小配角。也许这也是他不满足于待在小乡村的原因。

3

从前，伯父过世的妻子每天早上都会去伯父工作的饭店吃早餐。每次都点一样的食物。她喜欢那些特制的酱料，适当地洒在白色的米粉上，她用筷子将一摞米粉搅拌，米粉弹力十足，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她发现每隔三个月，味道便会出现空缺，那些精细的佐料也跟往常的造型不一样，她能从一粒油炸花生米的颜色看出火候的力度。她问服务员是否换了厨师。服务员告诉她，一周后负责这一块的厨师就会回来。她在那里吃了整整一年，通过食材的味道准确知晓伯父的行踪，何时离开，何时回归。她四十五岁，是一名住在荃湾的寡妇。伯父三十七岁，单身，在混乱不堪的后厨专心于自己的工作。

“其实，阿智，我不是很清楚他们的第一次真正见面是什么时候，应该是我姨妈要求的，她想见一见厨师，好奇什么样的厨师才能做出这么对她胃口的食物。她知道那些卤汁真的很难配出适合的口味，因此，她认定你伯父是一个细心的好人。”

从中环地铁站出来，穿过置地广场，一排简陋的棚子突显出来，里面贩卖着各种廉价商品。兰芳园就夹在其中。我和崔娜手持兰芳园丝袜奶茶，这家在网上爆火的店和内地那些豪华装潢的店铺不堪一比，排队的人却很多，都是慕名而来的内地游客。我们站在店侧的青石台阶上，慢慢地聊着。也许是因为崔娜，也许我此行的目的不是旅游，也许更因为是伯父，我觉得自己跟香港有了某种隐秘的联系，我知道自己眼中的香港和别人眼中的不一样。我买的单，不贵。对面两个女孩正互相给对方拍照，刷成蓝色的墙壁，在天空下确实出彩。崔娜说，你要不要来一张？我说，我又不是游客，我是来办事的。她听出我的不悦，觉得我时时刻刻惦记着伯父的骨灰，不得轻松。她闭口不言，往台阶的下方走去。我亦步亦趋。

父亲并未给我打电话，也没有给我发任何短信，资费昂贵，父亲也以为电话无法打通。

绕了几圈，崔娜把我带到山上的大馆。她一厢情愿地安排我的行程，我在露天空地里停下，不愿再挪动。她说：“你以为我是胡乱带你来的吗？这些都是你伯父还有我姨妈一起走过的地方。

可我不想动，盘腿坐在地上，坦承自己跟伯父并没有很深的感情，对别人的故事也不好奇。返乡过节的伯父从未提过这位无人见过的女人，但是村里人几乎都听说他获得身份的主要原因是他和一名有钱的老寡妇结了婚。

崔娜说，你相信这样的话吗？我说，半信半疑。她也坐在我的对面，树荫下阴凉惬意，乐团的歌声从馆内大厅慢慢飘出来，悦耳。她重拾未完的话题。

“我姨妈的孩子们反对得很厉害，我们家所有长辈也都反对，怕你伯父骗钱。我看过你伯父年轻时的照片，挺帅的，和你很像，但是我姨妈执意要嫁，我的表姐表哥找律师拟了婚前协议，荃湾的房子挺值钱的，而且我姨妈还持有一些基金。”

沉默开始在来自四面八方的杂音中蔓延、扩张。

在这弥漫海风的山上，我感觉身体里某个部分正被瓦解，也许是崔娜的话盘踞在了那里。我说，可以理解。感情这种东西不如金钱可靠。

“不，你错了。”崔娜直白而犀利。

“他们认识不久，你伯父就搬入我姨妈的房子，尽管当时她在国外读书的孩子竭力反对，他们一个学法学，一个学金融，都是厉害的人。有时我不知道人高度发达的一面是否压制了本该也发达或者正常的一面。如果你见到我的表哥表姐，你一定不喜欢他们咄咄逼人的样子，但是，在法庭上，在谈判桌上，他们必须要这样。无可避免地，他们知道你伯父的背景，信任永远无从建起。”

“你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

“他们都恨我，恨我以下犯上，恨我管这个事。我就看不惯他们对你伯父的态度。”崔娜的嗓音突然高昂，失去耐心。她的脸庞被树的阴影覆盖，却依然显出十足的年轻气盛。对比之下，我突然觉得自己未老先衰，无论做什么都提不起任何激情。面对伯父的死，我没有很大的悲伤，他这一生几乎都没有我、我父亲等亲人参与的余地。

我说：“你为什么要掺和人家的事？自讨苦吃。”那时的崔娜还很小。也许她指的是伯父后来处处受窘的生活，即使结婚了，也是寄人篱下。在崔娜的话里，伯父过得并不如意，但是具体是哪些不如意呢？

崔娜锐利地看了我一眼，说：“这是人家的事吗？我要站在正义的一方，我认识的人，我相信的事，我一定要断出一个是非来。你根本不知道你伯父经历了什么。如果不是我的表姐把你伯父赶出去，他会这样子吗？如果他不是真正喜欢我姨妈，他会这样子吗？年龄相差八岁又怎么样，我姨妈显年轻，你伯父显老，根本看不出年龄差好不好。你想过他怎么会搬到劏房的吗？因为我姨妈有房，他申请不了公屋，即便我姨妈死后，他符合申请条件了，但是你知道要等多久吗？他为了省钱，为了帮你家，他经常提起你爸爸，提及他小时候在那个村子的事。即使我不能理解，但是我知道。”

我无法让激动的她平静下来。她浓密的秀发在微风里轻轻浮动，泛着金光的发尾被吹到她红润的唇上，像风送来一场哀悼的仪式，她没有拨开它，她的脸是一张四四方方的祭台，她的呼吸和表情的凶猛如同祭祀的线香，在某一时刻，肃穆庄重。她现在的样子和初见时判若两人，也许她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我不擅长安慰人也不擅长接受别人的安慰。父亲吩咐我做事，问进度时我总是习惯性地回答：还没。此刻，我在心里说，还没。“还没”，意味着一切还未开始，一切还未结束，一切还在进行之中。我希望听到崔娜说更多。她却说，你知道吗？大馆曾经是监狱，巨大的——监狱。

4

崔娜给伯父缝制了一套得体的西装，在她从事现在的兼职之前，她在一家西服定制店当了很久的学徒，已可以独立制作。她觉得自己准备得还不够充分，她把自己申请学校的时间再次推迟。做出这个决定后，她知道伯父查出了重病，他唯一能告诉的也只有她。伯父依然在工作，只有她依然不时去探望他。

她觉得伯父算是一位亲人。她见过姨妈临终时他的渴求。她不知道为何表姐会把他堵在医院外面，不让他进去。

我想，我需要听这些事吗？我需要了解伯父的过去吗？我来此的唯一目的仅仅是处理伯父的骨灰，我把所携带的证件包括原件复印件都装在文件袋里，就怕万一被盘问，被审查。死人的事并不比活人轻松多少。我突然产生了厌倦之感，不，应该说是对这繁华的人间有了厌恶，但是，即使厌恶你能改变什么吗？我惧怕自己的无动于衷。

“也许是我从你伯父身上看到了我妈的影子。我妈妈是被我姨妈介绍给我爸爸的。我不知道我爸爸为何会接受我妈妈。她长得不漂亮，如果你见到她，一定会为她的肥胖感到惊讶。”

她站在一侧，看着我办理入住手续。我采纳了她的意见，退了北角的房间，搬到旺角维景酒店。这里有直达机场的巴士，不用打的，那样太贵。我把行李寄存在前台，和她一起先去汇丰银行取款。她问我，要全部取吗？我说零头就不必了，不是本人，无论是在内地还是香港，在柜台办理都很麻烦。伯父告诉崔娜密码也是这个原因，省时省力。

她说：“你伯父永远不会给别人添麻烦。如果不是你伯父一直照顾我姨妈，我姨妈肯定早死了。后来，他们给姨妈请的是护工。也许是怕你伯父来了，照顾了，最后索要护理费吧。人总是要先把别人想得坏到极点。你肯定没听过他们一起说家乡话，我听过。”

哦，对，伯父和她姨妈都是老乡。

我察觉到前台的眼角余光在崔娜的脸上闪了几下。我快速把房卡装在兜里，转身走出去。崔娜已经把今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崔娜一边走一边拿出气垫给自己补妆，我看到她原来的激烈情绪被粉白抹平，神采慢慢回到之前的样子。附近就有汇丰银行自动取款机。

去到玻璃门前，透明的，那冰凉的机器就在空调底下吹着，更加冷飕飕。崔娜问我是否需要指导，我说大同小异，便钻进去，无处不在的冷让我觉得自己的衣裳都缩水几厘米，温度调得太低。我终于明白为何那些职员都要穿西装外套，一是职业化，二是在屋内避免被冻着。

崔娜也跟着进来。狭小的空间里站了两个人，可以闻到彼此呼吸的气味，她的味道是浓烈的香气，我不清楚是什么味道，我从未用过香水。我决定到时要带一瓶香水回去，喷一喷容易出汗的腋窝。

除了呼吸的热气让彼此的脸像薄雾，身体还是冷的。两双眼睛都盯着屏幕上显出的数字，一万零几十块，我取出整数，放在自己磨损得不成样子的帆布背包里。崔娜提醒我背到前面。我说没事，却还是把背包转到胸前。

我今天答应她，取款之后要给她买一本时装书和一本时装杂志。她说附近的一栋大厦就有小书店，让我跟着她来。其实，我不会花这笔钱，我要带回去如数交给父亲。另外一张卡上的钱，拿来支付其他费用。

我们走路抵达藏在油麻地一栋老旧大厦里的书室。一张陈旧的老桌后面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他黯淡无光的眼神淹没在排列得不算齐整的书堆里，四散的霉味和外面热闹的商店格格不入。各种书籍因客人稀少而有散漫自在的荒凉。我对书并无特殊的好感，也从未特意去逛过，我想起自己研究生毕业时，除了留下有用的笔记，课本在离开学校前都处理掉了。这是我对分别的态度，希望把一切交接得一干二净，希望不留存任何物质的回忆，毫无负担。

此时，在这狭窄低矮的空间里，我却突兀地想起伯父的劏房，人到底需要多大的尺寸容纳自己的活着？

崔娜白净的手掠过书架上成排的或新或旧的书籍，仿佛是一种久违的抚慰，一种久违的沉思。她是一个特别的人。她让我对香港充满无可比拟的好感。她搬离父母家独自租住在深水埗一栋几十年楼龄的大厦里。她在家里过得不是很愉快。一个二十五岁的人，要交男朋友，要工作，要结婚，而不是还想着做衣服，去国外。

她受不了自己母亲的冷嘲热讽，宁愿一个月多花几千块钱租金住在外面。但这样她就很难攒下钱，内心经过一番艰难而绝望的斗争，还是决定走一步算一步。如果就那样放弃了，她就跟其他人没什么区别。她的住处除了一米宽的床，便是各种裁缝的工具和改良后的衣服。她买来清仓打折的自己又喜欢的衣裳，在晚上一件一件地琢磨着、拼贴着，她自信自己的手艺，却从未把它们展示给除她以外的人。她给它们拍了照片，为将来的作品集做准备。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伯父吗？因为他的执着。当然，他们结婚时我才一两岁，完全记不清，但是，这场婚事被说了二十来年，我耳濡目染也能知道一些是非。如果不是其中的一方或者双方坚持，他们绝对走不到一起的。不是说，儿女大过天吗？你家乡话翻译过来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她背对着我，语气轻松。也许是这空间里的琳琅像甜美的馅，让她原本激愤的态度融化了。提及这件事，她便更客观公正。另一种可能是她想让我更了解我伯父。我心里却想着如何处理那盒毫无生气的骨灰，是用劲抛入还是走到海里，在没过膝盖的海水里把这些粉末完整地倒进去，让它们随波逐流。我完全没有想好。我从小生活的镇子有一条河流，但从未进行过水葬。

她抽出一本香港本地媒体人编辑的杂志，就叫《香港，香港》。其中内置的小册子，打开来便是一张如书桌般大的图文并茂的介绍，装帧设计是中等偏上的。她转过来对我说，这本。不是她说的时装杂志。

我本来还想问她是否还要挑选，最终还是走过去付了钱。男人只是用戴着老花眼镜的脸指着书的定价，也许过多的言语是一种浪费。他有他坚固的世界，外人攻而不得。

5

房间在十二楼。电梯只到十一楼，我还要走一层幽暗的楼梯。同样大小的房间，隔了这一层，价格便不同。我有抬行李的力气，何况我仅仅背了一个双肩帆布包。两张双人床，隔得很宽，和报纸上谈论的拥挤完全两回事。也许因为内地游客不断地反馈，这家酒店有了全新的改造。这家店，在网上好评率很高。但对我来说，好评并不重要，我所需的仅仅是一张能把我身躯完整放入的床。崔娜说过，在这一点上，我是伯父的翻版。近亲，一些相似的基因便在两个人身上存在。但我知道，我缺乏伯父青年时代的活力。父亲说伯父出走时，好像把整个村子的朝气都带走了。那几日，他一下子无所适从，只能困在自己无聊的小家庭里消极度日，有气无力地回答人们好奇的问询。当时父亲早已结婚，还没有孩子，也没有工作。村里人也一下子失去了闲谈的对象。三十岁出头父母又已不在的人，能有什么出息呢？孤身一人的伯父活成了那个时期的笑话。多少笑声日日夜夜穿过密林，搭乘着顺风，冒着热乎乎的香气，撑大了人们的胃口，也扩大了夏天停留于此的时间，却扑不灭伯父向外闯荡的欲火。

笑话也有它存在的意义。伯父应该是在意识清醒时，躺在病床上跟崔娜回忆他的往事的。

我吃着崔娜从对面的床上递过来的智利樱桃，这是她在酒店马路对面的超市买的，打折后特别便宜，颗粒饱满，非常甜，我从未舍得买过。她说想跟我聊一聊。我不知她还有什么话要说，毕竟白天我们都待在一起。我还是答应她跟我进入了房间。我有一些龌龊的猜想，但是当她盘腿坐在床边，打开盒子取出并未洗过的樱桃吃的时候，我彻底明白她纯粹渴望说说话，别无他想。

空调的温度非常低，我把白色的被子围在胸前。觉得伯父死时也应该如我这样，被白色覆盖，只有死亡才是非黑即白。我努力回忆伯父返乡时热烈的样子，那是一种完全摊开的快乐，无偿地供来者随意挑拣。但还是有不好的风声从父亲那里传开，关于伯父的丧妻，关于他的膝下无子。于是富贵之外，世俗的遗憾就像多出来的一条尾巴，由于人们把它死死摁住，它便始终无法从伯父身上移除。但他看上去毫不在意，即使有人粗鲁地想把伯父内心的悲痛抬到明面上。有人是见不得别人快乐的，一个看似无懈可击慷慨大方的人，也必须要做好被挑毛病的准备。伯父是举重若轻的，面上有一闪而过的犹豫，却回答得非常妥帖。他用带回的昂贵蜂蜜暂时堵住悠悠之口。

我记得当时我就在旁边，用温水把这些新西兰蜂蜜搅开，一杯一杯倒给来家里做客的村人们。那时，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仅仅出于客气，仅仅出于他是长者，便听他的吩咐，替他待客。

在那暖洋洋的冬日里，泛滥的阳光还是穿透茂密的树枝，砸在每年都要搬出来的圆桌上，我的手背被晒得暖和，这话语不绝的热络也一直温着蜂蜜水，冷不下来的。我给伯父拿了一杯，他接过，笑得自由。

我问崔娜伯父临死的样子。在家乡，我如果这样问，父亲会立刻树立起完整的威严，训斥我的直接，骂我把脑子学坏了。自去年从一所普通学校研究生毕业一直到今年初夏，我一直没有工作，我想，我也正在成为村里的反面教材，努力地活成一个笑话。茂盛生长的言论侵蚀着肥沃的土地，让人寸步难行。

我想起我把自己关在白日的萧条里，在烈日午后，连虫鸣鸟叫都听不见，人即使在日光里，也照旧会发霉的，因为总有光照不到的地方。就是在那仿佛与世隔绝的日子里，我懂得了一些东西。但它们只是在脑海里，从未变成现实，变成可以支付之物。

崔娜说，至少不是哭着走的。人如果在死亡之时不哭，那就是幸福的。我说，你懂得真多。她问，你还要樱桃吗？太多了吃不完。我说，你带回去吧。她说，不，我就睡这张，明天早上跟你一起出发去取骨灰。我要回去，明天还不是跟你在殡仪馆会合？我不想一个人去殡仪馆。我说，你不怕吗？她问，怕什么？怕你跟我做爱吗？我取出两颗樱桃，一颗接一颗地吃完了。她仍然若无其事，继续说，我会报警的。

我拿起衣服去洗澡。

我出来时，崔娜已经把一整盒樱桃全部吃完了。她在被子里，说，最后那几颗纯粹是为了不想浪费，已经吃到索然无味了。她什么也没带，她决定不刷牙，不洗澡，就这样臭烘烘地睡去。我说，你确定不洗吗？湿漉漉的洗手间有陌生的气味，也许她不喜欢，我应该先问她的。她说，不了，早睡早起，关灯，谢谢。

我想，一个学裁缝的人，真的会容许自己这样吗？

6

我站在浅浅的海水里，空前缓慢地做一件事：把骨灰倒进去。天空蓝不仅染遍了海水，也让我成为另一个人。我不自觉地发抖，灰也随着我的抖动而落得弯弯曲曲。这陌生而知名的港湾，洒遍了我的胆怯。

“喂喂，这里不是垃圾场。”

这声厉喝让我本就不灵活的手战栗，应该说是我全身的战栗让整个笨重的盒子落入海里。盒子制作得并不精良，却想得周到，雕着花纹和屋檐，暗示死者的栖身之所。我突然懊悔没有接受崔娜的提议，乘坐天星小轮，在行驶的途中打开盒子……

我不知所措地看向发话的中年路人，他说的是别扭的普通话。崔娜用粤语跟他说了几声。我盯回宛如生命空白的它—骨灰盒，内心同样奔涌着空白，我不可抑制地抱住一旁的崔娜哭起来。在这热闹的海滩上，我空白的哭声强行插入，却并不引人侧目。崔娜轻抚我的后背，世上所有的杂音都在这瞬间消失，连同海浪一起。

她慢慢把我带离，然后独自返回把盒子里的东西全部倾倒，把空盒带回，连同布块一起扔到垃圾箱里。

她说我们终于完成了他们共同的心愿。她见我不明所以，解释道，我姨妈的一些骨灰就撒在这里。

后来，我解释自己并不是为伯父的故去而哭。崔娜的温柔若有若无，说，为什么而哭都没有关系。她仅仅穿一件黑色美背，小腹微微隆起，无论多瘦的人，都会有一点肚腩，这让我觉得她不是高高在上。她脚上是一双显眼的红色凉鞋，可惜脚趾没有涂任何颜色，不然一定更漂亮。

那年，她独自来到姨妈的灵堂，偷走了一手骨灰。那并不容易，也需要相当的胆量，尽管那骨灰曾经是她的姨妈。她的手被其中的一块碎骨扎破了皮，她把东西放进准备好的香包里，才去药店买了创可贴。姨妈希望葬在热闹的海湾，可以日日月月与繁华相伴，她是忍受不了寂寞的。第一个姨父去世后，她看到姨妈的脸慢慢枯黄，直到被我伯父的食物从长久的冬眠里唤醒。很可惜，她的表姐表哥都看不到这一点。她记得她去看病重的姨妈那日，在医院门口，看到表姐仰着脸，尖而黯淡的下巴像小李飞刀，对准了我伯父的要害，迫使他束手就擒。

她做完这些，很久以后，在她祖母的房子里见了我伯父，跟他说此事。伯父坐在床脚，苍老而灿烂，半晌才说，应该由他来做的。

我站在还未到开动时间的大巴前，很努力地听，但我还是分神。遥远的昨日，她带我去置地广场，叫我买了两张《毒液》的电影票，香港的翻译是《毒魔》，她说来了就不要错过，比别人快一步可以拿来炫耀，或者剧透给自己讨厌的人。她是漫威粉丝。可我隐约觉得她是为了让我摆脱糟糕的心境，她清楚我正因为伯父的消逝而怅然若失。我正思考在这些天里，我真正经历了什么。我又想起相安无事的夜，两个年轻的男女，纯粹地在各自的床上睡了一夜，一种绝对的放松，一种绝对的养精蓄锐，为了第二天伯父的事。伯父跟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她却比我还要关心。起床的第一件事我问她，不用报警吧？她说，我看人很准的。

……

她扯了扯我的衣角，问，你为什么学哲学？

你怎么知道我学哲学？

你伯父说的。

别的赚钱专业不要我。

还要北上吗？

南归才有北上。

她把挂在右肩上的黑色背包转到前面，打开拉链，取出书递给我，是之前买的《香港，香港》，说，上去吧。我没有马上接。她说，你的礼物。我说，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她说，下次记得。

我上了大巴，坐在邻近过道的位置，只能越过邻座的陌生人看向她。她微笑着朝我挥手，然后往巴士的尾巴处走，她消失了。视线总是有限，我还是盯着一无所有的窗外，即使旁边的人感到不适。我终究没有去买香水，留着下次。

车子开动了，我觉得自己将一无所有地回到故乡。

【作者简介：王海雪，生于1987年，文学硕士，小说散见于《钟山》《花城》《十月》《长江文艺》《山花》《雨花》等杂志，部分作品被转载。出版小说集《漂流鱼》等。曾获海南文学奖双年奖新人奖、中篇小说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中篇佳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