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鸭绿江的英雄老人
深秋的周末，我到家中看望师镇英老人。老人虽已是耄耋之年，但身板硬挺、声音洪亮，身穿一件红毛衣，显得庄重、宽厚和慈祥。我能结识这位曾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女战士，深感荣幸。因为我早已知道，她十几岁就参加了八路军，经历过战争的考验。前不久，老人在女儿陪伴下，走进电影院观看影片《长津湖》，激动得热泪盈眶。老人入戏太深，对影片提出微词：“赴朝时，志愿军乘坐的列车有上下铺，这不符合她当年赴朝时的真实情况，志愿军坐的都是闷罐子车，没有床，没有椅子，都是席地而坐。”
老人在音乐学院附中工作的女儿告诉我，当年，母亲在朝鲜战场上，耳朵被美国飞机投掷的炸弹震聋了，当时没有治疗条件，左耳从此失聪，平时说话声音很大，有些话还需要“翻译”。老人一开口就是当过兵的人，没等我发问，就开门见山地说，你想知道啥，我就回答啥。可老人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从她的抗日革命家庭，那一段段血染的风采说起，瞬间把在场的人带入70年前的抗战烽火之中。
师镇英老人祖籍山西汾阳县，父亲出身于书香门第，是一个开明绅士。1937年，日寇侵占了山西，老百姓誓死不当亡国奴，纷纷报名参加八路军。1938年，她的大哥和二哥一起参军，哥俩儿都上了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组织上派他们回到老家开展抗日工作，大哥和二哥都是地下党，都有公开身份作掩护。大哥在离村三四十里地的一所学校当教师，二哥开了一家面粉厂，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大姐是村妇救会主任，经常给大哥、二哥传递情报，站岗放哨。
那年，二哥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关押在大西北的大牢里。母亲带着她去探视，在监狱里，见到二哥遭五花大绑，绳子都快把脖子勒断了，母亲心如刀割，哭成泪人。后来，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二哥被释放，出来后又继续为党工作。他们全家共7个兄弟姐妹，一个不少都参加了革命。
15岁那年，二哥送她参加了八路军。当时叫人民剧社，后来改名叫吕梁剧社，也就是部队文工团，因是农村孩子，头脑简单，没听过多少革命大道理，就有一个单纯想法，大哥、二哥都是干革命的，她也应该跟着干革命。当时演出的节目多是连说带唱的小歌剧《血泪仇》《白毛女》，她个儿高，有点壮，没饰演过喜儿，光演黄世仁的娘。
在吕梁剧社呆了一年多，因为胡宗南要占领延安，组织上集中兵力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所以就解散了剧社，让同学们有家的回家。组织上想把她送到公校，可她惦记母亲和弟弟就申请回家了。家里也不太平，国民党和地主还乡团迫害老百姓，村里的人被迫躲进了山里，她刚到家就跟着母亲躲进大山，不幸又患了伤寒症，发高烧昏迷不醒，连母亲猝然病逝都不知道。可怜的母亲，临死也不知道二哥也已为革命事业牺牲了。那是1946年土改前夕，二哥领导农民“减租减息”，地主还乡团疯狂报复。一天夜里，还乡团来了几百人，把正在开会的二哥和其他同志堵在屋里，二哥他们手里没有枪，赤手空拳，竟被还乡团活活打死了，然后用汽油点着了尸体。大姐和三姐去收尸的时候，看到二哥全身被白布缠裹着惨不忍睹。大姐和三姐怕母亲接受不了就一直瞒着，所以母亲临死也没想到二哥早已不在人世了。大姐赶了一辆马车，跑了100里地把她接下山回家，可家里基本没有亲人了，原本是个大家庭，可为了抗日，一家人都出去革命了，是村里出名的“革命家庭”。现在，家里只剩下一个干了三十多年的长工和一个干娘，还有年幼的弟弟，她回家就成了弟弟唯一的亲人。不幸的事接连发生，敌人要搞强化治安，不断地抓人。村里想暗中保护革命家庭，但也保护不住。有一天，有人来到家里说要带她去谈谈，她只好跟着他们走。村长出面要带她去，说是去县城，走了二十多里路到了才知道，这是敌人的一所监狱，楼上楼下，充斥着被严刑拷打的人的哭叫声，被抓进来的理由五花八门，先抓进看守所再说。当时她还没有入党，只知道自己的哥哥是共产党。
开始过堂了。审讯的人问：“你为什么回来？”敌人知道家里已经没人了，她又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所以这么问。她回答：“父母都不在了，弟弟没人管！”敌人接着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她也害怕。虽然参加了吕梁剧社，但也没有人讲更多的革命道理，也没有书报可学习，就是农村孩子，小学四年级水平。敌人就反复问：“你为什么回来？你哥哥和你姐姐是不是共产党？”她想既然说不出来，也不能瞎说。第二次过堂，敌人拿来一个板子，放在旁边吓唬说：“你是不是共产党？说说你家里的情况！”她平静地说：“我父母都死了，哥哥们的情况不了解、不知道！”敌人要打她，她说：“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知道！”在监狱里关了四十多天，开始第三次过堂。敌人让她跪下，头抵着墙，敌人拿着熨斗式的铁板子，要往她的身上砸，她还是那句话：“打死我也不知道！”敌人没有再动刑，两天后，她被放出来了。
她们那儿有早婚的习俗，十六七岁就结婚了，邻居问她为什么不结婚？她说不能结婚啊，家里没有吃的，她用牲畜饲料和村里人换点豆子，和弟弟忍饥挨饿，勉强度日。坚持了有一年多，无论多苦，她认定还是要参加八路军。她听说部队在贺龙中学征兵，就去报了名。征兵的同志问：“你为什么当兵？”她说：“大哥和二哥都是八路军，都为革命事业牺牲了，我也当过八路军，还被捕过，可我都挺过来了。”征兵的同志听完很受感动，就把她收下了。
大哥和二哥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出宝贵生命的共产党员。大哥是在解放太原时牺牲的，年仅32岁；二哥牺牲时，只有28岁，还没有结婚。如今，汾阳县烈士纪念碑上，刻有大哥和二哥的名字。她第二次入伍后，考上了西北军政大学的西北艺术学院，因为她有参加剧社的经历。1949年下半年，全国虽然解放了，可国民党留下很多潜伏特务和土匪，部队组织了南下文工团，她积极报名，被组织批准。部队大多是步行军，也坐过火车。大概走了两天，走到四川成都，她到了军管会的文工团二队，成了一名女文工团员。她随部队到了重庆，有些人服从命令去了阿坝剿匪。文工团演出的节目是《刘胡兰》《白毛女》，她演刘胡兰的母亲、黄世仁的母亲，在重庆演刘胡兰母亲上坟的戏，她唱得入戏了，哭得下不了台。
1949年12月，她正式入党，刚满18周岁。她入党算是早的，因为有前段的历史，有家庭的背景，再加上她的表现。1950年，她老伴儿所在部队的战斗文工团到成都招生，要求是党员，只要一位女同志，她完全符合条件。就这样，她和老伴儿就在一个部队工作了。
1951年年底，她就赴朝了。那时上甘岭战役还没结束，他们的任务就是下坑道，代表军首长慰问志愿者战士，文工团战友两三个人分在一个坑道，就在坑道里为战士演出节目。刘胡兰的妹妹和她是一个部队。在朝鲜战场上，她给受伤的战士献过血，当时的战役是攻打老土山，队长带着她和几个战友刚出坑道，敌人的飞机就扔下炸弹了，她的胳膊被炸伤，左耳被震聋，永远治不好了。她为被炸弹皮崩伤了的战友包扎、喂水，战士一个挨着一个，等候命令，一呆就是两三天，也不脱衣服。刚去朝鲜时经常闹肚子，也没有办法处理，没有裤衩，就是一条军裤，方便时就找一只小桶。那时候的艰苦，可不是现在人们能想象得到的。比如伙食，坚守在坑道里，就是吃压缩饼干，后来能吃到馒头和米饭。炊事员每天天不亮，就要到外面接坑道里的水来做饭。
老人于1953年回国，1956年部队大批转业时，被组织分配到天津工作。结婚时，她已经29岁，是正排级，老伴儿是副连级。刚到天津，就搞农村合作化，1957年，她被下放到南郊南马集，那儿有戏校的、梆子剧团的，人家周六就回市里的家了，她不回家，仗着身体健康，和村女书记一起工作。“我啥农活儿都会干，干得死心塌地。老伴儿当时因关节炎离开部队，到陕西话剧院任院长，为了和我团聚，放弃了自己理想的工作。”老人说，“我这辈子没有什么遗憾，我找到了自己心爱的老伴儿，和我一辈子同甘共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