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真：1980年代京城的四季花事与文化地图 ——止庵《受命》读后
内容提要：止庵的长篇小说《受命》在讲述一个与伍子胥、哈姆雷特故事遥相呼应的当代复仇故事的同时，还以考古学家或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姿态，细描了1980年代中期北京城的四季花事与文化地图，既还原、营造了有着感官温度的生活、时代氛围，构成了文学真实的坚实土壤，又在其基础之上生长起诗意与精神、审美之花，也即“真”既是“诗”诞生的基础，又是“诗”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受命》 诗与真 京城花事 文化地图
在肖复兴以记述、追忆北京城的老建筑、老院、老街巷为主的散文集《蓝调城南》中，曾介绍了老北京关于京师花事的一条谚语，即“崇郊寺的牡丹，花之寺的海棠，天宁寺的芍药，法源寺的丁香”，并不无遗憾地讲到，那时候北京人看花是有讲究的、不能够乱套的，就像《红楼梦》的时代赏花时是要作诗的，如今虽然花多了到处都是，但已没有以前那样的情致。1诚如肖复兴所言，如今是用手机拍照留念代替了昔日赏花吟诗的情致，但在止庵新出的长篇小说《受命》中，在1980年代中期的北京城，在智能手机远未问世、人们联系还需要座机的时代，在当下北京小说甚至是都市小说创作中很少被详细描写的四季花事，出现在了小说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增添了故事氛围的真实可感与风花雪月的文艺气息，四季花事也一度构成了几位爱诗的年轻人的活动背景，虽然他们未再像大观园里的文艺青年们那样为花作诗，但还是让诗与花又有了某种联系。
《受命》的故事主要发生在1984年春到1986年1月间，经历了两个春夏秋冬，作者以鲜明的季节更替为时间轴，讲述了一个糅合着哈姆雷特风格、并与伍子胥的故事遥相呼应的当代复仇故事。从视觉的角度讲，整部小说仿佛是一长卷动静相宜、工笔细描的“清明上河图”，跟随着书中人物在街头穿行的脚步，徐徐展开了京城的四季花事，勾勒并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城的文化地图。
一
《受命》对京城花事最为详细、紧密、铺陈的描写，是小说一开始的1984年由春至夏的这段时间。1984年春的某天，牙科医生陆冰锋到甘家口去看望患阿尔兹海默病的母亲，看到母亲房间窗外一大丛开着鲜黄花朵的迎春花，院子里或花朵繁密或将开未开的紫荆、紫叶李、桃花、碧桃，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如伦勃朗的画作似的从深色背景中突显出来。这次回家，母亲赶在记忆丧失之前，特意告诉了冰锋造成其父悲剧命运的加害者，乃是父亲原单位的部长祝国英。父亲在1957年“反右”时被划分为“极右”、下放到东北农村劳动改造、摘帽后又被强制办理因病退职手续只能带着家人离京回南方老家、迁移过程中父亲档案丢失成为“黑人”、病情加重时到京求医因走投无路而服毒自杀甚至后来迟迟不能平反，都与这位父亲曾经的老战友、同事的举报、加害脱不了干系。自此，作为小说情节推动力的冰锋为父复仇的使命拉开了帷幕，整部小说的叙事也是紧贴着冰锋随后的一系列活动，通过他的行止、观看，描摹了1984年北京街头、院落、室内热闹绚丽的花草树木，小说的主要人物也在此期间一一登场。
比如，冰锋到部里打听仇人祝国英部长家的地址，路过鼓楼时看到几棵开着粉色、白色、紫色、黄色花的玉兰树；到祝部长家所在的崇文门附近的胡同，有开满浅粉色花的榆叶梅和开着白色或紫色花的丁香；到父亲生命中最后的居所、自杀而亡的和平里，看到胡同路边一排花谢得差不多的杏树；到父亲的同事、曾经帮助过父亲和自己家人的贺叔叔住的北太平庄，有开着淡粉色花朵的泡桐树和开满细小白花如积雪的流苏树；到位于海淀黄庄的海淀区文化馆参加诗歌朗诵会，已是杨柳絮飘飞的季节，路旁的洋槐开满了花。在这次诗歌朗诵会上，冰锋结识了曾经是画家、现在写诗还想做诗歌评论的工人杨明，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在一家行业报纸做编辑、一心一意要当诗人的绰号叫Apple的燕苹，尚在北大英语系读书的仇人祝国英的女儿也即小说的女主人公祝叶生。四位文学爱好者相谈投机，成立了诗歌小组，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文化事件如“朦胧诗”“星星”画展和文化名人如写《一代人》的顾城、写《相信未来》的食指等，开始不断出现在他们的交谈中，京城的花事与诗也开始有了交集。
诗歌小组的聚会地点是在交道口附近胡同的Apple家中，此时已渐渐入夏，Apple家院中的花草树木更为繁盛，有开着红色、粉色、白色的大丛月季，有粉色的矮牵牛和爬到窗下的蓝色牵牛花，有红色的串红、黄色的孔雀草、紫色的鼠尾，有结着小花苞的珍珠梅、开满淡红色花的紫薇和在树枝顶端开着一束束明亮小黄花的英文名叫goldenrain tree的栾树。就在这些鲜艳明媚的花草花香的环绕下，他们朗读自己写的诗，谈着奥登的玄学诗、冰锋想用诗剧写的伍子胥复仇的故事、冯至的小说《伍子胥》以及世界有名的诗剧拜伦的《该隐》、雪莱的《希腊》、席勒的《威廉•退尔》，谈着《吴越春秋》《东周列国志》中的伍子胥的故事以及西洋歌剧、日本的歌舞伎和打口磁带。
此后，小说只是在季节交替中零散提及冰锋目之所及的花草树木，如参加贺叔叔葬礼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看到的开着粉色花的木槿；秋天母亲家院子中的白色玉簪花；冬天冰锋与叶生去城外曹雪芹纪念馆时，在路上看到的还挂着红叶的黄栌和叶子掉得差不多的白杨树。当大自然的万物已经凋零之时，小说借由冰锋受邀第一次到叶生家做客，描写了祝部长精心打理的花团锦簇的花房。在那间比冰锋借住单位的房子还要大的花房中，有盆景区的榕树、腊梅、紫薇、蟹爪兰，有南方的花卉米兰、茉莉、杜鹃、栀子花、茶花，有需要充分光照的四季海棠、金桔，有仙人掌类的和大号花盆种着的大棵植物，有不能暴晒的仙客来、马蹄兰、吊兰、昙花、文竹，甚至还有一盆冰锋在北海公园花展的香港展厅见过的开黄花的拖鞋兰。这不受季节限制、即使今天看来也远离普通人生活、想象的私人花房，既是祝部长特权身份的体现，也成为冰锋所纠结、探讨的造成父亲悲剧命运的时代、人性等因素中那些根深蒂固的痼疾的象征，作为昔日父亲悲剧命运加害者的祝部长今日生活的安逸不变，使冰锋认为自己的复仇超出了个人恩怨的层面——“如果所有恩怨都仅仅被视为是个人的，实际上是对正义与公正的一种抹杀”，而有着孔子所称道伍子胥的“义”和一种责任感、一种牺牲精神，“没有什么比集体遗忘更可怕的了。这时其中的某个人，有必要以一己之力来反抗遗忘，警醒他人，照亮沉沦于黑暗中的过去发生的事情，使之重新呈现为一段真实的历史”。2
小说中另一处与花相关的集中描写，是第二年即1985年初春，叶生约冰锋去天津的水上公园划船，看到公园初开或未开的迎春、玉兰、丁香，那个在诗歌小组聚会时经常属于旁听者的叶生展现了她的锦口慧心，开始发表自己对花的饶有兴味的评价，诸如，玉兰像是一场早恋、迎春像婚礼上跟着起哄的女傧相或看似和男生打得火热但男生记忆里没有她的女中学生，花里最好看的是清冷、矜持的樱花，是那种永远不会理你的姑娘，杏花、梨花、李花、桃花、碧桃都嫌过度热情；海棠偶尔伸出疏离的一枝还是挺雅，但花朵过于繁复，还夹杂着好多叶子喧宾夺主，赏花就是赏花，赏叶就是赏叶，不能互相掺杂，梅花格高的原因之一，是和樱花一样只有花没有叶子，梅花和樱花也没有败象，盛开随即凋零。
在整部小说的叙述中，叶生的这段“花论”突显、强调了人物与花的某种对应关系，当叶生在灵光四射、口若悬河之时，冰锋觉得她简直就是那些花的真正主人，甚或是开得最繁盛、最绚烂的其中一员，自信得好似花中之王，然而她也和那些花一样有荣枯生死。正是这次天津之行，让冰锋感受到叶生的爱之深重，一心只想复仇的他不愿再利用无辜的叶生的感情，提出了分手。这是冰锋第一次将叶生与花直接作比，随后另有两次，一次是在同年秋天两人分手又重逢后，面对似乎比以前更加小心翼翼而不干涉自己人生的叶生，冰锋将偶尔天真起来的叶生比作一朵沾满露珠的刚刚绽放的花，必须认真对待，细细呵护；一次是几个月后的跨年之夜，听过西长安街电报大楼的新年钟声后，两人走在深夜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街头，叶生很有兴致地畅谈着自己对情感、未来、人生、善与恶、悲观与乐观、历史与个人主义的看法，满是困意、敷衍、心不在焉的冰锋再次提到，“这是一个认真的，诚恳的，可爱的，充满灵动的，像鲜花一样绽放，也像鲜花一样脆弱的女人”。3
被与叶生的关系和日益强烈迫切的复仇念头所裹挟、困扰着的冰锋，不明白跨年之夜叶生的话为什么像那次去天津一样多，这仿佛是一个预兆，29天之后，即1986年1月29日夜晚，为了赶在祝部长病死之前完成自己复仇计划与正义审判的冰锋，终于带着自己的复仇道具——母亲用父亲补发的工资买给他的一块手表、托大学老师在国外买的格斗刀、麻绳、伤湿止痛膏和写给叶生的一封请求谅解的信，用偷配的叶生的钥匙打开了叶生家的大门。从小说的尾声即35五年后，经由弟弟铁峰、Apple交谈所介绍的冰锋和叶生的后续，可以发现，冰锋以为自己提前支开的叶生当晚还在家中，冰锋所不理解的叶生在跨年之夜长谈的原因，也有了答案，即叶生其时或许已知晓冰锋的复仇计划，所以才会讲到，“这世界所需要的是爱而不是恨，最终爱可以化解一切”，因此她想当《呼啸山庄》里的小凯瑟琳和哈里顿•恩萧，“他们多少修补了被希刺克厉夫破坏了的那个世界”；叶生甚至指出，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中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都没有活过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生”，即使是那些胜利者，她也认为活得很可怜，“没有属于自己的思想，没有属于自己的价值标准，过的都是整齐一律，人云亦云，所有的方向都早已被规定好了的一生”。4沉浸在自己复仇计划中的冰锋，并未听出叶生的弦外之音与良苦用心，而是把这些话当作叶生书呆子气的想法。
从冰锋此后的经历——于同年考上研究生，毕业不久出国，前妻是北医的同学，两人都在国外读的博士，离婚后前妻带女儿回国，冰锋后又结过一两次婚，在德国德累斯顿做口腔科大夫——来看，冰锋所渴望的于仇人生前完成正义审判，以及复仇后即去自首并参加公开庭审的复仇计划未能实现，也或许是深爱着他的叶生隐瞒了什么，因为在铁峰和Apple的交谈中，祝部长的确死于那个复仇之夜。扑朔迷离的复仇之夜不仅终结了两人的关系，同时也定格、封存了两个曾经鲜活生动的生命。女儿口中的冰锋是家庭冷暴力、喜欢掌控一切、害怕失控、敏感、反应激烈；弟弟铁峰眼中的冰锋，衣着干净、两鬓斑白、有点秃顶、头发乱、满嘴胡茬、背驼得厉害，身上已没有过去的精气神儿，唠唠叨叨像快被夫差赐死的晚年伍子胥；被冰锋视为神圣使命的复仇，铁峰的评价是，隔了两千年还想效仿伍子胥，实在太可笑，人不能顺应时代、面向未来，只有自讨苦吃。在Apple的讲述中，叶生在祝部长去世后就立刻去了美国，在大学里当教授，还像原来那么漂亮，是比较文学方面的著名学者，独身，与亲友不大来往，从来不招男博士、不用男助手，不肯与任何成年男性同处一室，不单独和一个男人同乘电梯，被同事戏称为“Virgin Professor”。
作为读者也许可以将复仇之夜后的叶生的人生比喻为只留其形的干燥花，一个张爱玲式的人物形象的比喻，但这显然忽略了叶生自身的强大生命力，正如不能像铁峰那样把冰锋的复仇使命，简单地否定为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式的不能顺应时代的自讨苦吃。冰锋在与叶生第一次分手后曾提到，在叶生的柔软之下另有一种刚强、决绝的东西，这从小说所描写的叶生骑车的姿势（喜欢站在自行车的两个脚蹬子上骑出很远才坐下）、滑冰的动作（飘逸、潇洒，仿佛从某种禁锢中释放出来）、在球场看台上的表现（和其他球迷一样狂热甚至有些粗野，一次次站起来挥舞双手大声欢呼，身体里有种激越、勇猛的力量），可以感受到那种生命的能量。从这个角度来看，叶生后来在美国的生活，或许是她在情感幻灭后所选择、坚持的，也是在这里，体现了叶生与冰锋的某种同质性。
二
和止庵一样出生并生活于同一时代北京的宁肯，在其带有自传、编年体回忆录性质的散文集《北京：城与年》中，未见其对京城花事的描写，但却用了最后五节来谈1980年代初自己上大学时的文学阅读与文化生活，分别是以文化地标／空间命名的“北京图书馆” “美术馆” “新华书店” “红塔礼堂”，和谈北岛的诗以及《今天》对自己影响的“一次未谋面的造访”。
其中，北京图书馆指的是坐落在北海公园旁边的老北京图书馆，乃后来搬迁至紫竹院的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宁肯将其称为那个年代京城最主要的地标，是精神的最高殿堂，最美风景；美术馆即坐落在五四大街上的中国美术馆，在宁肯看来，在五四大街及其周边分布着的景山、北海、北图、北大红楼、故宫、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人艺、中华书局等众多历史地标中，美术馆的历史虽最短，“却有着不亚于北大红楼的特殊意义，在这个国家从禁锢到苏醒之间，扮演过独特角色”5，这独特角色即指以罗中立的《父亲》以及“星星美展”为代表所影响并开启的新的艺术、思想、审美时代；新华书店曾经是每个中国城市的重要文化地标，宁肯在书中列举了新华书店在1980年代北京街头的分布图：王府井、前门、西单、五四大街、菜市口、花市、广安门、地坛，那是一个排长队买书的年代，《红与黑》《巴黎圣母院》《包法利夫人》等外国名著、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等都能让新华书店里人潮涌动；坐落在月坛北街国家办公区的红塔礼堂也即国家计委礼堂所代表的，是《孤星血泪》《巴黎圣母院》《叶塞尼亚》等译制片，和斯特恩、梅纽因、小泽征尔等音乐大师所带来的《天鹅湖》、“贝五”“贝六”“贝九”等西方古典音乐。
宁肯将自这些文化地标所获得的外国文学名著阅读、新的绘画审美与诗歌语言、译制片与西方古典音乐欣赏，比作“荒凉之上的圣殿”“现实之外的光照进来”“走出‘荒原’的起点”，认为它们是一种滋养、潜移默化、无意识，促进了思维与语言系统的蜕变，加速了心灵的成长，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在这批被影响的年轻人中，应该也包括与宁肯出生并生活于同一时代北京的止庵，尽管《受命》的故事时间要比上述《北京：城与年》主要回忆的1981年左右晚了几年（依照当代文学史的划分，两者分属于“朦胧诗”时代与“后朦胧诗”时代，《受命》的主要故事时间正处于具有重要社会文化意义的“85新潮”时期），但《受命》中关于北京文艺青年的日常生活、关于北京文化地标和地形图的描写，与《北京：城与年》仍有着诸多重合之处。《受命》对于文艺青年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地形图的描写，始于小说开始的1984年春天冰锋到海淀区文化馆参加诗歌朗诵会，也即与叶生相识之后，在两人的交往过程中，他们约会时的交谈、行动几乎都离不开图书或去往某个文化地标。
宁肯在《北京：城与年》中曾列举了当时读过的难以计数的外国名著，涵盖了从雨果的《悲惨世界》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内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表现主义、新小说、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几百年间的文学经典。而《受命》中所列举过的书目，除了前面诗歌小组讨论过的，另有与叶生写毕业论文相关的美国黑色幽默文学《第二十二条军规》、冯尼格的《回到你老婆孩子身边去吧》《茫茫黑夜》、当时还未翻译成中文的《万有引力之虹》《烟草经纪人》《五号屠场》以及纳博科夫的《普宁》；与冰锋复仇相关的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冰锋在内部书店购买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美国当代文学》《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马尔罗研究》《南朝鲜小说集》《叶赛宁评介及诗选》和邦达列夫的《瞬间》、格洛托夫斯基的《迈向质朴戏剧》、L.J.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M.柏林编《当代无政府主义》、瓦利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霍尔茨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倾向》、舒尔茨的《“布拉格之春”前后》、尼克松的《领导人》、乔治•奥威尔的《1984》等，叶生购买的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在内部书店遇到诗人江河时向他们推荐的马克•斯洛宁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跨年夜时叶生曾谈到，比自己长几岁的冰锋上大学时读萨特、尼采、弗洛伊德，而自己这一代读琼瑶、三毛、金庸，所以叶生的阅读书目还包括冰锋推荐给她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夏目漱石的《心》和江河的油印本诗集《从这里开始》、港版《书剑恩仇录》等。
这些带有时代痕迹、个人喜好以及与人物性格相贴合的阅读书目，再次表明，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有着广泛、浓厚阅读氛围的年代，《受命》中伴随着冰锋与叶生交往的是叶生向冰锋借书、还书，小说中也多次写到，每次叶生在等冰锋时都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看一本书，她的背包里也总是带着一本书。如宁肯《北京：城与年》中所呈现的，书店是构成这时代阅读氛围的象征性存在，也是冰锋和叶生文化地图中的主要地标。除了两人经常光顾的王府井新华书店（两人去天津游玩那次，冰锋还在天津劝业场和滨江道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现代小说技巧初探》送给叶生），还有沙滩北大街的都乐书屋、后门桥头的燕京书屋，以及几家分别位于东单二条、王府井大楼北边、朝阳门内大街、西四白塔寺大街、东四北大街等带有时代色彩、想方设法才能找到的“内部书店”，两人去得最多的是位于西绒线胡同东口路北一幢三层楼内，一家需要单位介绍信才能买书的内部书店。这些隐藏在城市地图褶皱里的小众化的内部书店，标示着那个时代阅读的深度与多样性。
与宁肯去红塔礼堂听音乐会、看电影、去中国美术馆看画展一样，冰锋和叶生的文化生活也包括这些活动项目，如去三里河工人俱乐部看罗马尼亚电影《神秘的黄玫瑰》；去北京展览馆参观苏联现代绘画展；去东棉花胡同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小剧场看由尤金•奥尼尔《安娜•克里斯蒂》改编的话剧《安娣》；去小西天电影资料馆看内部放映的，包括安东尼奥尼、费里尼、维斯康蒂等导演在内的意大利电影回顾展；去东长安街上的青艺剧场看布莱希特的话剧《高加索灰阑记》等。当然，也包括有着年代与个人特点的文化生活，如叶生约冰锋到工人体育场看第一届中国-澳大利亚“安保杯”足球赛；去首都体育馆听毛阿敏、田震等女歌手的演唱会；逛了多年来第一次举办的充满浓郁老北京民俗文化风情的地坛庙会等。
冰锋和叶生逛书店、看电影、看演出、看画展的过程，也是他们城市漫游的过程，或者说是他们城市漫游的组成部分。小说特别指出，冰锋是因为和叶生在一起，才开始对这座城市发生兴趣，两人尽量寻觅那些有意思的地方，像景山前街到景山东街一带，有情致、不吵闹；从西直门走到高梁桥，路两边都是庄稼地，充满野趣；动物园后面的五塔寺，建筑精巧，幽静得仿佛置身于现实世界之外。在两人的漫游中，都很留意北京的两种建筑，一是有着历史沧桑感的老墙，一是西洋式或中西合璧式的建筑，比如，离冰锋家不远的南门仓和海运仓两处老粮仓的高墙砖；朝阳门北小街南口路西九爷府的院墙；张自忠路三号院原段祺瑞执政府的钟楼、女儿墙、砖雕、拱券式门窗和外廊；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的花墙；东交民巷路北两堵西洋式的墙和路两旁的建筑，他们最喜欢的是圣米厄尔教堂和法国邮政局旧址；五四大街路北红楼南面和东面的院墙；官菜园上街的观音桥过街楼；包头章胡同西口的拐弯抹角；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饭店；新建成不久的三元桥；有着旋转餐厅、据说是当时北京登高望远的制高点的西苑饭店；以及还是工地的六部口的北京音乐厅。两人还特意去城外参观了随着电视剧《红楼梦》开拍而开馆半年的曹雪芹纪念馆和附近的梁启超墓。
冰锋和叶生有着个人喜好、目的性的城市漫游，与今天文艺青年所热衷的访古探幽并无二致，但也不同于今天那些借助便利交通工具和拍照器材、到各个网红之地打卡的走马观花式的旅游，他们更像是本雅明笔下的“漫游者”，在行走的过程中，以闲适的姿态在街道上东张西望，既在城市空间、人群中，又因个体的观察、体认而与城市空间、人群保持着一种超越性、审美性的疏离。宁肯在《北京：城与年》中介绍原名京师图书馆的北京图书馆时，曾指出“建筑本身即是一本书”，是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空间作品，冰锋与叶生的城市漫游也可说是在阅读城市这本大书。
和寻找那些大隐隐于市的内部书店一样，两人用脚步丈量的、深入城市肌理的漫游，同时又是他们学习、工作之余的一种生活方式，叶生平时的代步工具是自行车，不会骑自行车的冰锋平时除了坐公交车就是步行，小说曾多次写到冰锋一人于夜晚步行穿过整个城市，并详细勾勒出他的行走路线图。小说还介绍，两人一般都是穷玩，晚饭各自回家吃，中午赶上饭点儿就随便找家小吃店或便宜的小饭馆，在逛新开张的几处夜市时，两人吃着当时几毛几分几两粮票的冷面、馄饨、烧饼、灌肠，偶尔叶生挑两枝白色的晚香玉、粉红色的剑兰，或去福长街六条逛天桥旧货市场，帮叶生配一个被偷走的自行车铃盖。一次路过才开业不久的崇文门巴黎美尼姆斯餐厅，冰锋坦言不懂怎么吃西餐，叶生便评价西餐太贵、吃起来麻烦、所有人都小心谨慎、餐厅安静得像没有人，便主动放弃了自己去吃一次饭的提议，理由是“你不会舒服的”。今天看来，冰锋与叶生相伴的城市漫游虽然总是带着浪漫的风花雪月的文艺气息，但却素朴、接地气，通过漫游，他们用脚步描绘了一幅范围主要在北京的三环内、以故宫博物院和天安门广场为核心向周遭蔓延的，将街道、建筑、植物与人们于其中的日常生活包含在内的立体可感的文化地图，这完全不同于当下都市文学写作中，那些仅仅是为了标榜个人身份地位而对城市时尚地标进行打卡式的简单罗列。
三
《受命》对于1980年代中期北京文化地标、地形图的描写，和对京城四季花事的描写可说是平分秋色，前面曾经谈到，小说对花事以及与花相关的描写主要集中在1984年冰锋与叶生交往之时，这一情形同样也存在于对京城文化生活及文化地标、地形图的描写中，最有力的证明或者说鲜明的对比，就是对冰锋另一段感情的描写。
冰锋与同医院的护士丁芸芸的交往，始于他与叶生分手后的同年即1985年的5月（两人是在五一节单位组织的香山游览中开始熟识，与前一段关系中叶生的主动一样，在爬香山时芸芸主动邀冰锋同行、聊天，一起吃午饭时共用芸芸的水壶，下山后一同坐公交车回城），终于同年的9月，其间虽然正是花事繁盛之时，但如前所述，小说对此只是偶有提及，而两人的交往活动，可说是典型的饮食男女。两人的第一次约会，几乎浓缩了他们交往期间的所有活动，芸芸邀冰锋陪她逛街，终于买到满意的衣服后，邀冰锋到她家坐坐，两人发生关系，芸芸第二天便开始帮冰锋带午饭，下班后两人去农贸市场买菜，到冰锋家过二人世界。冰锋曾将两人的交往比作“实实在在落座了，然后软软地陷下去，简直不想离开”，尽管偶尔会怅惘，觉得离曾经预期的那个自己越来越远。将两人的关系推向尾声的，是丁芸芸对冰锋期待的落空：冰锋不愿如她所希望的考研或随她到深圳发展，以及冰锋对复仇的坚持和对丁芸芸要将他的整个人生改弦更张的抗拒，虽然他一开始所欣赏、敬重的正是丁芸芸对“好”的努力追求。最终，丁芸芸辞职，和铁峰一起到叶生大哥大嫂设在深圳的公司工作，临行前还到冰锋家做糊塌子告别，并再次强调自己还年轻，还有机会，要去深圳闯一下。
冰锋和芸芸第一次约会逛街时曾有个插曲，在逛了新街口百货商场、西四百货商场、西四家具店等店铺后，路过电影书店时，冰锋提议进去看一眼，芸芸却站在门外等他，使冰锋意识到她没有逛书店的习惯，就一个人上楼匆匆扫了两眼，赶紧下去了。其后小说记述的冰锋的文化活动只有少数的几次，一次是Apple为了询问他与叶生分手的事，约他到人民剧场看先锋话剧《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一次是杨明寄给他发表了诗歌小组成员作品的几本杂志，有叶生的诗二首，有持续走红的Apple的诗，和杨明论“后朦胧诗时代”的文章；一次是他在王府井书店买到一本冯尼格的《五号屠场囚犯》，想起叶生已经毕业，不知是否对黑色幽默的作品还感兴趣。冰锋甚至因怕撞见叶生，放弃了去中央美院陈列馆看美国马里兰艺术学院的版画展，和去工体观看由少年足球队参加的首届柯达杯世界锦标赛。而芸芸的业余生活，则是追看当时热播的电视剧《四世同堂》、每期必买必看甘肃出的《读者文摘》，或到朋友家晚上组织的舞会上跳交谊舞、到演乐胡同工人俱乐部上女子健美班。除了饮食男女，两人在文化爱好上毫无交集，都是彼此爱好的并无兴趣也从不加入的旁观者。
有意味的是，与芸芸分手不久的国庆节后，冰锋与叶生在街头偶遇，又委屈又激动的叶生几乎立刻跟冰锋重新亲密起来，仿佛他们不曾断绝过来往，接下来的一切仿佛是重温或浓缩了他们交往时的所有活动。叶生邀请冰锋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后面的筒子河去划船，以弥补两人分手前去天津水上公园未划成船的遗憾，于是，两人即刻恢复了昔日的城市漫游，在兴致盎然、边走边发表议论的叶生的带领下，从偶遇的东安门大街向西，路过有着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儿童剧场、绿琉璃瓦顶灰墙的中组部招待所翠明庄、东华门、故宫古老的围墙和角楼；走过午门广场时，叶生提议改天去看故宫新开的铭刻馆、文房四宝馆和两个主题展览；两人在中山公园划完船上岸后，随着他们的脚步，小说又开始介绍公园内的花草树木，唐花坞里正举办的有玉兰、榆叶梅、迎春花、杜鹃、西府海棠、贴梗海棠等花卉的花展，路两旁古老的柏树和槐柏合抱树、开着白花的木槿、结了淡粉色果实的海棠、被叶生认为像梵高画的树干扭曲并长了疙里疙瘩树瘤的西府海棠，经过新近推出了红楼菜的来今雨轩，两人吃了这里最出名的冬菜包子，直到天擦黑才出了公园南门；叶生又带冰锋去看“北京最漂亮的夜景”，穿过天安门广场，先去看西交民巷东口的原大陆银行办公楼，又去看西口的原麦加利银行办公大楼，“仿佛徜徉于彼得堡或莫斯科某个夜晚的街头”；到崇文门分手时，依依不舍的叶生还约着周末去看电影，然后是周二就买好电影票约冰锋去新街口电影院看法国片《罪行始末》，并安排了周末去美术馆看19世纪德国绘画展。如冰锋所感觉的，叶生使他的生活“重新变得文艺起来了”，对于两人失去联系这几个月的情况，叶生一概不问，只是说了句“咱们错过了一个法国近代艺术展览”。
由此可见，《受命》对京城花事、文化生活和文化地图的描写，与冰锋和叶生之间的关系以及两人的性格塑造、精神生活、命运走向等形成了同构。《受命》对冰锋与丁芸芸这一段情感的描述，除了与叶生的情感以及两位女主人公之间形成对比，其实也是为了呈现时代的另一个面向。
比如丁芸芸所喜好的电视剧、《读者文摘》、交谊舞、健美班，和她穿的当时流行的黑色健美裤、准备去深圳时的西装套裙、坡跟皮鞋等，代表着那个年代的大众时尚；她和冰锋闲聊时谈到的诸如时代变化得很快、这社会好像开始分层了、现在你要努力的话可能有机会升上去等，她鼓动铁峰联系上在深圳开公司的叶生的大哥大嫂，果断决绝地丢掉铁饭碗南下深圳等，既强调了时代变迁的大势所趋，也代表了一部分能够抓住机遇的时代敏感者将引领、开启一个全民“下海”经商的时代潮流。叶生游离于时代潮流、生活琐事之外，纯粹为自己的心愿、情感而活，她那些今天看来依然时尚的穿着打扮，如与冰锋初见时穿的在白色长袖T恤外套黑色短袖T恤、下穿黑色长裤与白色网球鞋，平时穿的被冰锋称为波西米亚风的宽松毛衣、牛仔外套与回力高帮帆布球鞋，与冰锋分手后再相遇时穿的她二哥在美国买的机车皮衣、牛仔裤和马丁靴，不仅与芸芸形成鲜明对比，也提醒读者注意她的干部子女的家庭出身。前面谈到的那些隐藏在城市地图的褶皱里、未进入《北京：城与年》视野里的内部书店，尤其是像西绒线胡同那个在特定年代只为领导干部提供内部出版物的内部书店，不仅标示了那个年代不同的读书群体和图书来源，亦是叶生特殊家庭出身的体现，这也是冰锋在面对普通市民家庭出身、在家中只能睡在过道钢丝折叠床上的丁芸芸对“好”的努力追求时，会心生敬重和“怜悯”的原因，这是一种基于理解而非高高在上的怜悯。
冰锋在与南下深圳的丁芸芸和弟弟铁峰告别时，注意到他们不约而同地向他展现出“踌躇满志的一面”，感叹他们“即将走进一个与自己的故事完全无关的故事”。小说在尾声不仅给出了冰锋与叶生的结局，也给出了其他人物故事的结局：叶生大哥大嫂的公司已名列世界五百强、叶生的侄子也是国际知名企业家；铁峰是集团元老、一直担任博远通讯总经理、退休后是监事会主席；丁芸芸在博远站稳脚跟后另立门户，后又被博远挤垮，现在北京一家大型私人医院当院长；诗歌小组中的杨明成为当代最重要的诗歌理论家、“后朦胧诗”教父，Apple成为“有争议的青年诗人”，受邀去美国参加诗歌节后留在那里，现在是常常扶持国内青年艺术家的领事夫人。如前所述，冰锋与叶生未能像周围的亲朋那样成为快速时代变迁中的弄潮者，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但也绝不是被时代列车甩下的落潮者，无论是学有所成抑或是他人眼中的固执、孤僻，他们更像是鲁迅笔下的一类人物，是时代的孤独者和潮流之外并不盲从的旁观者，他们对阅读对与文化相关的种种事物、活动的关注、热爱，使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向度与思想深度。从今天回看，叶生可说是另一个潮流的引领者，是“生活还有诗与远方”的先行者，这固然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但更主要与个性、性格相关，比如与叶生同样家庭出身完全不同的却选择的大哥大嫂。在任何年代，一心追求“诗与远方”的，从来都是社会的少数者。
在《受命》的创作中，作者以考古学家或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姿态，细描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城的四季花事与文化地图，记录了某些今天已经消失的生活方式、精神文化与城市建筑，从这个角度讲，作为小说创作的《受命》还有着非常珍贵的社会文化史的价值和意义。小说对四季花事的描写，营造的是一个可感可触的生活氛围；对文化地标和地形图的描写，营造的则是一个对知识、文化充满渴求的时代氛围，如小说所呈现的，这一对诗歌、阅读、文化的热情就像春天的花事一样生动、热烈，不同于前面谈到的冰锋、叶生、Apple、杨明组成的诗歌小组在花香花草的环绕下读诗、写诗、谈论诗，在这里，求知的热情和花事的繁盛形成了象征意义上的同构关系，一同指向20世纪80年代，那个曾被称为新时期诗歌的甚至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歌中所唱的“春天的故事”即由改革开放所开启的一个新的时代所开始的地方。
《受命》对生活与时代氛围的事无巨细的营造、还原，让人想起与小说所叙述年代大致重合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在文坛上的新写实小说，以及常常拿来与新写实小说进行比较的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以此来回看《受命》，前述作者类考古学家或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写作姿态，对生活、文化氛围的细描、还原，如对各种花卉名称、阅读书目、行走路线、文化地标以及衣着服饰、如何使用蜂窝煤、冬储大白菜，甚至物价、用粮票购买食品、吃饭等等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写、说明，非常接近自然主义所强调的受实证主义影响的“实地观察”“客观描写”和新写实小说所代表的日常生活叙事，不同之处在于，《受命》并不缺少诗意、情感、理想、审美以及精神生活，如前所述，这体现在对四季花事、对冰锋与叶生的情感关系、文化生活和城市漫游的描写中，这些描写甚至能唤起对某些已经或正在消失的与青春有关的美好又纯粹的诗意、情感、情怀的追忆、怀念。
李健吾评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时，曾讲其“用故事抒情作诗”；歌德《诗与真》的中文译者刘思慕也曾指出，歌德是用诗的笔调、运用想象力去写“真”，“真”是歌德所追求再现的左右了他一生的“根本真实”，而表达的方式则是“诗”。6如前面所分析的，《受命》对京城花事与文化地形图的描摹，既还原、营造了有着感官温度的生活、时代氛围，构成了文学真实的坚实土壤，又在其基础之上形成了有着精神向度、思想深度与抒情、审美况味的意境、情调，也即“真”既是“诗”诞生的基础，又是“诗”的组成部分，诗意与想象并未淹没在前述的细节描写的洪流中，如同张爱玲的那句“在尘埃中开出花来”，《受命》在日常生活细节描写的洪流中开出了诗意与精神、审美之花。
在《受命》中，诗与真并不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一“诗”与“真”的辩证统一与升华、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论者所批评的由新写实小说所导向的对日常生活诗意的消解以及审美提升、精神关怀的欠缺，并且也令这部长篇小说形成一种独特的气质风格。这独特的气质风格可以用“在”而“不属于”来概括，“在”指写作时间和故事时间上《受命》是这个世纪关于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不属于”则指它仿佛又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具有超越性的写作，比如鲁迅写《野草》《孤独者》《伤逝》或冯至写《伍子胥》，路翎写《财主底儿女们》，穆旦写“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的时代，这体现在小说老派沉稳、不疾不徐的叙述节奏上，节制、内省、冷静、充满张力的语言上；也体现在人物、人性刻画的细腻、深刻、复杂上，如冰锋关于复仇、情感、亲朋的丰富而矛盾、痛苦的内心活动，和他身上所流露出的兼具哈姆雷特（指向个人的内心活动）与堂•吉诃德（指向对社会、历史、时代的态度）气质的知识分子特性，以及由上述种种所形成的小说沉郁、凝重的整体氛围与沉思性。《受命》在文学史及当下文学创作中的意义由此得以体现。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北京书写的‘文学地理学’”（项目编号：16WXB007）、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新世纪华文长篇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6ZDJ0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肖复兴：《蓝调城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页。
2 3 4止庵：《受命》，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11页。
5宁肯：《北京：城与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44页。
6[德]歌德：《歌德自传：诗与真》“译者序”，刘思慕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