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革中的“父辈”“女性”和“青年” ——论郭爽的小人物书写
内容提要：“80后”作家郭爽在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中，塑造了诸多小人物形象，大体可概括为“父辈”“女性”“青年”三类。郭爽的小人物书写受早年生活经历、媒体人生涯所影响，同时也是其文学观与创作观指引下的产物。秉持着现实主义写作姿态，郭爽自觉地从小人物的立场出发，为这一群体发声，再现了他们的生存状况、精神危机与情感诉求。郭爽在双线叙事刻画出一幅幅小人物的浮世绘，展示了小人物平凡而可贵的生命韧性，呈现出对当代社会变革的密切关注，表现出对小人物的深切关怀。
关键词：郭爽 《正午时踏进光焰》 小人物 现实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飞速发展，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但在这一过程中仍然存在相当大数量的“滞缓者”——他们是生存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是徘徊于城乡结合部的普通人，他们身上隐藏着过去历史的划痕，他们在新生事物频出的当代生活中又多少显得无所适从——他们丰富、复杂、独特，因而成为众多作家乐于书写的对象。
在郭爽的小说中，众多小人物成为主角。郭爽是近年来引发较多关注的广东青年作家，她1984年出生在贵州，近几年在《收获》《当代》《上海文学》《山花》等文学期刊发表小说多篇，2015年获得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无界行者”创作奖学金，2017年其小说《拱猪》获台湾第七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2018年其小说《鲍时进》获第二届“山花双年奖•新人奖”。秉持着现实主义写作姿态，郭爽自觉地从小人物的立场出发，为这一群体发声。她描写了诸多形象各异的小人物，不仅再现了他们的生存状况，而且触及其精神危机与情感诉求。难能可贵的是，其笔下的小人物在经历苦难与沧桑后，仍拥有一种弥足珍贵的生命韧性。
一、媒体人生涯、成长环境与写作自觉意识：郭爽的小人物情结
当代社会的飞快发展与迅速变化使得描述、记录当下经验显得困难。郭爽描写的正是处于当代社会变革中的小人物，刻画的是经济变革浪潮下普通人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爱恨纠缠。郭爽执着于书写小人物，并从多个维度展现他们的生命状态，呈现出一种较为显著的写作倾向，在这里且把它概括为“小人物情结”。
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将“小人物”的概念解释为：“指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不出名、没有影响的人。”1 2016年出版的《新编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小人物”的释义则是：“影响小，没有名望的普通人。”2这两个释义都较接近郭爽笔下的小人物形象。需要解释的是：人物本无大小、贵贱之分，但有阶层、贫富之分，因此这里的“小”是相对于“大”而言的，也即在有地位、有权势、有名望的人面前，普通人才由此显得渺小。换言之，郭爽笔下的小人物实际上是随处可见的普通人：他们是时代巨变中的牺牲者、挣扎者、妥协者，他们在物质上挣扎于生存边缘，在精神上遭遇多重危机，却又拥有顽强而不息的生存动力。
郭爽大学毕业后在媒体行业工作了十年，这段经历对于郭爽的创作影响颇深。首先，媒体工作经验训练了郭爽敏锐判断材料的能力，使得其在选择素材与对象方面具有高度的敏感。胡传吉称其“挑人写事的眼光，更让人印象深刻，相信郭爽对张爱玲之‘传奇’书名的理解是到位的，‘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需要天赋与识别力，”3意即在此。其次，媒体工作经历锻炼了郭爽简洁、精准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且富有同理心与人性关怀。格非在参加清华写作坊活动时认为郭爽的语言是几位年轻作家中最好的。郭爽也自称道：“有趣、简洁、有同理心，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字，这永远是做媒体教给我的事情。”4最后，媒体人生涯还让郭爽拥有一个开阔的世界观。“在写这些不那么光彩的小人物时，如何做到真正原谅他们？我觉得可能与在媒体的工作经验有关，它会给你一个比较阔大的世界观”5。在相对阔大的世界观指引下，郭爽看待人事的观点可以避免流于偏激，因此能够真正做到深入小人物的内心中，去挖掘他们生命中闪现的光彩。媒体人生涯为郭爽成为小说家提供了诸多积累，也奠定了她始终关注普通人生活的创作底色。但是，媒体写作过于讲究速度与效率，这对郭爽来讲也是一种局限，因此她需要寻找别样的途径去描述、去表达。郭爽随后开始了有意识以普通人为对象进行小说创作，完成媒体人到职业写作者的身份转变。“已经完成的小说是作者的叙述，你要剥离很多东西，才能触摸到内核”6。2016年，郭爽辞去媒体工作。2018年，郭爽的第一本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7出版。
郭爽小人物情结的形成同样离不开成长环境的浸染。成长环境是个体看待世界的最初参照，这种于耳濡目染中生成的生活记忆，在个体心中留下的痕迹是深远持久的。“我的语言、知觉、色彩，都出自这片土地，它在我的眼睛和大脑里烙下最初也最深的印迹。”8郭爽出生于贵州，属于西南官话区，她所遇见的人们即便面临拆迁、下岗等生活困难，但仍照常摆龙门阵、打麻将、过日子。郭爽谈及小说集时称：“这些小人物身上，没有一个人让你觉得是畏畏缩缩、没有光彩的，他们都活得是理直气壮的。这一点，可能和我成长的背景有点关系……人们总体是乐观的，是非常注重生活和家庭的，这些成为了我小说的底色。”9除了地方整体环境的影响，父亲也对郭爽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在成长阶段，父亲还是一个年轻人，他寄予了我足够多的时间，陪伴我阅读，跟我谈话。以我的日记为记录，直到2006年我二十二岁，我跟父亲之间的交流都是非常多的。”10这为郭爽后来的写作打下基础。更重要的是，父亲身上种种历史、经验逐渐印刻在郭爽脑海中。她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父辈一代逐渐被边缘化、被遗忘，而父亲日渐衰老，父辈一代的历史痕迹终将随着生命一起消逝：“我有点怕来不及，在时间面前，越来越多眼睛所不能见的事就要汹涌而入，就要把那个曾见过的世界湮灭。而我将永远失去透过父亲的眼睛，与历史血肉相连的可能。”11把它们记录下来，于是成为郭爽提笔创作的一大缘由。
郭爽执着于小人物书写也是其写作自觉意识的呈现。文学创作的驱动力是多元的，而强烈的情感则是郭爽小说创作的主要内驱力。“作品往往比解释更复杂广大，情感的东西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这本书的背后，一定有非常强烈的情感驱使，才会让你有持续动力”12。这一股内部冲力驱使作者去思考、挖掘生活的真正面目，而将小人物作为书写的对象，正是其自觉意识下的呈现。这种自觉意识首先来自于郭爽自身的经历。郭爽认为自己也是普通人中的一员，普通人想要去自由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中间需要付出很多代价和勇气，比如郭爽由媒体人转为职业写作者这一决定就需要勇气。郭爽同时认为，正因为自己是普通人，反而有助于写作更贴近生活，“所以我的写作也是关注普通人，或者说平常的人，他们背后不平常的故事。”13其次这种自觉意识源于郭爽对自身写作方向的清晰认知。郭爽直言：“写小人物就在于他身上有张力，这是小说追求的东西。”14“我觉得中国现在整体的状态是城乡结合部，或者说这种城乡混杂的水域里碰撞最激烈，我想写这里面的生活，在这种空间里挣扎的人。”15可以看到，她对写作有着异常明晰而坚定的方向——始终以普通人为中心。在郭爽的文学理念中，文学应该给人以力量，给人以生命之光芒。在第三届孔学堂国学书博会现场，她曾说：“我希望在写这些所谓的小地方、普通人的时候，能写出他们身上很大的东西，和所有生命一样光灿夺目，这是不容被人轻视的，而是被人珍视的。”16
二、“艰难父辈”“被困女性”与“抗争青年”：郭爽小说的小人物类型
郭爽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的书名引自迪伦•托马斯的诗歌《青年呼唤长者》，父辈与他们的后代是这部小说集中最重要的两个描述对象。为突出这一特征，本文将把父辈、青年作为关键词来划分郭爽小说中的小人物类型，而把父辈和下一代联系起来的、生育的直接承受者——女性，也单独归为一类。在此基础上，结合他们与时代的关系、生存境遇、精神倾向和行动轨迹等，将其分为以下三个类型。
首先是被时代抛弃、与生活拉扯的父辈。《鲍时进》《拱猪》《九重葛》中许多描写都是关于父辈生活史的探寻：国有企业改革，大批下岗工人从厂子散出来，开始各自谋生。而他们的当下处境则是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新世纪。《鲍时进》开篇提及的程万来，是众多下岗工人中的一员。他天性乐观，为人善良，但迂阔且容易被骗。在钟五四进屋偷腊肉时他却傻傻地杵着，这种温吞的性情之下，却藏着某种类似信仰的东西。他告诉鲍时进“如何跟这个世界和平相处。不要太在乎自己。要相信点什么”。在不进则退的时代，想要有好归宿绝非易事，程万来终究成了下岗风潮的牺牲品，他的悲惨晚年是无数厂子游民不幸命运的缩影。《拱猪》中的伍爱国是郭爽小说中小人物的典型代表，他的坎坷经历是下岗工人生存境遇的真实写照。他与丁小莉为拆迁时多领一套房离婚，但离婚后两人倒真的渐行渐远。丁小莉和同是下岗工人的老张合开卤肉铺，闹得流言蜚语满城飞；伍爱国虽不时回来却在外面沾惹其他女人，后不得不与汽车售票员结婚。为了生计，伍爱国先后做过许多行当，摆棋牌桌、小投资，但都以失败告终，始终挣扎在生存边缘。“他终究世面见得少，于是胆子也小，在大局势前，大致是什么也看不清楚。所以就随着最坏的潮流，沉到底了……小偷小摸，小抢小骗，这些动作，加在他身上，都加了个‘小’字做前缀”。伍爱国的境遇真切地展现了一个沉重的话题：从集体中被迫脱离出来的工人，除了会厂里的那门手艺之外，没有其他技能更没有学历，他们该如何谋生、如何养家糊口？
《九重葛》中的袁天成、顾言刚、岑军生等人，作为军转干部在政府部门一度如鱼得水红极一时，但在时代的变化中，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袁天成在区政府家属院中逐渐成了宅家的“袁伯”，埋头创作《苗乡蛊师八千里追凶神探狄仁杰》；岑军生退休之后一度奔赴加拿大，最后也是回到院中，在家中养花、打乒乓球；顾言刚一度下海经商，后又回归体制，从区里到市里最后调到省里，在领导位置上“出事”走进了监狱。他们先后经历“大裁军”“国有企业改革”“下岗潮”“下海潮”“改革潮”“大拆迁”等重大社会变革，而最终，他们一一走向衰颓：“在新的事物出现之前，衰颓早已发生了。”时代洪流滚滚向前，巨大的不可抗力将所有日光下的普通人裹挟、淹没。在大时代面前，新事物更迭交错，任何人都显得渺小。郭爽小说中所展示的父辈形象便是一个个在时代巨变面前，或挣扎于生计、或与生活拉扯、或丢失信仰随波逐流的小人物。
其次是“困境”中的女性形象。郭爽对农村、小城镇女性的生存境遇保持高度关注，“被困”的女性形象几乎分布于她小说中的各个角落。女性受“困”的首要原因是孩子。一方面，她们认为有了孩子，便不再是未经人事的少女了，更非自由身；另一方面，孩子是无辜的，须养大成人，这是必要的道德责任。从《拱猪》一篇中丁小莉回忆起初恋卡车司机时的一段心理活动，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矛盾：“她抱着珊珊，他开着车，像是一家人。但她心里清楚，终究不可能是一家人的。她能去哪里呢，能走多远呢。伍爱国和她生出了珊珊，就像一个标记，她怎么也甩不脱了。恨的时候，想着珊珊，心又软了，觉得伍爱国多少有几分可取之处”。可见孩子带给女性的是牺牲，也是爱。因此痛点在于，她们虽心有不甘，但仍愿为了孩子而忍辱负重。丁小莉如此，《清洁》中“我”的母亲李春凤和《饲猫》中桐桐的母亲同样是如此。《饲猫》中桐桐的母亲面对丈夫的外遇甚至还要帮他养私生子，一番哭诉后，仍接受了命运：“末了，她哽咽着说，如果不是有两个孩子，她真想马上去死，还要杀了男人。”千百年来，“为母则刚”的箴言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孩子的存在，让女性失去某种自由，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予女性精神补偿，甚至变成精神支柱。在这种矛盾下，受操守观及传统观念的影响，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以上的传统理念，而后陷入“被困”境地。
郭爽小说中对男权社会的牺牲品或沦为生育工具的农村女性也有所展示，尽管篇幅不多，更多时候像是故事的小分支，但背后隐藏的信息却很广阔。《把戏》中蒋立立的母亲时常因为一点小事而被丈夫施加暴力，且遭受他的性虐待。所以蒋立立虽在外读书，却时常担心母亲的安危：“我只是放不下妈。村里、邻村经常有女人喝农药自杀，每一次听说我都会害怕。”《饲猫》中陈老师谈及其母亲时称“一个农村妇女，不能带孩子、不能干活、不能生养。我妈死的时候，应该是解脱了吧”。蒋立立和陈老师二人的母亲并没有露面，但从短短几句话背后折射出的是农村女性的悲惨命运。
最后是迷茫、挣扎、妥协的青年。郭爽描绘众多“被困”的女性，意在揭示她们的生存困境，并试图把握其精神危机。“被困”的女性如何摆脱这种命运？如果摆脱不了，命运又指向何处呢？郭爽对下一代人的描写便带着对这一命题做出的思考与回答。郭爽小说中的青年出生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成长于网络蓬勃发展的新时代。他们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以超乎父辈想象的程度觉醒、成形。青年对建构主体性的强烈需求和父辈传统的代际观念，在对抗中不断引发冲突。两代人之间不断角力，青年投奔新世界却一再遭遇失败，这其中，抗衡或逃离，妥协与回归，不断上演。
郭爽小说中的青年首先是上文所述父辈的下一代，他们是小人物的后代，其次才是互联网、科技时代下的青年。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从抗衡、逃离到妥协、回归这一轨迹的变化。“代际冲突是青年自主愿望受到极度压抑时出现的一种激烈抗争，是长辈强烈控制与规范青年一代思想与行为而带来的逆反现象。”17而这种逆反现象在郭爽小说中表现为青年逃离旧的身份、与旧的观念抗衡。《把戏》中的蒋立立来自农村，是一个热衷在网络世界扮演他人身份的大学生。来到城市读书的她对自己农村出身的身份有本能的排斥——为了削弱这种耻感，她带着ID的面具，肆意地穿梭于虚拟世界，从冯简勋到崔翌，她以周淇的身份与他们谈天说地，却在现实中与男友周希城相安无事。“分裂的人格”令蒋立立痛苦，但她无法停手，尽管这种“把戏”是虚幻的，却可以轻易地得到快感。蒋立立不断以扮演他人来掩盖自己真实身份的偏执，实则是她逃离所处阶层这一欲望的呈现。
《清洁》中的“我”是一个刚毕业不久，已经和男友同居的女青年。“我”以放纵、不断更替男友的形式来跟父辈抗衡，这种用损耗自己来对抗世界的方式弥漫着自我牺牲的悲壮感。在面对母亲留下药品让“我”保持清洁的举动时，尽管那时已经和男友分手在即，但“我”仍显现出强烈的反抗情绪。一盒药并没有让“我”止损，“跟新男友的关系并不稳定，我似乎也不渴望循规蹈矩。放纵是止痛药，效果立竿见影。我依赖它”。《拱猪》中的伍珊是一名高中生，她在为偶像傅覃投票的过程中认识了周佳媛，两人从素不相识结为好友。原本两代人揣着各自的秘密前行，但伍珊将周佳媛带回家，与丁小莉发生激烈冲突，打破了生活的平静，并逐渐展露出现实真正的不堪。她的逃离是为了奔向一个新集体，试图在父辈所不理解的崭新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伍珊发现粉丝集体迷狂的“历史现场”背后不过是一场更大的钱权交易，而钱和权都是伍珊无法把握的——尽管她做出抗衡，但那无疑只是投入绿色荧光海洋中的一颗小石子，惊不起任何波澜。
郭爽的小说中青年逃离与回归不是绝对的对立面，前后的轨迹是一脉相连的。或者说抗衡、逃离的过程反而是青年发现生活真相的重要环节：当他们认识到阶级固化、贫富差距、原生身份等的不可逾越时，反作用力使其走向妥协、回归。郭爽笔下青年人体认原本身份的过程，由逃避到目睹再到省悟，其间伴随着阵痛，伴随着对现实的无奈。
《把戏》中蒋立立在陪同农村出生的薛小雪前往医院堕胎、目睹完美的李晴微与班主任的办公室事件后，她此前以为自己可以主宰生活的信念轰然崩塌，虚拟终究在现实碰壁。“我以为ID是我手里的玩具，却忘了自己也是上帝手里的玩具”。小说在这里达到高潮随即结尾，蒋立立最后在男友周希城一句“爱”的确认中，接受了亲密关系，表明她开始向自己的现实身份回归。《拱猪》中伍珊前往周佳媛家里，发觉自己与她根本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穷人和富人泾渭分明的世界。“屋子里的金光晃得她睁不开眼睛，就像夏天最毒辣的太阳，要把所有在日头底下劳作的穷人烤死”。明白这一点后，伍珊妥协了，最终回到破落的家属院。伍珊和蒋立立皆是郭爽小说中小人物的后代，她们的妥协和回归都表明小人物没有指望的生活轨迹将是周而复始的。《蹦床》中的程序员符明则是一个已经呈现妥协状态的青年。“如果用四个字来总结我过去25年的生活，那就是逆来顺受”。符明只与电脑打交道，喜欢游戏，与任何人都极度缺乏沟通。无论是面对不停购买各种减肥产品、却进行间歇式减肥的卫倩，还是面对安静得近乎透明、热衷写日记的少女般的木子，他都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沟通路径。符明对前者毫不在意，对后者贸然侵犯，思想和行动的失衡使他陷入一种身心抽离的状态。在她们离开时，他不作任何挽留，任其消失，然而却因记忆侵袭而痛苦继而丢掉工作。这种状态令其如同一具丧尸：“是啊，蹦床还在。什么都在。胸口继续轰鸣，水泥已灌到喉咙。我也还在。”看似存在着，实则一片死寂。可以说，符明沟通能力缺乏和行尸走肉的状态是当下许多青年人的写照之一种，亦是新一代小人物的悲凉所在。
三、双线叙事、视角灵活与语言节制：郭爽小人物书写的叙事艺术
首先是双线叙事结构的广泛使用。以代际关系区分出的“两代人”为中心，遵循一种对照式的双线结构，是郭爽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中的独特叙事模式。这一架构在小说中有时是双线齐头并进式的，如《拱猪》《九重葛》；有时则是其中某一条线成为若隐若现的背景，如着力描绘上一代人这一条线的《鲍时进》，它指向历史，为后代的精神危机、行为模式提供溯源的可能；而在《把戏》《清洁》等描写青年一代的小说中，它们指向新时代、新事物，但仍可以看到上一代的遗留。尽管两代人在不同篇目中所占篇幅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两代人”“过去与现状”的双线叙事模式在诸篇小说中始终存在。
这种模式的主要功能在于它连接了两代人之间的当下状态，且借助现实这一支脉将触角伸向了过去，拓展了小说的叙事时空。正如郭爽在创作谈《与我们的父辈对谈》中所说：“我不满足于现实，想要去冒犯历史及任何一种既成的叙述。我不相信，也无意装作相信。于是潜入父辈的耳朵和眼睛里去，试图从带着人声与热气的经验里，找寻一些不会被记载、除了他们的子孙后代再无人关心的事实。”18借助这一叙事模式，过去的事实被探寻，历史的真相被发现。小说《把戏》中，已知的信息清晰表明蒋立立的角色扮演是对农村身份的逃离；但蒋依依对婚姻、爱和性抱着怀疑的态度甚至极度厌恶，则是因为她的父亲母亲的悲惨婚姻给她造成的心理阴影。在这里，上一代的经历便为下一代的精神危机埋下隐线，为文本阅读提供溯源的可能性。
郭爽不仅将叙事模式放置于两代人的模式中，并且采用一种类似于人物复现法的方式，直接表明书写的对象是父辈和他们的下一代。《鲍时进》中鲍时进的情人梅梅是《把戏》里的蒋立立化身，她由大学生沦为情妇，其遭际不得而知。《清洁》中的主人公是鲍时进的女儿，《拱猪》中的周佳媛出现在《蹦床》中，变成主人公符明公司的人事部女士。与传统的人物复现法的区别在于，郭爽小说人物复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揭示人物的多重性格，而主要侧重展现他们的境遇变化。应当认为这里的人物复现实际上是一种人物主体性的互文关系。“互文性”也被称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是由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于1966年首次在《符号学》中提出，“某一文本与此前文本乃至此后文本之间的关系……我明确地将这种文本对话性称为‘互文性’，并将语言及所有类型的‘意义’实践，包括文学、艺术与影像，都纳入到文本的历史”19。这种互文性体现在郭爽的小说集中，一方面是不同篇目间主人公们的亲子、情侣、朋友关系；另一方面是相同的题材，它们都围绕小人物创作。换言之，郭爽的小说集中，一篇小说与其他小说处于相互参照、彼此关联的关系中，由此形成了一个包容着过去、当下、未来的无限开放的动态网状体系。因此，小说集里的每一篇小说虽然都是独立存在的篇章，但又相互勾连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人物在不同篇目中复现作为一条线索，意在表明这些小人物生存于相去不远的地域环境中。他们同处于西南的贵州边陲小镇，郭爽在此基础上描写他们的爱与纠葛，小说集因而更明显地指向了两代人的生活史。
其次是叙事视角的灵活变化。在小说创作中，灵活运用叙述视角能够生成作品的多样性与个性化。郭爽在对小人物书写的把握中，展现出对多种叙事视角灵活运用的才华。郭爽小说中的叙事视角，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类是以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为主的《鲍时进》《拱猪》《九重葛》等篇，另一类是以第一人称为主的《把戏》《清洁》《蹦床》《饲猫》等篇，它们主要运用内聚焦的叙事视角。
《九重葛》中支线庞杂，时间跨度大，这篇小说以章美玲作为线索人物，牵扯出袁园和顾恬这两个家庭的故事。随后出现了她们的父辈袁天成和林冬莹、顾言刚和朱虹，其他人物还有方小鸣、陈勇等，整个故事是在两代人之间交错叙述的。因而此篇的叙事视角是传统的第三人称视角，这种叙述方式纵观全局，把各个部分连接起来，成为有机整体。在此基础上，故事情节才得以徐徐展开并且脉络清晰。小说《鲍时进》虽使用第三人称，其实已经退缩到主人公鲍时进这一固定的焦点上，其视角乃是第三人称内聚焦视角。“内聚焦型也可以出现在第三人称叙事文中。叙述者虽以第三人称的口吻讲故事，但采用的却是故事中某个人物的视角，并将这一特定的视野范围贯穿于作品的始终。”20小说中虽然出现了程万来、李春凤、钟五四等其他人物，但都是作为同鲍时进有关的环境中的人物出现的，其叙事焦点始终落在鲍时进身上。例如鲍时进去看望失业后的“好人”程万来时，程万来给他冲泡面、跟他讲人生道理，显然是只有鲍时进亲自在场才能见到、听到的。正是目睹了这些，鲍时进随即产生以下心理活动：“做一个好人有什么用呢？那些翻来覆去的道理，除了会让人觉得最终是自己错了，而不是这个操蛋的世界之外，还有什么用呢。”这种叙事视角的优势在于它既能充分展现人物内心的活动和漂浮的思绪，又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与可信度。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内聚焦视角的变异，它服务于小说叙述所需，而这也是郭爽视角处理的独到之处。
第一人称内聚焦是展开人物心理活动最为自然的视角，能够让“我”的内心世界得到充分展示。《蹦床》叙述者符明借此多次流露出内心的冲突和疑惑。“卫倩多次指责我自私。她一定是忘了，蹦床也好，家务也好，最终都以我妥协告终。而妥协似乎并不值得尊重。我放弃的部分，她占据了，并不感激。”而从这一视角的局限看，“我”作为观察者，无法确切地知道其他人物内心在想什么，只能凭借外部表情和言语作些猜测。因此在《蹦床》中“我”不可能知道卫倩、木子心中确切的想法，而“我”恰恰是一个沉默寡言、缺乏沟通的人；也即是说这一视角的局限再加上“我”的性格，让“我”无法接触两任女友的内心，也没有进行恰当的沟通和交流，最终导致女友都离“我”而去。总而言之，郭爽对各种叙事视角的灵活运用，是艺术表达的多样化的体现，它们使得小人物在面对相似的遭际时，又显示出其各自不同的精神危机，彰显了小人物生命的个体独特性。
最后是精致而简洁的语言。郭爽的小说语言呈现出一种“精致状态”，集中体现在隐喻指向的丰富性以及语言节制、张力十足这两方面。
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段在小说中被运用广泛，它在使叙事语言变得含蓄的同时，能够增强作品的意蕴、强化作品意旨、拓展作品内涵。郭爽对隐喻的精心运用在《拱猪》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胡传吉的《看众生奔命》等文章都曾对“拱猪”的多重隐喻进行阐释。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层：“拱猪”的表层含义是西南边陲小镇牌戏的一种打法；“拱猪”放置在两代人的生存环境中，则是隐喻小人物挣扎于生计边缘且互相倾轧，即“槽中无食猪拱猪”。另外，在小说中伍珊认命地回归家属院，甚至表示想变成一只猪，它意味着伍珊的妥协，这里也是一重隐喻。“拱猪”这一隐喻的成功运用，使得小说内涵大为拓展，既加强了小说的地域色彩，又隐含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和命运走向。《饲猫》中橘猫类比方老师：橘猫比方老师更先怀孕，方老师后历经多番不易才成功怀孕；方老师在饲猫的过程中，腹中的胎儿也在慢慢孕育。方老师借由橘猫的变化联想到自己的命运：“可是，一只橘猫不再可爱了，就不值得被爱吗？”作者通过这一隐喻，思考生育、角色固化为女性带来的身心危机。中篇小说《九重葛》中，灿烂时的九重葛，可喻指年轻漂亮的章美玲。九重葛喜爱高企攀爬的枝条，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隐喻章美玲凭借美貌左右逢源，“在这院子里，上升与下沉虽自有其规则，但有一种人，可游弋于规则的缝隙里，那些长得好看的女人。而干枯时仍占据枝头的九重葛，则隐喻章美玲终局潦倒却热烈地活过一场。
郭爽小说的语言节制，耐人寻味，张力十足。“语言是文学艺术的材料。我们可以说，每一件文学作品都只是一种语言中文字语法的选择。正如一件雕塑是一块削去了某些部分的大理石一样”21。郭爽的叙事语言便具有这种大理石般的质感，简洁而富有解读空间。郭爽小说较少使用长句，随处可见句号与短句，增加了文本空白性，字里行间藏着的意味可反复咀嚼。这是一种经过克制而呈现的情感，一种经过凝练而展现的思考。例如《拱猪》中这样一句：“没有人闹。怎么闹，闹了之后要什么，要了之后怎么办呢”，揭示他们失业后的怅惘。郭爽对描述对象不作过多渲染，常使用言简意赅的白描、恰到好处的比喻，一语中的地指出人物、事物的鲜明特征。《鲍时进》开头为一句：“程家伯伯没有表情”，下文便是程伯伯的葬礼。“没有表情”既贴合葬礼的气氛，又另有隐衷，因为程伯伯死得并不体面。《把戏》中“我”看见李晴微被班主任侵犯：“这该死的有月亮的夜，李晴微的皮肤白过了月光。”把白皮肤跟白月光比照，而月亮又常常是情欲的象征，准确地概括出“我”情绪崩溃的复杂心情。
四、记录、丰富与彰显：郭爽小说小人物书写的价值意义
郭爽的小说聚焦于小人物、普通人身上，在书写他们光影交错的生命历程中注入自己的思考与理解，具有独特的当代价值和文学意义。
首先是记录当代社会变迁的历史价值。小说虽然是虚构的艺术，但它同样能记录历史，且这种记录比历史记录更加地细致、灵活，且饱含创作者的个体温度。新时代日渐发达的高科技、无所不通的网络触角，让新事物迅速萌发并壮大，而旧事物则被迫丧失生命力。郭爽察觉到网络虚拟所给予的精神慰藉，也不忘警醒那也许只是迷幻梦境；她将目光聚焦在与旧事物一样被迫失去生命力的弱势群体上，同时指出小人物在时代不可抗力中的举步维艰。因此，郭爽正是用一种紧随时代步伐的书写，去探寻小人物生活的真相。李壮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当代历史之间一直保持着同频共振，新中国各个时期的历史图谱与社会生活图景，都在文学作品中获得了很好的书写记录。”22郭爽对当代小人物和网络衍生物的自觉书写正是这种现象的剪影之一。郭爽敏捷地捕捉到置身于新时代互联网大环境下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并付诸有意识写作，这是一种紧随时代步伐的小人物书写。
《把戏》中的蒋立立是一位穿梭于虚拟网络的学生，在网络的乌托邦中不断自我麻醉，多次受挫后也只能独自面对现实黯然神伤。《拱猪》中的粉丝经济同样经由互联网催生，但阶级固化、贫困差距并没有因狂欢化而消失，反而显现出一种闹剧落幕后的狼狈。这两篇小说思考网络科技给当代人带来的变化。高科技营造了理想的生活世界，但其容易幻灭的虚拟性，表明现实生活的冷峻和难以跨越，由此显现出微小个体在面对虚拟告灭后的失落。这种“失落”意味着小人物对理想生活的可望不可及，同时也饱含着他们被迫认清现实后的无奈甚至心灰意冷。《死亡练习》23展现了在网络世界、自媒体时代的冲击下，传统纸媒一片萧瑟。报社在寻求转型时同样阻碍重重，大趋势下的个人努力显得微弱无力。尽管李如林在小说中曾有一次奋起反抗，可敌不过现实的戏弄，失业后他选择回到老家，后又主动删去韩一舒等前同事的微信，这意味着他和过去的决裂。其命运何去何从，小说没有描述却已昭然若揭。可见韩一舒、李如林等小知识分子只能在行业阴霾中失语和挣扎，最终仍不得不接受转业或失业的不幸。
其次，郭爽小说丰富了当代小说中的小人物形象。郭爽小说对普通人的多方面描绘，充实了文学史的小人物图谱。尤其是她对小人物精神世界的探索与关怀：准确地把握住两代人的精神危机，并倾听小人物在现实与理想冲撞下的内心回声。小说中的父辈们的精神危机集中体现为，集体迷狂结束后的分崩离析、价值破灭后的无所适从。《拱猪》中以伍爱国为代表的下岗工人，从集体运作的工厂散出来，需要面对多重考验，然而这种情形并非每个人都能适应；丁小莉则不愿从家属院中脱离，在集体身份消失后，不断对自己是伍珊的母亲这一身份进行重复确认，以此获取生存的安全感。青年们的精神危机则主要体现为，自我意识、女性意识的觉醒与传统思想观念的强烈冲突。在《清洁》中，李春凤不断对“我”进行“性”观念的传输，要我保持贞洁，但“我”不愿被这种观点所困；同时“我”对婚姻产生抗拒，而渴望纯粹的爱，甚至产生叛逆的念头。“与成为贤妻良母的愿望相比，每个年轻的女孩都有一个更隐秘叛逆的念头，成为另一种女性，放弃所有的道德标准，做一个荡妇。”《把戏》中蒋立立同样对婚姻与性、爱的关系充满疑惧，但同时她又对性有所向往、试探，这种戴着面具游走于现实与虚拟的精神危机，令她痛苦不堪。伍珊为粉丝活动攒钱的苦苦节省，在周佳媛屋子的“金光”衬托下，亦显得荒唐可笑。
最后，郭爽在小说中彰显了生命的坚韧之美。小人物悲惨、不堪、苍白，多重生活苦难面前，他们充满生命韧性。郭爽在小说集最后说：“我凝视他们，像声嚣之中，时间投下的影子。但说到底，影子因光而生，有了光，我们才能领受这世界。”郭爽虽展现了小人物的重重精神危机，但同时也关切到他们的内心，指出小人物的生命同样可以焕发光彩。丁小莉找到了新的组织，加入广场舞的队伍，得到新的集体感；方老师忧虑交加仍愿为腹中新生命而坚强；袁园家和顾恬家在经历沧桑变化后，仍热热闹闹相聚如常。小说中两代人之间除了矛盾尚有温情，父辈与青年的对抗并非不可缓冲。《拱猪》中伍珊为丁小莉按摩，目睹母亲日渐衰老的身体而心酸；离开家时犹豫不决，她想到丁小莉只有自己一个孩子；她去周佳媛家吃到从未吃过的费列罗巧克力，于是藏起几颗准备带回家，她觉得丁小莉也应该尝尝。小细节里往往藏着人物潜意识的爱，最后伍珊回到家属院，虽为理想的落败，但不可否认也是一种爱的回归、理解的回归。蒋立立虽在城市中遭受各种打击，仍对省城充满执念；与此同时她又深切牵挂在农村受苦的母亲，“但同时我又那么想念妈妈，想回到村子里去，再也不要来省城。想回到蒋立立的身份里去，回到妈妈的子宫里”。这种对母亲悲惨遭遇的切肤感受，促使蒋立立向命运低头。《清洁》中“我”最终顺从父母答应结婚，也是因为带着对父母的愧疚心理，他们替“我”承受了太多。因此，妥协与和解是有迹可循的，它们建立在对父辈疼痛的感知上。在这种对抗与妥协的角力中，牵连着的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以及爱憎只在一念之间的情感纠葛。而郭爽对于种种情感波动的描写，正是对小人物生命温度的敏锐捕捉，对普通人精神生活的强烈关怀，验证了她自身所强调的“要有光”。
综上所述，郭爽的小说创作贯穿着她对生活的敏锐观察，也离不开其为小人物发声的自觉意识。郭爽以时代变革中的“父辈”“女性”和“青年”为中心，书写柴米油盐、爱恨情仇，也刻画隐秘痛楚、精神焦虑，呈现时代变革中小人物生活的艰辛和生命意志的坚韧，并引发大众对于小人物生存境况的关注和反思，饱含人性关怀与个体思考。同时，郭爽的小人物书写观照时代的变迁，体现出对现实世界的密切关注，是一种富有时代性的现实主义书写。
[本文为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新世纪以来当代小说中的‘广东形象’研究”（项目编号：2019WQNCX117）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443页。
2 字词语辞书编研组编《新编现代汉语词典》，湖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390页。
3 胡传吉：《回到故事——论郭爽的创作（评论）》，《山花》2017年第9期。
4 5 9吴越、郭爽、李梓新：《必须写下我们——谈〈正午时踏进光焰〉》，《鸭绿江》（下半月版）2019年第1期。
6 12 14郭爽：《费力去写小说，还是希望能从中发现生活的真相》，《澎湃新闻》2018年12月3日。
7郭爽：《正午时踏进光焰》，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内含七篇小说，《把戏》原刊《上海文学》2014年第2期，《鲍时进》原刊《山花》2017年第9期，《拱猪》原刊《作品》2017年第11期，《饲猫》原刊《当代》2018年第3期，《蹦床》原刊《青年文学》2018年第4期，《九重葛》原刊《收获》2018年第4期，《清洁》原刊《广州文艺》2018年第8期。本文相关作品引文皆出于此书，注释中不再一一标出。
8 10《第二届“阳明杯•山花文学双年奖”颁奖典礼综述》，《山花》2018年第9期。
11 18郭爽：《与我们的父辈（创作谈）》，《山花》2017年第9期。
13 15郭爽：《我的平凡之路》，《爱读书会》2019年5月4日。https：／／mp.weixin.qq.com／s／Cge-Cnd1buKJCi4rFVVeSw。
16邓钺洁、采丽、金忠秀 ：《她用贵州造出盗梦空间！作家郭爽和评论家索良柱的精彩对话》，2019年9月1日。http：／／www.bijie.gov.cn／yw／bjyw／201909／t20190901_6440281.html。
17王玉香：《当代青年与长辈“代沟”的新表现》，《人民论坛》2018年第22期。
19[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黄蓓译，《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5期。
20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21[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6页。
22李壮：《在历史与当下之间》，《文艺报》2020年2月19日。
23郭爽：《死亡练习》，《山花》2019年第2期。
[作者单位：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