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李天岑是南阳作家群的重要成员，其创作坚持“讲故事”的传统和“写人”的传统，追求情节生动、人物鲜活，突显作品劝善惩恶的劝诫意义，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三山凹》以三个发小的人生经历为主线，通过个体命运的变迁反映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农村的变革，是改革开放史和乡村振兴历程的文学写照。作品以丰沛的细节塑造人物，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写亲情爱情、伦理道德，表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巨变，是催人奋发向上之作。

关键词：李天岑 《三山凹》 乡村振兴 人物塑造 劝诫

南阳是一个作家频出的地方，远如李季、姚雪垠等就不必说了，即使新时期以来，诸如乔典运、二月河、田中禾、周同宾、周大新、马新朝、柳建伟、梁鸿等，都在全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南阳作家群是最早受到全国关注的地域创作群体，至今仍是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地域作家群。

李天岑是南阳作家群中的重要一员，他1979年发表短篇小说《多余的介绍》，创作可以说是和中国新时期文学一同起步的。在极具实力的南阳作家群中成长，李天岑的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很高的水准。他后来从乡镇基层开始，一步步成为南阳这个人口过千万的大市的重要领导，主要精力放在了行政事务方面，文学创作的梦想被暂时压在了心底。乔典运曾如此评价李天岑：“他的东西很不错，有乡土气息，也很大气，比较放得开。只是他现在做官了。”1

从重要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李天岑压抑已久的文学创作热情再次喷发，继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找不回的感觉》后，连续创作了长篇小说《人精》《人道》《人伦》《平安夜的玫瑰花》等，近日又创作出版了反映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来农村发展变化的长篇小说《三山凹》。

《三山凹》以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三个发小为主人公，书写他们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同性格驱使下不同的拼搏轨迹，以长达40多年的时间跨度，全景式地勾勒出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开放、脱贫致富的恢宏画卷，这是李天岑本人创作的重要收获，也是南阳作家群、中原作家群创作的重要收获，是中国作家为伟大时代留下的文学写照，为建党百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三山凹》获得了《小说选刊》2020年度大奖。2021年4月17日，李天岑在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他不求写出惊世之作，只求跟随时代的步伐，做好时代的记录者，贴近生活，贴近百姓，为人民大众塑像；尊重读者，了解读者，善解读者之意，写出更受读者喜爱的文学作品。应该说，《三山凹》在时代的记录上，在当代中国故事的讲述上，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改革开放史的文学写照

从新时期、新世纪到新时代，从改革开放到脱贫攻坚，从富起来到强起来，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的40多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三山凹》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历史的全景式呈现。作品立足中国乡村发展的现实，以生动的笔触书写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九大之后40多年来乡村的变化，不仅有对中国乡村改革开放、脱贫致富奔小康实践的全面书写，更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写亲情爱情、伦理道德，写出了人们精神面貌的巨变。

多年来，用小人物写大时代的作品很多，但成功的其实很少。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我们对大国元首的活动、明星名人的生活琐事、朋友的吃喝拉撒等，上上下下人物的一切似乎无所不知。但我们又好像失去了对社会、对世界的总体把握能力，对各行各业的运转等一无所知。也许正因如此，当代文学的很多作品，把表现的重点放在了对复杂经验、微妙情感、内心冲突的细微把握上，于是作品描写越来越细致入微，细节也无比充实，但就是无法对社会有总体把握。相对而言，《三山凹》做得非常好。《三山凹》以三个发小40多年人生命运的起伏为主线展开叙事，在政治、伦理、情感的冲突中展开故事，全面书写时代的变迁。三位发小，一个长期担任县乡领导，一个是村支部书记，一个下海经商。三个人物的三种身份，从不同维度切入大历史之中，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确立了作品宏阔的格局，很好地表现了时代的变迁，并对一个时代的经验进行了整体地概括。

柳大林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柳大林的命运正是因为高考制度的恢复而被改变。小说由此进入，书写了高考恢复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影响，一下子就把人物与时代的关系紧紧结合在了一起。正是因为高考，三个发小有了各自不同的命运轨迹，而他们命运的变迁，体现的其实是整个国家、民族、社会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性变迁。

柳大林大学毕业以后，从秘书一步步成长为县委书记。县级党委政府，是一个承上启下、落实党和国家重要决策的枢纽。柳大林这样一种身份，使作品一下子打开了表现空间。作品通过柳大林，真实描写了县乡党委政府的运转情况，真实展现了中国县乡基层政治生态，更由此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策变化等清晰表现出来。同时，中国乡村与外界的联系也由此建立起来，使作品对4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变化书写得更加充分全面、扎实深入。

张宝山是一个为改变乡村面貌而不懈奋斗的基层优秀共产党员。他和大林一起参加了高考，梦想通过高考走出农村到更广阔的天地有一番作为。虽然分数过了录取线，但因为政审等原因，他没能走进大学校门。但宝山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自怨自艾，从此扎根农村，成长为村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一步步战胜贫困，走向小康。因此，从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来讲，《三山凹》是一部表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作品。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时候，中国人民实现了全面小康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取得了脱贫攻坚的最终胜利。表现脱贫攻坚的文学作品近年来非常多。但这些作品总体来说就事论事的多，就脱贫写脱贫的多，相对来讲给读者的感觉像是在写一场运动、一个活动，因而有单薄之感。《三山凹》在一个更长的时空维度中书写传统乡村，显示出作者对乡村生活和人物的熟稔。作品以作者的家乡南阳为背景，写深厚文化滋养下人物的性格特征，写乡民思想观念在时代大潮中的嬗变，写他们如何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不断的努力，彻底消除贫困、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实践，既突出了脱贫攻坚的主题，又使作品显得更有厚度，更为丰满结实。

白娃侯子耀是商品经济时代“能人”的典型。尽管多少带有一些脸谱化的倾向，但白娃在整部作品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白娃代表的是改革进程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是一个新兴群体的代表。他自身存在道德瑕疵，性格中有投机取巧的偏好，但他们某种意义上是勇于改革的探路者，是敢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重要成就，离开不开市场经济的发育、发展，而白娃这个群体在其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由于对规则、规矩的漠视，白娃在生机勃勃而又泥沙俱下的改革开放之初敢于打破陈规，先行一步。同样由于不重视规则、规矩，在市场经济体系确立并逐步规范之后，白娃未能及时调整自己去适应时代的变化，而是一味投机，甚至触犯法律，走上犯罪的道路，终致走向毁灭。《三山凹》写出了白娃的复杂性，其实也很好地表现了改革开放中人和社会的复杂性。正是有了白娃这样一个维度，《三山凹》对改革开放进程的表现才更为全面、更为充分、更为真实，作品也因而更为丰满。

通过大林、宝山、白娃及与其相关的众多人物，《三山凹》表现了改革开放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变化，描绘了从乡村、乡镇、县城到省会及深圳等现代都市的历史变迁，是对中国40多年来发展的全景扫描，是一部中国乡村的改革史，也是一部人民奋斗脱贫的创业史，更是中国农民的情感史、心灵史，是有温度、有深度、有高度的当代中国故事，是新时期、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创业史》。

坚持讲故事的传统

《三山凹》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故事性强。作品开篇就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桥段：大林要结婚了，发小白娃骑着自行车去迎亲，却把新娘拐跑了。人物的矛盾纠葛、情感冲突由此一下子展开，奠定了作品展开注重故事性、冲突带有戏剧性的基调。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了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讲。将作家称为“讲故事的人”当然并非从莫言开始。英国艺术评论家、小说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出过一本名为“The Storyteller”的书，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讲故事的人》为名将其翻译出版。小说家从根本上说，就是“讲故事的人”。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高峰是唐传奇；白话小说的直接起源是话本，说史、说经话本形成了长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说单篇故事的形成了短篇小说，如《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二拍”等。欧洲早期的小说集《十日谈》，收录了10位年轻人为躲避瘟疫到佛罗伦萨郊外的小山上10天讲述的100个故事。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记述的是少女山鲁佐德用讲故事的办法，吸收国王因爱听故事而不忍杀她，在一千零一夜里所讲的故事。从中外早期的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小说起源于说故事，小说家的前身就是说书人。《十日谈》《一千零一夜》更是隐含了用讲故事完成对自我和他人拯救的主题。

小说是一种叙事艺术，讲好故事是小说的根本，小说意义的表达应该通过叙事来完成。当然，小说发展到今天，早已不再是单纯讲述故事那么简单。特别是当代小说，琐碎无意义的日常生活成为描写的主要内容，故事被严重弱化，人物的内心生活成为表现的重点，小说家似乎已不再以讲故事为己任。这样的小说不能说不好，它在对人的精神世界、对人性的开掘方面确实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小说也因此变得精致化、精英化，离大众越来越远，读者越来越少。毕竟，一个好的故事框架和精彩的讲述对完成一部好的小说来说，仍然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元素。小说要想唤回大众读者，必须回归讲故事的传统。

李天岑的小说写作一直坚持讲故事的传统，从《找不回的感觉》《人精》《人道》《人伦》《平安夜的玫瑰花》到《三山凹》，他一以贯之地把讲好故事作为小说创作的基础。李天岑在接受采访时反复谈到，“有趣”“有故事”是小说好看的前提。当作家要做有心人，要注意收集故事。他在各种场合，听到有意思的故事和有趣的语言，就立马用笔记下来，微信里看到好的内容也收藏起来。正是因为注重故事性，李天岑的小说才显得可读性强，生动感人。

李天岑的小说注重讲故事，但并非简单如写传奇小说般构造离奇玄幻的情节，而是注重利用人物间的情感纠葛，设置环环相扣的矛盾冲突，以此推进叙事。《三山凹》以大林、宝山、白娃三个人物相互交织的命运轨迹为主线，串起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展开故事。这种结构方式避免了以单一人物为主人公推进故事带来的单调感，使人物之间充满了复杂的矛盾纠葛，故事发展具有更多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表现空间因而更为开阔，对从小山村到现代都市的生活进行能够全面展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品因而更为丰满。

李天岑小说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矛盾冲突的戏剧化。《三山凹》的人物设置本身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宝山的媳妇、白娃媳妇是亲姐妹，白娃的媳妇是大林的初恋。这种人物关系的设置，为作品戏剧化冲突的展开奠定了基础。作品一开头，发小拐走兄弟媳妇的桥段就富有戏剧性。此后随着情节的展开，这样的矛盾冲突不断出现，比如白娃之死也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事件。细读李天岑的其他作品，可以发现，设置戏剧化的冲突是其推进情节的重要手段。《三山凹》之前，《平安夜的玫瑰花》以夏玉莲和武大楼的情感纠葛为主线，其间又穿插夏玉莲与武小房、婵树林，武小房与谢凡、夏玉莲，武大楼与夏玉莲、刘翡翠等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如此多的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作品的戏剧化性就显得极为明显。

对小说创作来说，很多人尽量回避戏剧化冲突，以免对作品的真实感产生影响。但李天岑却将此类戏剧化的冲突描写成反映时代特征的典型事件，加深了读者对不同时代的认知、理解。像白娃拐走大林媳妇这个事件，初看感觉有些荒唐。但事情产生的原因是，大林没有自行车，而白娃作为大林的发小，自己的父亲有一辆自行车，自然要帮兄弟骑车接亲。自行车是“文革”期间人的身份、地位的象征，白娃的父亲是村支书，自然对黄花琴更有吸引力，白娃又是个生性浮浪之人，拐跑新娘似乎就成了当时环境下不难理解的事情。如此一来，作品描写的这些事件，就有了扎实的基础，虽然有些戏剧化，但不会让读者产生虚假的感觉，反而会有深刻的印象，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时代。《三山凹》从头至尾，通过一件件事件的串联、积累，将不同时代的特征准确地梳理出来，很好地表现了时代的变迁。

细节的扎实、密集是李天岑小说创作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李天岑说：“小说靠好的故事立起来，我在写每一个章节的时候，都要认真考虑几天，力求每一章节写出两到三个出彩的地方，在出彩的地方，写出好的真实的细节。我感受最深的是，有好的细节，有精彩的情节，故事就能够跌宕起伏，富有感染力。故事可以虚构，但细节不能编造，必须真实，才能打动人。”2《三山凹》的写作建立在作者扎实的生活积累上，比如写到白娃接亲时骑的是飞鸽自行车，黄新月跟白娃一起做生意买的是一辆飞鹰自行车，白娃做生意后买了辆130汽车等。这都是那个年代具有标志性的物品，在还原历史场景时有着非常好的效果。《三山凹》这样的细节密度很大，尤其是矛盾冲突一个接一个。桥段密集是现代电视剧、网络小说常用的手段，为的是保持作品以读者足够的吸引力。但集中阅读的时候，可能会让人有透不过气的感觉。对于小说写作来说，叙事保持适当的张弛，作品才会显得更为灵动，也能给读者留下回味思考的空间。

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

李天岑小说创作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他的小说某种意义上讲是基于鲜活的人物形象完成创作的。赖四是李天岑塑造的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赖四最初是李天岑在中篇小说《赖四偷婚》中塑造的。后来，李天岑觉得意犹未尽，中篇小说的表现不够充分，以此为基础创作了长篇小说《人精》，之后又陆续创作了《人道》《人伦》，完成了“人”字三部曲，成为其重要的代表作。赖四之于李天岑，正如“活鬼”侯七之于张宇，奠定了他们作为作家成功的基础。李天岑在谈到赖四这个人物形象时说：“生活中的那些人物总活跃在我心里，不把他们写出来，他们就如一只小兔似的在我心里踢腾，撞得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像赖四这个人物就足足折腾了我六、七年，只有打开心灵的门扇让他们跃然纸上方能安生。”3这段话清楚地表明，李天岑的小说创作是以人物形象塑造为基础和核心的。

赖四是新时期文学人物画廊中的一个重要形象，是改革开放时期走出农村、走出土地、走进城市、走进市场的奋斗者的典型。二月河如此评价赖四这个人物形象的价值和意义：“《人精》中通过主人公赖四的经历，表现出了新的人文思想。赖四是城市淘金部落的成功者，他是农民，本质上又不是农民，既有农民的遗传基因，又带有新兴阶层鲜明特点，其中蕴涵的变革意义现今不可估量。”4通过人物来表现时代、反映时代精神，是李天岑小说创作一贯的追求。赖四因此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的人物。南阳作家行者在谈到赖四时说：“赖四的人物形象，反映了一种时代精神，是时代精神的一个高度代表，通过他这个人物，折射了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变迁。”5其实在《人精》创作之前，二月河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为《找不回的感觉》作序时专门谈到了《赖四偷婚》：“我认为这篇小说看似通俗，主题其实很严肃，反映的‘时代’潮很有代表性，既有新兴民族企业家卓绝特异的创业精神，波谲云诡的创业史，也有他们‘精神流动’的轨迹趋向，怀着作家对这一重要新社会阶层的深沉思索。天岑贴实人性，贴实真实生活，贴实现实潮流的自觉性，一目就能了然。”6由此可以看出，从生活中发现故事，用故事表现人物，用人物的精神裂变体现时代变迁，是李天岑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

注重人物形象塑造的特点在《三山凹》中同样得到充分体现。《三山凹》全面表现40多年历史的全貌，但作者还是把笔墨主要放在人物身上，把人物推到前面，通过人物间的矛盾冲突和命运变迁来表现时代。《三山凹》以三个发小的交集来结构小说，表现的重点是三个人物的命运，通过人物情感、心理、精神的变迁表现政治、文化、时代的变迁。

柳大林是作者倾注情感较多的一个人物。他的身上多多少少带有作者自身的印记，他们都由农村青年、基层干部逐步直到重要领导岗位。正因如此，作者对柳大林情感、心理的把握就更为真实、准确。将柳大林与柯云路《新星》中塑造的李向南进行对比，会发现两位作者在塑造人物时的着眼点有很大的不同。柯云路将大量笔墨花在了政务活动、官场斗争上，突出李向南大刀阔斧的改革精神。李天岑则更多写柳大林在政治原则与亲情、友情冲突中的内心活动与处理办法。一般小说描写官场，常常把重点放在所谓的尔虞我诈、不择手段向上爬甚至泯灭人性等，把厚黑学表现到极致。《三山凹》则塑造了一个有理想追求、坚持原则、主动作为、积极为人民服务又不悖世情伦理的领导干部形象。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像柳大林这样的人物才是各级官员的主流，柳大林可以说是中国基层官员的典型代表。李天岑正是因为有切身的体验和感悟，才能将柳大林这个基层官员的形象塑造得亲切、真实、可信，表现得生动、深刻。

张宝山是作者着墨最多表现最为丰满的人物。张宝山厚道、仗义、克己利人、心胸开阔，为改变乡村面貌倾心尽力，是为脱贫致富不懈奋斗的优秀村支书的典型形象。张宝山这个人物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柳青《创业史》中塑造的梁生宝。如果说梁生宝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时代需要的理想农民形象，张宝山则是新时期、新时代需要的理想农民形象。他们体现了不同时期农民对党的政策的高度理解、认同和执行，表明了党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和最广大群众的密切关系。张宝山这个人物塑造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写出了他的纯粹、干净、忠诚、担当，而又丝毫不让人觉得虚假、脱离生活。这样的人物，总能给人鼓舞、给人信心、给人力量，文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精神鼓舞的作用和价值，由此得以具体体现。

白娃身上有赖四的影子，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书写改革开放的历史，绕不开这样的人物。也许之前曾在赖四身上做过充分的开掘，李天岑在写白娃时，没有更多写他们在改革大潮中利用自己聪明才智进行的奋斗，而是更多表现了他道德上瑕疵的一面、人性中丑恶的一面、生活中无赖卑劣的一面。像白娃这样的人，改革开放之初有很多，如果在发展中及时完成自身的变革，就能随时代一起发展进步，如果放任自己，原本的问题和缺陷就会不断放大，最终走向毁灭。《三山凹》塑造白娃这个形象，在表现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逐步发育的同时，揭示了时代变迁与人物精神裂变、社会变革与人物自身革命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同张宝山的纯粹并不让人觉得虚假一样，白娃自身存在很多缺陷，但作品写出了人物内在的丰富性，尽管白娃之死带有戏剧化的成分，但这个人物总体同样让人觉得非常真实。

三个主人公之外，《三山凹》在配角甚至出场很少的人物刻画上，也都极为用心。王春宝是“铁三角”之外作者表现较为充分的一个人物。他最初抗拒改革，在自己南下深圳打工的过程中，完成了思想转变和自我转型，坚定承担起带领村民共同富裕的责任。王春宝这样人物的塑造，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拓展了作品的表现空间。包括像曹一宽这样出场不多的角色，作品也刻画得极为认真细致生动，把一个县城基层公职人员写得栩栩如生，让人感觉他就是生活在身边的熟人。

《三山凹》总体来说是一部以多位“男主”为表现重点的作品，但作者同样精心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如黄花琴、黄新月、闪红红以至杜丽莎等都表现得真实、充分。黄花琴体现了在物质和精神双重贫穷情况下面对诱惑的迷失，黄新月表现出依靠自身劳动改变处境的努力与奋斗，闪红红则展现了面对新事物的开放心态和大胆进取，丽莎是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下现代女性的代表。这些人物的现实表现和内心生活，都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真实处境、文化氛围高度契合，从而很好地以个人命运的轨迹体现出时代的变迁。

扬善惩恶的劝诫意义

注重教化作用，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白话小说、戏曲尤其如此。李天岑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继承了中国白话小说、民间文学、戏曲的传统，突出作品的教化作用，引人向善。发挥劝诫作用，引人求真，教人向善，诱人尚美，是李天岑小说创作的自觉追求。谈到《人精》《人道》《人伦》时，李天岑说：“三部书之间的人物和故事毫无关系，但有一点相同，都带有‘劝诫’的意思。”7在此后创作的《平安夜的玫瑰花》中，这个特点同样表现得非常鲜明。

《人精》写了赖四张世发从坑蒙拐骗发财到幡然醒悟后反哺社会的过程，更以一曲《醒世歌》表达了世人真诚的规劝。《人道》通过马里红与路安韬、司马凯对色诱的不同处理，通过游海与乔叶子的暧昧关系等，表达了戒色的观念。《人伦》通过张万顺不择手段向上爬却因为嫖娼而身败名裂的故事，表达了戒色、戒贪的劝诫思想。《平安夜的玫瑰花》写商场、官场、情场，体现的是戒色、戒贪、戒骄的理念。夏玉莲不断靠出卖色相攫取利益，幡然悔悟后开始了自立自强的新生活；武大楼靠家传手艺致富，开始追逐美色，骄横淫逸，终致人去财空；婵树林是一名清正的干部，却经不住美色诱惑，终于连命也搭了进去。作品通过这些人物，表达了明确的警世、醒世意义。同时通过谢凡等具有积极意义的人物，表达了对人生正向的劝勉。

《三山凹》的劝诫意味虽不像前几部作品那么明显，但作者引人向善的创作理念依然表现得十分清晰。作品中三个发小不同的人生轨迹、不同的命运走向，总体说来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白娃有违伦理道德、法律法规的种种作为，终于为自己招来了牢狱之灾；出狱之后，白娃感受到了人情的温暖，在对过往的痛悔和重获自由的开心中猝然死去。白娃的结局，显然是作者惩恶劝善意图的体现。白娃之死代表做恶的终结和向善的新生。最后，小说以大团圆结尾，也符合中国读者传统的审美期待。

追求喻世、警世、醒世、劝世的价值，李天岑小说中人物命运、人生轨迹的走向，就自然带有一种刻意设计产生的戏剧化特点。这与多数当代小说的创作有所不同。总体来说，当代小说更注重对于在极端情况下的人性探索。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小说创作开始“向内转”，更注重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探索，以至于发展到作家竞相表现人性的灰暗、丑恶，把道德视作伪善的面具，丝毫看不到善与光明。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扬善惩恶的作品被认为肤浅、缺乏深度，戏剧化的处理被认为是背离真实的编造。如此一来，文学引人向上向善、给人精神鼓舞的作用自然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

当然，简单灌输式的说教会影响作品的文学品味，过多戏剧化的情节会影响作品的真实感，这是小说写作应该注意的问题。李天岑的小说虽然在矛盾冲突上有戏剧化的特点，但放在事情发生的具体环境中并不让人感到突兀。其劝善的理想主要是在人物命运的变迁、不同人物的对比中实现，特别是作品以丰富的细节、接连不断的桥段推进故事，极大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作者的创作意图可以较好地通过故事得以实现。这样对于弘扬正能量，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文学作品注重教化可能带来的问题，李天岑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坚持要使劝诫巧妙地体现在作品中，如果让读者有“被灌输”的感受，表明作家的写作水平和技巧还有待提升。但无论如何，作家不能因此放弃对自身责任的承担，传递正能量是作家的本分。因此，李天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去创作，认认真真写群众的故事，写群众爱看的故事，写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故事，给读者以鼓舞和启迪，给人们以力量和信心。

《三山凹》是在建党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之际创作的全面反映中国农村40多年发展变化的优秀长篇小说。作品以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变迁，以生动的故事和丰沛的细节，展现了一幅恢宏壮丽的时代画卷，以劝善向上的创作追求给新时代人民奋斗新征程提供精神鼓舞，是文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具体贡献。

注释：

1 6二月河：《序》，《找不回的感觉》，李天岑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2苏瑜：《〈三山凹〉为时代留下独特影像》，《郑州日报》2020年10月22日。

3李天岑：《找不回的感觉•后记》，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277页。

4 5《南阳日报•社会早刊》2006年10月23日。

7李天岑：《人伦•后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11页。

[作者单位：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