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一切阐释都需要一个可靠的概念体系和认知框架。只有从这样的体系和框架里，人们才能获得分析的根据和理解的线索。高原风物、土质与气候、边鄙之地、陕北艺术、现实主义精神、读者意识和作者意识等因素极大地影响了路遥的生活态度和小说写作，裨助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学个性和文学风貌。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理解路遥的认知框架，有助于我们揭示路遥的生活态度和文学意识的成因，有助于我们分析路遥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现实主义文学气质，有助于我们切实地阐释和评价他的作品。

关键词： 认知框架 路遥 陕北 现实主义 现代主义

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有两个重要的方法和模式。一个是以作品为中心的封闭的内在模式，另一个是以作者及背景性因素为研究对象的开放的外在模式。内在模式认为，作品就是一切，其他皆无关紧要，大可摒弃不顾；外在模式则认为，作品不是冷冰冰的物体，而是充满人性内容和情感内容的生命体，与人和生活有着密切而广泛的联系。

这两种文学研究模式彼此颉颃，常常发生冲突。内在模式抱怨外在模式忽视作品和艺术形式，偏离核心和目标，方法陈旧而教条；外在模式则指责内在模式视野狭窄，迷恋形式主义，眼里没有人和生活，忽视了那些影响作家的情感、意识和写作的至关重要的东西。打开普鲁斯特的《驳圣伯夫》，就可以看见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差异有多么明显，冲突有多么尖锐。

事实上，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方法应该是开放和多元的，而内在模式与外在模式则是可以并存和互补的。人们当然应该用心解读作品，但是，也应该花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作者以及他身处其中的环境。因为，作家是一群对自外在环境的刺激和影响极为敏感的人。他们的气质、性格和观念，都是在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外部环境以一种直接而强大的方式，影响着作家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写作。在这些强大的外部力量面前，作家既是积极的主体，也是被动的客体。就主体一面说，写作是他的个性和才华的外烁，而作品则是他自己的创造物；就客体一面说，写作不过是外部环境的刺激在作家内心引发的反应和回响，而作家自己和他的作品，亦不过是环境这一伟大力量的创造物。如果没有对外部环境的充分了解，没有对某一作家与其他作家和艺术家的文学关系的充分了解，我们就无法深刻地理解他，也无法深刻地评价他的作品。

外在模式的研究，需要一个开阔的认知视野。为此，人们需要尽可能充分地占有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由重要概念和重要信息构成的认知框架。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可靠的认知框架，我们就无法分析和解释这样一些问题：作家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写作？他的作品为何表现出这样的调性和风貌？

例如，在分析路遥和他的作品的时候，就需要建构一个能够充分反映他的生活环境、人生经验和创作经验的认知框架。在这个认知框架里，人们可以找到分析路遥及其作品不可缺少的重要概念和背景性信息。就概念来说，时代、地域、城乡、户籍、身份、灾害、苦难、贫穷、饥饿、自卑、焦虑、忧郁、改革、解放、劳动、理想、自由、个性、尊严、同情、爱以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作者、人物、读者、语言、叙事、修辞、调性和风格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离开这些概念，我们就无法分析路遥的生活和他的作品；就背景性信息来说，陕北的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陕北的文化和陕北人的性格，特定时代生活的基本状况，路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都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路遥的个性和气质，就无法理解他的热情、朴实而又充满力量的写作风格，就无法理解他的苦难意识和苦难叙事，甚至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他的小说里，有那么多描写眼泪和痛苦的场景。

人们对路遥的家庭环境和时代环境，已经多有了解，但对他寓身其中的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似乎不甚了然。人们知道，农民身份和家庭的贫穷，给路遥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使他深感自卑和焦虑；人们也知道，时代洪流的巨大裹挟力，忽而将他送到光荣的峰巅，忽而将他打到耻辱的低谷，使他在短短的数年间，看到了太多“惊心动魄的一幕”。事实上，陕北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对路遥的影响，同样深刻和巨大。

路遥在陕北生活了27年，直到1976年才离开。在黄土高原的故土上，他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完成了自己的大学教育和人格成长。他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陕北人，也是一个地域文化色彩很浓的陕北作家。他的“受苦人”意识，他对人物的仁爱态度，他对苦难的坦然受之的态度，他的极端化的劳动观念，他在写作时表现出来的超人般的坚韧，都具有明显的陕北文化特性，都与陕北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大有关系。陕北人迥异于关中和陕南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小说中，都有生动而真实的表现。所以，不了解陕北，不了解陕北的地理、气候、历史和文化，就无法深刻地认识路遥的情感和性格，也无法深刻地理解他所创造的文学世界。

当然，一切外在的影响，须经内在的转化，才能最终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正是靠着早早到来的内在的“人生觉悟”，路遥摆脱了外部环境对自己的限制和束缚，完成了自己的精神成长，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文学理想；同时，靠着自觉的自反批评意识，靠着强大的自反批评能力，路遥超越了外部的文学环境的干扰，摆脱了“双浪主义”模式（道德浪漫主义和美学浪漫主义）的束缚，也摆脱了“现代主义”风潮的裹挟。他从一个被动的随顺型作家，成长为主动的创造型作家。

路遥清醒地知道自己该为谁写，该写什么，该如何写。他的现实主义写作，显示出成熟的文学意识，具有明显的个性色彩。这是一种朴素而热情的现实主义，一种要用作者自己的形容词来描述和界定的现实主义。它以苦难为底色，以爱和人道主义为原则，普遍地同情所有人的不幸，普遍地尊重所有人的人格。在深沉的现实主义叙事中，路遥表现了陷入困境的个人改变自我命运的热切愿望和艰苦努力，也使读者感受了包含着悲剧意味和乐观精神的巨大力量。

路遥的文学写作表现出明显的19世纪文学气质。他热爱和崇奉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雨果、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的伟大经验，给了他深刻的启示、可靠的方向和巨大的信心。他在小说写作上表现出来的崇高的道德热情，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积极的理想主义态度，都与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小说文体的大众性特点，决定了作家要有很强的读者意识，要努力克服现代主义文学蔑视读者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对读者的尊重，对生活的热情，使他选择了一种亲切的叙事态度和介入性很强的叙事方式。他的小说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喜爱，是因为他用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来写作。

放了盐的水，一定是咸的；投入感情的写作，一定是“有我”的。作家在作品之外，也在作品之内；他既是创造者，也是被创造者；他塑造人物形象，也塑造自我形象。诚实而严肃地塑造自我形象，是雨果和托尔斯泰等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重要经验。路遥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经验的规律性意义和真理性价值。小说写作中，他认真地塑造作为自己的哈姆雷特，也认真地塑造自己的莎士比亚。

一、高原上的风物之美

从外来者的角度看陕北，所得的第一印象，多是荒凉和贫穷。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的一位学者朋友，来延安参加一个文艺学的学术会议。他自幼生活在杏花春雨的江南，从未来过白草秋风的塞北。一个见惯杂花生树、草长莺飞景致的人，忽然看见陕北完全不同的山川地貌，看见陕北人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其内心感受，可想而知。一路上，我的这位朋友，看到了一座连着一座的山峦，看到了两山之间狭窄的川道，看到了山脚下浑黄的河水，看到了逶迤而崎岖的山路，看到了山腰间绿树掩映的窑洞，看到了在陡峭坡地上劳作的农民。他的眼神和表情里，充满了掩饰不住的讶异和同情。

终于，他忍不住大发感慨：“哎呀！陕北原来是这个样子。这里实在太穷了！”是的，这里是贫穷的，但也是美丽和富饶的。

只是，陕北的美丽，分散在不同的季节里，而它的富饶，则隐藏在大地的深处。

如果说，人们因为缺乏了解，常常错误地赞美意大利的气候，称之为“阳光灿烂的意大利”（Sunny Italy），那么，匆匆而过的游客，也因为缺乏了解，常常错误地感叹陕北的荒凉和贫穷。

意大利著名的作家和记者巴尔齐尼，在他那部堪称经典的著作中，试图纠正人们对意大利气候的错误想象和片面印象：“其实意大利北部的气候与欧陆多数国家差不多……罗马的气候最不宜人了，一年差不多有两百天刮西洛可风，这是一种闷热的南风，吹得满天都是低沉潮湿的灰色云，使得到处都发霉，墙上尽是猪肝色的潮斑……威尼斯的秋天、冬天直到初春都是阴雨连绵。要是刮起东南风，那么世界上就没有比这里更糟糕的空气了；全城都可隐约闻到一股烂白菜和死水的气味。”1陕北的情形可以反过来理解和描述。一个行色匆匆的旅人，看得见它明显可见的缺点，但却没有机会感受它的风物之美和气候上的优点。只要你在陕北生活足够长的时间，你就会发现它的种种优点，就会感受到它的别样的魅力。

如果说，江南的主色调是绿色，那么，陕北的主色调就是黄色。即便在草木蓊郁的夏天，你也可以在山崖间和沟壑里，看到黄土地那独特的颜色。然而，黄土地也是季节的调色板。在这黄色打底的背景上，大地上的景色，随着四季的转换而变化。如果有机会在这里读过一整年的时光，那么，你就可以看见桃花、杏花、苹果花和洋槐花点染出来的春景，土豆、荞麦和野百合的花朵铺排出来的夏景，山野间五彩缤纷的秋色，以及冬天的冰雪覆盖的银色世界。

夏秋季节，如果站在陕北一座山脚下的池塘边，向远处眺望，你就会看到一幅极美的风景画：近处池塘里的碧水，仿佛一块晶莹的玉石，而池边大片的青草和树木，则仿佛绿色的绣毯；再往远处看，一片黄色坡地，颜色像油画一般强烈；在坡地的上方和背后，碧蓝如洗的天空，构成了整幅画的背景。山风萧萧地吹过，带来令人神清气爽的凉意，也带来悦耳的虫鸣声和鸟叫声。

说来简直是个奇迹，在陕北的中南部，今天至少有四处保存完好的森林，即富县桥北林业局管理的子午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桥山林业局管理的下寺湾等多处原始森林、黄龙山林业局管理的天然次生林区，以及黄帝陵的保存了两三千年的、四季常青的8.3万余株的古柏树林。想来，七八十年前，在延安周围的延川、延长、安塞、子长等县，也应该有规模甚为可观的森林，否则，“抗战”期间，陕北陡然增长的十多万外来人口的冬天取暖问题，以及生产所需要的大量木炭供应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陕北的树木品种繁多，除了常见的桃树、梨树、枣树、苹果树、李树、杏树和核桃树等果树之外，还有山桃、酸枣、木瓜、杜梨、山楂等野果树，至于桑树、榆树、柳树、槐树、洋槐树、白杨树等树木，则处处可见。陕北还有毛脑柳和柽柳等罕见而卓特的树木。独木成林的毛脑柳，像鲜花一样展放的柽柳，都属于生命力顽强的树种，而柽柳显得尤其特别——耐寒，耐旱，耐盐碱，耐贫瘠，耐疫病，因而被视为“陕北人的精神象征”2。

陕北人喜欢在房前屋后，种植家常的树木，如枣树、梨树、桃树、杏树、苹果树、槐树和核桃树。枝头有鸟雀欢唱，院里有鸡鸣狗叫，山坡上隐隐传来牛羊的叫声，崖畔上的鸽子，也在自己的巢边咕咕地絮语。就这样，一个高原上陕北的村庄，便成了一幅宁静而又热闹的画卷，就像你在路遥的小说《夏》《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里所看到的那样。这种不乏诗意的田园图景，培养了陕北人对土地的感情，也强化了他们对故乡的热爱。

川道里的陕北人，大都居住在向阳的窑洞里，而生活在塬上的陕北人，则大都选择住在土木结构的房子里。无论居住在哪里，他们出行和劳动，都要爬高下低，要走很长的山路和川路；最北部的居民，甚至还要在沙漠里艰难行走。虽然他们要在出行上付出劳顿，但是，多种样貌的黄土地也给了他们一种稳定而安适的感觉，培养了他们对人和生活的包容心理和适应能力，甚至裨助他们培养了自己过人的忍耐力和良好的意志品质。

陕北的阳光，分外明亮和纯净；陕北的晴空，也特别高远和蔚蓝。缪塞喜欢意大利的天空：“迷人的天空是那样纯净，在这里就是一声叹息也比别处更容易传到上帝耳中。”3陕北纯净的天空，也配得上这样的赞美。强烈的光照和明净的蓝天，使得高原上的一切景物，都显得历历可见，从而强化了不同色调之间的对比，赋予陕北的风物以特殊的风致。路遥喜欢陕北高原灿烂的阳光和高远的天空。在路遥的小说中，太阳和天空，是两个具有核心意义的文学意象。

在北方灿烂的阳光下，桃花绚烂如美丽的霞光，梨花洁白如晶莹的雪片，野百合明艳如红色的火苗，就连细碎的枣花，也显得黄亮亮的，仿佛点缀在绿叶间的金屑。人们从陕北的自然风景里所看到的，不是烟笼雾锁的朦胧，而是天朗气清的明亮；人们从那里感受到的，不是南方式的温柔与缱绻，而是北方式的刚劲与峻烈。海拔高，光照强，这使人心情愉快，甚至有助于形成陕北人开朗而乐观的性格。

同时，陕北也是富饶的。如果说，它的贫穷，是放在明面上的，那么，它的富饶，就是含藏在内里的，或者说，在人们不易看见的僻远处。在陕北的地下，有煤炭，有石油，也有储量丰富的天然气。陕北的黄土地，也许不太适合种庄稼，但是，特别适合种植苹果。日照强，温差大，虫卵不能过冬，坡地通风透光，使得陕北苹果不仅长势好，而且品质独特，口味极佳。陕北今天的发展和富裕，得此“富饶”之助者，可谓多矣。

路遥爱陕北大地，爱这块土地上的山水和草木。所以，他会为从冻土里刨出来的萆芽子而激动，会为山畔上一簇绽放的桃花而流泪。陕北高原的自然风物，极大地影响了路遥小说中的风景修辞。在他的小说里，陕北大地上的自然风景，被升华为充满美感的修辞，被赋予了丰富的诗意。他的雄浑而悲怆的叙事调性，也与他的景物修辞有着深刻而直接的关系。假如没有对陕北高原美丽风物的描写，路遥小说的美感力量，就会消减不少：

太阳刚刚落山，西边的天上飞起了一大片红色的霞朵。除过山尖上染着一抹淡淡的橘黄色的光芒，川两边大山浓重的阴影已经笼罩了川道，空气也显得凉森森的了。大马河两岸所有的高秆作物现在都在出穗吐缨。玉米、高粱、谷子，长得齐楚楚的。都已冒过了人头。各种豆类作物都在开花，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清淡芬芳的香味。远处的山坡上，羊群正在下沟，绿草丛中滚动着点点白色。富丽的夏日的大地，在傍晚显得格外宁静而庄严。4

《人生》里的这段景物描写，呈现出的是一幅陕北大地上特有的画卷。西天上红色的霞朵，山尖上橘黄色的光芒，以及已经被阴影笼罩的川道，是这幅画的自然背景；而田野里的出穗吐缨的高秆作物，正在开花的各种豆类作物，以及正在下山的羊群，则显示着人类通过劳动所创造的美丽景象。而“空气也显得凉森森的了”，大地在傍晚“显得格外宁静而庄严”，都是极为准确的描写，未曾身历目见、深切感受的人，是写不出来的。同样，不曾在黄昏时分的陕北川道里行走过的人，也无法深切地体味那种“凉森森”的感觉和“宁静而庄严”的特殊意境。

黄河是陕北大地上最壮丽的自然景观。这条伟大的母亲河波澜壮阔，翻澜骇沫，万古奔流，象征着生命不竭的激情和伟大的创造力。它考验着人类的生存意志，也培养着陕北人英雄般的拼搏精神。路遥曾这样描写黄河那令孙少安“眩晕和心悸”的浩荡激流：

眼前是一片麦芒似的黄色。毛翻翻的浪头像无数拥挤在一起奔跑的野兽吼叫着从远方的峡谷中涌来，一直涌向他的胸前。两岸峭壁如同刀削般直立。岩石黑青似铁。两边铁似的河岸后面，又是漫无边际的黄土山。这阵儿，西坠的落日又红又大又圆，把黄土山黄河水都涂上一片橘红。远处翻滚的浪头间，突然一隐一现出现了一个跳跃的黑点，并朦胧地听见了一片撕心裂肺的喊叫声，渐渐看清了，那是一只吃水很深的船。船飞箭一般从中水线上放下来，眨眼功夫就到了桥洞前。这是一只装石炭的小木船，好像随时都会倒扣进这沸腾的黄汤之中。船工们都光着身子，拼命地扳着，拼命地喊着，穿过了桥洞……5

在路遥的笔下，黄河是伟大的，但人也一样是伟大的；黄河是有力量的，但人也一样是有力量的。那只装运石炭的小木船，简直就是命运的象征；只有那些敢光着身子在浪尖波谷扳船的人，才能征服这可怕的命运。路遥的这幅“黄河船夫图”是惊心动魄的壮丽画卷，是激情澎湃的《英雄交响曲》，也是一首献给伟大的黄河母亲和平凡的劳动者的赞美诗。

在路遥的小说里，对陕北高原风物的描写，绝不是偶尔的和点缀性的，而是屡屡出现，所在多有，体现着作者自觉的文学意识和修辞行为。在路遥的小说里，陕北的大地上的风景，从壮丽的黄河到静静的大马河，从夏日的田野到冬天的雪野，都表现着丰富的情感内容和诗性内容。它是纯粹的自然物象，是表现作者和人物情感的心象，也是一种充满诗意和精神力量的象征。路遥的小说是叙写陕北人改变自己命运的伟大史诗，也是献给陕北大地上的美丽风物的赞美诗。

二、边鄙之地：土质、气候与大饥荒

从地理位置上看，陕北属于边鄙之地。它西临宁夏和甘肃，北接内蒙古自治区，东与山西隔河相望。与关中平原和陕南山地比起来，陕北高原属于完全不同的地理板块，气候和地质等自然条件也迥殊。

陕南位于秦岭之南，气候温润，有山地，也有平原，盛产大米，生存条件远比陕北优越。关中自古帝王都，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气候适宜，雨水丰沛，水利发达，是可以用金银来形容的地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6可见，此地虽为北方，但地势形便，蓄积饶多，地形与气候之利，可与南方相比埒。

比较起来，陕北的自然环境，就迥乎不同，不及远矣。

陕北地貌复杂而多样：有山，有沟，有塬，有川，还有毛乌素沙漠。塬高，沟深，川窄，山陡，沙漠浩瀚。群山纠纷，道路险峻，交通极为不便。明代山东籍的延安知府李延寿初到陕北，见所未见，被那里的荒凉和贫穷惊呆了。他在《初入郡境延绥道中》这样写道：“叠嶂重遮路转斜，人烟寥落重堪嗟。峰头辟土成耕地，崖畔剜窑住作家。濯濯万山无草木，萧萧千里少禽鸭。吾民何日如中土，桃李春风处处花。”7诗人之言，张皇颇甚，难免夸大其词。事实上，草木是有的，虽然面积确实不算大；家禽也是有的，虽然品类确实很单一。

陕北高原属于栗钙土-黑垆土地带和生态环境脆弱区。所谓栗钙土（chestnut soil），是在温带半干旱大陆气候条件下，干草原植被经过腐殖质积累，所形成的具有明显栗色腐殖质层和碳酸钙淀积层的钙积土壤。所谓黑垆土（black loessial soil），是发育于黄土母质上的具有残积黏化层（俗称黑垆土层）的黑钙土型土壤；剖面上部的暗灰色的腐殖质层深厚而疏松，但腐殖质含量不高。栗钙土-黑垆土虽然也是适耕性土地，但地力较差，生产水平较低。

由于土质和气候的缘故，陕北的粮食耕种与食物结构，也迥异于关中和陕南。陕北主体上属于粗粮种植圈，而陕南和关中则基本上属于细粮种植圈。陕南多种稻米，关中则适宜种包括稻米和小麦在内的多种庄稼。陕北只有富县的直罗镇和榆林城附近的个别地方，可以种少量的稻子，南部数县可以种植小麦，其余大量的山地，只适合种玉米、谷子、糜子、高粱、荞麦和豆类。以北纬38度农牧分界线和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界，形成了“麦作圈”和“粟黍旱作圈”两个地区：前者包括富县、洛川、黄龙、黄陵、宜川和宜君南部六县，以小麦和玉米为主要农作物；后者包括甘泉、延川、延长、安塞、子长、清涧、米脂、绥德、靖边、神木和横山等北部数县，以谷子、糜子、荞麦、玉米、小麻和豆类为主要农作物。

路遥生活在陕北北部的“粟黍旱作圈”。这深刻地影响了他的食物结构和饮食习惯，甚至影响了他的体质状况。单一的粮食结构，养成了路遥单一的饮食习惯。他喜欢吃小米饭和用豆类做成的钱钱饭，即便在生病的时候，亦食之无斁。谷子在陕北已有四五千年的种植史，出米率为80％。虽然此物营养价值很高，含维生素B1和维生素B2和11％以上的蛋白质8，但是，由小米支撑的单一食物结构并不足以给人提供完整而充分的营养支持。

然而，像许多关中人和陕北人一样，路遥不习惯喝牛奶，也不喜欢吃腥味很重的鱼、虾、蟹等海鲜。在《梦溪笔谈》中，沈括讲了一个调谑关中人的笑话：“关中无螃蟹，元丰中余在陕西，闻秦州人家收得一干蟹。土人怖其形状，以为怪物。每人家有病疟者，则借去挂门户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也。”9此小说家之言也。无论关中，还是陕北，都是有螃蟹的。陕北之蟹略少，个头亦小，然关中此物颇饶，个头亦大。也就是说，关中人和陕北人都是认识它的，只是由于长期养成的饮食习惯，不喜欢理识这横行将军罢了。然而，长安少年，游戏水滨，见蟹而心喜，略无畏怖，亦不以怪物视之，每有所获，辄裂其躯而生啖之。

陕北的气候也不同于陕南和关中。克柳切夫斯基说，俄罗斯的“自然界明显是简单和单调的，它的特点是缺乏稳固性：比较容易失去平衡”。10事实上，陕北的自然环境也是这样：缺乏稳固性，容易失去平衡。冰雹、暴雨和暴风雪等极端天气，极为常见，而洪灾和旱灾，每每交相侵袭。

陕北的春夏季节，降雨极不规律，而造成赤地千里的旱灾尤多，故民间有“十年九旱”之说。在干旱的情形下，沙尘暴轰然而来，瞬间便可使天地间一片混沌，黯兮惨悴，万物隐形。陕北的暴雨，电闪雷鸣，倾盆而下，威势亦极骇人。由于黄土的直立性强的特点，在短时间里，瓢泼大雨就可以形成咆哮而来的山洪。路遥之所以在短篇小说《夏》、中篇小说《人生》和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里反复叙写洪水的凶暴和可怕，良非无因也。

陕北的秋季，多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但也有阴雨连绵的时候，有时甚至会淅淅沥沥地连下十多日。冬季，有少雪的干冬，也有多雪的湿冬；是“干冬湿年”还是“湿冬干年”，都了无定准，全看老天爷自己的脾气和意愿。

陕北是靠天吃饭的地方，而严重的旱灾，尤其多见。所以，在陕北民歌中，就有向老天爷求助乞恩的《祈雨调》。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写道：“‘文化大革命’前，天一旱，农民就成群结队求神祈雨。”事实上，“文革”期间，厉禁极严的时候，也有农民偷偷地祈雨：

……田有万置禁令于不顾，现在一个人偷偷来到这里向诸神祈告。少平听见五大叔嘴里虔诚地、似乎用一种呜咽的声调正唱道——

晒坏的了呀晒坏的了，

五谷田苗子晒干了，

龙王爷的佬价哟，救万民。

柳树稍呀水上漂，

清风细雨洒青苗，

龙王爷的佬价哟，救万民。

……11

陕北农民的这种充满有神论意味的拜神仪式，显示了人们在大自然面前的无力和无奈，也显示了他们的恐惧和虔诚。如此哀苦的祈求，也许并无实际的作用，但有心理安慰的意义。事实上，至少从汉代起，古人就有称为“雩祭”的求雨文化。从对上天的敬畏来看，董仲舒所设计的“大传统”模式的祈雨仪式，与陕北农民的民间“小传统”模式的祈雨仪式，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所不同者，是两种仪式的背后，包含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和理念，涉及不同的社会群体。对陕北农民来讲，天心通人心，只要人们虔诚而哀苦地祈求，就有可能得到上苍的眷顾，老天爷就有可能洒下救万民的清风细雨。显然，他们的祈雨，不过是一种为了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主义行为，并无他意。相反，董仲舒的祈雨仪式，主要是一种凭着理性建构起来的充满神秘色彩的观念体系，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思想和严肃的道德内容，其最终的目的，在借助上天的神秘力量的威吓，来规约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意识和道德行为。

在古代中国，对天灾进行象征主义的政治学阐释，是一种普遍的文化习惯。明人谢肇淛说：“灾祥之降也，谓天无意乎？吾未见圣世之多灾，乱世之多瑞也。”这样，就有必要将天灾与帝徳联系起来，从而使君主“遇灾而惧”，而不是“每遇灾变，恬然无复畏惧之心矣”12。事实上，从汉代开始，那些“究天人之际”的学者，就试图通过对天意和天象的阐释，来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意识，甚至要在他们的内心造成一种危惧惕厉的心理反应。在董仲舒的按照“《春秋》大义”建构的观念体系里，“灾异以见天意”13；天高于一切，所以，要“以君随天”，要“屈君而伸天”14。董仲舒的目的，就是要让君王惊惧和不安，最终让他们按照上天的意志，谨慎地使用权力，仁慈地对待人民，就像清人苏舆所说的那样：“盛箴谏以纠之，设灾异以惊之，赏曰天命，刑曰天讨，使之罔敢私也。视自民视，听自民听，使之知所畏也。”15上天以何种态度君临人间，是否会让人间天朗气清、风调雨顺，完全取决于君王这个最高统治者的德性和表现：“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16上天会根据君王的德性，来安排元气和阴晴的变化：“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天变，贼气并见。”董仲舒所说的“正”，就是当世的君王要放低姿态，善待老百姓，要像五帝三王那样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民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之人”。17董仲舒的理论，表面上看是神秘主义的，实际上不过是用超验主义的阐释方式，表达了对仁政的现实主义诉求，重新阐释了儒家的“仁者爱人”和“民重君轻”的思想。

然而，“王正”而“元气和顺”的时候少，“王不正”而“上天变”的时候多。人既然无法侥幸地战胜大自然，那就只得接受它所给予的一切，包括灾难和不幸。千百年来，极度的贫穷是陕北人普遍的状况，而可怕的饥饿则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和威胁。陕北人在大饥荒中的惨状，古人多有实录。清人计六奇就在著名的《明季北略》中，收录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史料，即安塞县人马懋才1629年4月26日关于陕北大饥荒的上疏。

马懋才对崇祯皇帝说，自己曾到贵州、湖广等地做官，“奔驰四载，往还数万余里”，其间也看到过“人民奔窜，景象凋残”的可怕情景，然而，比较起来，“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虽然，也有人在给皇帝的上疏中，汇报过陕北灾民父弃其子、夫鬻其妻、掘草根以自食、采白石以充饥的惨状，但是，真实的惨状，实有过于此：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怪，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薰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18

在人类的灾荒史上，这样的悲惨情景，恐怕也是不多见的吧。一切都突破了人性和伦理的底线。没有最起码的人道主义救助，没有最起码的人格尊严。所谓人间地狱，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直到近世，陕北的大饥荒，亦时有发生。1928年的波及陕西全省的大饥荒，灾情非常严重：在三年大荒中，陕西全省人口1300万，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陕北民歌《卖娃娃》就像一首叙事诗，真实地记录了陕北人在这次大饥荒中卖儿鬻女的惨状：“民国十七年整，遭了一个大年馑。高粱面涮糊糊，三天上喝两顿。／可怜实可怜，可怜没有钱。量的二升糠炒面，一风就吹上天。／逃荒也不行，守家更不成。思前想后没办法，骨肉分离下决心。／手拖五岁女，背的两岁男。撂下那个怀抱抱，谁要就卖给谁。”19《创业史》也隐隐约约地写到了这次可怕的大饥荒。柳青的一笔带过的叙事处理，也属正常，因为，他的主题是“创业”，而不是饥饿；他的命意在展望未来，而不在回顾历史。直到21世纪，陕西籍作家张浩文才在长篇小说《绝秦书》中，以令人震惊的写实性叙事，揭示了这次灾荒所造成的巨大痛苦和可怕情景。

时隔三十多年，1960年代初期，又发生了历时三年的全国性大饥荒。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路遥根据自己的切实经验，创作了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真实而细致地描写了这次大饥荒带给人的肉体痛苦和精神伤害。事实上，换一个角度来看，《平凡的世界》也是一部关于贫穷和饥饿的叙事。在这部长篇小说里，陕北农民生活上的困窘，已经到了接近大饥荒的边缘。无论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还是从灾荒史的角度看，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和《平凡的世界》都是不容忽视的杰作。

三、兵罅之间的人生苦况

研究陕北历史和陕北人的文化心理，边境战争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陕北是胡人和汉人长期摩擦和交战的最前线，是中原民族和北方民族进行拉锯战的“加沙地带”。清人王际有在《靖边》里写道：“从来战争地，落落几人家。”清人陈天植则在《登延州城》里抒发了同样的感慨：“孤城晚眺四茫茫，白骨青磷旧战场。”20长期而激烈的战争冲突，极大地影响了陕北人的文化心理和生活态度。

在古代中国的版图上，陕北属于上郡。自秦汉迄于北宋，不知有多少将军和士兵曾远戍陕北。“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为了抗击匈奴和西夏，他们转战于群山和穷漠之间，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甚至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扶苏和蒙恬抗匈奴，修长城，俱皆横死于陕北，长眠在那里的泥土之下。李广当过上郡太守，昌侯卢卿等人则被汉廷任命为上郡将军；此二人在陕北的行状和功业，史籍皆无记载，但他们戍边的艰苦卓绝，盖不难想见。范仲淹、韩琦、庞籍、狄青和沈括等人，也都曾统军延州，指挥战事；连年征战，跋涉山川，蒙犯霜露，只赢得塞上秋来，衡阳雁去，将军白发，征夫泪下，几多苍凉，几多悲壮。

杜甫《塞芦子》诗云：“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21秦汉时，匈奴入寇关中，陕北是他们攻击和蹂践的第一道门户。北宋时，西夏元昊常遣游兵侵掠，而鄜延境内屡蒙虏尘。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公元1038年西夏来犯带给人们的恐惧：“宝元元年党项围延安七日，邻于危者数矣，范侍郎雍为帅，忧形于色”，后侥幸围解事平22。打开司马迁的《史记》，打开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阵阵的鼙鼓声，浓浓的血腥味，扑面而来，简直使人不寒而栗。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文帝时，匈奴“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23；后来又“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24。汉景帝时，朝廷采取“和亲”政策，“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人入盗边，无大寇”。汉武帝即位，轻启边衅，诱击单于未遂，破坏了“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25的和平局面。匈奴的报复，也非常猛烈，多次侵入代郡和上郡，杀略千人甚至数千人26。在萧关至右北平千百里的战线上，汉与匈奴常接战。汉兵一战得匈奴首虏或多至七万级，有时甚至“杀虏八九万”，而匈奴也给汉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27。这种你来我往、互相攻杀的战争，简直就是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是对人的生命残酷无情的践踏和毁灭。在现代的和平意识、政治理念和人道主义价值观形成之前，这样的冲突和灾难，自然是很难避免的。

宋代的陕北，战争频仍，民被兵燹，徭役繁重，苦不堪言。在宋太宗和宋真宗朝，李继迁为收复被北宋占领的夏州（陕北靖边）、银州（陕北米脂）、绥州（陕北绥德）和宥州（今靖边东）而发动的战争，于1022年结束，历时20年，以党项人收复失地并占领宋朝的战略要地灵州（宁夏灵武市）而告结束。到了仁宗朝，元昊称帝，触怒宋廷，战争爆发，历时10年，宋师败绩，以承认元昊的“夏国主”名号而告终。宋神宗时代的宋夏战争，战线东起陕北，西至河湟，历时50年之久，宋军败多胜少。在哲宗朝和徽宗朝，宋夏之间也曾发生过规模不小的战争。

在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处理宋夏在陕北的旷日持久的冲突和战争，简直就是仁宗和神宗两朝最为重要的政治事务。仁宗放弃了真宗的和平主义外交政策，结束了30多年的和平时代，显示出穷兵黩武的好战倾向。而神宗1067年甫登大位，便迫不及待地想发动战争。他拒绝了王安石针对“讨夷狄，拓边境”而发的“时势之宜未可以为者”28的劝告，将国家拖入了战争深渊。王夫之在《宋论》中说：“仁宗之世，亦孔棘矣。”29造成这“孔棘”的一大原因，就是在西部边地发生的冲突和战争。在宋人的夸张而充满恨意的历史叙事中，北方的夷狄是一群毫无人性的野蛮人。西夏元首赵元昊，“性凶鸷猜忍，圆面高准，长五尺余。……晓浮屠学，通番汉文字，案上置法律书”30。他与诸族酋豪聚会，“刺臂血和饮酒，置髑髅中共饮之”31。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似乎只配受到鄙视的人，却沛然莫之能御，给宋军造成很大的麻烦。他们熟悉陕北的地形，远斥候，善侦查，战术灵活，兽聚而鸟散，故屡战屡胜，就像北宋画家文同在《五原行》里所写的那样：“夜来烽火连篝起，银鹘呼兵捷如鬼。齐集弓刀上陇行，犬噪孤（疑为‘狐’）嗥绕石垒。”32而宋人承平日久，失于训练，以至于将不知兵，士不知战，对敌情变化，则拙于刺探，茫无所知，故料敌多谬，屡战屡败。

德国学者傅海波和英国学者崔瑞德认为，“宋朝与党项之间始终都处于某种非正式的战争状态”。33事实上，很多时候，双方的战争是非常激烈和残酷的。陕西签书经略安抚判官田况，在给仁宗皇帝的上疏中，强调了战略和战术的重要，还提到了李继迁率领的西夏军队，如何在至道二年 （公元996年）的浦洛河战役中，对宋军进行血腥杀戮，“死者数万人”34。同样，在1041年的一封朝奏中，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韩琦，也向仁宗皇帝报告了战事的酷烈，批评了宋军的战术失误：“陕西四路之兵，虽为不少，即缘屯列城寨，势分力弱。故贼始犯延安，生擒二将，屠掠无数者，盖刘平、石元孙聚一路之兵拒之，才及九千而已。”35如此血腥的屠掠，岂可谓之“非正式的战争状态”。就其性质看，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不是价值观之战，也不全由政治冲突引发，而主要是由落后的生活条件造成的生存之战，或者说是由“榷市”等经济原因造成的利益之争。

残酷的战争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也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就像知谏院张方平在上疏中所说的那样：“自元昊叛命以来，王师数出无功，济其凶谋，气焰益盛。今自陕西四路、河东麟府，远近输挽供给，天下为之劳弊，而解严息甲，未可以日月期也。”36欧阳修也在给仁宗皇帝的上疏中，强调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批评了政府的“施惠”无方：“兵兴累年，天下困弊。饥荒疲瘵，既无力亦振救，调敛科率，又无由而减省，徒有爱民之意，绝无施惠之方。”37富弼上疏里的话，说得更加严重：“西鄙用兵以来，骚动天下，物力穷困，人心嗟怨。朝廷不能抚存，遂使为盗。”38而陕北则不仅最近“贼界”，而且还是宋夏交战的主战场。边民被迫支援前线，为军队转运粮草，一旦掉队或走失，便会受到极为残暴的惩罚。漕臣李稷对待“散走”的民夫极酷虐，“使士卒斩其足筋，宛转山谷间，数日乃死，至数千人”39。宋人李复的长篇叙事诗《兵馈行》，也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运输军粮的民兵和民夫的惨状：“征人白骨浸河水，水声呜咽伤人耳。来时一十五万人，凋没经时存者几……比户追索丁口绝，县官不敢言无人。尽将妇妻作男子，数少更及羸老身。尪残疾病不堪役，室中长女将问亲。暴吏入门便驱去，脱尔恐为官嗔怒。”40彼时的陕北边民，寄身于烽火台下，偷生于兵罅之间，处境极为悲惨，惶惶不可终日，就像庞籍在奏折中所说的那样：“边城人心，日夕惴慄。”41那些已经久在宋境内生活的夷狄，即所谓“熟户”，则像韩琦在上疏中所说的那样，“既难以自保，不无去就之意”。42直到清代，陕北人仍然会受到“兵火”的困扰。清代顺治时期的丹州（今宜川。引者注）知事柴大绅，在长诗《丹州行》中细致而真实地记录了陕北难民的悲惨遭遇：“逃民伏地吞声哭，民家旧住丹州谷。为何一旦忍离乡，止为昔年门户蹙。且苦无端兵火频，残黎散后卒难复。朝廷兵飨敢愆期？官长难灶无米粥。典衣卖屋又鬻儿，先补逃粮苦未付。欲剔毛骨挂天平，里长收银不收肉……”43际此战火纷飞、朝不保夕的乱世，陕北先民的内心，一定充满了《胡笳十八拍》里的凄凉和无奈：日暮风悲，边声四起，不知愁心，说向谁是。

如果说，严酷的自然条件所造成的贫困和饥饿，使陕北人祖祖辈辈处于极为悲惨的境地，那么，胡汉之间长期而剧烈的冲突，以及后来几百年所发生的战乱和民变，则给陕北人带来严重的攘扰、沉重的负担和巨大的痛苦。面对这样的危境，陕北人的策略，倒也并不复杂，那就是三十六计中的上计：“跑”。他们喜欢用“跑”字来命名那些可怕的灾难和事件。例如，说起同治年间（1862—1874）的波及陕北的陕西回民事变，他们便称之为“跑回回”；说起1947年3月胡宗南率14万军队进攻延安的战事，他们便称之为“跑胡宗南”。

自然灾害和长期的战争所造成的苦难和不幸，给陕北人带来巨大的痛苦，甚至使他们变得麻木和隐忍，无论多大的委屈和痛苦，他们总是习惯性地选择接受和忍受。他们的生活哲学本质上就是苦难哲学。他们知道自己一生注定要与苦难相周旋，就像陕北民歌《父子揽工》里唱的那样：“老受苦来少舍妻，早生落地造就矣。”44“造就矣”者，“注定了”也。于是，他们便索性自称“受苦人”。在他们的理解中，苦难就是人生的本质；人生在世，不是来享福的，而是来吃苦的。在陕北的方言中，形容人生磨难和精神痛苦的词，非常丰富：“熬煎”“苦焦”“打熬”“受苦”“操磨”“挣命”“难活”“难捱”“难肠”（亦作“难场”）、“栖惶”“屈苦”（亦逆序作“苦屈”45）、“挣扎”“累人”“瞎活”“苦害”等，可谓比比者皆是也。在路遥的小说作品中，这类浸透了人生苦汁的话语，亦并不鲜见。

雨果笔下的米里哀主教，是一个“可敬可佩的安慰人的人”：“他不以遗忘来消除苦痛，却希望去使苦痛显得伟大和光荣。”46陕北人没有这种宗教性质的苦难意识。对他们来讲，苦难就是苦难，是一种平平常常的现实，而吃苦则是一种重要的意志品质和生存能力；只有吃苦的人，才能活下去；只有能吃苦的人，才值得尊敬。路遥尊敬和崇拜的，就是“受苦人”，即“那些踏踏实实、任劳任怨、甚至‘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庄稼人”；他把那些“认真劳动的人”，赞为“好‘受苦人’”47。路遥自己就是一个好的“受苦人”。《平凡的世界》的孙少平也像路遥一样，平静地接受苦难，坚强地承受苦难：“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历经千辛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这种认识叫作‘关于苦难的学说’……”48在这样的“苦难学说”里，生活是一件庄严而沉重的事情；只有通过坚强的忍耐和艰辛的劳动，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才能战胜一个又一个的苦难，才能最终改变自己的境遇和命运。

贫穷和战争使陕北人备尝人生的艰辛和苦难的滋味，但也培养了他们包容而豁达的生活态度，促进了民族之间的沟通和融合。例如，在汉人占多数的敝乡鄜州城北十余里处，就有一个羌人的村落，即杜甫写《北征》和《羌村三首》的那个村子。生活在陕北大地上的人，即史书上所说的归顺的“熟户”，不是某一民族的后裔，而是多个民族的孑遗，或者说，是多个民族融合之后形成的新的民族。观其性格，颇有一种亦刚亦柔的“兼具”性特点，既劲悍慷慨，又柔婉热情；既有“一种对生命的无常和苍凉感”，又有“一种大悲痛之后的大释然”49。观其状貌，亦自殊异，或鬈发如波浪，或浓须覆鬓腮，或鼻隆而目细，或身高而臂长，多多少少都有些胡人气的。据传，张献忠“两眉竦竖而长，面有微麻，遍体生毛”50。路遥的胡人式的络腮胡子，亦蓬勃而浓密，三日不剪伐，便面目全非。著名作家狄马，鬓毛髭须皆甚茂，头发浓密而鬈曲，亦遍体生毛，纯然一副北狄模样。

如果说，多民族的融合赋予陕北人以恢廓而好客的性格，那么，严酷的生存环境则锤炼了陕北人的生存意志，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孙少平和孙少安们靠着牛马般的吃苦精神，摆脱了贫穷和饥饿对自己的折磨，改变了自己的处境和命运。路遥则凭着圣徒般的坚韧精神，创作出了叙述陕北人承受苦难并超越苦难的伟大小说。

四、陕北人的拉丁性格

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看，陕北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习俗，显示出与关中人和陕南人截然不同的地域文化风貌。陕西的几个著名作家的性格和作品，就典型地表征着自己所属地域的文化性格和精神气质51。路遥就是最能体现陕北地域文化特点的陕北作家，而他的小说作品，则弥散着独特而浓郁的陕北文化气息，使人清晰地看见了陕北人的心性和性格。

陕北人的性格，内敛而又外向，羞涩而又大胆；既敏感细腻，又豪爽粗犷；既心性淡然，又争强好胜。他们重情重义，家庭观念和老乡观念浓厚，对朋友和“拜识”特别真诚和慷慨。他们有很强的恋土情结，对故土的山水怀着深爱。

陕北人自己是受苦人，所以，对别人的痛苦和不幸，也就特别敏感，在帮助不幸者的时候，显得尤其善良和慷慨。他们特别懂得报恩，有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感恩心理。贫困容易使人产生报恩的意识，自卑容易使人形成服从的习惯。由于贫穷所造成的自卑和惶惧，陕北人近乎本能地服从权力，甚至倾向于用夸张的方式赞美声名赫赫的强者和能人，即便他们跟自己的生活了不相干。

当然，陕北人的自尊心，也极为敏感，一旦他们觉得自己被轻蔑和伤害，便会有激烈的反应，非要宣泄出来，找到心理平衡不可。《人生》中高加林在车站对张克南的不客气的讽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旦他感到自己受了辱，话立刻变得刻薄，简直叫人下不了台。”52如果生存和安全受到可怕的威胁，他们就会不管不顾地挺身而斗，甚至铤而走险。所以，在明末崇祯年间的民变中，陕北人劲头最大，势头最猛，影响最巨，出现了高迎祥、李自成、王自用、罗汝才、刘宗敏、刘国龙、贺一龙、高一功、李过和李定国等众多掀天揭地的人物。在极端异常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张献忠这样的嗜杀成性的怪物。

我读余瑞紫《张献忠陷庐州纪》、沈荀蔚《蜀难叙略》、彭遵泗《蜀碧》、欧阳直《蜀警录》和刘景伯《蜀龟鉴》等实录性文字，极感震惊，也大惑不解。《蜀碧》里说：“有云百姓剖献尸，见其心黑如墨；或传其心偏而无肝……献埋尸处，丛草如棘。误触之，辄成大痈。又常有黑虎守坟，嗜人。人皆远之。”53这类文字，虽然荒唐不经，但川人内心的巨创和余恨，却于焉可见。想到一个陕北人如此祸蜀，给那里的人们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和痛苦，便殊感怏怏，愧憾不已。天高地厚的陕北怎么会出这样一个另类？人性怎么会扭曲、变态、残暴到如此可怕的程度？就像人们无法理解，由康德、歌德、席勒和贝多芬缔造的伟大的德意志文明，为何会孕育出希特勒这样的怪胎，我们也无法解释，在陕北的善良的人群中，为何会出现张献忠这样的施虐狂。看来，只能将这看作一个例外，一个小概率的例外。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会有例外的人出现，都会有例外的事发生。这极端性质的人和事，虽然令人痛心和沮丧，但这零星的部分，不会影响整体的价值，也不会影响人们对整体情形的认知和评价。

接着说陕北人和路遥吧。

由于多民族的长期融合，由于特殊的地理原因和文化原因，在陕北人的性格中，既有典型的北方特征，例如豪爽、坚毅、朴实和乐观，也有完全非北方的一面。例如，情感热烈而外向，容易兴奋和冲动，一切的爱和恨皆坦率而直接地形诸颜色，这些，就属于陕北人身上的非北方性格。在爱情生活方面，他们显得尤其热情和勇敢，充满摆脱压抑和束缚的内在激情，有一股不管不顾的劲头，就像丹纳谈到拉丁性格所说的那样：“感官的诱惑太强，幻想的波动太迅速；精神上先构成一个甜蜜的，销魂的，热情汹涌的梦境……一有机会，平时积聚的浪潮便一涌而出，把一切责任与法律筑城的堤岸全部冲倒。”54也就是说，如果与欧洲民族相比较，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陕北人身上，看见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域性格：一个是日耳曼人的性格，一个是拉丁人的性格。前边那一个，陕北人拿它来严肃地对付生活；后边那一个，陕北人拿它来热情地创造艺术。

陕北人的生活，是艰难而沉重的，充满了战争、贫穷和饥饿所带来的苦难、屈辱和不安全感；但是，陕北人的艺术，却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是浪漫主义的，显示出一种别样的风格和魅力。如果说，拉丁民族所创造的艺术，体现着古典的精神：“讲究纯净，高尚，剪裁，修饰，布局，比例。拉丁文学最后的杰作是拉辛的悲剧，写的是君王的举止，宫廷的礼节，交际场中的人物，高度的修养”55，那么，陕北人所创造的艺术，却朴素而活泼，充满内在激情和生命活力，具有丰富的地域特点和民间色彩。奔放活泼的秧歌，刚健有力的腰鼓、蹩鼓和胸鼓，高亢激越的绥米唢呐，栩栩如生、意趣盎然的剪纸，三弦伴奏、声情并茂的说书，热烈、决绝而又悲情的信天游，无不表现着陕北人丰富的情感和复杂的性格。

陕北人是天生的艺术家。在表达自己的情感的时候，他们像浪漫的拉丁人一样，态度坦率而热烈——坦率得像刚刚翻耕过的黄土地，热烈得就像高原上初夏的太阳。他们并不掩藏自己的情感，倾向于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尤其是把自己的爱情，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六月的日头腊月的风，／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三月的桃花满山山红，／世上的男人咋就爱女人。”（《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我坏良心毒蛇咂，／你坏良心变驴马。∥一碗碗凉水一张纸，／谁坏良心谁先死。”（《谁坏良心谁先死》）“捎话要捎知心话，／就说那妹妹难活下。”（《捎话要捎知心话》）“手提上羊肉怀揣上糕，／我冒上个性命往你家里跑。”（《兰花花》）；“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瓢葫芦舀水沉不了底，／忘了娘老子也忘不了你。∥一对对绵羊并排排走，／一样样心事张不开口。∥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小妹妹想你由不得哭。”（《瓢葫芦舀水沉不了底》）“瞭得见个村村瞭不见个人，我泪格蛋蛋抛在沙蒿蒿林。”（《泪格蛋蛋抛在沙蒿蒿林》）“这么长的个辫子探不上个天，／这么好的个妹妹见不上个面。∥这么大的个锅来下不了两颗颗米，／这么旺的些火烧不热个你。∥三疙瘩的石头两疙瘩瘩砖，／什么人呀让我心烦乱。”（《这么好的个妹妹见不上个面》）“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煮了那个钱钱哟下了那个米，／大路上搂柴瞭一瞭你。∥青水水的玻璃隔着窗子照，／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双扇扇的门来哟单扇扇的开，／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直抒胸臆，坦率热情，朴素自然，没有一点点的扭捏和做作，没有丝毫的虚饰和夸张，充满打动人心的感染力。这样的情感方式和抒情方式，深刻地影响了路遥。他喜欢这种热烈而深情的艺术，所以，他不仅常常将陕北民歌引入自己的小说叙事，而且，他的小说的叙事调性里，也有像陕北民歌一样的热情，一样的朴素，一样的感染力。在路遥的小说作品中，甚至在他的写实性作品《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人们也可以听见一种与信天游相类的声音。那声音里，有北方人的意志的坚毅和情感的热烈，有低沉的哀诉和深长的叹息，也有拉丁民族性格中那冲破堤岸的激情和力量。

那么，从这些民歌中，从路遥的作品中，可以看见什么样的性格特点、情感方式甚至“良知系统”呢？

孙隆基在谈及中国人的“良知系统”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西方文化是强调‘个性’的，只不过，在新教文化中，是欣赏个体有否完整性，能否以自我组织的方式去面对生命中的挑战，作自我的完成；在拉丁文化中，则偏向于欣赏个人是否热情，是否懂得制造美感与生活的情调，有时也欣赏一个人故意破坏规矩去表现自己个性这样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至于中国人，则欣赏一个人能否处处以对方为重地‘做好人’，以及是否‘老实’和‘听话’。”56他试图概括中国人的整体性格，却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忽略了地域性格和个体性格的巨大差异。他不知道，陕北人的性格和“良知系统”，与他所论述的中国人的一般特点，多有不同。

陕北人虽然也在意能否“做好人”，但却并不那么“听话”。陕北清季的女诗人李娓娓57，就不是一个“听话”的人。她的议论诗颇有一股冲激摩戛、亢直不挠的气概。《咏杨妃二首》诗云：“云鬓花颜致杀身，霓裳一曲起烟尘。君王重色轻天下，误国何须怨美人。”58快人快语，将批评的剑戟，端直指向男权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读荆轲刺秦有感》则包含着更为尖锐的批评：“雪恨为难死不难，空教壮士入函关。如何六国成墟土，岂独无谋太子丹。”此诗眼界极宽，气魄极大，讽意极深，峻责关东六国因“无谋”而纷纷自灭。她在《秋朝捣衣有感》中这样咏道：“我虽一女子，恨无三尺剑。乾坤一扫清，也我心中愿。一朝西风起，黄叶满庭院。安得此为兵，纷纷任我练。”59从这样的诗句里，人们分明可以读到一种刚烈而不驯服的性格，分明可以感受到那像花木兰和秋瑾一样雄杰的气魄。

像他的诗人乡贤李娓娓一样，路遥也不是一个“听话”的人。他在《答〈家庭教育〉记者问》中说：“我从小不太听大人话，喜欢玩……心里很开心，精神上也很自由”60；甚至认为要给孩子“发泄愤怒的权利”61。路遥也不是一个“听话”的作家。1991年6月10日，他在西安矿业学院的题为《文学•人生•精神》的演讲中说，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就是书房里的拿破仑：“我能主宰了我的命运，我不需要别人来给我说你应该怎样做或你不应该怎样做，我自己就是我自己。你没有这样一种坚定的创作信念，你就不可能走完以后的道路。”62谢肇淛称赞司马迁，说他在写作的时候，“取舍任情，笔削如意，他人不能赞一词焉。即其议论，有谬于圣人，而词足以自达，意有所独主，知我罪我，皆所不计也”。63所谓“任情”，所谓“独主”，就是不卑己从人的意思，就是要自己主宰自己的思想和写作。可见，古往今来，一切有成就的作家，都不是丧失个性的“听话”的作家，而是服从自己的良知、情感和思想的作家。事实上，路遥笔下的人物，如高加林和孙少平等人，也不是听话的青年，因为，他们拒绝按照已经安排好的模式，来重复父辈们的缺乏尊严而又沉闷乏味的生活，用《人生》中的人物高加林的话说，就是“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 64。他们这算不算“以自我组织的方式去面对生命中的挑战，做自我的完成”呢？

陕北人喜欢自由自在地活着。他们也许不会故意破坏规矩，但是，他们敢于摆脱外在的压抑和束缚。他们更欣赏那种敢于闯荡的人。明面上，他们也许会觉得孙少平这样的人有点不安生，但是，私心里，却欣赏他那股“闯世界”的劲头。在情感生活上，他们简直就是一群接近拉丁气质的中国人。《人生》中的刘巧珍说：“加林哥，我看你比我爸我妈还亲。” 65信天游的歌词里说：“隔墙望见河湾里水，／撂下我娘老子也撂不下你。∥燕麦开花零零稀，／忘了我娘老子忘不了你。”66还有比这更热烈和坚决的情感表达：“山挡不住那云彩树挡不住那风，／神仙也挡不住那人想人。∥宁叫那玉皇大帝的江山乱，／万不能叫咱二人关系那个断。”（《一对对鸳鸯水上漂》）敢唱出如此热烈的歌曲的人，性格上是不是很有些拉丁人的特点呢？是不是很有些情感上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呢？

陕北人的个性，就像陕北的黄土一样，既坚硬又细腻。他们的生活态度通常是乐观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对人生的痛苦，总是采取隐忍和漠然的态度。就像他们对爱情是敏感的一样，他们对人生的苦难，也同样是敏感的。每当陷入熬煎和愁苦的时候，他们也会情不自禁地用歌声把内心的哀情和不满抒发出来：“树叶子落在树根底，／我挨打受气二十几。∥红格当当口唇白格生生牙，／巧口口说下些哄人的话。”（《巧口口说下些哄人的话》）“揽工人儿难，／哎哟，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受的是牛马苦，／吃的是猪狗饭。”（《揽工调》）了解了陕北民歌的抒情传统，你就不难理解，路遥为何总是近乎喋喋不休地反复提及自己童年所受的屈辱，提及初恋带给自己的伤害，提及饥饿带给自己的痛苦记忆。路遥也喜欢说自己“受的是牛马苦，吃的是猪狗饭”。

路遥的文学创作虽然也是时代性现象，但首先是个体性现象和地域性现象。在他的作品里，你可以真切地看见真正的陕北，看见那里山河大地的状貌，听见河流平静的音乐般的水声和洪水可怕的吼声；你也可以看见陕北人朴实而和善的面孔，听见他们独特的语言和深情的信天游，看见他们悲苦的内心世界和坚韧的生存态度。有必要指出的是，路遥小说中的地域性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从他的小说所提供的事象里，人们可以看见时代性的内容，可以看见特殊的地域性的文化和人生图景，但也可以看见超越了这一切的人性内容和生活内容。

五、现实主义精神与19世纪气质

路遥的小说写作经历了一个艰难而复杂的成长过程。他在一种僵硬的文学模式的规范下开始学习写作。在这样的模式里，没有真实的生活内容，也没有丰富的人性内容，甚至缺乏最起码的美感和诗意。内容上的虚假和空洞，形式上的夸张和粗糙，是这种文学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它最致命的缺陷。

在写作的最初阶段，路遥的文学意识完全是不自觉的，甚至是盲从的。像同时代的青年作家一样，他也是按照这种流行的模式进行写作。从《优胜红旗》（1972）、《代理队长》（1973）、《基石》（1973）和《父子俩》（1976）四个短篇小说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时代对他的影响，看见他在文学观念和写作实践上存在的问题。

随着文学意识的成熟和写作经验的积累，路遥才逐渐认识到了文学的真谛，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写作方法。他完成了向现实主义传统的转化和复归。

路遥认识到了个人经验对于写作的意识。他紧紧地贴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进行写作，严格地根据自己熟悉的生活来写作。他从个人的命运和境遇入手，写出了陕北人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生存状况和生活历程，写出了他们对人和生活的爱与希望，写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痛苦与焦虑、不甘与挣扎。这是一种新的现实主义，一种具有很强的个性色彩的“人生现实主义”。

从个人与社会的角度看，路遥和他的人物最大的痛苦，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可怕的贫穷带来的饥饿和肉体痛苦；一是由农民身份带来的焦虑和精神痛苦。这两种痛苦里都含着巨大的屈辱感，而且都与身份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事实上，路遥小说中所表现的爱情悲剧，也是身份造成的；人物因为爱情而承受的痛苦和煎熬，不过是身份焦虑的转化和延伸而已。

饥饿是陕北人千百年来的经常状态，也是《平凡的世界》等现实主义小说中极为重要的叙事内容。《在困难的日子里》对饥饿这一不幸和灾难的叙写，既包含着丰富而真实的细节，又显示着深刻的道德意味，因而，具有令人震惊和难忘的叙事效果。路遥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痛苦经验，极大地强化了他的饥饿叙事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由于这些原因，在当代的饥饿主题的作品中，路遥的小说就显得尤为真实和重要。

路遥作品的独特价值，他的小说叙事的悲剧力量，他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激情，都表现在对农民阶层生活的真实描写上，尤其表现在对农村青年的命运的叙写上。他怀着同情的态度，用充满诗性和崇高力量的调性，细致而真实地表现了农村青年的身份焦虑和精神痛苦，表现了他们的理想主义激情和坚忍的意志品质。在最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如此热诚而细致描写农民生活的小说作品，并不多见。

在他的笔下，人回到了中心的位置，而尊重人和同情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则是真诚的心情态度和稳定的写作原则。苦难和悲剧感，眼泪和焦虑感，这些沉重的东西，像水一样渗透到了《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的字里行间。虽然路遥的叙事调性里，也含着追求和谐的平衡力量，但是，那种沉重而悲壮的旋律，始终回旋在作品情节事象的深处。

路遥最早的文学意识和文学经验，来自青年时代所阅读的当代文学作品。其中，柳青对他的影响尤其大。柳青给了他写作的信心，教会他以什么样的严肃态度对待文学，还把介入性和抒情化的叙事方式传授给了他。老实的学习态度，帮助他吸纳了柳青的经验，而自觉的“无榜样意识”，则使他超越了柳青，超越了他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方式。他要为自己寻找更加可靠的经验资源和写作路向。

虽然路遥与柳青都属于现实主义作家，而他们的小说写作，也都体现出叙写当代生活的史诗性追求。但是，他们的个人性格、文学气质和叙事模式，却大为不同。柳青的写作是时代模式规范下的整体化写作，路遥的写作则是个人经验主导下的个性化写作。柳青用个人来映衬和凸显巨大而非凡的时代形象，路遥虽然也试图描写时代的状貌，但是，他的根本的目标，却是在时代的背景上突显具体而平凡的个人形象。

柳青小说的叙事调性，昂扬而充满激情，属于时代性的浪漫主义模式。当浪漫主义成为主宰性的单一模式的时候，现实主义就丧失了生存和伸张的空间，也压抑了作家表现个人的感受、思想和创造力的必要条件。所以，柳青的小说虽然充满时代精神带来的激情，但是，缺乏现实主义的真实感、思想性和个性内容，缺乏那种普遍而持久的有效性和感染力。

比较起来，路遥的叙事调性，就要复杂得多——早期的短篇小说，亦循蹈流行的浪漫主义方法，常常借助高调的想象来叙写生活，字里行间冲荡着一种高亢而虚蹈的激情；进入文学写作的自觉期，他的小说叙事就显示出复杂而成熟的特征：一方面，表现出基于人生觉悟和务实精神的理想主义的热情和信念，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沉重生活的深刻感受，表现出一种充满力量的悲剧情感。

就文学的精神谱系来看，进入创作上的自觉期以后，路遥所接受的文学影响，主要来自19世纪的世界文学（尤其是俄罗斯古典文学），以及20世纪的苏俄文学。由于时代性的原因，苏俄文学不仅极大地影响了路遥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和价值观，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路遥的文学写作。但是，也要注意到，从对人和生活的态度来看，从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来看，路遥与19世纪世界文学和艺术的关系，无疑更为深刻和密切。

路遥怀着虔诚的态度，用心阅读了列夫•托尔斯泰所有重要的小说作品。他喜欢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杰克•伦敦、夏洛蒂•勃朗特和艾丽•伏尼契等19世纪的小说家，也喜欢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和列宾等19世纪伟大的艺术家。他的普遍地同情所有人的情感态度，他的探索道德问题和意义世界的热情，他的充满希望和信心的理想主义精神，他的体现着力量和勇气的崇高感和英雄主义气质，都与19世纪世界文学和艺术的影响分不开。通过对路遥与列夫•托尔斯泰的文学关系的细致梳理，通过对路遥与让-弗朗索瓦•米勒的深入比较，便可以清晰地看见路遥与19世纪文学和艺术在精神上的亲缘性。

如果将路遥放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谱系中来观察，就不难理解他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认知和态度。他深刻地认识到了19世纪文学的巨大力量和伟大价值。索尔•贝娄说：“在19世纪，艺术家的形象高大伟岸，醒目非常。公众恭敬地听他们的维克多•雨果和列夫•托尔斯泰说话……作家作为大众先知和可靠信息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67路遥肯定会认同前半句话，但未必会认同后半句话：作家不可能永远扮演先知的角色，但是，他们永远有责任和能力为读者提供“可靠的信息源”。在路遥看来，过去的现实主义，将是一个永远辉煌的文学现象；从读者大众的角度看，现实主义仍然受欢迎，就有理由继续存在；从文学写作的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不仅远远没有发展到“类似19世纪俄国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那样伟大的程度”，而且，我们的“许多用所谓的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实际上和文学要求的现实主义精神大相径庭”68。有了这样的认知，他就有了文学认知的稳定坐标，也就可以清醒地意识到了现代主义文学存在的问题：“‘现代派’作品读者群小，这在当前的中国是事实；这种文学样式应该存在和发展，这也毋庸置疑；只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负责任地弃大多数读者于不顾，只满足少数人。更重要的是，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69除了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批评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狭隘性，路遥并没有对它进行全面的质疑和分析。

事实上，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本身就是精神危机和价值危机的产物。它在消极的意义上反映了人物内心生活的无力和混乱——价值观上的虚无主义倾向，心理上的病态和情感上的冷漠，萨特式的视他人为地狱的孤独而傲慢的恨世主义倾向70，以及美学上的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倾向。如果说，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主要是一种怀疑和否定的文学，是一种充满荒诞感和异化感的文学，是一种内倾而无力的文学，那么，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就是一种与之大为不同的充满力量的文学。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里，人的精神世界依然是浑圆而健全的；即便叙述毁灭性的人生悲剧，它也显示出巨大的力量感和美学上的崇高感。稳定的信仰基础，热烈的宗教激情，深刻的苦难意识，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充满诗意和温情的叙述方式，尖锐而又宽容的反讽姿态，强调细节描写的客观性和整体上的真实效果，这些，就是19世纪的文学和艺术在伦理精神和美学精神上的主要特点。

索尔•贝娄对现代主义艺术的问题，有着深刻的洞察和猛锐的批评。他在与19世纪文学对照的语境中，揭示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明显差异：一个描绘真实世界，另一个却更看重感官。他犀利地批评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詹姆斯•乔伊斯：“乔伊斯可能无意中成了一个感官的独裁者。这个世界需要一本书？他就提供了一本。这是一本让其他书籍都再无必要的书。《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写了大约二十年时间，阅读它也需要花这么长时间。这种过度自信，是作家权威衰落的结果，也是想要吸引人注意文学想象力衰弱的结果……现代艺术试图用任性的方式为自己创造权力，而且以各种公开形式追求和崇拜权力。”71这切合实际的尖锐批评，一定会引发那些热爱现实主义文学的读者的强烈共鸣，也一定会引起路遥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高度认同。

可以说，如果没有19世纪文学之滋育，路遥的小说写作就不会达到如此自觉和成熟的状态。无论是略显粗糙和简单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还是堪称佳作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都是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具体地说，是在雨果的《九三年》、司汤达的《红与黑》和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文学经验的支持下创作出来的。在路遥身上，在他的小说作品里，19世纪文学的气质和态度，隐然可见。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崇高的理想主义热情，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关注和对苦难的敏感，坚持用真诚和真实的方式为普通读者写作，显示着他与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关系，就此而言，他简直就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之子。

如果说，19世纪的文学本质上是善和爱的文学，那么，善良就是路遥小说写作的精神纲领，爱和同情则是他面对生活和人物的情感态度。蒂利希在《新存在》中说：“爱折断了虔诚的孤独，也斩断了神学的傲慢。他不仅超过正义，而且比信和望更伟大。”72对雨果笔下的米里哀主教来说，“人间事物的惨状使他具有悲天悯人的心，他一心一意想找出可以安慰人心和解除痛苦的最妥善的办法，那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了影响旁人。世间存在的一切事物，对这位不可多得的慈悲神甫，都是引起恻隐之心和济世宏愿的永恒的动力……普天下的愁苦便是他的矿。遍地的苦痛随时为他提供行善的机会”。73由于复杂的原因，无论是路遥心中的爱，还是他在小说作品中所表达的爱，都不可能达到蒂利希的“新存在”的高度，也不可能像雨果小说中的人物那样胸怀“济世宏愿”，但是，他却通过积极的努力，将它们提高到了“现实存在”和人道主义的境界。

在路遥的意识中，爱和同情是对待人和生活的基本态度，而人道主义精神则是一种稳定的精神原则。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说：“如果我们是善良的，我们就会普遍同情所有人的不幸和苦难。”74他用虚拟的语气，表达了肯定的理念：我们应该是善良的，应该同情所有人的苦难和不幸。有爱，就有泪；有无尽的爱，便有无尽的泪。路遥是一个爱流泪的人，他笔下的人物也常常流泪。就此而言，《平凡的世界》简直可以被命名为“爱书”，甚至可以被称作“泪书”。比较起来，你会发现，几乎没有几个当代作家像路遥这样经常而诗性地描写爱，也没有几个作家像他一样经常而诗性地描写泪。

显然，正是因为凭借着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经验的启发和支持，路遥的小说写作才克服了种种障碍，摆脱了种种束缚，逐渐地成熟了起来，在对生活的诗性和复杂性的描写上，在对人的理解和爱的态度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最终创造出了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无可替代的重要成就。

六、文学传统与大众意识：现实主义对抗现代主义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说：“最卓越的东西也常是最难被人了解的东西。”75路遥就属于那种卓越的人，也是很容易被误解和贬低的当代作家。在现代主义成为一时之文学风会的时代，要想深刻地解读和准确地评价路遥，尤显困难。他强调爱与善的价值，这很容易被定性为过时而沉闷的说教。他的风格朴素而亲切，这很容易被视为缺乏美感和文学性的质木无文。他尊重现实主义传统，这很容易被目为因循和僵化。他爱故土，这很容易被诬为恋旧和保守。他质疑甚嚣尘上的现代主义风潮，这很容易被定性为缺乏现代意识和未来意识。对那些满脑子现代主义教条的编辑、学者和批评家来讲，傲慢地拒绝发表路遥的作品，轻肆地贬低路遥的现实主义写作的文学价值，无疑是一种既很安全又很时髦的事情。

有那么一些作家和批评家，一旦谈起路遥来，便伸腿展腰，扬眉眴目，满心的鄙夷和不屑。一位探索意识很强、价值观面目模糊的作家说：“路遥的长篇小说《人生》同样是长效催泪弹，虽在业界算不上大红，但几十年内一直热卖，一再印得印刷机发烫，其共鸣者显然多是与作者相似的乡村儿女——他们对通向城市的一条黄沙小路耿耿于怀，甚至泪眼迷蒙。”76他认为，这种“耿耿于怀”，就是“情绪有点拧”，就是一副小家子气。而所谓“长效催泪弹”，是说它煽情而不自然；所谓“在业界算不上大红”，是说在那些眼高于顶的“业内”人士看来，路遥的小说是不足齿数的。然而，这种冷冰冰、酸溜溜的轻诋，既使人看见了精英主义的傲慢，也显示着对普通读者的蔑视。如果站在文学交流有效性的角度看，一个“催泪弹”能长期有效，一部小说能在“几十年内一直热卖”，且“一再印得印刷机发烫”，难道不也说明了它比那些仅仅只在“业界”的小圈子走红的、无人问津的作品更有价值吗？还有，你知道，在那条“通向城市的一条黄沙小路”上，洒满了多少农村青年的眼泪，埋葬了多少农村青年的爱情吗？他们的“泪眼迷蒙”，他们内心的痛苦和焦虑，难道就丝毫不能引动你的怜悯和同情吗？最后，你敢肯定自己确实认真读过路遥的作品吗？你敢肯定你所说的“长篇小说”是《人生》，而不是《平凡的世界》吗？

总之，用现代主义“拜新教”的尺度来衡量，从“先锋文学”的立场来观察，路遥就是一个落伍的保守主义文学现象，而他的作品则算不得真正有创新精神和现代性价值的文学。在那些崇奉现代主义“新八股”的学者和批评家看来，路遥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疏离和对抗，不仅使他丧失了用现代性技巧进行实验性写作的机会，也使他的作品缺乏现代美学所推重的“陌生化”效果和震惊效果。

其然乎？岂其然乎？

毋庸置疑，在路遥身上和他的写作中，确实集聚着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转型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几种主要矛盾，诸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矛盾，肯定性倾向与否定性倾向之间的矛盾，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矛盾，功利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矛盾，教条的公式主义与创造的个性主义之间的矛盾，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路遥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他的现实主义写作，本质上是一种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热情的肯定性的写作，是一种具有显明的个性色彩和强大的个性力量的写作，也是一种既向往都市文明又理解和包容乡村文明的写作。

文学是一种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生长的精神之树。1982年，徐迟在题为《现代化与现代派》的文章中说：“在我们这里，很不少人仍然欣赏古琴、花鸟、古诗、昆曲之类，迷恋于过去，是过去派。另一些人还不能区别那严重污染环境的近代化与高度发展的四维空间的现代化的差别，他们其实还是近代派。都不是现代派，他们所向往的是过去化，或自足自满于近代化，并无或毫无现代化的概念……不久将来我国必然要出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最终仍将给我们带来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文艺。”77这种分离主义的观点，不仅将文学发展的完整过程割裂得支离破碎，而且，还在文学的发展与外在的器物层面的进步之间，建构了一种简单而抽象的因果关系。事实上，文学的道路指向未来，但也连接着现在和过去。没有过去的传统和经验，文学就没有根系，就不可能成长；没有现实的土壤，文学就没有立足点，就不可能获得新鲜的经验内容；没有对未来的好奇和想象，文学就没有探索的激情和创造的动力。就此而言，一切意识成熟的文学，从来就不是激进的现代主义现象，也不是单纯的未来主义现象，而必然是尊重传统的历史主义现象。所以，当许多“拜新教”作家都跟风趋时，一窝蜂涌向“现代主义文学”的时候，路遥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经验的尊重和吸纳，就显示着一种极为自觉的文学意识。正是这种自觉的文学意识，使他选择了一条可靠的创作路向，最终创作出了厚重的现实主义杰作。

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坚守，无疑是路遥最为难能可贵的地方，也是他的文学意识高度成熟的表现。罗斯金在《艺术与道德》中说：“一个国家艺术上的成就总是要依赖于时代实践的正确的艺术方向。”78无论“正确的艺术方向”包含着多少复杂的内容，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和写作方法，应该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具有主导性意义的部分。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就在于客观和真实，就在于用可信的细节和耐心的叙事来揭示褶皱里的生活，来展示人的真实的生存境况和内心世界。它帮助人们看见混沌的现实，帮助读者理解人生的意义，给人带来生活的力量和勇气。它在人的内心引起震惊和关切，最终激起人们改变生活的热情和冲动。在《平凡的世界》中，看到路遥对“大山皱褶里”的人们的描写，你难道没有震惊的感受吗？难道没有想流泪的冲动吗？听到孙玉厚等老一辈人无奈的叹息，看到孙少安、孙少平和郝红梅等青年人流下的眼泪，看到他们为了改变命运所付出的巨大痛苦，所承受的可怕磨难，你难道没有感受到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才有的力量吗？

现实主义不仅意味着真实效果和情感力量，还意味着完美的技巧和有效的表达效果；不仅意味着丰富的美学价值和可靠的文学标准，还意味着对可理解性的追求和对普通读者的尊重。威廉•德雷谢维奇曾经是一个迷信现代主义文学的批评家。后来，在系统地阅读了简•奥斯丁的小说之后，他才对文学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才认识到朴素而亲切的文学更有魅力：“被供奉在现代主义的祭坛上，姿态高傲、从哲学意涵上看理念宏大，我原以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必须是令人圣畏的、晦涩难懂的：到处是炫耀作者学问的典故，必须像拼大七巧板一样把那些密集的意象和象征拼接起来……现代主义是高等人的高等艺术，恐怕也是最势利的文学运动。难怪我会蔑视芸芸众生：我的这种态度源自T.S.艾略特、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他们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对普通人的蔑视。《爱玛》驳斥了伟大的艺术都是困难的观念，同时也推翻了思想观念是用来辩护的观念。”79德雷谢维奇对现代主义的批评，对现实主义的肯定，一定会引发路遥的共鸣和赞同。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路遥是少见的敢于尖锐质疑现代主义文学风潮的人。

在小说写作上，柳青和路遥的一个有价值的经验，就是解决了小说文体的一个基本问题——小说艺术的大众性问题，即小说的可读性和可交流性问题。其中路遥的经验，尤其值得重视。因为，在柳青所面对的文学环境里，文学意识结构和文学价值原则极度稳定，作家如法炮制就可以了；然而，路遥所面对的，则是一个变动中的文学秩序，因而，他不得不在一个文学观念剧烈变化和尖锐冲突的考验情景里进行选择和写作。这样，就有必要具体而深入地谈谈小说文体的大众性特点，进而还原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氛围里，来认识和评价路遥的写作经验。

是的，小说是一种典型的大众文体。与大众读者的对话和交流是这种文体的本质。小说家通过小说写作探索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大众读者通过小说阅读认识生活和人内心的秘密。小说家希望通过叙事与大众读者交流，大众读者则希望通过阅读与作者和小说中的人物交流。小说家写作的热情和动力，就来自于对大众读者的阅读和交流的想象和期待。一个没有这种期待与想象的小说家，也许会写出只属于作者自己或者一个小圈子的小说，但很难写出真正具有可读性和交流性的小说。西蒙娜•薇依说：“大体上说，除了某些例外，二流乃至更差的作品更适合于精英（elite），所有一流的作品则更适合于民众。”80路遥对于作品和读者的分类，也许不会如此简单和绝对，但是，他也同样尊重普通的大众读者，同样将读者的接受和喜爱，当作判断一部作品是否成功和优秀的重要标准。

如此说来，在评价一部小说作品的时候，具体地说，评价一个小说家的写作能力和一部小说成败的时候，小说的吸引力和可读性，读者的阅读反应，读者与作品及作者的交流效果，就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准和尺度。虽然大众读者的喜爱和发行量的巨大，并不是确证一部作品价值的充分条件，但是，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忽视一部小说面对大众读者的亲切感和可读性。因为，一部无人问津或难以卒读的作品，无论如何，都很难说是完全成功的作品。许多真正伟大的作品，通常就是受大众读者的欢迎的作品。就此而言，为了满足一群“小众”的另类趣味，而炮制一部缺乏交流效果的无趣的小说，就意味着对大众读者的侮慢，甚至意味着对小说艺术的伤害。没有什么比读一部乏味的小说更让正常的读者痛苦的了。让大众读者强迫自己硬着头皮读自己的作品，简直就是小说家的一桩罪过。

一个高明的小说家，往往就是修辞意识和交流意识极为自觉的人。他心心念念想着大众读者，想着他们渴望在小说里见到什么样的人，感受到什么样的精神力量，甚至想象着他们读到某一细节和情节时的心情和表情。他希望大众读者能在他期待的地方，发出会心的笑声，或发出深沉的叹息。为了实现彼此心意的契会，小说家常常花很多的心思和很大的精力，来解决描写的准确性和生动性的问题，来解决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读性的问题。对那些意识成熟的小说家来讲，小说的技巧，不仅表现在如何叙述和描写，还表现在如何强化作品的可读性，强化它对大众读者的说服力和吸引力。一部合格的小说，应该使普通的大众读者从打开第一页开始，就亹亹不倦，欲罢不能，直至读到最后一页，仍有意犹未尽、甚至依依不舍的感觉。阅读一部伟大的小说，就是大众读者与作者的美妙的精神遇合，也是他们与作品中的人物令人愉悦的精神交流。

路遥就是一个具有很强的修辞意识和交流意识的小说家。他成功地解决了作者与人物和读者的关系问题。他尊重自己笔下的人物，也尊重自己的读者。尊重读者就意味着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付出最少的劳动，获得最多的愉悦。他心目中的理想读者，不是那些由精英构成的“小众”，而是无数普普通通的“大众”。为了能为大众读者理解和共鸣，他选择了一种家常而亲切的写作方式，即雨果和托尔斯泰所选择的那种写作方式。他成功地吸引并说服读者接受自己的作品，接受自己所塑造的人物，接受自己所表达的情感和思想。正因为这样，路遥才成了最受青年读者喜爱的当代小说家之一，而他的《平凡的世界》，则可能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中发行量最大的作品。

七、塑造人物哈姆雷特，也塑造作者莎士比亚

文学写作是一种充满美学意味和伦理内容的文化行为。

一切严肃而伟大的写作，都是体现作者的情感、思想、价值观和人格力量的写作，或者说，都是作家因为意识到自己在作品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认真而诚实地塑造自我形象的写作。

所以，伟大的作家不允许自己随随便便地写作。他们不允许自己在文本内胡作非为，不允许自己沦为情感和价值观意义上的野蛮人。他们高尚而有教养地写作。他们写苦难和不幸，甚至写毁灭和绝望，但是，他们从来不放弃希望，不放弃对人和世界的普遍性质的爱，不放弃对受苦受难的不幸者的同情。他们帮助人们认识生活可怕和丑陋的一面，但是，他们也同时点燃人们对生活的热情，帮助人们看见生活和人性可爱与美好的一面。就此而言，作家从来就不在作品之外，而在作品之内；读者从打开作品的第一页开始，就希望看见作者的身影，看见他的心灵和情感，看见他的态度和主张。

小说家是一个隐形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所有话语背后的精神性存在。小说的格调和境界，决定于作家的格调和境界；小说的叙事和修辞，显示着作家的教养和思想。

路遥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他像托尔斯泰一样，像他的“文学教父”柳青一样，反复强调作家要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要在写作中用心地塑造自己的形象。

没有个性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作家，也很难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作家欲塑造自我，先从培养和保护自己的健全个性开始。路遥有独立的个性意识和极强的自我意识。他把自由而独立的思考，当作文学写作最基本的素质和前提。1991年8月21日，在西安地质学院的一次报告中，他谈到了作家的素质和修养，特别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作家不要附庸，要有自己完整的思考。”81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他的个性和意志，就显得更加勃郁和强大。他只服从精神生活的内在原则。这是一个积极的原则。它克服了那种傲慢的自我中心主义，也克服了伦理上和美学上的缺乏教养的下流习气和野蛮倾向。路遥要按照这个积极的原则来塑造人物，也要用这个原则来塑造自己。

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在谈到自己在写作过程中的矛盾心情和复杂体验的时候，路遥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样的时候，你是作家，也是艺术形象；你塑造人物，你也陶铸自己；你有莎士比亚的特性，你也有他笔下的哈姆雷特的特性。”82这是具有格言意味的文学哲语，也是真正成熟的作家才会有的思想。在这段话里，路遥揭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文学真理：在作品里，作家不仅塑造人物，也塑造自己；是主体意义上的创造者，也是客体意义上的被创造者。确实，在任何一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一个作者的形象存乎其间。即便在无名氏的作品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个不知其名姓的作家的心象，看见他的人格修养、情感态度和美学趣味。

在总结《平凡的世界》的创作经验的时候，路遥这样写道：“回想起来，从一开始投入这部书到现在，基本是一往如故地保持着真诚而纯净的心灵，就像在初恋一样。尤其是经历身体危机后重新开始工作，根本不再考虑这部书将会给我带来什么，只是全心全意全力去完成它。完成！这就是一切。在很大的意义上，这已经不纯粹是在完成一部书，而是在完成自己的人生。”83他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也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在他的作品里，你可能会发现艺术上并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你也会认识一群真实而美好的人物，会认识一个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真正伟大的作家。

事实上，路遥的现实主义文学路途，并不平坦。他的文学起点很低，所接受的文学教育也并不完整。虽然陕北本地文学爱好者和北京知青共同创造的文学氛围，也对路遥的文学成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主要是靠着过人的文学天赋和自觉的“自反批评”，完成了文学上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升华。他不断超越自己的写作困境，不断探索可靠的文学方向和写作方法。他在《漫谈小说创作》中说，要“自觉地清理自己的血液”84。他彻底地摆脱了教条的文学观念和僵硬的文学模式。 路遥不仅超越了“十七年文学”，超越了“文革”十年的文学，而且，也克服了“五四”新文学对传统文化和民间社会的过于绝对和狭隘的否定倾向。

根据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所提供的深刻启示和经验支持，路遥选择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写作态度，倾向于以同情的态度和肯定的方式来展开叙事。在这里，文学写作的主宰性的情感和态度，就不再是超然的“哀”和“怒”（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是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同情。他自觉地克服了对人的各种形式的身份歧视，真实地表现人物身上的复杂性，努力把他们塑造成一个真实而可信的形象，一个具有丰富的人性内容的生命体。他所选择的叙事方式，不是外在的和隔膜的，而是内在的和亲切的。他将自己与笔下的人物打成一片，感同身受地叙写他们的屈辱、焦虑和悲抑。这是一种更加同情人和尊重人的文学精神和写作方法。这样，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里，人物就不再是承载某种激进的启蒙意识的符号，不再是承载某种关于公民性的观念的器物，也不再是时代阴影下微不足道、模糊不清的影子，而是被凸现出来的真实而鲜活的个体生命；人物不再是被冰冷地解剖的物，而是被爱、同情和理解的人。人物终于脱离了那种被慢待和否定的命运，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一个有自己的个性和尊严、梦想和追求的人。

当然，世界上不存在无可挑剔的绝对完美的作家。再伟大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短板和缺陷。路遥也不例外。路遥具有伟大作家的精神修养和自觉意识，也有过人的才华，但是，并没有达到思想和艺术最成熟和最辉煌的境界。他还没有来得及建构起自己的成熟的思想体系和伟大的意义世界。在他的叙述中，外向的青春热情和精神力量是丰沛的，但是，内在的精细而深刻的感受和思想，仍显不足。人物的心理描写还可以更细致和深入，描写和叙述的语言还可以打磨得更精致和优美。由于时代性因素的影响，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是脱节的；他的语言是朴素的，甚至也不乏诗意，但是，汉语文学固有的那种典雅蕴藉之美，还是惜乎太少。

诗歌需要激情，小说需要经验。诗歌的泉水和火焰喷发的季节在春天，因而，它是青春的艺术；小说的果实成熟的季节在秋天，因而，它是中年甚至老年的艺术。一般来讲，只有到了45岁甚至50岁，小说家才会真正成熟起来，才会写出他最伟大的作品。阶此而论，路遥文学上的黄金时代，应该出现在《平凡的世界》问世之后。可以肯定地说，倘若假以时日，凭着自觉的自反批评意识和成熟的自反批评能力，路遥一定会将自己的写作，提高到一个更加完美的高度。他一定会避免他在《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极端主义倾向，一定会在叙述和描写的时候，显得更加从容和富有诗意，一定会更加高超地强化小说的反讽意识和内在深度，一定会避免偶尔表现出来的语言上的粗率，一定会更加自觉而充分地表现汉语的典雅而古劲的美。遗憾的是，在文学上接近那个伟大跃升的时刻，他的生命的脚步停止了。谢肇淛说：“彭祖之知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十八。士固有不朽者，修短何足论也。然进德修业，未见其止，中途摧谢，万世之下有遗恨焉。故曰：‘人不可无年。’”85在谢肇淛看来，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固自有在，不得以修短衡量之，但是，他对优秀人物的早逝，仍深感惋惜，忍不住引王珣之言而发浩叹。程颐在《祭杨应之文》中说：“谁谓君而止于此乎？高才伟度，绝出群类，善志奇蕴，曾未得施，天胡为厚其禀而啬其年？人谁不死？君之死为可恨也，奚止交旧之情，悲哀而已？”86绝出群类而英年早逝，乃千古常有之伤心事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呜呼哀哉，莫可奈何！

一个有修养的伟大作家，通常是谦虚而自抑的，绝无傲慢自负的坏德性。他们知道文学的方向和高度在哪里，知道自己选择什么样的方向，也知道自己的写作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他们通常是谦虚的，甚至是自卑的。路遥之所以伟大，之所以不同于那些平庸的作家，就在于他始终有理性的自我认知能力，始终有清醒的自知之明。对自己在文学上的圣徒般的严肃态度，对自己的像牛马一样的劳动态度，他是问心无愧的。但是，他也看到了自己的缺陷。对自己文学写作上的总体成就，他并不满意。他在《〈路遥文集〉后记》中说：“那么，对于一个原本一无所有的农民的儿子，还有什么不满足呢？……是的，不满足。我应该把一切进行得比现在更好。历史，社会环境，尤其是个人的素养，都在局限人——不仅局限艺术作品中的人，首先局限它的创造者。所有人的生命历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都是一个小小的段落，因此，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命中注定的遗憾。遗憾，深深的遗憾。”87

这是多么谦卑而诚实的自省态度。

这是多么自觉而深刻的自我认知。

从完美主义的角度看，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遗憾，深深的遗憾，自然是一种正常而理性的心理反应。

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路遥亦可以无憾矣。

一个初中毕业就被时代的巨浪冲击得靡所适从的人，一个刚踏上文学路途就受到种种外在规约束缚的人，却能奇迹般地创造出《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样的杰作，甚至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天鹅绝唱般写出《早晨从中午开始》，写出这像《命运交响曲》一样庄严、磅礴、热情的文字，这实在是非凡的文学成就。

亲爱的路遥，你将从无数的读者那里，赢得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才配得到的尊敬和热爱。

你也将像所有那些伟大的作家一样，在未来漫长的时间里，获得不朽的生命和恒久的光荣。

注释：

1 3[意]路易吉•巴尔齐尼：《意大利人：一个民族的优点和缺点》，刘万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4、37页。

2 8王六：《陕北回眸：陕北之最》，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68、75页。

4 52 64 65 路遥：《人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121、145、50页。

5 48 74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68、280页。

6司马迁：《史记》（第10册），卷一百二十九，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958页。

7 20 32 43 58 59《陕北历代诗选》， 郝延寿、武文义选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8、177、45、154、248、249页。

9 22沈括:《梦溪笔谈》，金良年点校，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94、232页。

10[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张草纫、浦允南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2页。

11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12 63 85谢肇：《五杂组》，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5、267-268、89页。

13 14 16 17董仲舒：《春秋繁露》，张世亮等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77、30、277、103页。

15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0页。

18 50计六奇：《明季北略》（上），魏德良等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5-106、135页。

19王六编《陕北民歌300首》，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433页。

21浦起龙：《读杜心解》（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8页。

23 24 25 26 27司马迁：《史记》（第9册），卷一百十，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507、3509、3510、3512、3517页。

2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9），卷二百二十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371页。

29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0页。

30 3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5），卷一百十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93、2880页。

33傅海波、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34 35 4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6），卷一百三十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095、3099、3094页。

36 37 3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6），卷一百三十四，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192、3376、3094页。

3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13），卷三百十九四，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702页。

40《宋夏战事诗选注》，《宋夏战事诗研究》附录，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4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5），卷一百二十六，中华书局，1992年，第2994页。

44 66何其芳、张松如选编《陕北民歌选》，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第51、142页。

45陕北文化研究专家王克明认为，陕北发言里的“屈苦”一词，有“冤屈痛苦”的意思，是一个颇有古意的雅词，并用宋代普济《五灯会元》卷十五《雪窦重显禅师》和元代姚守中散曲《粉蝶儿•牛诉冤》来例证，见王克明《听见古代：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3页。事实上，在陕北方言里，这应该是一个偏正词，主要的意思在强调痛苦，略有一点“委屈”的意思。

46 73 75[法]雨果：《悲惨世界》（一），李丹、方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1、17页。

47海波：《人生路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49页。

49狄马：《歌声响处是吾乡》，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4页。

51“从文化气质来看，陕西文学可以分成三种形态，即高原型精神气质、平原型精神气质和山地型精神气质。路遥所代表的高原型精神气质的文化，具有雄浑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难感、淳朴的道德感和浪漫的诗意感，但也有价值视野不够开阔的问题。它与陈忠实受其影响的关中平原型精神气质的文化不同，后者具有宽平中正的气度、沉稳舒缓的从容，但在道德上却显得僵硬板滞，缺乏必要的宽容和亲切感；它也与贾平凹等陕南作家受其影响的山地型精神气质的文化迥然相异，后者属于这样一种气质类型：轻飏、灵脱、善变，但也每显迷乱、淫丽、狂放，有鬼巫气和浪子气，缺乏精神上的力量感及价值上的稳定感和重心感。”李建军：《文学的态度》，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266页

53《张献忠剿四川》，何锐等点校，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168-169页。

54 55[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54-155、157页。

56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57李娓娓，字心兰，清代咸丰年间陕西延川女诗人。资性颖悟，人称才女。今存诗百余首。

60 61 62 68 69 81 84 87路遥：《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289、225、14-15、15、16、210、295页。

67 71[美]索尔•贝娄：《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李纯一、索马里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290、290-291页。

70蒂利希认为，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意味着“人是一种没有本质可以肯定的存在”；这与人的“转化自己的能力是相矛盾的”。事实上，只有在“本质先于存在”的基础上，“萨特的论述才有意义”。罗洛•梅认同蒂利希的观点，也质疑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萨特式的人会变成一种孤独的、单个的个体，他站在单独一个人反抗上帝和社会的基点之上”。参见[美]罗洛•梅《心理学与人类困境》，郭本禹、方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163页。索尔•贝娄也从萨特的作品中读出了“骗局”：“我更乐于相信，萨特这般奇特行径是故意的，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我回顾往事，发现萨特等人的错误，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感到灰心丧气，更是因为所有这些对正义和进步的热望都失败了。……看到这么多的聪明才智都投入到错误百出的理论中，真是让人心塞。”参见[美]索尔•贝娄《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50-452页。

72何光沪选编《蒂利希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26页。

76韩少功：《革命后记》，《钟山》2014年第2期。

77何望贤编选《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98-399页。

78[英]罗斯金：《艺术与道德》，张凤译，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79[美]威廉•德•雷谢维奇：《简•奥斯丁的教导》，刘倩译，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48页。

80[法]西蒙娜•薇依：《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徐卫翔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5页。

82 83路遥：《路遥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323页。

86程颢、程颐：《二程文集》（上），王孝鱼点校，卷一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44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