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罗伟章长篇小说《谁在敲门》探索了新的家族叙事模式从而对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及其结果做了更加有效的现实书写，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价值。这部小说采用了横向的代际结构对家族成员的生命史进行塑造，提升了家族叙事对社会现实的关涉广度；采用丰富复杂的叙事结构，加深了家族叙事进入社会现实的思想深度；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展示人物的命运，深刻展示了城市化对乡村的消解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乱象。《谁在敲门》创造了独特的家族叙事模式，也取得了审美性与思想性的双重成功。

关键词：罗伟章 《谁在敲门》 家族叙事 现实书写

罗伟章长篇小说《谁在敲门》将叙事笔致紧紧贴合在生活的肌体上，沿着家族成员的生活历史与现实处境蜿蜒展开，同时形成了细密精致的家族叙事与繁复多姿的现实书写。家族叙事成为小说深入探析社会现实的有形结构与有力支撑，各个家族成员在现实中的苦难与命运则赋予小说巨大的叙事张力与视觉深度。由家族关系所形成的网状结构，是小说中各个人物的附着之处，这些人物连同各自的命运都作为网状结构的节点，既互相连接，又独立发展；小说的叙事节奏跟随人物节点的转换而渐次推进，并没有贯穿始终的矛盾冲突作为叙事线索。这种独特的叙事形态与20世纪以来的大多数家族叙事都有很大差别，其作用则是保证了小说中现实书写的广度、深度与力度。

“罗伟章是一个反思型作家，一直在探寻写作的‘小径’，经常将笔触伸向那些隐秘而阴暗的角落，尤其是擅于剖析人的内心世界，将人性描摹得淋漓尽致。《谁在敲门》仍是一部作家型小说，不断出现作家的观点表露，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古老手法，有一种‘微言大义’的味道，在不动声色中将很多问题直陈出来。”1《谁在敲门》不以矛盾冲突作为主线，而以人物形象的生活事件与命运走向编织出网状的家族叙事结构，这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都连接着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与维度，在生活土壤中具有发达的根系、完整的生长过程和细腻的感情触角。因此，这部小说的长处并不仅仅在于家族叙事的完整性与深广性，更在于其通过赋予人物形象重要的结构功能从而对家族小说这种叙事类型进行的崭新创造。在家族叙事的总体形式与网状的人物关系模式下，人物形象直接来自现实生活，折射出生活的各个侧面与褶皱。小说借由家族叙事进行现实书写的主题功能被发挥到极致，同时，叙事中的现实意识也被渗透到所有细节之中。《谁在敲门》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族叙事形态，同时也发现了一条幽微、有效的道路可以绕开宏大叙事，以锋利深刻的笔致直接抵达现实深处。小说以对现实的精确观察、庞大的叙事体量、巧妙的叙事结构，以许氏家族四代成员的纵向时间跨度与城乡对照的生活广度，铺展人与人之间的欲望纠葛及其导致的人性畸变，对乡村社会的瓦解与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之间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省察。

一、横向的代际结构与宽阔的现实视野

对于20世纪以来的家族小说来说，纵向的代际交替及其所勾连出来的故事情节铺展、人物形象建构是天然的叙事动力。这种纵向的代际结构保证了小说叙事随着时间推进而依序展开，人物命运也得以纵向延伸。在这样的小说结构中，家族小说与时代发展是纵向的平行关系，有利于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形成宏大的叙事主题。但是罗伟章《谁在敲门》则独出机杼，采用了横向的代际叙事，四代人的人生与命运被打破揉碎，以空间作为线索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因此，小说伸向现实的触角并不是单向、单线的，而是呈现出强烈的互动特征和往复循环的运动形式。借由这种互动过程，小说情节的隐喻性被最大程度上消减了，却表现为写实性。横向的代际叙事所形成的家族小说形态能够直接深入到社会现实之中，甚至将视野所及的时代特征毫不变形地纳入文本之中来。脱离了叙事时间的线性所带来的限制，这部小说得以将现实生活的原生状态以有序的片段的形式整合在不疾不徐的叙事结构之中，透露出现实生活的悲欣交集，也流露出时间流逝带来的命运无常。

《谁在敲门》从一条简单的线索展开，滚雪球一样滚出了一个庞大家族的来龙去脉。四代人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有各的理直气壮和不可言喻之隐秘。“我要说明一个家族、一个小小的人群，在一个社会里是如何安身立命的，它繁殖出一、二十个成员，初看之下，他们千差万别，各不相似，但加以分析，则可看出他们彼此之间隐深的关联。遗传有其定律法则，就像地心吸引力有其定律法则一样。”2左拉对家族小说的创作思路，对《谁在敲门》同样适用。在横向的代际结构中，家族小说的叙事时间不一定很长，但人物生活与命运所涉及的时代跨度却极为惊人，有了这样一个凸透镜式的叙事架构，一个家族的兴衰、长幼四代人的成败方能得以折射出社会现实的巨大变迁及其导致的性格、思想与生存方式的变化。尤其是，因为同属于一个家族，每个人物的人生履历和性格特征在各异的表象背后又存在隐秘的相似性，这种潜藏在文本深处的相似性最终共同指向现实生活的艰难与时代精神的悲剧，虽殊途而同归，虽形远而实近。横向的代际叙事就像一段段深沉回旋的乐音，共同组成了一曲持续轰鸣的沉重乐章，其中最重要的音乐动机就是小说的现实情怀。

将历时性的纵向结构转化为共时性的横向结构，就需要从家族谱系的后代写起，因而家族里的长者就必须被放置在回叙性视角之中。小说中的第一代人以父亲、侯大娘、贵爸为核心。这一代人出场时就已经年迈，对他们的描述大多以他们的自我回忆或者别人对他们的旁观性回忆两种方式展开，两个角度相辅相成又相互交错，最终他们的晚年性格和当下状态得以突显在文本之中。年轻时没有什么存在感的父亲在母亲死后站了出来，此后他的形象在众多子女的眼里才开始逐渐清晰，最终成为大家的负担和牵挂。对他当前性格的描写突出表现在开篇的过生日部分。为了给父亲过寿，幺弟将他送到了镇上的大姐家里，住在干净贵气、具有现代气息的大姐家里，父亲表现出极强的不安，他处处害怕子女生气，动作谨慎、说话怯懦，每次到大姐家他都要有意无意地生病。作家在这个人物的命运中灌注了许多宿命般的无能为力感。侯大娘是一个典型的长舌多事的农村老太太形象，小说反复写这个不招人喜欢的老太太身上的寂寞。这种寂寞贯穿了整个第一代人的生命，他们一辈子在浑浑噩噩中生活，疲于奔命，大多事情由不得自己选择，贫穷和寂寞的青苔蔓延、覆盖在他们精神世界的每个角落。侯大娘的老伴儿贵爸老了以后像变了个物种，慢得几乎脱离了现实世界，永远活在自己的精神场域里，无声无息，像一个旧日的影子。“他像是看不见，也听不见，身上始终挂着一种东西——那是默默无言的、逆来顺受的忧愁；又不像是忧愁，而是迷惑，或者空。”3迷惑于这个崭新的时代，忧愁于自身无声的灵魂，这一代人被时代抛弃的惶惑落寞，与其他几代人鲜活的生命状态形成强烈对比。一代人将要整体退场，而退场仪式并不体面，他们被时代列车无情地甩了下去。因此，这一代人的三个主要人物形象在横向的代际叙事之中承担的功能体现在展示旧的乡土生活方式及其对现代性的种种不适应、为家族的兴盛没落埋下伏笔与染上悲凉色调、将后续三代人的命运紧紧联结。三个人物形象既是其他人物的来处，又是他们的未来归宿。将第一代人的坎坷命运、凄凉现状与晚辈们生龙活虎、左右逢源的生活并置在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的结构中，为小说的现实书写提供叙事基础和主题源头。

虽然与大多数家族小说一样将叙事场景的焦点放置在第二代身上，但《谁在敲门》又有着很大的差异，那就是小说采用了散点透视的叙事视角，而非传统上常见的以一两个人物为中心、以其他同辈人物作为反衬的定点透视。在如此结构中，第二代人物形象之间的联系更具有横向性特征，或者说，分别作为各种不同生活道路与方向的代表，这些第二代人物在小说中更具有象征意义，更直接指向小说主题，更能体现城市化过程中短暂的喜剧和长久的悲剧一体两面的特征。《谁在敲门》在呈现家族第二代的生活与命运时采用了不断转换的对视视角和精细的情节编织手法，用丝缕般的情节细线将繁杂的众人连同各自的命运都编织成了顺滑的现实图景与命运长卷。第二代人包括主人公“我”（许春明）的兄弟姐妹共七人及各自的配偶，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姐、大姐夫、二姐、二哥、幺弟等，当然还有“我”。对这个代际的众多人物，小说主要从城乡二元结构的角度加以塑造和区分，呈现出了大家族中兄弟姐妹由于城市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乡村凋敝而面临的截然不同命运，并以这些人物形象勾连起了从村子、镇子到县城的横向社会空间和从主动顺从、被迫接受被甩出社会发展轨道的纵向精神空间，也由此建构起了当代社会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与现实结果。第二代的每个人物既是城市化进程的推动者，也是其社会后果的承受者，他们生活中的机遇和苦难总是与当下的社会现实同频共振，具有明显的同构特征。

大姐夫李光文是小说中在城市化进程中顺风顺水的典型人物，但是作者并没有把他脸谱化，反而用周详的笔触为这个强大的人物渲染了许多平凡细微的性格习惯，就像是从生活土壤中刚刚跳脱出来、还带着跳跃的泥水和土地的芬芳。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出商业化时代里基层官员为人处世的典型状态，他的成功与失败均有迹可循，在呈现生活现实的物质化与荒诞性的同时也极具讽刺意味。使其丢官入狱的韩副镇长在小说开头还与他一同打牌，一同去县城，一同喝酒庆祝，算计和诬陷藏在波澜不惊的水面之下。人性的扭曲与荒谬不是在叙事者的嘲讽之中、以全知者的角度来构建的，而是人物形象自己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生活表面之下的深处、走向了自己日常生活的反面、走到了自己命运的不可知之中，从而自动呈现出深藏于平静生活之下暗藏的暗流与激流，叙事层面的云淡风轻与主题层面的尖锐反思如此恰切紧密地贴合在一起。这种不疾不徐的反讽艺术来源于小说所采取的横向代际叙事，使其能够从容展开，更多地靠生活细节而不是命运变迁来紧贴社会现实。在这样的意义上，人物形象不再是历史与现实的单纯符码，不再是被抽空了内涵的叙事工具，而变成了现实反思的容器与载体，变成了小说主题的氤氲之处。耐人寻味的性格内涵与平静却陡转的命运，塑造了李光文这样一个既极富时代感又充满人性的普遍性状的独特人物。“从人物形象刻画塑造的角度来说，他毫无疑问是小说中人性构成最为复杂、最具审美价值的一位人物形象。”4以他为代表的家族第二代承载着最重的生活负担，兄弟姐妹众多，又赶上时代风云变幻，因此走向人生巅峰的机会多、命运突然走向反方向的概率也最大。《谁在敲门》利用家族第二代特殊的时代际遇与人生走向有效地提高了对社会现实的覆盖密度和反思深度。可见，横向的代际叙事是这部长篇小说深入走进时代精神底层的最重要叙事手段和极其有效的主题生发途径。

小说对家族第一、二代的生活处境描写较多、对精神处境的描写较少，并利用这塑造人物的方法将反思视角拓展更加广阔的现实生活，从而使得对他们精神困境的书写都变得幽微辽远。对三、四代人的塑造却正好相反，更多地直面他们的精神困境，因为他们获取物质生活相对容易、获取精神生活却更为艰难，——与前两代人相比，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商业化、欲望化、享乐化已经充分渗透到生活各个层面的时代。与第一代人的无奈隐退和第二代人的家庭利益至上相比，第三、四代人表现出更强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他们对爱情有憧憬，对未来有渴求，有时陷入迷途走进人生的阴影里，有时却气势磅礴甚至拥有堂•吉诃德般的勇气和荒唐。大姐夫的儿子李志为了摆脱父亲的束缚不惜用剔骨刀割自己的手臂；大哥的儿子四喜为赚钱深陷传销，又不惜把全家人骗入陷阱；女儿燕子白净又漂亮，却未婚先孕之后又嫁了三次，这些乱象被叙述得不慌不忙、见怪不怪。作者尤其擅长从身处乡土的人物们的（主要是家族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尤其是第二代）视角展现这些带有现代城市文明色彩的畸形生活与悲情命运，这种视角天然包含着艳羡与鄙视两种错综复杂的长辈眼光。第三代人婚姻混乱、学业无力，第四代人懵懂无知、只顾享乐。老一代走向落幕，而新一代却未必准备好进行新的表演，只是，时代滚滚向前，欲望对人性的渗透不断加深，他们最终都被统统推到残酷命运的舞台中央。“想到众多的侄儿侄女，就巴望他们当中有人，不怕吃苦，不怕受穷，敢于走一条别样的路，这条路，与众口一词的标准无关。但最终没有这样一个人。”5这是对家族的第三、四代人的总体审视与批评。比起对第一、二代，小说对第三、四代人的批评态度和失望立场更为直接，同时对他们身上折射出来的时代特征也产生了更具有反思性与总体性的叙事立场。“与父辈相比，子辈在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等方面明显退步。到了孙辈连家族姓氏都难保，代代承袭的血脉链条濒临断裂。过去、现在和未来展开良性互动的可能性越发渺茫，超出承受极限的重压转变为强烈的末世情绪，透出无力与世道抗衡的消亡感。”6家族作为社会单元结构其实很难如人所愿地、代代相继地传承下去，相反，家族在各种内因与外因的作用下不断走向崩溃才是家族小说常见的主题。《谁在敲门》同样如此，只是小说将这个漫长的渐进过程消融在了日常生活的平静与温暖之中，表面看波澜不惊，仔细体味的时候就能觉察到其中的动人心魄。

总体上，小说从第一代人开始、以父亲为主干线索，从其生日宴写到葬礼，文中众人聚集起来吃了两顿饭，第一顿是祝福的寿宴，第二顿是祝祷的丧席，各代人在这两个重要的场合里粉墨登场，每个人物的出场都伴随着一段回忆的插叙，身世与命运得到展示的同时也各自勾连着复杂多维的现实生活。不同代际在思想上的巨大差异和同代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判然有别，导致家族成员之间时时、事事、处处充满摩擦和矛盾，隐幽的重重心事、各异的行为方式、隐藏的性格结构、多变的命运遭际成为经纬分明的线条，成为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之间的黏合剂，向内网罗着整个家族的人物关系，向外映射出复杂的现实形态与曲折的时代走向。围绕着父亲的死，众人的面目与行为各具个性，家族成员与家族结构之间的关系变得充满张力。紧密的家庭关系为众人遮风挡雨，却也呈现着众人在被现实之中的社会欲望熏染之后对原本亲密的家族关系与醇厚的家族情感的毫不犹豫舍弃。横向的代际叙事保证了小说反思现实的广度与深度，也使人物形象具有了充足的审美内涵，摆脱了符码化的人物形态与流水式的叙事结构，形成了独特的小说诗学。

二、多维的家族关系与立体的现实场景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家族小说大多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但罗伟章创造性地使用了内在于家族之中的第一人称，并且通过将叙事进程进行悬念设置或者突然转折等处理形成了蜿蜒曲折的情节形态，将小说反思现实的视角从生活的表层深化到其结构底层，构建出立体的现实场景，从而将第一人称叙事带来的现实反思与精巧的叙事结构产生的现实深度结合起来，共同形成结实而又精致的叙事形态。

《谁在敲门》里的“我”兼具叙事功能和审美意义。“我”既内在于小说情节，也承担起了叙事者与整个家族的连接功能，在叙事姿态、心理描写、价值取向等维度建立起叙事者与叙述对象以文本为介质和渠道的双向流动，同时起到情节推进和立场宣示两种作用。

首先，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模式，通过“我”的视角描写那些被命运投射出的不同身影与时代洪流下容易为人所忽视的生活碎片。“视角的承担者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叙述者，故事由他观察也由他讲述；另一类是故事中的人物即参与者，包括第一人称叙事文中的人物兼叙述者‘我’，也包括第三人称叙事文中的各类人物。”7第一人称的运用常使“我”兼具叙述者与参与者的双重身份与视角，从而营构出一种在场性的真实感。“我”既关注家庭成员的生活现状，也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心情复杂；既审视外在社会的种种怪相，也对自我展开沉重批判；既存在于这个庞大的家族及其所映射出来的时代与社会，也自觉地从群体中逃离、竭力退缩到社会与家族双重意义上的生活角落里。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赋予了这个人物广阔的现实视野和内敛的心理深度，可以向外审视历史与现实，也可以向内展开精神思辨。这个人物及其叙事功能一定程度上解构了20世纪家族小说的集体性话语，建构出综合了真实的现实状态与深刻的生命体验的人物形象。“存在但不属于”整个家族的结构与生活，是许春明这个“我”的独特作用，这种独特的人物形象及其叙事功能也是这部小说的重要创造。

其次，“我”对于家族与社会的疏离感源于自卑，这种现象本身也是对现实的强烈映照。“我是个自卑的人”“许春明是不配的”诸如此类的话语在文本中比比皆是。“我”作为农民的儿子而更切实地感受到自己的贫穷与卑微，丧母之痛源自孩童时代并贯穿整个生命，造成了深沉的卑怯。经过努力成为乡人眼中的“省上”人，“我”内心的自卑感却愈加沉重，由于性格中的多思善感和临危而惧，“我”终于成为小说里现实世界与世俗眼光之中的多余人、零余者，无法为家人们提供种种好处，也无法改变乡村的精神结构；无法融入城市、成为市民，也无法回归乡村、变回农民。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人物遥远地呼应了鲁迅笔下那些由城返乡、最终被迫再次逃离乡村的知识分子们。出身于乡土，这一类知识分子对乡村秩序中的种种不合理心知肚明、深恶痛绝，深知自己也是这一传统的产物，与来自城市和文明的审视眼光相结合，造成了他们错综复杂的文化立场和极其无奈的言说姿态。越是深入到现实之中，这类人物就越是失语，越是无可凭依。同时，在另一个维度上，在众人眼中，如此无用的“我”并不能获得别人的理解与同情，“无能”“无耻”“六亲不认”，这是他人对许春明的评判，也是他对自我的默认。在文本的许多细部，我们能够体察到这种相互疏离的复杂性及其造成的多声部表达。

再次，基于以上两个方面，小说用“我”对家族的情感疏离与众人对“我”的嘲讽构成互文性表达与复调性叙事，即巴赫金所言的“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8一方面，“我”与家族成员的疏离关系、常常无法直言心意的对话过程等，都揭示出小说中不同人物的声音形态，“我”有时将自己抽离出来，以旁观者的视角对各种声音加以聚集与传送，而代际关系的联结和走向、人际关系的亲密和冷漠正体现在以“我”为叙述主体的故事参与者身上。另一方面，由第一人称“我”进行统摄的多种声音传达还包括“我”与自身的对话，正如小说中所言：“你和你的另一个自己，却永远不能见面。你和你自己，也是茫茫万古。”9“我”在叙事中将自己分离，两个“我”之间在不同的时空位置构建起潜在的对话关系。

除了对叙事人称的精心设计之外，这部小说精妙的叙事策略和极具个性的叙事风格也十分突出。小说在对人物性格和生存状态的书写中表现出强烈的目的意识，充分利用叙事转折、叙事突变和叙事滞后，在增加小说可读性的同时增强人物性格的特性，表现人物思想的复杂。小说通过对比不同的精神状态，分析人物的隐秘心理。同时，小说极具非虚构意识，并紧贴物质社会的真实现状，追求叙事结构、人物精神、故事走向等多个维度的社会性真实。

小说的开篇，虽然众人在父亲的生日宴上各怀心思，但表面上和睦而且礼貌。这个场面结束之后小说情节开始急转直下，父亲突然病发入院，各色人等纷纷前来探望，各自的鲜明性格得到了逐一呈现，叙事节奏在父亲病危时产生突变。突发脑溢血的父亲被送往医院后，大哥和二哥无情的“没多大救头”，父亲和幺弟无声的眼泪，大姐夫熟视无睹地提出去馆子里吃早餐，“我”主动提出承担所有的住院费，各个人物面对重大突变的不同反应显示出作者对人性的细腻、透彻把握，线索众多而笔锋不乱，人物的行为巧妙地反映人物性格。罗伟章依靠自己对于情节的掌控力游刃有余地在小说叙事中排演这一场关于人性的话剧，并以此映射出社会现实的复杂与多变。

这种转折和突变还发生在大姐夫身上。小说前半部分用大量的篇幅铺写了其人生的精彩和成功、对亲人的帮助、对乡亲的关切，以及他和大姐之间互不打扰却又唇齿相依的感情、他做的实事和虚事、他的步步为营和低调谨慎等。他最后却还是败给了韩副镇长。小说从最后一章“您的电话无法接通”开始发生转折，大姐夫一贯的稳重和胸有成竹被打破，随后突变惊起，大姐夫进了监狱，由李光文变成7295，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代号。《谁在敲门》中有多处转折和突变，大多是由于疾病、死亡和牢狱，这种叙事策略正暗合了人生无常、盛极而衰的哲理，体现出作者罗伟章对于人性的思考和洞见，也体现出其对小说中各种人物现实命运的无可奈何、随水西东所发出的感叹。

小说中延宕般的悬念设置主要体现为在初次涉及某人、某事时留下大量空白，直到小说后半段才加以补叙。“延宕就是增加意图实践的阻抑系数和困难程度，使包括行为意图在内的人物的历史变得跌宕曲折，推迟矛盾爆发和人物意图实现的时间，拉长意图实践过程的长度。”10小说中，大姐和大姐夫去新疆这个事件多次出现在叙事进程中，一年后大姐一个人回到了老家，大姐夫又过了两年后才回来，此后两人对于在新疆的那段经历都闭口不谈，叙事者也一直有意回避。真正的原因在最后大姐夫入狱、大姐自杀前才浮出水面，原来大姐夫因为偷表婶家的钱而被判入狱三年。另外，在父亲的病房里，大嫂张口就说“爸爸老了”（死了），由此引发叙述者许春明对于当年母亲死亡过程的怀疑，母亲被埋前鼻子上还有着汗珠，现在想来应该是没死。这样惊骇的事叙述者在当年没意识到，在之后多次遇到其他人的死亡时也没有意识到，直到如今父亲躺在病床上，“我”开始怀疑起当年的往事。对事实的揭穿留到很久以后，将父亲和母亲的死亡叠加在一起，加深了情感上的巨大冲击，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每个人内心的隐秘。小说对家族故事的叙述总体上平静如水，波澜不惊，但人性的巨大黑洞、现实的巨大深渊都暗暗隐藏在这些平静的表面之下，如海底冰山一般蕴含着巨大的静默力量。

罗伟章以父亲的生日为线索，以突然的生病为转折，以病重致死为突变，过程中穿插着揭秘似的延宕讲述，将子女们内心世界的变化在现实和读者面前统统剖开，使所有人一起直面人性和道德的拷问，没有丝毫还手之力。叙事的跌宕起伏和情节的真实结合起来，每个人都被绑在理性的脚手架上，接受时代的指控。无论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还是就事写人的表现手法，抑或是对大时代下微小之处进行捕捉，从而见微知著的叙事手段，叙述策略的精湛极大地增加了小说内容的张力，显示出作者掌控小说节奏的功力。

从叙事结构来看，《谁在敲门》中父亲的衰、老、病、死是明线，“我”的内心遭遇是暗线。两条线索时而并行，时而交叉，一起构成拱形叙事结构，也传达出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度反思。“除了以主人公的经历为主线的单线索情节发展的小说外，又出现以双线索支撑小说结构的叙述方式。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从书名看是写高里奥老爹的遭遇，高老头贯穿小说始终，但小说的中心人物却是拉斯蒂涅。”“人们称这种两条线索并不交叉的结构为‘拱形结构’。这时的人物不再是历时历地到处漫游，而是众多人物共时共地的发生各种关系。这种结构形式的变化发展，既是时代与生活对文学的呼唤和要求所致，也是叙事文学本身发展的结果。”11《谁在敲门》同样采用了这种“拱形结构”，父亲的生与死贯穿始终，虽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叙事明线却被处理为情感背景、被放置到叙事舞台边缘，小说的叙事主人公却是“我”虽不是情节的推动者却是所有人物、细节与命运的呈现者、反思者，是社会现实的集纳者与批判者，当然也是自我批判的实践者。第一人称的独特视角带来强烈的自我反思实感，拱形叙事结构又使得小说与现实的结合更加深入，最终直戳生活痛处。

总体来说，罗伟章的小说人物数量众多又各具特色，人物的同辈之间以及不同代际之间复杂多样且互有交织的人生，通过叙事上的多角度、多层次、多维度以及叙事方式的多元化，营造了丰富立体的叙事场景，同时能够深入历史与现实的结构底层，探析社会发展带来的人性变异与命运转换。小说框架扎实，脉络清晰，故事进展一波三折，在丰富立体的叙事场景背后隐现着广泛而深刻的现实场景。无疑，家族小说所蕴含的纵向可能性保证了这种叙事场景在关联现实反思时所具有的深广度。

三、二元的城乡互动与深刻的现实反思

乡村的颓败和城市化的推进是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在这个巨大而坚定的社会进程中，人性畸变的不同路径往往呈现为家族成员迥异的命运道路。家族书写在重构城市化进程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因此，20世纪以来长篇小说中成熟的家族叙事几乎都附着在城市化历史进程之上，从不同侧面呈现不同的历史本质。《谁在敲门》同样以几代人在同代之间的横向差异与不同代际之间的纵向变迁来展示20世纪后半段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在小说中，罗伟章深入社会现实的层层肌理，回溯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也反思当前的城市生活生态。“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从而改写了‘乡土中国’ 的发展轨迹，‘离土’也因此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主旋律。”12新时期以来，“进城”与“返乡”成为二元城乡结构中的主要叙事景观。《谁在敲门》展现了作者对城乡互动的深切思考：作为乡下人的整个家族四代人是怎样一步步走进城市的？这种进入到底成功还是失败，体面还是狼狈？在城市化进程初步完成后，是否还会继续产生逆城市化的反作用过程？这些问题虽然不是一部长篇小说能够完全解决的，但罗伟章在小说中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显然非常深入并且切中肯綮。人口的迁徙必然带来许多人生活与命运的巨变，不管是“进城”还是“返乡”，许氏家族的成员们以自己的具身体验为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了鲜活例证，也产生了萦绕在文本中的悲挽情调。懵懂无知地行走在命运道路上，几代家族成员被城市化浪潮推动着不由自主走下去，承担着生活随时可能带来的打击，走向未知的命运。小说并没有将这种悲剧性设置为总体性的叙事结构，而是将其打散、融合到小说情节的各个角落，形成挥之不去的悲怆基调，无处不在，但并不过分挤占叙事舞台。二元结构中的城乡命运互动及其产生的生活悲喜剧仍然是小说核心的叙事内容。

《谁在敲门》中，“进城”与“返乡”现象同时存在。“描写乡下人进城的作品，所观照的虽是乡下人在城里的生活，某种意义上却是当代乡村叙事的自然延续。原因在于这批作品的旨归往往并不是都市，而是乡下人进城后的命运遭际、折射的社会问题以及所引发的思考，更多表现出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的生存状态。”13父亲来到镇上大姐家过生日时表现出来的不适应，代表所有进城者的共同状态。以父亲为代表的第一代人走向衰亡之时，他们所赖以为生的乡村也在不知不觉间走向了灭亡。这种改变迅速而且影响深远。罗伟章沉下心来思考乡村瓦解给世界带来的改变，剖析即将消失的乡村在人性中留下的种种残影，反思与批判则更加突出地体现在人类与环境、动物以及自身的关系上。

首先，随着城市文明的入侵和乡村生活秩序的瓦解，自然环境的改变是巨大而且无可挽回的。小说以许氏家族成员生活场景中心的清溪河作为象征，既写实地展现乡村自然环境的恶化，也象征地书写乡村精神本身的被污染。小说里的故事情节大都发生在以清溪河为中心的地域，这条河流仿佛就是家族的命运之河和人生之河，既是时间性的，也是空间性的。“曾经，这个世界是缓慢的。后来快起来了。当快到‘快刀斩乱麻’，就快成一种霸气。刀子成了人们的心，心因此变得坚硬和简陋，心里装的，再没有对这个世界忧伤的祝福，只有锋利和寒光。人们以锋利和寒光对待生养自己的大地，包括润泽大地的河流。清溪河自不能免。清溪河脏了数十年。”14“坚硬和简陋”的、“刀子”一样的人心来源于人性的麻木与城市化带来的欲望横行，“快刀斩乱麻”也是种种弃义逐利行为的必然选择。清溪河的变迁与现状成为了一面镜子。变成一条脏河的清溪河折射出了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乡村之痛，植被破坏、天然气开采和水污染无处不在，乡村变得沧桑和灰暗。作者并没有执着于对清溪河命运的感叹与书写，而是将其“脏”做了冷静细致的呈现，“一条河流的脏，从来就不只是看得见的部分”15。清溪河的脏，是自身命运的现实表象，也是城市化进程导致乡村衰败的缩影。小说并没有浓墨重彩去铺展叙写，但仅仅作为叙事结构的环境背景放在那里就已经足够触目惊心了。

其次，人类对动物的屠杀是这部小说中具有重要象征性意味的场景。“生态问题从其社会根源上看其实是人性、人格的问题。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在近现代科学技术最大幅度地张扬了人类意志之后这种环境问题愈加严重。扭转生态危机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改变人类所习惯的以人类自己作为中心来看待生命、自然和世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16这种扭转过程是极其艰难的，它意味着人类的再一次自我解放。《谁在敲门》不是整体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但小说对生态主题的关注却是充盈和饱满的，尤其是在许多日常生活场景中不动声色地叙写了人类对动物的残害与屠杀。动物是乡村世界重要的参与者，人与动物之间和谐关系的丧失是乡村正在瓦解的外在表现。小说中展示了被关在黑洞里等待宰杀的鸡、被剥了皮还坐起来哭的兔子、因葬礼吃席被杀的肥猪、遭到全县灭杀的狗等等。小说几乎没有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温馨场面，反而将这些动物极其血腥的结局描写得冷静、迫人。随着乡村走向解体，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变得陌生而势利。人们从环境和动物身上攫取利益并视为理所当然。小说中唯一不同的人，就是不忍心看杀生的“我”，遭到全家人的嘲笑，也自我质疑、主动放弃。“这片大山大水地界，没有六亲，寸步难行。何况我是‘省上’的，是家里的依靠，要是跟邹灯学，那还了得。大姐是想把我的心变硬。同时我也发现，我之所以下楼找大姐，正是想看她杀鸡，自觉地把心变硬，让自己不再‘假’，让自己‘真实’起来。”17“假”与“真实”在这里变得如此吊诡，如此触目惊心。“离土”之后的许春明回到乡村之中反而时时处处感觉到自己的孤独，需要向亲人们学习“把我的心变硬”，除了要融入家族生活场景之外，他的内心还有着更多的现实利益考虑。在“我”从“省上”到回龙镇的“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中，小说通过“我”对乡村精神解体传达出的现代性焦虑甚至比鲁迅回乡小说中的“我”更进了一步，后者的反思更多指向自我、对社会现实的无能为力；前者被迫在生活方式甚至内心精神里再次回归乡村，学会心硬，才能适应乡村与城市的现实生活。借由杀鸡这个细节，小说揭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与社会现实的格格不入，也隐隐地暗示了乡村与城市现实中的那些“硬规则”。因此，杀鸡，既是写实性的，也是隐喻性的，指向多向度的社会现实与多侧面的精神生活。同时，这些动物屠杀行为本身所包含的生态叙事色彩也自反性地形成“人性与人格的问题”。从小说中的叙事进程来看，“改变人类所习惯的以人类自己作为中心来看待生命、自然和世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这个历史任务在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显得更加任重道远。

再次，农民与乡村之间的日渐疏离是旧乡村走向瓦解的重要表征。农民与土地、与传统、与伦理的关系都在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一方面，乡村中旧的伦理与道德面临着崩塌，金钱支配人欲，权势打磨人性，兄弟姐妹之间尚且为了利益钩心斗角，最后甚至让重病的父亲放弃治疗回家等死，何况外人呢。于是，四喜在外招摇撞骗，一直被大姐夫照顾的村民在他出事后不言不语。父亲的葬礼是旧民俗的遗留，人来来往往，仪式繁复冗杂，这一复杂的丧仪体系更可以视作小说为旧乡村举行的象征性葬礼。葬礼上大姐一番哭诉，哭诉的对象也不仅是父亲，还有周遭荒唐的人群和荒唐的世界，这番哭诉与批判最后成为她留给世界的遗言。年轻一代不仅不见悲伤，还将葬礼变成了家族团聚和社交聚会，聚众打牌成为贯穿整个葬礼最频繁的场景。另一方面，人们对于乡村的感情逐渐淡漠，很多年轻人逃出乡村步入城市，追逐不一样的生活，可是乡村精神在他们身上根深蒂固，使得他们无法成功融入城市，因此他们本身就是新的、精神上的城乡差距的代言人。更加致命的是城乡之间有意识的、根深蒂固的歧视。春响的初中同学从城里到乡下读书，乡下同学因为她是城里人而孤立她，之后她回到市里上学，城里学生又因为她身上沾染了乡下人的气息而漠视她，于是她时刻感到自己“扎不下根，落不到实”18。许春明的经历也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特征。他真切地看到了城乡之间的差距，看到了这种差距之下长辈们沉寂的结局和后代子女的悲剧命运，由此引发了他对城乡之间二元对立结构的审视、对当前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但是许春明的愧疚也并不比四喜等人的背叛更让人感到欣慰，事实上他们在共同加速着乡村的颓败。

乡村在实体与精神两个层面的消失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乡村必将成为一片消逝的风景，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之力。”“如何在这种崩溃的‘喟叹’之中搜寻微弱的希望之光，在朝向未来的维度中去探索新的历史可能，成为当下乡村叙事至关重要的问题。”19罗伟章笔下的“我”对故乡充满了愧疚，“我发现，自己在外面混得越久，欠亲人的就越多，欠故乡的也就越多。这辈子，我是永远享受不到荣归故里的感觉了。某些时候，当我坐在省城的家里，读书写作到深夜，猛可间听到遥远处飘来一丝音乐，不管是什么乐曲，都会让我怀念故乡，怀念那些烟烟润润的日子，但想起自己没能力给故乡一丁点儿实实在在的好处，便颓然知晓，我是连乡愁的资格也没有的。我丢掉了故乡，也不敢有乡愁”。20作者将希望寄托到未来，寄托到可以没有心理包袱地从容游走在城乡之间的年轻一代身上。“我”对于侄子侄女的期望和失望中仍可以看到作者对于乡村重构的期待。“世界上已经极少完全封闭的乡村，如小说里的年轻人，几乎已经个个跟城市相关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必然要经过城市和城市精神的洗礼。”21在城乡二元结构与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中，许家的几代人承受着外来的命运因素，也放肆着自己的人性与人格，个人与时代不断互动与激荡，谱写了一曲现实悲歌。这正是家族叙事在长篇小说现实书写中发挥出来的巨大美学作用。

结 语

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谁在敲门》的史诗品格与作为“大河小说”的审美结构。“《谁在敲门》以时代背景，描摹时代带给个体的冲击，书写了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父辈与子女的关系，以此为引子，接续到时代的书写，将个体、时代和哲思融为一体，‘大河小说’的气质和品格，个体叙事的细节雕琢，宏大与细微的交织，最终显现出‘大河小说’与个体叙事的‘经纬’辩证。”22这些分析无疑是确切的，也是有效的。在实现宏阔的叙事结构与精致的审美内涵的同时，小说对家族叙事这一传统的结构方式也进行了全新的拓展与改造，形成了更加深广的叙事幅面，从而促使小说的现实书写也向着更加深广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这种探索既是罗伟章持续不断的长篇小说写作的审美积累，也是其未来创作中值得珍视的艺术经验。尤其是由此形成的更加深入与强大的现实反思能力是《谁在敲门》这部长篇小说明显的成功之处。

在传统与现代的转换之际，在城市化迅速推进的时代主潮中，罗伟章为自己的长篇小说写作找到了一片丰裕的土地，这片土地处在广大的山河之间：“《饥饿百年》是山的文明，《谁在敲门》是河的文明。山河这个词，说的正是它们的骨肉联系——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骨肉联系。”23现实中的老君山、清溪河，隐喻意义上的山河，都被罗伟章赋予了文明传承的深刻含义，如同山的沉默稳重、河的流动不止，文明变迁中的个体与群体的命运演变与精神嬗变是罗伟章在自己小说中反复观察和书写的内容。包括《谁在敲门》在内，罗伟章的长篇小说写作着眼于中华文明的流变与命运，具有宏大的思想视野与完善的审美品性，不疾不徐地展开对当代中国社会底层生活变迁的详尽描写，以此呈现其对人性的理解与阐释。《谁在敲门》卷帙盛大，视野宽阔，却能纳社会与时代的万千世相、物象、人像于家族叙事的微观框架之中，进而折射出社会现实的种种现象与本质。小说充满细节却绝不琐碎；紧贴现实却绝不枯燥；看似冷峻却暗含温热。小说文本具有的重要审美价值与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深广反思一起构成了这部作品重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意义。本文以家族叙事为切入点所做的分析或许并不能全面而深入地揭示这部作品在当下语境中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但也相信《谁在敲门》连同罗伟章其他长篇小说必定会逐渐显示出其无可否认的现实意义与未来价值。

注释：

1 22刘小波：《罗伟章〈谁在敲门〉：大河小说的“经”与个体叙事的“纬”》，《文艺报》2021年10月25日。

2[法]左拉：《关于家族史小说总体构思的札记》，《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柳鸣九编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36页。

3 5 9 14 15 17 18 20 罗伟章：《谁在敲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05、383、459、579、579、58、505、508页。

4王春林：《方言征用、英雄传奇与历史的隐形书写》，《长城》2021年第6期。

6张俊翔：《无以抵抗的现实之恶与精神之痛——论罗曼•先钦的〈叶尔特舍夫一家〉》，《当代外国文学》2015年第4期。

7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8[苏]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巴赫金全集》（第5卷），钱中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0许建平：《论小说陌生化之生成术——从叙事意图的矛盾逻辑说起》，《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11马晓岁羽：《西方小说的叙事结构》，《山东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2孙庆忠：《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江海学刊》2009年第4期。

13叶君：《执着的城乡两地书 ——论李佩甫笔下的“乡下人进城”叙事》，《中州学刊》2021年第2期。

16龙其林：《从他者到本位：中西生态文学伦理的现代转型》，《湘潭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19徐刚：《历史类型、现实模式与未来图景——当代乡村叙事的三重维度》，《上海文学》2017年第10期。

21黄德海：《万物复苏的声音——读罗伟章〈谁在敲门〉》，《文艺报》2021年8月6日。

23罗伟章：《谁在敲门•后记》，《谁在敲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08页。

[作者单位：刘永春 扬州大学文学院 全文静 鲁东大学张炜文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