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巨变》连环画脚本改编始末（1961-1978）
内容提要：贺友直绘、董子畏改编的《山乡巨变》连环画是中国“新连环画”史上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在经历了“大跃进”时期连环画的“爆发式”创作与1960年的低谷后，献礼建党40周年的《山乡巨变》连环画为日趋黯淡的中国连环画界缀上了一点星光。《山乡巨变》连环画的脚本在1961至1978年间历经三度改编，每次改编都处于极具代表性的时间节点上，体现了不同时代对于文艺作品的特殊要求。通过探析《山乡巨变》连环画脚本的改编，可以透视中国文艺作品在政治环境与时代语境影响下的发展经历。
关键词：《山乡巨变》 连环画 脚本 董子畏
新中国建立后，“新连环画”以弘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发行量骤增1，但在“大跃进”期间迎来爆发后又因产能过剩与时代话语变化而跌入谷底2。针对这一惨淡局面，周恩来在1961年6月19日全国文艺座谈会的发言中提到了文艺创作“数量和质量”的问题：“几年来，文艺作品在数量方面搞得很多，质量不高。文艺的队伍搞得很大，水平不高。”3这是对“一夜一本书”等急功近利创作方式的反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进入文艺界，呼唤着质量佳、反响好的连环画作品到来。
1961年7月起，由贺友直绘、董子畏改编的《山乡巨变》连环画（前三册）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陆续出版，并于1963年获得了第一届全国连环画评奖的一等奖。1964年6月，本着“供连环画初学者、连环画爱好者及连环画家们观摩、研究和参考”的原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从《山乡巨变》连环画中摘选12幅加入即将出版的《连环画作品选页》中，并对原作的脚本进行了一定的修改。由于董子畏于1962年去世，《山乡巨变》连环画第四册由新吾4改编并于1965年出版。经过一段时间的封禁后，1978年《山乡巨变》连环画前三册被整合、删节后再版，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
以上三次对《山乡巨变》的改编均位于极具代表性的时间节点上：1961年为“八字方针”下的“复苏时代”，更时值建党40周年；1964年《人民文学》号召建立“坚强的兴无灭资的社会主义文艺阵地”，此后文艺界的创作独立性日益丧失，阶级斗争占据了时代主潮；1978年则正处“两个凡是”与“改革开放”的历史交界点。《山乡巨变》连环画脚本的改动中确切体现了以上时代变革中文艺作品价值取向的转变，更是参与了时代变革中价值体系的重新建构，一次又一次细致入微的脚本修订，能够见证经典文艺作品在历史洪流中的沉浮历程。
一、对连环画脚本创作的关注
连环画的创作中，脚本作者宛若编剧，画家则如导演，脚本作者先创作连环画的“配文”，画家才得以根据配文展开创作。因此中国连环画一直有着“脚本先行”的特征，关注连环画的叙事改编也应兼顾脚本创作研究。“旧连环画”中文字主要为“注字”——在图画侧写下内容提要文字，字数极少；“口白”——即画中人的话，写于图画内部，与文学尚相距甚远。真正的连环画脚本于新中国成立后出现。1950年，一些杂志上出现了“征集通俗读物启事”，其中便包含连环画脚本5，同时，董子畏、杨兆麟、庄宏安等一批优秀的脚本作者也聚集到各大连环画出版社中。随着连环画脚本日益受到重视。1963年，文化部与“中国美协”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连环画创作评奖中设置了脚本奖项。脚本的出现极大丰富了连环画作品的表现力，一方面，脚本协助画家进行画面布局的设计，指导画家绘画，另一方面，脚本扩大了连环画的容量，使之能够容纳更多的情节与思想感情，在必要时还能协助连环画发挥政治宣传功能。脚本与连环画相辅相成，但不构成绝对联系：连环画可以舍弃脚本，但脚本不能脱离连环画而存在；脚本具有文学性，但不可成为独立存在的文学。
《山乡巨变》连环画前三册的脚本作者为董子畏，字秉璋，上海地区著名连环画脚本创作者。浙江海宁人，生于1911年3月4日6（一说浙江镇海人，生于1912年7），因大脑胶质性肿瘤逝于1962年。少年时期曾辗转多家洋行任职员，20岁肄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此后经历过总务、会计、教员、秘书等多个工作。1949年后，任方向出版社经理，1952年11月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任专职连环画脚本创作。他从事连环画脚本创作，一方面源于个人对文学的兴趣，一方面受鲁迅“连环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而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8一言的影响。在参加工作至逝世的十年间，他曾改编过《三国演义》《山乡巨变》《朱元璋》《马卡尔说媒》等作品，荣获全国第一届连环画创作评奖的脚本一、二等奖9。在出版社工作期间，他还曾进行儿童读物写作，著有《儿童五爱故事之五——爱公物的故事》一书。
二、董子畏的脚本改编
《山乡巨变》的一大特色，也是常为人诟病之处便是结构凌乱：周立波在着力塑造人物形象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故事的整体性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连环画创作首要为工农兵服务，繁杂的家常化情节显然不适于在工农兵间传播；此外，四处穿插的伏笔与各类叙事方式并不适于用连环画的形式表达，因此，董子畏对《山乡巨变》大加整理，以便贺友直进行绘画创作。
（一）整理故事情节
《山乡巨变》虽然有较明显的情节脉络，但主要情节之间存在重叠、交错，譬如邓秀梅上乡里开碰头会前叮嘱刘雨生核查谢庆元的入社动机，二者分属两段不同剧情，在此处发生了交叉。针对该现象，董子畏一般采取将情节抽出、重新排序的方法：刘雨生的夫妻矛盾叙述本发生于县委三级干部会议中，在脚本里被调整至会议后，并与“盛淑君成立妇女宣传队”的情节整合至一处，使得会议内容的展现完整流畅，且刘雨生家中的“妇女问题”与成立妇女宣传队之间的联系也顺理成章。类似的改编还有邓秀梅“开了九天三级干部会”被调整至全文的开端作为全书背景，如此不仅理顺了情节，还使邓秀梅的到来有了缘由。
为解决《山乡巨变》人物多、外号多的问题，董子畏将人物出场整合为传统戏曲“亮相”的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将邓秀梅来村召开的县委三级干部会议与乡政府群众会合并，删去了打牌的情节，让李月辉、陈大春、刘雨生等主要人物一同出现在图画中。
为处理人物关系复杂的问题，脚本往往只在人物关系涉及剧情进展时才对其加以细致介绍。董子畏不惮于为整合情节而改动原文。陈先晋的入社问题本由邓秀梅亲自解决，但董子畏在脚本中设置为由陈大春负责，并把邓秀梅后文中对陈大春的抱怨提前：“看你这个团支书，怎么连亲爷老子都劝不转啊？”这一对局部安排的改动无伤大雅，但却可兼顾推进情节进展与厘清人物关系两个要求。
情节整理后，连环画每一段故事的单元性、独立性大大加强，为加强各段故事的独立性与趣味性，董子畏虽在脚本中删去了一些贯穿多个故事的伏笔，但也设置了新的悬念。邓秀梅的出场不同于原书，而是先以“一个穿一身青的，二十出头的女同志”的形象出现，随后再加以细致介绍：“她叫邓秀梅，一九四九年家乡解放，她才十五岁，参加了工作。”这种处理恰如“丹唇未启笑先闻”，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与猜测。王菊生与堂客吵架假戏真做的情节更是处理绝妙。原书展现了王菊生与堂客密谋的详细过程，为“假戏真做”添上滑稽面貌；董子畏的改编则先描写激烈的吵架场景，更是细致展现了吵架过程中王菊生与堂客的情感变化——由“气的眼都红了”到委屈地“唉声叹气”，栩栩如生；吵架结束后，脚本再点出假戏真做。
董子畏的脚本中删去了一些无关剧情主线的旁系情节，使故事面貌更清晰。较为典型的是爱情情节的删略。盛淑君与陈大春的感情发展被大量删节。盛淑君提起陈大春羞红脸庞的伏笔被省略，盛淑君询问陈大春对自己入团的感觉时，陈大春的良言解语被改为“没有回答”。盛佳秀的婚姻背景被一句带出，“李盛氏”的称呼也被删去，她与刘雨生感情的开端被改为由邓秀梅牵线。邓秀梅的爱情故事在原书中已显得与其他情节格格不入，脚本自然未做保留。删去爱情情节的原因较为复杂，一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代背景下，少年儿童占连环画读者人数的百分之六七十10，因此连环画创作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基础上要兼顾儿童观感，不宜出现过多爱情情节。另一方面，阶级分析已经成为当时文艺批评的主要方式，“资产阶级不健康的情调”“令人作呕的臭气”11一类批评屡见不鲜，因此爱情描写均趋向于淳朴、简约。
部分旁系内容省略不仅能突出主线，还有重新塑造人物形象的功用。李槐卿、盛家大姆妈角色姓名、背景在出场时被省略。原文中李槐卿作为老教书先生，以孟子思想衡量入社；大姆妈屡发重男轻女思想的抱怨，二人均为周立波花费一定篇幅描写的中间人物，但删除旁系情节后，二人仿佛成了合作化的积极分子——一人交房、一人送鸡。“积极拥护合作社的是些什么人呢？是绝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12，在团结中农、依靠贫农的要求下，原文中妇女宣传队讥讽王菊生的两副对联这一内容被删节；符贱庚骚扰盛淑君不得，狼狈的落荒而逃的情节也被删去。
（二）调整人物形象
《山乡巨变》连环画脚本受制于篇幅，主要塑造的人物形象被局限在邓秀梅、刘雨生、李月辉身上，原作中十分出彩的“亭面糊”盛佑亭、陈先晋、张桂秋、王菊生等“中间人物”和中农虽有所删略，仍保持较高出场率，其余人物如盛清明、盛学文、符贱庚、张桂贞等则居于次要。在此主要取主要人物邓秀梅、刘雨生和中间、次要人物陈先晋、盛清明的形象变化进行分析。
1959年，杨逸麟学习欧式画法所创作的《青春之歌》在《连环画报》上受多篇文章批评：“（林道静）身材太曲线化，形象不够健康的质朴，缺乏先进知识分子的气质”13，为当时的连环画创作敲响警钟。女性人物形象要表现出革命者的气质，如过度展现性别特征，难免被归为“反革命修正主义”14之列。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更是曾在1958年受《两本含有毒素的连环画》等文章的攻击，《山乡巨变》的脚本写作显然受到了这些风波的影响，塑造邓秀梅的形象时有所忌惮。
邓秀梅出场后不久，其称呼便由原书中“外乡的女子”改为了“外乡的女同志”，强调政治属性。原书中，陈大春向邓秀梅解释不发展盛淑君为团员的理由是“爱笑”时，邓秀梅虽先冷笑着回复，随后却又被陈大春的其他理由逗得大笑起来。脚本则删去了邓秀梅被逗笑的情节，使其形象偏于严肃冷峻。此外，脚本省略了部分邓秀梅工作不成熟的情节，如她首次开会时手忙脚乱的描写被删去；区委朱书记质问统计信息不精确时顾及邓秀梅的身份与面子的描写也被删去。再加上爱情故事被整段剔除，这些修改虽然使邓秀梅的形象更加坚毅执着、独立精干，却也消磨了角色的深度与厚度，使得邓秀梅形象中的“人性”减少，趋于冷漠、中性化与机械化。
刘雨生与李月辉形象在脚本中的处理手段类似。删略人物过去走过的“弯路”、犯过的错误，试图建立更为正面、光明的人物形象，但也出现了形象单薄化问题。“李月辉曾犯过右倾主义错误”这一情节被删去，使外号“婆婆子”显得无厘头；刘雨生批评符贱庚时，原文为旁敲侧击地以“世界上有这种人”开始，在脚本中则变为直接向符贱庚提出批评，讽刺的语气转为正义凛然。刘雨生家庭内部的矛盾较为复杂。有张桂贞反对入社、对他缺乏关心、等多种状况，刘雨生站在党员责任感与家庭幸福美满的交叉路口，常处于苦恼忧愁中。脚本删去了张桂贞反对入社、与公公吵架等情节，这虽然保证了刘雨生形象的正面性，但也使二人的婚姻破裂成为单纯情感问题，刘雨生的责任与家庭间的矛盾无法建构，其形象从而变得六神无主、唯唯诺诺。
《山乡巨变》的改编在多处维护了贫农的形象。原书中，陈先晋于入社过程中患得患失，挂念祖传土地，即便同意入社也是以发财为考量。在脚本中，董子畏将陈先晋的个人经历与思想斗争省略，表达入社的语句也由“好的，我们都入吧”改为“猛喝了一声‘入吧！’”原文中陈先晋在反悔入社时称“发财倒并不想了”也被董子畏改为“哪个想发财！”矛头直指“入社即发财”这一思想。
此外，盛清明角色由俏皮变得官方、严肃、端正。原书中，他在追丢失的牛时遇上了陈大春与盛淑君，选择开玩笑似地吓唬他们，更是将盛淑君吓晕。脚本中盛清明开玩笑的情节被删去，更是增添了表明其政治身份的“治安主任”头衔。脚本还修改了人物外号：原书中王菊生的外号“菊咬筋”被改为“菊咬金”，寓意由隐忍较劲变为守财利己。总体而言，中间、次要人物或受制于篇幅，或受阶级分析影响，形象均有简单化的趋势。
（三）“铁姑娘”形象的建构
妇女解放主题是《山乡巨变》的一大闪光点与可贵之处。周立波不遗余力地在邓秀梅形象中添加这一亮点，但仅仅从邓秀梅口中吐出诸如“妇女能顶半边天”“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说辞效力有限，更关键的是张桂贞的离婚情节。张桂贞在离婚过程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坚持追求家庭的美满幸福，认为刘雨生也该尽丈夫的职责，即便丈夫还肩负党员带头的重任。而她离婚的心路历程也给一直关注着事情进展的邓秀梅极大的震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月辉，虽身为党员，知识水平较高，却依然残留着封建男权思想，认为“这堂客（张桂贞）留在屋里，终究是个害”。
在社会主义探索与建设时期中，“铁姑娘”是一个特有的时代符号。《山乡巨变》中男女竞赛插秧并非子虚乌有，“大跃进”时期，国家极力表彰农村妇女积极团体，出现了“丰产姑娘”“三姐妹”“九木兰”“七十二女将军”15等个人和团体称号，但鼓吹“铁姑娘”造成了男女性在工作层面的绝对统一，因此难免发生妇女的需求被忽视，却要无私兼顾男性的工作需要的悲剧。脚本中张桂贞的性格悲剧便参与了这一形象的建构。
脚本中，李月辉身上的封建男权残余消失、张桂贞与刘雨生的冲突也成为简单的情感问题。在此前提下，张桂贞逐渐变得偏执而蛮横，因一己私欲而为无私奉公的刘雨生带来负面影响，李月辉对她“终究是个害”的评价也从而显得正义得当，张桂贞追求幸福、独立的个性消失，成为“铁姑娘”的反面教材。原书中，“张桂贞离婚后在人们私语、惋叹和怒目的包围里昂起脑壳，噘起嘴巴走了出来”，与之鲜明对比的是低头泄气的刘雨生；但脚本中变为她“在人们愤怒而轻视的目光中”“昂起脑袋、嘟着嘴巴”走出，刘雨生低头丧气的描写也被删除，显露出对张桂贞未能克服私欲、奉献集体的批判。
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鼓吹中，常常出现“女同志都做得到，男同志怎能落后”的呼吁。此话术不仅暗指对妇女生活需求的忽视，还暗示着个人对集体的皈依。脚本中涉及张桂贞的一系列改编也依附着这一价值评判标准——一味追求个人幸福，就会迎来“愤怒而轻视的目光”；若要做时代楷模，需像邓秀梅、盛佳秀一样，成为“铁姑娘”。
即便存在人物形象单一化、情节分段化、鼓吹“铁姑娘”等特点，但总体而言，董子畏的脚本写作对于连环画绘画特点的把握、情节轻重的考量、阅读难易度的降低都切中要害。部分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价值取向的取舍，使《山乡巨变》这部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尚有不足的作品能够在阶级分析方法盛行、阶级斗争氛围浓厚的20世纪60年代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三、《连环画作品选页》对《山乡巨变》的选择与修改
《连环画作品选页》（以下简称“《选页》”）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共三辑。包含《山乡巨变》的第一辑出版于1964年，均为“解放以来优秀的连环画作品”，由于采用十六开道林纸印刷，图画与原稿大小相仿，线条也更为清晰，人物造型、性格特点、思想感情也更容易得到反映，“既便于连环画工作者的观摩、研究，也可以作为广大业余美术工作者的学习资料和临摹范本”16。《山乡巨变》共有12幅图画入选，由董子畏改编的前三册共入选8幅，新吾（李槐之）改编的第四册入选4幅，占比较大。值得推敲的是，《选页》出版于1964年6月，先于《山乡巨变》第四册的1965年3月，而《选页》中“《山乡巨变》续篇”的脚本与连环画第四册基本相同。可见时任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新吾（李槐之）参加了《选页》的选编工作，也极有可能参与了对老版脚本的“再改编”。
《选页》与连环画出版时隔三年，此间文艺政策路线也有了调整，1961年尚处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复苏年代”，而时空变换至1964年，阶级斗争再度被强化，“写工农兵，工农兵写”的号角吹响。《选页》中对《山乡巨变》连环画的选择、修改都成为倒映时代文艺政策的一面镜子。
《选页》对连环画的“内容提要”部分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除为缩短篇幅而删去排比句外，主要改动有四处。第一处为“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了激烈的斗争”被改为“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了激烈的阶级斗争”，着重点明“阶级”二字。第二处为《选页》用“敌我之间、集体与单干之间、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矛盾”来概括情节，以阶级矛盾、敌我斗争取代了老版的主线：“人的思想冲突”。第三处为《选页》将“使经济基础……都起了变化”改为“使经济基础……都起了本质的变化”，强调变化之激烈与彻底。第四处为《选页》在文末增添“胜利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的结论。以上内容提要的改写也昭示着时代背景下情节选择的倾向。
1962年8月6日的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中，毛泽东从阶级、形势与矛盾的角度来分析“农民闹单干”问题，认为单干农民大多为“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在资产阶级的煽动下进行。由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条路的问题17便激烈化了，而作为政策宣传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选页》必须做出积极回应。于是在连环画上部的8幅选页中，张桂秋杀牛未遂、盛佑亭劝龚入社、盛佑亭归途醉酒、符贱庚传谣偷树等五幅画，均与在原书上部出现并不多的龚子元密切相关。龚子元作为潜伏在人民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与阶级敌人，邓秀梅、盛佑亭为代表的人民与他的敌我斗争成为了故事的重头。
除着重选择阶级斗争的图画外，《选页》还要凸显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成果。其第二、三幅便为盛佑亭、陈先晋的入社抉择，两幅画均只选择了二人决定入社的瞬间，盛佑亭高喊“后悔还算人？我现在是社里的人了”；陈先晋则保留了董子畏“大喝一声”的改写——猛地喝道“入吧！”与老版脚本相同，《选页》都省略了二人左右摇摆、延宕的情节，使二人的入社决定斩钉截铁，展示贫农阶级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拥护。
《选页》对原脚本的二次修改聚焦易产生政治分歧、带来不良社会影响的语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的一大区别便在于是否与“以社会主义的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18相结合。在1964年，阶级斗争成为时代重心、“写光明”被一再强调，为了工农联盟与无产阶级大团结，《选页》里落后农民的面貌向正面人物靠拢，成为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积极的拥护者。
首幅选页出现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改写。连环画中“面糊平常不爱开会，什么会都派他的儿子、女儿做代表”被改写为“亭面糊平时很少参加会议”，由“不爱”转变为“很少”，价值取向出现了鲜明的转向。“不爱”二字表现着盛佑亭的个人主观意愿，但“很少”二字仅表示客观频率。经此改动，盛佑亭原本稀里糊涂、大大咧咧的“面糊”形象就被模糊化了。其余部分正如前文所说，陈先晋、盛佑亭等人摇摆不定的情节都被删改，成为了坚定的合作化拥护者。另外值得推敲的一点是，纵观《连环画册选页》中的十二幅图画，除第二幅图画中邓秀梅身旁出现了一位仅露出头部，未出现身体的与她容貌相仿的青年女性角色外，女性人物仅有儿童、老年人出现。这或许与此前对连环画中女性形象的批判有关。
《选页》的“《山乡巨变》续篇”中，在《山乡巨变》连环画第四册里所选的几页均位于全册前四分之一，这是因为当时第四册的创作尚未结束。续篇的第四张选择了第四册第32页的图画，配文却是第30、17页的结合，画面中一面墙上也缺少了“坚决响应党”五个大字，可见这幅图画具有初稿性质。
四、动乱后的再度出现
在十年“文革”中，《山乡巨变》与其连环画被视为“大毒草”着力批判：“完全歪曲了党在农村中的方针政策，丑化了贫下中农的形象，对抗合作化运动。”“这本连环画是我社党内走资派李槐之亲自改编的大毒草，我们必须把它彻底批烂、批臭。”19粉碎四人帮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78年重新开放了这部连环画，并重新修订、分上下两集出版（每集各三册），现上集已付印，下集也将陆续绘制出版”20。
“重新修订”的方式包含分册整删、文字修订两种。分册整删方面，第一册删去5页；第二册增加18页；第三册删去19页；全书共删去6页21 。文字修订方面，新版文字普遍减少，再度删去了许多对情节发展不构成影响的句子，受时代政策的影响，对一些染上过于鲜明时代色彩的语句进行了调整。经过修订的《山乡巨变》连环画前三册于1978年出版。
1978版《山乡巨变》在分册整删的过程中删去了6页老版内容。其中老版第一册删去1页、第三册删去5页。此6页大多具有赘余性，整删可使故事情节更简练、人物形象更鲜明。
老版第一册第40页被删去。该页仅讲述了邓秀梅在人们走后“从挎包里拿出好些文件，在窗前看了起来”，并非有极强时代色彩的政治话语，不过老版并未提及她所看的文件是什么。查及原书则可发现，邓秀梅在看《互助合作》《生产简报》以及她爱人的一幅照片。全册既未提及邓秀梅的爱情问题，且《互助合作》《生产简报》一类报纸与1978年的时代语境已有一定距离，这一段的描写就有些不合时宜。
老版第三册第1、2页被删去。内容是邓秀梅前往张桂秋家中，张桂秋与张桂贞对其或应付了事，或爱答不理的姿态。此删节使张桂秋的态度由冷漠变得诚恳，也模糊了张桂贞原本自私自利、小肚鸡肠的负面形象，充分缓和了阶级斗争的紧张情绪，淡化了富裕中农与党的工作者的矛盾。
老版第三册第49、51页被删去，其中一页为盛佑亭向邓秀梅吹嘘龚子元看在他的面子上入社，一页为“秀梅笑了笑，就把龚子元的名字登记了”。包括第50页在内的这三页均为董子畏的原创脚本，原书中无此情节。但这一改编也颇为精妙，第49、50页中盛佑亭自信满满又憨态可掬地夸下海口，称龚子元是看在他的面子上入社的，还将醉酒后摔在田坎的故事隐去，更凸显“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性格特点；第51页邓秀梅不动声色地登记了龚子元的名字，仅笑了笑，则表现出邓秀梅的成熟冷静，也为后文的敌我斗争埋下了伏笔。这一原创情节大部分在1978版中被删除。
此外，1978版还遵循简明扼要的原则，将老版第三册第59页省略，合并至第58页。该页内容仅为龚子元叫堂客去探符贱庚，随后改主意决定亲自出马；1978版省略了“改变主意”，不影响情节的进展与完整性。
内容提要方面，1978版虽参考了《选页》的修改，保留“胜利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的定性总结，但更多还是回归老版：将“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的“阶级”二字去除；将“敌我之间、集体与单干之间、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矛盾”的情节概说删去，“父子、夫妻之间，在每个人的心灵之内，都展开了深刻的冲突”取而代之。不过由于原计划《山乡巨变》的上集与下集将陆续出版，故1978版在老版内容提要的基础上将续篇中与龚子元的敌我斗争囊括其中，添加了“反革命分子的乘机活动，又增加了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这一表述。与内容提要的修改相同，1978版的脚本也忽略了《选页》的修改，向老版复归，并对部分涉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文字进行了调整。
老版第一册第46、47页对王菊生与张桂秋的介绍均带有先入为主的判断：“王菊生，绰号菊咬金，是个专想占别人便宜的中农”“（张桂秋）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与原书大不相符，带有改编者强烈的主观情绪。在1978版中，这两处前者被改为 “王菊生，就是雨生讲的菊咬金”，后者被直接删去。在1961年，连环画的教育属性要求对于中农、富农、单干户的评价先入为主，从而塑造读者的价值观。1978版中，脚本不直接作出定性评判，而是通过后续情节的发展表现人物特点，如虽删去了张桂秋“搞混了水，自己捉鱼”的表述，但还是展现了他心计颇多的形象，借此鼓励读者自觉认识、自觉进行价值判断。
1978年6月再版的《山乡巨变》正处于“两个凡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交界处，修订脚本能体现出经过十年“文革”，文艺工作者与读者“告别革命”的意愿。不过在这个承前启后的时间点上，1978版还是承接了部分过去的思维逻辑，譬如虽然脚本中尽可能地避免出现“贫农、中农、地主、富农”等涉及阶级分析的语言，但在局部还有此类思想残留，如保留了张桂秋找盛佑亭说话，盛佑亭因“觉得跟单干的中农扯谈，失了互助组员的身份”而离开的情节。此类情节的保留作为“新启蒙”与革命中国的前对话，汇入了解放思想的历史进程中。
不同时期拥有不同的话语场域，巨大的时间跨度之下，老版连环画中许多时代话语对新一代的读者而言已经十分陌生，不少语言禁区也已然解禁，因此1978版《山乡巨变》中出现了一些全新的时代话语，彰显了“文革”结束后的时代特色。
在符贱庚与陈大春争吵后，邓秀梅曾提议要召开一场“贫农会”。原书与老版连环画均为此表述，但1978版将“贫农会”改为了“贫农民主生活会”。民主生活会实际上自1929年古田会议便已成型；1962年“七千人大会”中刘少奇曾建议，各级党的委员会一个月之内要有一次党内生活会；但随着刘少奇被批斗，这一提议直到十年动乱后才重回历史舞台，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再度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贫农民主生活会”作为全新的时代话语，取代了读者早已陌生的“贫农会”，出现在脚本中。除此之外，饭票、粮票等词语也随着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而被省略。
部分在1960年代不便表述的语言禁区在1970年代末逐渐解禁。原书与老版连环画中，都出现了李月辉说“（盛淑君）她妈年轻的时候有点那个”，省略了“水性杨花”或“犯过错误”等批评；此处在1978版中则被改为“她妈年轻时名声有点不太好”，既避开了贬义形容词又说清了现实情况，避免读者进行错误联想。张桂贞人物形象也出现了转变，对她“图享福，嫌雨生误了自己的工”的评价被改为“刘雨生却一心搞互助，老婆拖后腿”，不再充斥贬义；张桂秋想把她嫁给城里人以便自己买卖的情节也被删除。一些俏皮幽默的语言出现了，如符贱庚“没脑子”、陈先晋“顽固的像石头”，这些语言较为鲜活灵动，在老版中不曾出现。
尽管1978年的改编对老版连环画做了不少趋利避害的调整，但是遗憾尚存：因缩减篇幅的缘故，大量优雅、精美的风景描写被省去，周立波创造的湖南风情画失色不少；大量人物外貌、心理活动描写被简化，使较原书本就单薄不少的人物形象更加平面化。
1978版后，《山乡巨变》连环画再未经受改编，仅以纪念版的形式小范围发售过数次。直至2002年，1961版《山乡巨变》连环画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不加改动、再度出版，这部携着无数时代刻画的印记的连环画终于又一次向读者走来。
注释：
1 美术杂志于1960年4月刊登的《争取连环画创作更大的跃进——连环画工作座谈会纪要》对比了1951年与1956年全国连环画印数，得出了“到1956年，全国一年共出版连环画2200种，印数为一亿零六千余册。较1951年的一千九百万余册增加了五倍多”“至此，新连环画基本取代了旧连环画而占领了图书阅览阵地”的结论。
2何溶于1959年11月发表于《美术》上的《与群众紧密联系的年画和连环画（年画部分略）》统计显示自1956年起连环画年度发行量便迎来暴增，1956年全年发行一亿余册，是1955年发行总量的一倍有余。1958年仅两家出版社的连环画发行量便超过了1955年全国的发行量。
3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电影艺术》1979年第1期。
4 《山乡巨变》连环画第四册的改编者新吾，为时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李槐之。李槐之（1919—2007）：美术评论家，原名李世传，曾用名果克，笔名新吾、淮子。四川彭县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社长、总编辑。
5 1950年1月20日，《说说唱唱》（北京）创刊号上对俗文学的征集中便包含连环画一项。
6 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官方网站中记载：董子畏，笔名田衣，又名秉璋，浙江海宁人。1911年3月4日出生。引自http：／／www.shtong.gov.cn／dfz_web／DFZ／Info?idnode=63922&tableName=userobject1a&id=54829。
7 该说源自1983年第9期《连环画报》中庄宏安的回忆：《满腔热忱，埋头实干——记已故连环画老编辑董子畏》，文中写到：“子畏先生并非科班出身的专门家。他生于一九一二年，十几岁便离开家乡浙江镇海，到上海当学徒。”笔者在此取信上海地方志的说法。
8 鲁迅：《“连环图画”辩护》，《文学月报（上海）》1932年第1卷第4期。
9 以上信息总结自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官方网站与《满腔热忱，埋头实干——记已故连环画老编辑董子畏》一文。
10 《争取连环画创作更大的跃进——连环画工作座谈会纪要》，《美术》1960年第4期。
11 13如蜀人《低级的趣味和庸俗的感情》、高泽红《评连环画“青春之歌”的错误倾向》、周之骐《在追求什么，宣传什么？》等，以上文章可见于《连环画报》1960年第5-8期。
12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7年第26期。
14吴兆修于1960年5月在《读书》发表《这是一支什么样的画笔——评连环画〈青春之歌〉》，评价到：“绘画者是在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观点、立场的指导和支配下进行创作的”，“可以肯定，正是因为绘画者抱着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从事艺术创作，才决定他对《青春之歌》这部作品作了这样的曲解和表现”。
15《积极参加技术革命运动，努力争取今年农业的丰收》（社论）、唐燕：《七仙女插秧神速如飞》，《中国妇女》1959年第7期。
16《新民晚报》于1964年7月16日（总第6490期）刊登《〈连环画作品选页〉第一辑出版》广告及《红岩》连环画插图一幅。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1页。
18[苏]日丹诺夫：《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戈宝权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页。
19一可、未名、王军主编《小人书的历史——漫谈中国连环画百年兴衰》，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页。
20《连环画报》1978年第8期尾页将此信息与1978版《山乡巨变》的三幅封面绘画一并展示。
21 1978版《山乡巨变》连环画第二册新增的18页均来自于第一、三册删去的部分。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