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本文采取个案研究的方式，不把已经成为文学史共识的寻根文学作家李杭育作为“前理解”，而是试图重勘写作者李杭育和“寻根文学”之间的关系，探究李杭育被命名为“寻根文学作家”的这一过程如何在历史中生成，以及在这一生成过程中，李杭育文学创作脉络本身的创伤经历、另起炉灶和自我限制。

关键词：李杭育 创伤经历 另起炉灶 自我限制 寻根文学

1984年12月，上海文学编辑部、杭州市文联西湖编辑部、浙江文艺出版社在杭州陆军疗养院联合举办了一场关于青年作家与评论家对话的会议，会议题目是“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这次历时一周，集中关于小说观念与文学批评观念进行研讨的“杭州会议”后来成为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深刻地改变了1985年以来当代文学发展的趋势和走向。在蔡翔后来的追忆中，这次会议得以举行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当时还在杭州市富阳县广播站工作的李杭育。

我记得是1984年的秋天，应该是十月，秋意已经很明显。《上海文学》的编辑人员到浙江湖州参加一个笔会。在那次笔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李杭育……杭育正在写作“葛川江”系列小说，有许多想法，且对韩少功、张承志、阿城等人极为赞赏。杭育当时就提出，能否由《上海文学》出面召开一次南北作家和评论家的会议，交流一下各自想法。周介人先生听了，极为赞同。当时，我和介人先生已接到杭州方面的邀请，将于十一月中旬到杭州参加浙江作家徐孝鱼的作品讨论会，杭育说他届时也会去，周介人先生和他当即商定在杭州再就具体事宜讨论。1

事实上，根据李杭育的回忆，这次会议的发起人应该是程德培，“程德培自己有想法也不敢跟茹志鹃说，他在茹志鹃面前是毕恭毕敬的，他就鼓动我跟茹志鹃说”。“最初有主意是程德培和吴亮两个人想出来的，然后程德培鼓动我去找茹志鹃谈。”2在后来的当代文学史叙述中，李杭育常常被视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葛川江系列小说以及诸多“文化宣言”3丰富着“寻根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的创作实绩，这一点已经成为文学史共识：“或者是作家创作上的有意追求，或者是批评家理论阐释上文本搜求的需要，一时间，被列入‘寻根文学’名下的作品骤增。它们包括贾平凹从1982年起发表的‘商州系列’，稍后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系列……”4 然而到底是“作家创作上的有意追求”，还是“批评家理论阐释上文本搜求的需要”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南帆认为：“‘寻根文学’并不存在公认的纲领或宣言。这场运动仅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大趋势而已。愈是仔细阅读围绕着‘寻根文学’所留下的种种文本，人们则会愈加强烈地感到人言言殊的状况。”5 多年以后李庆西进一步指出，“其实，所谓‘寻根派’是一种复杂的多边集合， 它不是由某个社团发展起来的流派，没有共同宣言，没有同忾相求的艺术主张，被称作‘寻根派’的作家里边自有不同的精神取向，这或许意味着分类研究的可能”。6 两人作为参与和见证1980年代文学的批评家，都开始强调“寻根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内部具有显著的差异性，斯炎伟认为“文学批评‘潮流化’的一个结果，是一些作品在发表后，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某种文学思潮裹挟，原本不乏个人化的创作动机，极大程度地被该文学思潮的话语收编，而文本可能存在的别样意蕴，也经这种话语的特定阐释，实现了面向潮流的更替”。7而目前学界关于寻根文学的起源 ／ 发生问题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鉴于此，本文选择从个案研究出发，不把已经成为文学史共识的寻根作家李杭育作为“前理解”，而是试图重勘写作者李杭育和“寻根文学”之间的关系，探究李杭育被命名为“寻根作家”的这一过程如何在历史中生成，以及在这一生成过程中带来的问题。

一、从杭州到富阳

李杭育1978年4月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8并开始学习写作。据李杭育回忆，他走上创作道路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我写小说从大学开始的。我读的是77级杭大中文系，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当时班上的同学素质很高，有的发表过诗歌，还有的精通外语。我刚进大学的时候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一想我们这个年纪还没有人发表过小说，就开始写小说，之后不到一年，我的处女作《可怜的运气》在《西湖》杂志发表了。” “我从1978年暑假开始写小说，1979年在浙江两个文学刊物《东海》和《西湖》上发了大概六七篇。之后我和哥哥李庆西合著的小说《白栎树沙沙响》发表在《钟山》杂志上。大学期间写小说写了快有30万字，包括与哥哥合写的。毕业后的第二年我就成为中国作协的会员了，接着1984年又获得全国的奖项。”9 从以上自述可以看出李杭育最初的写作道路相对顺畅，然而当事人后来的回忆总是容易轻描淡写，“虽说在大学期间发表了几篇小说，但是从八一年开始，整整两年，他写的小说发不出去。整整两年哪，杭育说，这是多么漫长的时间！他不断地努力，又不断地失败。他越是苦恼，越是想写，越是失败。不去听课，暴躁起来去骂人、打架，还受了处分，他简直无法摆脱这种生活的恶性循环。他找不到自己的路……”10这两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李杭育何以陷入长久的写作困境之中，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1981年的一次笔谈。

基于1979-1981年跟随当时文学风尚写作的不成功，111981年李杭育在《钟山》第4期上发表了迎新笔谈《“真实”与“伟大”》，批评了当时生活气息有余、艺术功力不足，甚至有些无聊的农村题材作品，其中不乏自我怀疑，“攀登文学的高峰。我们，行吗？”12 这并非李杭育第一次质疑，此前他曾与兄长李庆西一起表达过对于伤痕文学题材写作的不满。13 如果我们承认李杭育两次发言对应着他这一时期对于伤痕文学、农村题材的“洞见”，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意识到这些创作弊端的李杭育如何在日后的写作中规避类似问题。而恰恰是因为没有寻找到解决之道，李杭育陷入了创作困境之中。

创作困境的难题尚未解决，又迎来了新的“人生困境”。1982年，李杭育大学毕业后被“发配”到杭州市富阳县大源中学当老师。这对向来桀骜不羁，并且已经发表过一些作品，春风得意的李杭育来说近乎一场“灾难”，他觉得自己落魄、背时，因为心有不甘甚至和富阳人事局有过一段时间的对峙。14 而在经历了与兄长李庆西合写三年小说之后，两人不可避免地也要走向“分道扬镳”15 。对于彼时的李杭育来说，与环境改变随之而来的是他需要重新去理解“生活”和“人”，重新寻找自己的写作资源。这种自我不确定和内在紧张感无疑增长了李杭育的创作焦虑。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李杭育遇到了他生命中的伯乐蒋增福，蒋增福不只帮他把工作从偏僻的大源中学调到富阳广播站，16而且多次陪李杭育出去采风，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李庆西也来信鼓励他。这种命运不由自己掌握的痛苦和落寞心境反倒促使李杭育得以敏感地发现周遭。1982年夏天富春江发大水，引起李杭育的注意，他凭借直觉、本能以及新鲜的感受力发现了富春江。而人口调查则让他发现了那些消失的渔佬儿。18 李杭育逐渐克服了他的流浪汉意识，在富阳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基地。随之而来的就是他创作了“葛川江”系列的前三篇《葛川江上人家》《最后一个渔佬儿》19《沙灶遗风》，并于1983年上半年集束式发表。

从杭州到富阳，生活道路的转折引起了李杭育创作题材和视角的转变，从霓虹闪烁的大城市跳到了遍布村寨的葛川江。而今后的创作是否必然沿着这一脉络进行，此时的李杭育心里并没有明确答案。

二、“南方的孤独”

如果说李杭育“葛川江系列”前三篇的写作是因了天时地利人和，并不必然走向后来的“寻根作家”李杭育，那么1984年上半年的进京之旅则进一步明确了他强化地方性写作的现实感。1984年李杭育凭借短篇小说《沙灶遗风》获得了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位于张贤亮《肖尔布拉克》之前，王戈《树上的鸟儿》之后。在评选结果尚未出来之前，李杭育就接到了北京方面的电报，邀请他参加由《文艺报》和人民文学编辑部召集的全国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于是，文学新人李杭育开启了“进京之旅”。

这次会议“目的是促进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更加繁荣，更准确、更深刻地反映变革中的农村现实，努力塑造和热情讴歌农业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新人”，意在通过文学会议的形式针对变革时期农村现实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凝结共识，“要求作家到生活的激流中去观察、分析和研究，本着大胆探索、知难而进的精神，写出适应形势所需要的作品”。20 然而这次“进京”于李杭育个人而言，却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会议在河北涿县的桃园宾馆召开，李杭育与山东青年作家张炜同住。王蒙在会上作了发言，希望年轻的创作者能够开阔对于“农村题材”的理解和认识。鉴于当时的具体语境，王蒙采用了辩证而又滴水不漏的讲话策略。李杭育“一是很钦佩王蒙的口才，二是觉得他这样讲话很累，心想，我们写小说的，其实可以不去理论那些肤浅的道理”。21显然文学新人李杭育对于1984年之前北京的文化环境缺乏了解和兴趣，融入也有困难。

像我这样的外省小说家，其实很不适应当年他们北京文人圈的亦政亦文的那些话题。我们只管写出自己的人物和故事，有血有肉，乃至血肉模糊，很难剥离出什么意识形态不意识形态的东西，上边那些老“左”就抓不着我们的把柄，顶多是不喜欢我们罢了。

那几天在北京，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是，我这样的外省作家，且身处南方，远离首都，政治上很不敏感，当年在北京文坛上的那些热闹话题，我竟没有一个是应对得来的。他们都有内幕消息，这就比我有话语权，就让我插不上嘴了，这常常让我感到孤独……他们不谈文学，不谈小说的叙事艺术，觉得谈这些太幼稚了。于是，我在那些日子里话很少，深深地感到孤独。后来，大约在1985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南方的孤独》，其中委婉地表露了我的这种最初源自1984年3月在涿县和北京的感受。22

如果说这份多年后的追述因着时过境迁尚需仔细甄别，那么李杭育在随后短篇小说获奖座谈会上的发言（两次会议相隔十天左右）显然可以作为“历史现场的证词”：“我渴望继续得到理解和支持，因为我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这些。对于今后仍将理解我、支持我的师长和朋友们，我预先表示感谢。我知道我正在写一片富有生气的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产生的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古往今来，不可能忽然消失，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它是历史的。我也只能历史地去写它，写它的历史和它的现实。对它的历史报以现代意识的观照，对它的现实发掘历史痕迹的启示。除此而外，我孜孜以求的，便是把东西写得硬朗、结实，力所能及的话，还想洒脱一些。当然这很难，我知道。但我想试试。这就需要被理解，被支持。这里头当然也包括批评、指点。”23 两相对照，我们发现恰恰是基于此前农村题材座谈会上无法融入，甚至被排斥、被疏离的感受，才使得李杭育在这里反复寻求“被理解、被支持”。而且纵观当时其他获奖作家的发言，24只有李杭育一人隐含着这样潜在的深层焦虑，这种焦虑后来甚至被他上升到文化层面。25

一个青年作家创作道路的确立或转轨很多时候既是历史的偶然，同时又被历史所规定。李杭育最初以《葛川江上人家》《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的集束发表引起文坛注意，被视为年轻一代中的农村题材作家（我们不应忘记李杭育受邀进京的前提）。然而两次座谈会上，无论是王蒙强调的开阔、深化农村题材，反映生气蓬勃的农村新生活，还是周扬、冯牧热情洋溢的“文学应当和生活同步前进”的鼓与呼，26显然都未对李杭育形成有力的召唤结构，未能让他跳出地方性写作的脉络反观自身（当然这一要求对于刚刚获奖、意气风发的李杭育来说确实稍显苛刻），反倒是无法融入的疏离感让他印象深刻、记忆多年。这也意味着板结的意识形态话语试图以权威的形式，通过文学会议按照自己意图对文学艺术引导的日渐失效。而某种程度上，李杭育渴望“被理解、被支持”的焦虑背后潜藏着他对于日后创作道路可能性的询唤。因为获奖和北京之行并不意味着后面的创作是一条不言自明的道路，毋宁说接下来如何走，于李杭育而言是一个开放的节点：可以沿着各种可能的创作脉络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探索。但很显然，北京之行并未为他答疑解惑。令他失落的是尽管“葛川江”系列已经初具规模，27在葛川江系列小说发表之后将近一年里（1983年9月至1984年6月），北京的核心评论家都没有对他的作品评论，他所期待的来自文学批评的肯定、鉴赏、导引并未如期而来。换言之，文学新人李杭育必须自己去寻找下一步怎么走的答案。

行文至此，本着从体察、理解、分析李杭育的精神苦恼和心灵逻辑出发的原则，我愿意将这次北京之行理解为是一次“创伤经历”。在我看来，李杭育后面所有的文学创作、理论文章、创作谈等都是对这次“创伤经历”的努力克服。当我们习惯于从作家自身的创作脉络出发整理出一条有迹可循的线索，建立一套完整的叙述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作家同样处于跟历史、文学场等互动、激荡、被形塑的结构中。无法融入、没有话语权带来的疏离感和边缘感使得李杭育必须考虑“另起炉灶”来别开生面。而这一克服“创伤经历”的努力在让他成为后来的寻根文学弄潮儿的同时，又埋下了新的创作困境的危机。

三、“另起炉灶”

北京评论界的“沉默”让李杭育在1984年的春夏之交稍感失落、略带焦虑。也对后面的文学创作无从把握。而茹志鹃和程德培，一个作为文坛前辈、一个作为新锐批评家，则共同为李杭育指出了一条相对明确的道路。北京领奖结束后，李杭育顺道去上海拜访了茹志鹃（茹志鹃托人带话邀请他）。与在北京感受到的“孤独”不同，茹志鹃给李杭育留下的印象是“这位前辈，太容易亲近了”，不止亲切随和，她还帮李杭育出谋划策，“她建议我在《最后一个渔佬儿》这种套路上再多写几篇，话中隐含着对我把小说题材撒得太开，有点四面出击的批评。后来，程德培也曾批评过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做法”。28 如果说北京之行是寻求“被理解、被支持”，那么直到来到上海，李杭育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支持：茹志鹃早在几个月前访美之际就向美国读者介绍《最后一个渔佬儿》，同时从过来人的角度帮他明晰未来的创作方向。进而言之，北京之行和上海之行的差别还在于：周扬、冯牧、王蒙们是借由文学评奖的机制贯彻落实意识形态话语的文化领导权，导引年轻的写作者朝着文化生产、繁荣所需要的创作方向发展，而茹志鹃则是基于读者和作者的双重经验，从更为具体贴切的层面给出李杭育建议，这也势必造成李杭育个人感受力的差异。我们无从得知当时的李杭育对于自己日后的创作有着怎样的规划，但显而易见的是，在北京之行“创伤经历”的刺激下，他接受了茹志鹃和程德培的建议，并且决定“另起炉灶”。

回到杭州后，李杭育分别于1984年4月（见完茹志鹃后）和8月（6月开始与程德培通信）写了创作谈《漫话“葛川江”（创作余墨）》和《“葛川江文化”观》。在第一篇文章中李杭育提出“葛川江”这一文化区域作为吴越文化中的一支，有它自身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致力于“完整准确地写出这条江和这种文化”，但同时又觉得“这是个大题目——大得叫人发慌——我很可能力不从心”，本着“不妨试试，走到哪步算哪步”29 的创作心态。可见即使获得了茹志鹃的鼓励与支持，李杭育此时尚未具有足够的自创能力和信心，同时“走到哪步算哪步”的心态也症候性地预示了他克服“创伤经历”的努力不会走得太远（当然彼时李杭育对这些潜在的问题毫无察觉，也可能他意识到了但选择回避）。而等到四个月后的《“葛川江文化”观》，则一改犹疑，满怀信心与豪情，在文章开头就开宗明义“出于某种需要，我把我在一系列小说中写到的钱塘江流域的历史沿革，自然变迁，风土人情以及当代生活中的种种具有地方色彩的事物暂且命名为‘葛川江文化’”。此前这一系列中的秋子、大黑、“最后一个”（渔佬儿福奎、画屋师耀鑫老爹）、弄潮儿、船长等作为小说中的人物 ／ 主人公统统被作者隐匿到背后，“臣服”于“葛川江”，同时还强调在具备整体意识、历史感和文化观的基础上，“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找到并且准确、生动地描绘出人物背后那个氛围——我称之为‘文化氛围’”，致力于“尽可能地在小说里历史地写民俗” ，“通过对渗透着民族精神的文化遗产的研究，以求在小说中充分表现我对钱塘江流域的历史和现状的理解”。30

从以上引述可以看出，李杭育恰恰是以对“葛川江文化”的强调和推崇，同时宣称找到了契合的创作道路和方法作为偏离／抛弃周扬、王蒙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于农村题材写作的唤询，以压抑／克服之前“创伤经历”的内在焦虑。从《漫话“葛川江”》到《“葛川江文化”观》，借由自我命名，李杭育将葛川江系列小说叙述为地方文化的写作实践，并且上升到了文化观的层面予以高度概括。如此一番，创作、理论都具规模、成气候，且不容忽视。李杭育就这样充当了“吴越文化”的代言人。也恰恰是由于李杭育的自我命名，随后的评论几乎都是围绕“葛川江小说”展开，31 可以说是作家有意识地引导了评论的走向。通过自我阐释和批评家们的再阐释，“葛川江”系列的面貌也愈加生动鲜活了。

而如果我们注意文章末尾的写作时间“八四年八月于白沙”，就会发现李杭育写这篇文章之前，正与程德培、吴亮、李庆西等一起参加他人生中第一个小说研讨会（7月27日至8月3日）。鉴于李杭育是当时浙江省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第一人，杭州文联在建德县白沙镇为他举行了研讨会。在李杭育后来的追述里，四个人每天晚上聊到凌晨，高谈阔论着中国当代文学未来走向的大问题，甚至不乏狂妄地认为北京评论界的“沉默”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所以他们失语了”。32 文学新人和新锐批评家在高密度又酣畅淋漓的聊天中互相激发、碰撞、荡涤，而后达成了“共识”，坚定了信心，收获了友谊。李陀曾经对1980年代的友谊有过很好的注解，“八十年代的那种友情是很难用温馨或者精致来形容……那是另一种友情，是很烫人的……为什么说烫人？因为形成这种友情的是一种重要纽带，是我前面说的那种继往开来的激情，还有激情带来的非常活跃的思想生活”。33 而这种继往开来的激情和活跃的思想碰撞、创造恰是彼时的李杭育最需要的，他需要同代人的团契感抵御孤独，进而另辟蹊径克服此前的“创伤经历”。显然这次会面于李杭育而言无疑是一剂良药，在分开后他给程德培的回信中写道“白沙那些天的兴奋尚未平静，分手后我一直摆脱不了你俩的‘魔影’”34 。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论出：李杭育恰恰是在与程德培、吴亮畅谈后尚未平静的兴奋中写下了《“葛川江文化”观》，那文章中的自信与豪情也就不难解释了。而经过这一系列事件、过程，李杭育对于文学创作的把握、信心无疑都大大加强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也都有所推进和明确，“另起炉灶”的目标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没有什么比一个作家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位置、创作道路更令人兴奋了。只是此时的李杭育并不知道很快他又要面对努力克服“创伤经历”所带来的危机和困境。

四 、潮起潮落

当李杭育经历了被他描述为无法融入、极具疏离感的北京之行，又在七月底自己的小说研讨会上与程德培、吴亮达成共识，致力于“另起炉灶”，构建更为广阔更多姿多彩的“葛川江”世界，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后，1984年12月“众声喧哗”的“神仙会”（杭州会议）对他来说更像是揭竿而起的加速器。他以吴越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强调“许多富于生命力的东西恰恰存在于正统的儒家文化圈以外的非规范文化之中”。35 并由地域文化引申到文化和文学的关系也就说水到渠成不足为奇了。也因此，当韩少功会后发表《文学的“根”》追问“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李杭育会很快以《理一理我们的“根”》等文章积极响应。不只是因为两人在杭州会议上对于文化的理解达成了共识，更为重要的是，李杭育依然需要借由边缘走向中心来克服内在的创作焦虑。这位曾经倍感“南方的孤独”的青年作家终于在“时势比人强”的历史氛围下克服了此前北京之行的“创伤经历”，成为新的寻找文学“当代性”的弄潮儿，并带着被这一潮流裹挟的“意识结构”36在1984年之后发表了短篇《炸坟》《怪诊》《草坡上那只风筝》、中篇《老鱼吹浪》《阿环的船》，以及长篇小说《流浪的土地》（1987）。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这一系列作品均未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细究原因，在理应春风得意的1985年，李杭育就陷入了焦虑和困顿中，之前克服“创伤经历”的努力很快暴露了问题。

较之别的作家，我的情绪的起伏和运行都比较艰涩。张承志到处捅火山， 每每喷发出炽热的岩浆；韩少功有座水库，闸门一开， 便把人类的所有同情顿时倾泻到哑巴身上；张炜象海边的潮涨潮落，涌来涌去很有节奏；王安忆给自己开了一条不宽不窄的水渠，细水长流，潺潺而来。我常常羡慕他们。可能因为水源不够充足，我没法喷发，也不得畅流，只能点点滴滴地过滤，象枯水季节的州溪，很少的水，隐入干涸的河床底下， 再千折百转地从砂砾缝中渗滤出来，滤出多少算多少。我写作不快，下笔艰涩，涩就涩在情绪的过滤上。之所以这样，我想有两个道理：一是我多用客观材料，本身水份较少；二是我的个人情致不单纯，比较杂，一肚皮的汤汤水水不经沉淀过滤，诚恐怕不上台面。37

我的阅历很一般，写作之前的积累、准备很有限，至今还是现收现卖，肚里存货不多。38

从以上自述可以看出，李杭育面临的创作困境是：第一，主观情致很难与客观材料渗透、交融，第二，尚未形成可以长期依据的写作资源。换言之，鉴于主观情致难调动，客观积累又不够，李杭育的创作只能像他频繁引用的那句名言那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无法朝着开拓的方向深耕细作。此前的葛川江系列小说事实上几乎已经耗尽了他在富阳所获得的写作资源，因此当李杭育循着《沙灶遗风》和《最后一个渔佬儿》获得的经验、方法继续延伸到后面的写作中，很大程度会变成一种近乎自我重复的“批量生产”而无法有所突破。39因为当他将民俗、文化氛围视为小说创作的核心，某种程度上人物 ／ 主人公势必成为承载历史信息的符码而丧失动能与活力，这也导致了尽管在寻根文学的潮流下李杭育密集地发表了一系列小说，然而我们却无法对其中任何一个人物留下深刻印象。40 另一个可以佐证李杭育后面创作难以为继的原因是他对于新的文学形式的隔膜。尽管在杭州会议上他以吴越代言人的身份大谈民间文化的重要性，却对同样深刻改变1985年以后当代文学发展走向的另一趋势完全不具备足够的敏感性。当李陀对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的感觉和丰富的想象力大加赞赏时，他表现得不以为然。41 这一多年后追述所表征出的“滞后”意识很大程度也预示了李杭育此后的创作道路必然难以别开生面，越走越窄。

1986年“新时期文学”十周年，陈思和写了《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识》一文，高度肯定了寻根文学思潮对当代文学的贡献，认为“文化寻根意识的产生标志着民族文化的更新与走向新的成熟”42。“李杭育看了对我说，寻根文学本来可以好好发展的，现在大家一哄而上，真真假假，血污污的，反而不想挤进去了。我觉得他说这个话，有点奇怪，但李杭育后来也不再写寻根小说了。”43 陈思和诧异于李杭育作为寻根文学的推动者居然快速放弃了这一创作路向。然而与其说是寻根文学本身的驳杂导致李杭育丧失兴趣，毋宁说是李杭育自身陷入了无法克服的写作困境。既有的创作方向无法进一步深度探索，新的写作资源和创作形式又尚未找到。也因此就形成了在寻根文学尚未兴起时他是不自觉的先觉者，而当这一潮流蔚为大观之际，他却陷入创作危机的尴尬局面。

以上大致梳理了李杭育从事文学创作以来的三个重要节点：从杭州到富阳，尽管当时李杭育觉得落魄、背时，但他基于自身遭际发现了“最后一个”，重新激活了“葛川江”，接受了来自生活的“馈赠”，写出了葛川江系列；北京之行在让他感受到“南方的孤独”的同时也埋下了克服“创伤经历”的契机；致力于克服“创伤经历”的“另起炉灶”让他明确了未来的创作道路，拥有了方法论自觉。然而当李杭育作为不自觉的先觉者，开辟、影响了后来的寻根文学，成为弄潮儿之后，却由于循着创作惯性导致了无法克服的危机，未能在后来的作品中有所突破，进入文学史作家经典化行列。

同为“寻根文学”的倡导者，相较于韩少功后来在文学创作20的多种尝试和突破，李杭育由于未能克服自身的创作困境，在经历了一系列失败的小说创作尝试之后，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停止了创作。44这位不自觉中促成了寻根文学思潮的作家，在浪潮过后也逐渐被文学史遗忘，成为一个“潮起潮落”的“寻根作家”。而文学史标识李杭育创作成就的依然是他尚未具有明确寻根意识的《最后一个渔佬儿》和《沙灶遗风》，45对李杭育来说可谓缘起即高峰。饶有意味的是，多年以后，当李杭育重新回顾这段“寻根文学史”时，却表现出鲜明的拒绝姿态，“我不是某个流派，这是别人来概括我们的”。46 然而不管情愿与否，“寻根文学作家”这一身份已经成为一种极具标签性的共识，就像李杭育多年后痛的领悟，“成名早有个坏处，容易自己被自己框死”。47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资助计划”（项目编号：2975206116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蔡翔：《有关“杭州会议”的前后》，《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期。

2参见笔者2020年11月24日与李杭育的访谈，未刊。

3如李杭育：《创作•理论•感觉》《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6期；《从文化背景上找语言》《文艺报》1985年8月31日；《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也谈“找出路”：谈寻“根”问题》，《钟山》1986年第1期；《“文化”的尴尬》，《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页。

5南帆：《札记：关于“寻根文学”》，《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6李庆西：《寻根文学再思考》，《上海文化》2009年第5期。

7斯炎伟：《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潮流化”问题》，《文艺研究》2021年第10期。

8据祝毅主编《120个回望：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第2—5页：1977年浙江省招生须经过初试和复试两个环节，即先在各县（区）通过初选报名（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后才能参加全省组织的统一考试，1978年4月后又陆续扩大招生，该年该校政治系和中文系招生最多，中文系招生140人。该年77级入校时间为1978年3月6-8日入学，1982年1-2月毕业。而李杭育是1978年4月份入学，另据李杭育回忆，“我初中毕业后没上过高中，数学考试我才考了8分，这8分也是现学的，学了一堆记不住，只考了8分，靠其他分数上的大学”。见李杭育、叶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江南》2015年第5期。

9李杭育、王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要把鸟打下来》，《钱江晚报》2015年9月13日。

10赵玫：《和李氏兄弟共度中秋——访李庆西、李杭育》，《青年作家》1986年2月号。另1981—1982年，李杭育单独发表的仅报告文学《人是靠脚站起来的》《浙江青年》1982年第2期；短篇小说《硬汉小生》《西湖》1982年第7期。

11“大学读书期间，在当时的文学风尚影响下，他也写过伤痕、反思之类的作品，但没有获得成功，他觉得自己不是写这类作品的料，但一下子还没有找到创作中的‘自己’。”见黄书泉《他造就了自己——与李杭育一席谈》，《当代文坛》1986年第2期。

12“一篇小说写了一系列生活琐事，吃饭、干活、做买卖、男婚女嫁、夫妻打架、偷鸡摸狗，而通篇又都是村里人的俗语俚语，最后再弄点‘政策’进去点缀一番。故事很生动，材料也用得新鲜，绘声绘色，有板有眼，读来使人感到真实、亲切，富有乡土气息，也不乏庄稼人家喻户晓的道理。然而，读完之后，人家又会觉得没多大意思，很无聊，会批评我们太浅薄，干嘛要写这样的东西？”见李杭育《“真实”与“伟大”》，《钟山》1981年第4期。该文写于1981年8月11日。

13“说实在的，我们不满意如今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那种让主人公抚摸着‘伤痕’去幻想‘明天’的写法——这固然也符合生活的逻辑——不能忘记，主人公的使命还应该体现于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作出富有勇气的抉择，应该让读者感受到文学形象的道德力量。‘伤痕文学’实质上只是表现了弱者的呻吟，而时代需要强者的呐喊。”见李杭育、李庆西《社会责任感：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道德力量——我们写〈白栎树沙沙响〉的一些想法》，《钟山》1981年第2期。

14“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富阳一个中学当老师，但是我不想去，因此还和富阳人事局对峙了两三个月。当时富阳的广播局局长老蒋很看重我，想要我去，但富阳人事局觉得我不服从分配，不给面子。最后是老蒋从中调解，让我先去学校，暑假之后就调到广播局。我其实没有教书，大概就听了一个星期的课。那一年正好在搞人口普查，我被抽调去做人口普查去了。这个事情很好，让我迅速地了解了当地的民情，这些都是好素材。做了几个月之后，老蒋把我调去广播站做编辑。这也是个好差事，我编新闻，这个县里什么事情我不知道？……那一年本科文科生分配到富阳去的就我一个，如果我放弃的话，省人事局是会知道的，肯定会追究他们的责任。”见叶果、李杭育《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江南》2015年第5期。

15“在我们共同的道路上，彼此的艺术趋向并不完全一致。差异是逐渐呈露的，而终究被意识到了。为了不给各自的创作个性带来某种束缚，从一九八二年开始，我们已彻底‘分道扬镳’，各自寻找自己的艺术天地。”见李杭育、李庆西《白栎树沙沙响》，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另：两人最后合写的短篇小说《A型性格》（写于1981年8月）发表于1982年第11期的《小说林》上。

16“‘文革’中‘臭名远扬’的我（蒋增福）波及杭州！差不多同时获平反的狱友刘君，恰好是同住九溪的杭育邻居，得知我平反后调回革委会工组（后去了广播站），刘即通过我在新华社浙江分社的好友胡尘找到了我：杭育刚从杭大中文系毕业，然因他在校有不好好上课只顾写作、只顾谈恋爱又不服从管教、竟与系书记吵架等‘劣迹’记录，所以尽管家在杭州，却被分配到富阳乡间一所中学。刘要我帮帮忙：可否分配或调到县级机关里？如此‘铺垫’后，杭育便来找我，我先是说大道理必须服从分配……最后我表示一定尽力而为，只要好好工作，我会帮你调到县里的。他虽有点心动但觉得仍有犯难之处：学校已开学一月，本学期已上不了课，该发的两个月工资也不曾领到。于是我去人事局和教育局疏通，让他去报到和答应补发工资。自然，他的课程早已为他人代替，但‘偶然’却在等待着他。那一年正好是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大源镇政府要中学抽调一人去，也正好由他顶替。实际上他成了大源三中只领工资不教书的在编老师。因为下半年他就调到了县广播站当编辑。由于当人口普查员，他常常往返于大源、富阳之间，虽其时的心情并不宽松，但却让他有了更多观察和幻想富春江的机会了。”参见蒋增福《富春文集》（上卷），红旗出版社2016年版，第219-220页。

17“在富阳，他接到了庆西的来信，说有篇文章说过当年托尔斯泰和契诃夫都参加过人口普查，了解了民情和风俗。杭育如获至宝，想不到成才之路竟在人口普查中呢。”参见赵玫《和李氏兄弟共度中秋——访李庆西、李杭育》，《青年作家》1986年2月号。

18“八二年夏天，有两件事把我的兴趣带回到童年时极熟悉的一条江上。一是富春江发大水。又壮观又吓人，感觉上大起大落……第二件事其实早已发生了。是渐渐发生的，而我直到那时才注意到，先前钱塘江上数不清的渔船，和那些常受我们这帮‘小爹爹’作弄的渔民，而今忽然都不见了。渔佬儿都到哪去了？那阵子我老在想这个问题。思索的结果便是《最后一个渔佬儿》。”见李杭育《漫话“葛川江”》，《西湖》1984年第7期。

19“当年，他刚从大源中学调到富阳广播站，我俩同在一个编辑组，他编《富阳新闻》，我编《农村科技》兼打字文印。 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教我打字吧。我欣然答应。那时，我们用的是老式铅字打印机，先要在机器上装好蜡纸打好文稿，再到油墨机上摇滚筒印刷。从装蜡纸，打字，到滚筒油印，我耐心仔细地教他基本的操作方法，他学得挺快。没多久，他就能自己用铅字打字机写小说了。后来，我索性把文印室钥匙给了他一把。这以后，他一有空就一头扎进文印室打字写小说。那种老式打印机，最大的麻烦就是要熟记每个字的位置，找到它，再一个一个敲打出来。一开始，他打字的速度很慢，两三分钟才找到一个字，‘啪嗒’一下，再两三分钟，又‘啪嗒’一下。慢慢的，一二个星期后，‘啪嗒啪嗒’，我们在编辑组办公室，听到对面文印室的打字声间隔时间越来越短，他打字的速度明显加快，成了打字高手。过了一段时间，文印室多了一叠打出来的蜡纸，原来他写出了一部小说，叫《最后一个渔佬儿》。”见蒋增福、蒋文瑶、赵晴《三个富阳人眼里的李杭育》，《富阳日报》2015年12月5日。

20本刊记者：《大胆探索 知难而进：记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人民文学》1984年第4期。

21 22 28李杭育：《我的一九八四年（之一）》，《上海文学》2013年第10期。

23李杭育：《一点渴望》，《一九八三年获奖短篇小说作者座谈会发言》，《小说选刊》1984年第6期。

24陆文夫强调关注生活，加强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史铁生感念众人的关爱和帮助；楚良“试探新型人物的”的塑造；邓刚强调要“让荣誉敲打自己”；石言坦陈“要深刻地认识生活”；唐栋认为要“用感情的笔蘸着生活的墨汁去写”；乌热尔图沉醉于“远山的呼唤”；彭见明主张“面对更多的艰难”，开辟自己的小路；林元春（少数民族作家）、石定、张洁、王戈、张贤亮表达了“感谢与希望”；刘兆林要“开垦军营里的广阔用文之地”；陶正还要继续描写陕北；达理、胡辛、刘舰平表明了“眷恋和追求”；陈继光要“反映飞速发展的时代”。参见陆文夫等《一九八三年获奖短篇小说作者座谈会发言》，《小说选刊》1984年第6期。

25“他（李杭育）曾经对我说，他正在研究南方的幽默，南方的孤独，等等。”见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26周扬：《在一九八三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冯牧：《文学应当和生活同步前进——在一九八三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小说选刊》1984年第5期。

27除了1983年上半年发表的《葛川江上人家》《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外，李杭育分别在1984年《钟山》《北京文学》第3期上发表了《船长》《珊瑚沙的弄潮儿》，在同年《上海文学》第4期上发表了《人间一隅》，在《人民文学》第6期上发表了《土地与神》。

29李杭育：《漫话“葛川江”（创作余墨）》，《西湖》1984年第7期。

30李杭育：《“葛川江文化”观》，《青春》1984年第12期。

31李庆西：《葛川江的艺术轨迹——关于李杭育〈船长〉的断想》，《钟山》1984年第3期；钟本康：《他找到了自己的文学位置——读李杭育有关葛川江的小说》，《西湖》1984年第7期；吴亮：《李杭育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论“葛川江小说”中的当代意识》，《西湖》1984年第11期；王蒙：《葛川江的魅力》，《当代》第1期；盛钟健：《独居色彩的生活画面——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散论》，《江南》1985年第3期；徐志强：《越过生活的“恩赐”——读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当代文坛》1985年第4期。

32李杭育：《我的一九八四（之二）》，《上海文学》2013年第11期。

33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70—271页。

34李杭育：《我的一九八四（之三）》，《上海文学》2013年第12期。

35李庆西：《寻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36“他毫不怀疑自己目前所做的事——采风、考据、实地查访、亲身体验、听野史秘闻、记录村夫老妪的风土掌故。”参见吴亮《孤独与合群——李杭育印象记》，《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6期。

37李杭育：《小说自白》，《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该文写于1985年2月。

38李杭育：《创作•理论•感觉》，《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6期。该文写于1985年7月。

39王彬彬在《李杭育论》（《文艺争鸣》1992年第2期）一文中极富洞见地指出李杭育在写《沙灶遗风》时并未找到适合的美学表现方法，而是由于写出了对于“人性的感受与理解”，契合了读者的“心理情结”因而获得成功，本文倾向认同这一观点。

40程光炜《重看“寻根思潮”》（《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一文反思了寻根思潮遗留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怎么看‘典型论’‘环境论’‘主人公’被遗弃后，八十年代以后文学创作所存在的问题”。

41“莫言并不在场，李陀津津乐道地称赞《透明的红萝卜》，甚至赞叹小说的标题，说‘红萝卜’已经有点不寻常了，居然还是‘透明的’！真有想象力……我当时听了心想，北京人真是少见识，红萝卜有啥稀奇的，杭州的菜市场里多得去了。”参见李杭育《我的一九八四（之三）》，《上海文学》2013年第12期。

42陈思和：《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43陈思和：《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

442015年，李杭育发表长篇小说《公猪案》，然而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另：关于李杭育1980年代中后期停止小说创作有多重原因，创作困境只是其中一种。

45虞金星在《这一个“福奎”：重读〈最后一个渔佬儿〉》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李杭育在写作前三篇时尚未具有明确的寻根意识。

46李杭育、叶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江南》2015年第5期。

47李杭育、王湛：《〈公猪案诞生记〉》，《钱江晚报》2015年9月13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