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观念的嬗变与现实主义的发展方向
内容提要：现实主义文艺理论自“五四”以来传入中国，因其自身的文学品格很快和中国的社会语境发生密切的互动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实主义分别凸显出“理性”“斗争”“典型”“返本”“多元”等语义层面。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现实主义在历史叙事、文化同置、世俗人道主义等方面继续做出积极的探索与实践。现实主义书写也从以往的单纯写实与直抒胸臆演变出层次更加丰富的意义空间，它不仅跳脱了昔日对主流话语的依附，也在新的文艺思潮的引导下，具备了自我解构与积极重构的力量。
关键词：现实主义 观念嬗变 历史叙事 世俗人道主义
在各种艺术门类中，现实主义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既古老又具有伟大传统的概念。源于人类的探索本能和求真本性，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很早就被古希腊先哲提出，在本质上强调自然主义色彩浓厚的“模仿”功能，由此传递出一种最朴素的认知真理，“艺术不可能脱离现实，无论我们怎样贬低它的意义或强调艺术家的改造和创造的能力。‘真实’就如‘真理’、‘自然’或‘生命’一样，在艺术、哲学和日常语言中，都是一个代表着价值的词”。1这就在天、地、人的宇宙架构中以“现实”的名义确立了中间价值体系的意义，从而为人类的社会行为找寻到了适当的表现形式与诗意的阐释途径。现实主义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特定术语，最早起源于18世纪末的德国，此后在19世纪的法国广为流传，这与当时法国所处的历史语境（如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所形成的社会心理（如人的物化的初步形成）包括自然科学的进步（如达尔文的进化论）等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此，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与适时的交融，其自身也在发展演变中门派众多、支流横生。
一
现实主义作为文艺思潮传入中国是在“五四”时期，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陈独秀很早就提出了“写实文学”的主张。1915年，他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认为“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迷信斩焉；此近世欧洲之时代精神也。此精神磅礴无所不至：见之伦理道德者，为乐利主义； 见之政治者，为最大多数幸福主义；见之哲学者，曰经验论，曰唯物论；见之宗教者，曰无神论；见之文学美术者，曰写实主义，曰自然主义。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2以此为基础，陈独秀在1917年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进一步直陈，文学革命的目的在于“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3这就针对当时的文坛现状更加凸显了现实主义的“理性”层面。随着鲁迅、茅盾等人的纷纷附和（当然他们对“现实主义”的阐释各有侧重）以及众多作家“为人生”的文学态度和创作实践，“批判现实主义”的话语系统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中得以迅速地且颇具权威性地建立起来。此时现实主义对“真实”的追求是文化启蒙色彩浓厚的“理性”真实。
20世纪20年代末，源于国内无产阶级运动形势的需要，“革命文学”风起云涌，“现实主义”历经了一段具有历史阶段性的嬗变过程。起初，在苏联拉普与日本纳普等“左”倾文艺思潮的影响下，“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倾心于“唯物辩证法”式的现实主义，力图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现实主义相结合，认为唯有此才能表现真正的生活意志和斗争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1930年代初，随着联共中央对拉普的改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又被引入中国并取代了原来的“唯物辩证法创作原则”。1933年，周扬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提出“典型环境典型性格”“运动和现实的关系”“文学与大众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继而为这一阶段的“现实主义”奠定了基调。应该说，由于与社会革命目标的深度勾连，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出现了政治化、宣传化、口号化的趋势，其对“真实”的追求转变为自觉的“斗争”真实。抗日战争爆发后，“革命文学”向“救亡文学”过渡，现实主义在经过短暂而集中的“明朗”表现后，随着战争的延续加之“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等区域的“位差”，又呈现出“阴暗的”“光明的”“小市民的”等不同的“真实”面貌。
到了“十七年”文学阶段，现实主义一跃成为对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文艺阐释的权威路径，它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面貌再度出发。1952年，周扬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一文中，重新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全面解读，并以“官方”的姿态进一步明确了这就是“我们创作方法的最高准绳”4。这既是对解放区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20世纪30年代左联引入“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隔代呼应。至此，革命话语体系（包括随后的“两结合”创作方法）迅速统摄了原有的话语系统，政治介入文学而不再是文学介入政治。在1949建国后若干次文艺论争的规范下，现实主义的观照范围不断收窄，文学性被逐渐抽离，而对“真实”的追求变为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典型”真实。
新时期以来，1980年代前期“批判现实主义”复归，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改革文学”，现实主义写作成为一吐胸中块垒的快捷出口，寄寓了人们压抑十年的快意恩仇与未来畅想，但由于某种思维惯性其依然表现出对意识形态话语的亦步亦趋。1980年代中期以后，受拉美文学影响，“魔幻现实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一批作家尝试深挖民族之根，强调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层面。这当然是理性反思不断深化的体现，也源于对以往人的扁平化认知和文学性消弥的反拨，希望借助文化因素重新讨论人与时代的复杂互动关系。虽也带有功利色彩，但已然在文学与政治的角力中获得主动，为文学性的回归提供了助力。而此时现实主义对“真实”的追求变为了文化色彩浓厚的“返本”真实。1990年代直至新世纪，现实主义呈现“摆荡”姿态，在关涉中心话语的同时更试图企及“世俗”层面。相继出现了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新历史小说、底层书写、新乡土小说等文学形态，现实主义在宏大叙事和轻质化叙事之间来回摇摆、左右逢源，此时现实主义对真实的追求变为了时代色彩浓厚的“多元”真实。
二
应予指出的是，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这种自觉的观念更新和创作上的多维化现象一方面受惠于其自身的文学传统与文学机制，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新的历史语境带来的激荡与促生。
从政治背景来看，改革开放以后，文学获得了有制度保障的相对的创作自由，同时由于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而渐趋边缘化，文学生产渐渐由官方体制主导变为市场机制主导，创作者们具备了由“趋同”走向“趋异”的时间和空间。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实验和摸索，文学独立性进一步唤醒文学自觉性，因而1990年代以后现实主义能够摆脱以往的陈规旧俗，以多元化的面貌充分挖掘文学自身的主体性功能，去表达作家对当下世界的独立思考和审美想象。以往的现实主义书写多通过宏大视野，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喜好执拗于“真实”的探讨与揭示，希望以此凝结社会共识并形成推动历史发展的前进动力，在表现出“针砭”优势的同时却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体制化”的局限。1990年代以后的现实主义文学显然有了更多的选择，文本聚焦不再固封于“真实”，而是将“现实”作为一种途径和视角，以个性化色彩极其浓厚的透视生活的方法来观照大千世界中的人与事，严肃、嘲讽、诙谐、控诉并置其中，创作者们已然摆脱了种种社会期望，从而形成了现实主义的某种“民间立场”。
从经济环境来看，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通过文学消费的逆向制导带给文学生产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原有的某些“惰性”心理被“竞争”意识所取代，“市场”成为任何作家都无法忽视的存在，这就为现实主义提供了一种淡化甚至疏离“中心话语”的文学态度。一方面，创作者们在拓宽视野的同时更便于取得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人格从而具备了摆脱观念诱导的条件，使之有机会目光下移，在追求宏大的现代性目标之外，去更多地关注世俗与底层。另一方面，经济的转型使中国很快步入商品社会、消费时代，在文明与文化层面形成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交织融汇的社会奇观与精神世界，并由此衍生出很多新的现实问题，如贫富差距的形成、社会阶层的分化、人的符号化、空间的异化、自然生态的恶化、对革命话语的再想象等，这都为现实主义提供了新的课题。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看，马克思认为在物质财富的增加过程中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经济矛盾，经济的发展必然在客观上需要一套与之相应的精神或思想体系来帮助社会人完成对物质财富的真正占有和完全控制。5 而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书写就能够发挥类似的作用。
从文艺思潮的引介来看，对西方哲学、美学尤其是后现代思潮的吸收和借鉴，为现实主义书写提供了新的审美视角和创作手段。这主要得益于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翻译文学的重新重视以及学院派评论的推波助澜。以解构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等为代表的新潮理论不断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拿来主义的背后是创作者们试图重新表现“现实”、重新发现“人”的渴望。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一批文艺刊物的重要作用，如《当代》《作家》《钟山》《雨花》《花城》等，这些刊物共同营造了一个文学的公共空间，也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多元舆论形态，由此创作者们获得了一条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甚至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话与交流的途径。纯粹从文学性来看，新的文艺思潮的引入繁复了以往较为单调、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技巧，同时也促使现实主义文学原本所负载的沉重的社会使命感具有了轻质化的趋势，虽然看似没有以往的主题宏大与意味深沉，然而创作者们正是希望通过这种个性化的表达方法来表现历史真实与现实人生，并试图站在生活的边缘去表现对立和谐的价值立场，现实主义也有了“众声喧哗”的样态。
三
新的历史条件下，现实主义得以自觉审视原有的种种优势和局限，继而以多元化的审美姿态与叙事模式去超越以往的书写范式，在“启蒙”与“再启蒙”、“批判”与“再批判”、“建构”与“再建构”的思想进路中不断寻找新的突破口。一方面，现实主义的宏大历史叙事在走向深入的同时也取得了相当耀眼的成绩，进一步擦亮了批判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思想铭牌。另一方面，一些发散性思考也初现踪迹，在有效化解某些同一化困境的同时也为现实主义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方向。
现实主义与历史叙事。以往的现实主义书写大多以规范化叙述的审美姿态对历史发展的本质做出单一线性论的阐释，期望用统合式的历史图景为社会语境的种种变革提供证明，也为处于时代“颤动”过程中的社会大众提供价值指向明晰化、心理情感凝聚化等多方面的意义。因此，此时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历史叙事必然会凸显出主要的时代意义、历史发展的主流方向、求真务实的叙事态度以及宏大的叙事精神。在这种紧跟社会发展潮流的历史叙事中，理念化的社会正义与公共道德是浓妆重墨的焦点，而一些群体或个体的主体欲望与内心想象只能由于更为宏伟的历史目标而被忽略或过滤。典型如20世纪30年代的一批“社会剖析小说”和“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等，虽立意深刻但大多是以前在的立场和模式明确文学指涉，力图将文学文本的原生含义作为逻辑支点来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效建构。
后现代史观的出现为现实主义介入历史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詹姆逊曾对历史叙事的现时性思考作出如此评价：“那种深深的怀旧的个人情绪在后现代主义中完全转变成一种新的永远是现在时的异常欣快和精神分裂的生活。我认为，这与当代人们对历史的态度有很深刻的相似性。在他们的心目中，历史上的过去消失了，历史上的未来和任何重大的历史变革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后现代主义对历史有自己的理解，那就是历史只存在纯粹的形象和幻影”。6因此，历史桥段可以以“异常欣快”和“精神分裂”式的“形象”与“幻影”出现，而此时语言与文本的作用不容小觑。借由这种途径，现实主义通过“碎片化”的历史图景去关注存在于社会发展中的有关阶级、性别、族群的差异，并以重构的姿态对既有的宏大历史展开二次审视，析解出整体中的个体、主流中的支流、有序中的失序。进而借助对阶层隔阂、性别对立、创伤记忆等历史领域的探索与思考，使“历史再现”不仅游走于“历史美学”之间，更以逻辑推衍的魄力站位于“美学历史”之上，以文学语言的修辞策略与语义转圜向读者提供一种从“后门”进入历史的可能，同时明确，历史叙事的方式与历史本身同样重要。“小历史”的样态可以使现实主义逐步消解以往的观念指引与价值规范，在对历史现象的批判性解读中尝试打破原有权力话语体系，同时也可以对现有历史叙事的英雄化与普泛化作出全新的结构调整与体系设想，从而在对历史本体的积极重构中注重对被忽略的“他者”的观照，引导出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念的诞生。
现实主义与文化同置。在中国社会尚未形成较为先进成熟的现代运行机制以前，肩负文化启蒙任务的现实主义必然更多地表达出创作者们对现代性价值较为单一的追求。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实主义缺乏像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所代表的审美现代性那样对启蒙现代性自身进行反思与批判，而主要表现为“审美”与“启蒙”的维度重合。一方面通过描绘保守与进步、异族与本族、传统与现代的尖锐矛盾以揭示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本质，借以呼唤民族的自尊与自强、人性的本真与善良；另一方面也通过对社会性、阶级性、地域性等内容的强调以及现实主义的批判特性，表达出建立一个现代化社会形态的政治理想。从鲁迅到茅盾，从赵树理到柳青，无不乞灵于此，只是角度不同、方法不一而已。因此，由于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限制，以往的现实主义书写无法将技术进步、理性流行与人性异化的矛盾冲突作为观照中心，更多的是在文本创作与文学想象中憧憬一种真正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社会运行机制并以此来改善不尽如人意的生存现实，这就是为什么现实主义从不在作品中拒斥理性与启蒙，也不会在艺术自律中湮灭自己对现代性社会的渴望。
社会语境的深刻变化以及现实主义的某些困境促使人们对这一文学现象原本涵纳的现代性意识进行反思。在种种现代性诉求的裹挟下，各种社会问题的现实景观纷至沓来，原本在现实主义文学中自明自洽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出现了自相矛盾、自我瓦解的尴尬窘境。因而，在对“现实”重新观照的基础上，创作者们开始审视以往推崇的现代化发展方案，深挖并剖析其内在的不合理因素，同时关注到在“现实”演变的激烈互动中，其自身带给现代性涵义的改写与扩充。对“文化”的强调在于凸显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现实主义与文化要素的深度融合可以规避对“现代性意识”的片面性崇拜，重新恢复“现代性”自身的复杂样态以及可能带有的矛盾症候，创作者们通过平视视角与微观视域对文化传统与文化价值进行修整与再现，并以筛选后的自律精神与道德重构实现对现代化发展中不合理之处的“针锋相对”，以此纠正原已异化或沦落的种种人格仪范，促使人们以陌生化的文化视角重新审视现实社会中的自我行为表现。此外，现实主义对文化的重新发掘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对以消费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匀质化或文化空心化现象做出有力的回击。商品社会带来的弊端之一就是人在物的世界中堕落，而物本身也在认知途径和传播媒介的符码化中被单向抽空，成为漂泊在时空中的商品符号。由此，人们在追逐“符号”的过程中不断简化甚至放弃了自我的生命意义，最终变为生活在故乡土地上的“异乡人”。现实主义对文化的重视与再现，可以促使文化自身的温暖情怀与建设性意义发挥出平衡与制约的作用，作为主观情感的外在对应物这种精神力量的彰显能为现实中的人们提供新的梦想与希望，并以“皈依”的姿态为人们指出一条真诚而又简洁的生存之道，进而在文化现代性的层面实现民族认同与身份定位。
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合流似乎是水到渠成的，这源于二者之间相似的现实视野和人文情怀。如果以人道主义的思潮来划分，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现实主义文学大体属于启蒙人道主义文学，而之后的现实主义文学，则出现了向世俗人道主义过渡的趋势。广义范畴的“启蒙”是指一切唯客观真理是求的理性活动，是指人类思想史上于当前现实中一切反封闭、反黑暗、反僵化、反蒙蔽、反愚昧，总之一句话就是反精神奴役的思想运动与文化精神。7因此，启蒙人道主义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关怀与同情在封建主义、专制主义、资本主义暴力统治下被压迫、被侮辱、被蹂躏、被愚昧的底层劳苦大众，批判阶级压迫、资本剥削以及其与时代环境同构后所形成的僵化的社会现实对人造成的荼毒与伤害，针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呼唤社会中健康、坚强、抗争的淳朴人性，并为重新树立民族的自强和人的尊严而奋斗不息。以此为出发点，启蒙人道主义或去同情、或去关注、或去引导生活于世的大众，希望帮助他们实现在主体性和群体性上的自由与幸福，在这个层面上，“人道主义”的目标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是相通的，是互为因果的。实践层面，由五四文学肇始，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到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再到新时期以后现实主义的复归、魔幻现实主义的出现等等，都带有比较明显的启蒙特征，抛却启蒙和意识形态的复杂互动关系不谈，它们的宏大叙事的特征和国族本位的立场都是比较明显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实主义中的启蒙人道主义持续向纵深发展，但在现实主义书写中也出现了世俗人道主义的端倪，这种现象同样值得重视。应予指出的是，世俗人道主义成为现实主义文学中人道主义的思潮之一，并不能说它只属于199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事实上，在19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中，已经蕴含着世俗人道主义的思想。我们知道，“世俗人道主义是自我定义的、伦理和人性本位的人道主义，它从人性、人道的立场出发，以善和爱为核心，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存、生命、自由、尊严、权利和价值，其世俗的伦理观念直接与人道主义的人类性和普世性观念相通”。8因此，在现实主义文学中它也具备自身的一些特点和优势。世俗人道主义惯常从人性本位和世俗伦理的立场展开启蒙与批判，这就从创作的指导思想上淡化了原本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视角的转变使现实主义打散了以往明确而又集中的批判方向，从而拉近了文学与世俗世界之间的距离，使其能够在现代化与理性化板结成型的生活表象下发现种种被长期遮蔽或淹没在历史发展大潮中不为人知的秘密，它们往往以物欲与精神、世俗与理性、道德与金钱、社会发展与人文关怀等一些对立统一的关系的面目浮出水面，从而使现实主义得以具体深入到生活的细枝末节之中，在现实社会的角落和现实人生的褶皱之间找寻并揭示出良性发展的阻碍以及生命苦痛的源头，并以此来关注那些处于常与变缝隙之中备受煎熬的个体。这就既从感性层面替新时代的弱势群体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表达出底层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压制而丧失的话语权，又从理性的角度，直击社会弊端、呼唤平等公正，还能从“审美现代性”的层面，发掘世俗人生的诗意，礼赞个体的浪漫，从而殊途同归，也实现了对现代性片面追求的制衡。9
近十年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已初步显现出上述的这些发展方向。以新近的小说创作为例，如洪放的《人烟》，在被有意淡化的情节结构中，淮河两岸的“老少爷们”依次登场，逐心愿、谈世相、观生态，作者通过一个个无名的历史“遗迹”形塑出他们各自完美的精神家园；林森的《海里岸上》，地域色彩浓烈，在呈现人与海的相望相守中丰富了中国乡土文学的海洋书写，也表现出对海洋文化背景下人的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马金莲的《我的姑姑纳兰花》，以细腻的文笔触及少数民族的家暴问题，在悲剧预设的结构中饱含道德讨论的张力；徐则臣的《兄弟》，借助个性化的视角描述了“北漂”一族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与此同时也为我们每个人设置了一面既可照人也能照己的“镜子”，镜中人的存在与否关乎一个永恒的命题——人的孤独；马晓丽的《陈志国的今生》，通过对一条狗的收养经历提出了对族群关系的思考，蕴含其中的是架构在尊重与平等理念之上的暖暖真情，更带有一种忘我的悲悯；姚鄂梅的《旧姑娘》，在“治疗乳房”这一带有性别叙事的策略中述及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然而其最终的落脚点却是对生命意义的感悟；等等。这些作品都在历史层面、文化层面、世俗人道主义层面拓展了现实主义的题材领域，也为现实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新的时代氛围和人文环境早已打破了原有的审美一体化结构，文学对于大众不再仅仅具有启蒙意义或教化作用，而是随着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被赋予了更多的期待，要求其成为真正意义上具有审美与愉悦感受的精神产品。对文学创作多样化与丰富性的时代要求，也促使作家们开始思考文学自身的文学性建构，他们认识到文学创作只有向着歧义性、复合性、多元性的审美方向发展，才能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审美需要。以往对单一议题进行简单复述、机械反映的文学形态显然已无法适应社会潮流的发展，朴实无华的叙述与拟真也无力展示更为丰富多彩的当下世界。因此，博采众长，充分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学养分，以勇于创新的精神打破旧有束缚，进行多变化、富内涵的艺术革新，也许才是现实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路。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与趋势，现实主义书写从以往的单纯写实与直抒胸臆演变出层次更加丰赡、意味更加深长的语义空间，现实主义不仅跳脱了昔日对主流话语的依附，也在新的文艺思潮的引导下，具备了自我解构与积极重构的力量。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台湾后乡土小说论”（项目编号：18FZW05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美]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王馨钵、杨德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页。
2 3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页。
4 周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人民日报》1952年5月26日。
5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249页。
6 [美]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0-291页。
7 董健：《“打开窗户，让更多的光进来！”》，见《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张光芒著，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8页。
8 王达敏：《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页。
9 金春平：《现代性的多维向度与底层文学的叙事形态——兼论西部回族小说的底层叙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