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三里湾》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它取材于赵树理在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的经历，因反映了“农业生产的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这“两条路线”的“斗争生活”而闻名。近年学界对《三里湾》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小说怎样书写“集体”、村庄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以及《三里湾》在叙事上的“新变”等问题上。在这些问题以外，《三里湾》关注的是“处在同一个环境里”的“人民内部矛盾”，力图传达的是历史中的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它的故事主要发生于家庭空间内部，重心落在家庭成员关于是否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歧上，形成“劳动传家”的叙事。“劳动传家”指的是凭借调和个人与家庭的矛盾（而非将个体抽离出家庭）以适应集体劳动生产体制的需求。《三里湾》对“劳动传家”的书写，有力地回应了乡村社会在合作化运动中如何完成“家庭变革”的难题。

关键词：赵树理 《三里湾》 劳动传家 农业生产合作化 叙事

前 言

1949年到1952年，经过三年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1953年，中共中央明确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重要性：“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中国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阶段。实际上，这一总路线早在1951年刘少奇发表的《春耦斋讲话》2就有提及，其中允许个人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存在与发展等论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着深远影响。“过渡时期总路线”处理的问题也涉及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的矛盾，赵树理《三里湾》写的“两条道路的斗争”3的故事正滥觞于此。

1953年冬天，赵树理着手创作《三里湾》，时值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当时全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有1.4万多个），决议指出，“现有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的适当形式。也就是说，这是自然地不勉强地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4。农业生产合作化需要经过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的过程。在经过了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以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为特征的合作社）之后，农业生产合作化从“试办”进入“发展”阶段5。1951年初，山西省委和华北局、中共中央曾围绕“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发生争论（这成为赵树理创作电影故事《表明态度》的历史背景），到了1953年，争论尘埃落定6，赵树理写《表明态度》时的意识形态障碍（“北京对合作社有争论，不让写”7）解除了，《三里湾》的写作和发表可谓“名正言顺”。

《三里湾》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因反映“农业生产的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斗争生活”8而闻名。近年来学界对《三里湾》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小说怎样书写“集体”、村庄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以及《三里湾》在叙事上的“新变”等问题上9。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认为，文学家可凭借“建构的想象力”（constructive imagination）、利用现有的事实和提出正确问题的方式探寻“到底发生了什么”10。有鉴于此，本文探讨的议题如下：《三里湾》如何叙述国家话语与家庭、个人之间的关系？小说依赖怎样的叙事方式呈现合作化对乡村日常生活、人情伦理和家庭结构等的影响？换言之，《三里湾》对合作化的“历史”进行了怎样的文学重构？

《三里湾》的构思与写作

1952年4月初，为了解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新兴的农业生产机构”，赵树理第二次赴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深入生活”，《三里湾》便是此次“深入生活”的结果。1951年春，郭玉恩带领18户农民在川底村创办了农业合作社。这年秋后，合作社已扩充到76户，占全村总人口数（94户）的80%。赵树理抵达川底村时，正逢北京电影制片厂纪录片摄制组在此地拍摄纪录片11。郭玉恩所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形式为：土地所有制没有变，但以统一经营的方式提高了土地、劳力、投资等的生产效率，对土地和劳力以按比例分红的方式作出分配。这样不仅保证产量，而且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三里湾》的灵感正来源于赵树理在川底村的经历：

我在这次试验中仅仅参加了建社以前的一段，在脑子里形不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活面貌，只好等更多参加一些实际生活再动手，于是第二年（按：1952年）便仍到一个原来试验的老社里去参加他们的生产、分配、并社、扩社等工作，一九五三年冬天开始动笔写，中间又因事打断好几次，并且又参观了一些别处的社，到今年春天才写成《三里湾》这本书。12

《三里湾》完成于1954年，它的写作建立在赵树理对“完整的社会生活面貌”（即初级合作社的生产、分配、并社和扩社等“实际生活”）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在川底村，赵树理不仅参与秋收工作（打谷、看称、打算盘等），还协助管理初级社的经济核算、劳动分配和生产计划等13。因此，《三里湾》围绕“秋收、扩社、开渠”三件大事展开的情节与赵树理这段时间的“实际生活”高度同构。这是赵树理第二次赴川底村，时间为1952年4月，和柳青扎根长安县王曲公社皇甫村大致同步（1952年5月），区别在于，《创业史》经过长年累月的沉淀才写出来，而《三里湾》从构思到完成历时不到一年。两种创作方法，代表“深入生活”的不同途径。

那么，赵树理如何构思《三里湾》，又如何将构思付诸实践？1953年1月，“中国文协”（即后来的中国作家协会）向全国会员和北京各创作单位发出“一九五三年文学工作计划调查表”，赵树理当时填的内容为：“上半年写一篇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说，主题是反映办社过程中集体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大约二十万字。”141954年10月，《三里湾》正式杀青（少于计划的篇幅，只有15万字），1955年1月7日起在《人民文学》连载（第1期至第4期），同年5月由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从主题上看，《三里湾》和《表明态度》都是以“集体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的线索贯穿前后。正如赵树理自陈：“我这个小说的架子原来也就是这样的：这边是金生、玉生、满喜、灵芝、玉梅一伙；那边是糊涂涂、翻得高、常有理、能不够等，是个不成阵容的组织。这两组人对待生活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都处在同一个环境里，就产生了矛盾。”15“这边”代表“集体主义思想”（支持农业生产合作化），“那边”代表“资本主义思想”（抵触农业生产合作社），体现了一种整体性、结构化的小说思维。不过“写作计划”和真正落实并非严丝合缝，《三里湾》最后“偏离”计划，没有“依照概念的架子制造出来”16，从而就避免了写成“像合作手册一样去指导办社”17的概念化作品。它关注的是“处在同一个环境里”的“人民内部矛盾”18，力图传达的是历史中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因此，赵树理不认可当时文艺界对《三里湾》“没有敌我矛盾是漏洞”的批评19。

此外，关于写作动机，赵树理写道：“写《三里湾》时，我是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因为当时有些地方正在收缩农业社，但我觉得社还是应该扩大，于是又写了这篇小说。”20“计划”与“动机”互为表里，预示《三里湾》是赵树理对“农业社应不应该扩大”的又一个“表明态度”，揭示的是“合作化”发展初期的诸多现实问题。参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史可知，截至1955年初，全国共有合作社48万余个，但由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开展，加上农民害怕财产归公，许多地方发生了新建社垮台散伙和社员退社的情况，甚至出现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21。针对这个严峻现实，中共中央在1955年1月10日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合作化运动自此转入巩固发展的阶段；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召开的省委、市委和区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22。《三里湾》的写作，恰好处在“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到来的历史节点上。

如前所述，《三里湾》要处理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矛盾首先体现在“扩社”的问题上——对照最终完成的文本，小说写到的秋收、扩社、开渠23三大情节中，“扩社”的着墨是最多的，这一部分最能呈现小说的戏剧张力，因此故事和人物塑造皆由它所驱动。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指的是“集体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在赵树理最初构思中，《三里湾》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夜，第二部分是一天，第三部分是一月，第四部分是一冬”），但具体创作时，“第四部分删掉了，某些情节合并到第三部分里去了”24。“删掉”的是“开渠之后”发生的事，“合并”的是两对年轻人（玉生和灵芝，有翼和玉梅）的感情演变过程。由是，故事时间被浓缩为短短一个月（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小说成稿后的篇幅是15万字，而非计划的20万字）。尽管赵树理坦言这样做是在替读者考虑，或者像作家康濯所言，《三里湾》“结构上的开门见山和故事发展中的紧相连接，以及评书上的所谓‘扣子’与‘口子’后面的倒叙、插叙，这都是作者尊重人民习惯而运用着与严格遵守着的手法”25——然而，仔细考究，就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的比例调配来看，删减和合并更多源于小说叙事本身的需求26。

在故事主题和叙事方法上，《三里湾》和《表明态度》存在相似性，如此判断的依据有二。首先，二者都将“集体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作为书写对象，并将“思想改造”比喻为“治病”：在《表明态度》中，儿子小春和儿媳腊梅等人把动员永富加入互助组看成是为他“治病”；《三里湾》则表现为范灵芝给做“私人小买卖”、不愿加入合作社的父亲范登高“治病”（范灵芝和马有翼还因此约定开展“治病竞赛”）27；其次，它们讲述的故事基本都发生在家庭内部，由此触及到了“劳动”与“分家”的矛盾关系。如果说《表明态度》中小春与腊梅的“分家计划”是为了劝永富加入互助组的“缓兵之计”，那么《三里湾》的“分家”书写则因与合作化运动的联动而获得超出文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史价值。

“劳动传家”：《三里湾》的主题

众所周知，20世纪的社会和家庭变革突出的是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和建立核心小家庭的主题28。在以启蒙与革命为主调的近现代文学中，家庭往往成为个人反抗与批判的对象；在1930年代以来的战争和革命时期，家庭更是与群众运动紧密相连，家庭借助社会活动（战争、工厂、减租、变工队等）的运作而得到改造；在迈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和手工业等“分散的个体经济” 29不可避免地遭到冲击，由此衍生围绕“走出家庭”和“巩固家庭”的不同政治政策和话语实践。

汉语中的“家”兼有“居所”和“家庭”之意。“家者，承世之辞”30，标志着“家”是“世代”传承的枢纽，因此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中，家庭既是社会单位也是生产单位，其中“家庭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通过在大家长指导下的生产协作来获取生活资料，同时，家庭成员吃饭、穿衣、育儿等多种生活需求也在家庭中得到满足”31，因而传统社会中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到了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提出冲击了这一传统观念，此时“‘家庭’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负面价值的载体”32，家庭由此成为“五四”一代激烈批判的对象。在此语境下，个体试图挣脱传统旧家庭的束缚，二者之间剑拔弩张，“家庭革命”的议题应运而生。随着历史推进，“改造家庭”与“改造社会”的思想逐渐汇合，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一大问题，也是现代政权进入传统乡村社会所必须协调的矛盾之一。

经历1940年代的土改后，出于土地和劳动力的需求（巩固生产和提高劳动效率），“家庭”的功能发生了悄然转变，此时文学艺术作品中描写“结婚”的多，“分家”的少（如赵树理的《登记》和《表明态度》）；到了合作化运动时期，由于“土地和大型农具、牲畜共有，劳动也不再由家长支配”，“家庭内部的生产功能减弱，家庭外部的吸引力增加，合作社的加入、生产和分配也均以户为单位”33，传统家庭模式受到瓦解，“分家立户”开始出现。不过《表明态度》对这种冲击的表现并不十分明显，这是因为赵树理很好地处理了传统家庭与合作化生产体制之间的张力关系，没有将“家长制的”（Paternalistic）大家庭视为合作化的天然阻碍（《三里湾》的处理则有所不同）。

基于上述梳理，我们将赵树理1950年代合作化小说中有关家庭与劳动的思想观念、叙事方式称为“劳动传家”。所谓“劳动传家”是指通过调和个人与家庭的矛盾（而非将个体抽离出家庭）来适应集体劳动生产体制的需求，这种调和方式是由特定时期以生产为中心的“公私相嵌型”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在此结构中，“家庭作为‘私领域’嵌入在‘公领域’之中，成为公领域的组成部分”34。《三里湾》的叙事结构正与此有关，它对“劳动传家”的书写紧贴着历史现实，体现了深刻的现实主义旨趣。

赵树理对“分家”的书写始于《孟祥英翻身》（1944年）。《孟祥英翻身》是一则“现实故事”，主人公孟祥英是当时解放区劳动妇女处境的写照。她的分家首先源自封建旧家庭“老规矩”的压迫，其次为“公家人”身份与家内劳动的冲突35。“翻身”前孟祥英常受婆婆和丈夫辱骂、毒打，“翻身”后她当选了村干部和开荒劳动英雄。婆婆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妇女“打柴、担水、上地，和男人吃一样饭干一样活”“上冬学”等行为有悖传统妇德。基于这种落后劳动观，婆婆提出要和孟祥英分家。分家虽不是孟祥英主动提出的，但恰好凸显了妇女翻身解放和封建家庭伦理之间的裂隙。到了《传家宝》（1949年），分家主题继续深化，相比孟祥英，金桂（作为劳动英雄和妇联会主席）有了更大话语权和自主权：当婆婆不满金桂不事家庭劳动提出分家时，金桂发表了一番关于劳动的理性经济的“算账”36，以此颠覆婆婆的权威，重夺家庭内部的“领导权”。1951年的《表明态度》对集体劳动与家庭关系的处理也沿此模式——通过一套“再生产劳动”（reproductive labor）的话语将妇女“不可见的劳动”（invisible labor）变得“可见”，进而将其纳入革命和妇女解放等现代性进程中37。这也是笔者启用“劳动传家”来指称赵树理这一书写行为的缘由，“劳动传家”延续了赵树理小说既有的叙事惯习：孟祥英和金桂主要“通过劳动方式（主要劳动）、劳动场合（公共场合）的变革实现对传统的妇女劳动的超越和更替”38；而《三里湾》则将王玉梅和范灵芝的“劳动”擢升到构筑“共同体”的高度。赵树理这一书写启示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集体劳动观念的形塑只有经由合理的“家庭革命”才能完成。

那么，《三里湾》到底如何展开“劳动传家”的叙事？首先，小说第3节“奇怪的笔记”介绍了合作社支部书记王金生对“高、大、好、剥、拆”的记录，从“纸面”上引出普遍存在于三里湾的“分家”难题。“高、大、好、剥”分别对应四种“户”：“土改时候得利过高的户”“好几股头的大家庭”“土地质量特别好的户”和“有轻微剥削的户”。这四种“户”大多不愿加入合作社，因此严重阻碍了合作化运动。针对这些，村干部的意见集中在是否“拆”（分家）上：一种意见主张“尽量动员各互助组的进步社员入社，让给那四种户捧场的人少一点”，“四种户中的‘大’户，要因为入社问题闹分家，最好是打打气让他们分，不要让落后的拖住进步的不得进步”；另一种主张“大‘户’因入社有了分家问题，最好是劝他们不分，不要让村里人说合作社把人家的家搅散了”39。这两种观点也为后续故事埋下伏笔。《三里湾》的故事聚焦于王家、马家和袁家这三个直系复合家庭的“分家立户”，即是说，在合作化运动中，“集体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的主题落实到小说体现为有关劳动 ／ 生产与家庭矛盾关系（“劳动分家”）的书写。由是，作为重头戏的“扩社”就在这里与“分家”构成张力结构。

“分家”和战国时期的“编户齐民”思想有关。“编户齐民”既是帝制时代（秦汉至清代）重要的治理手段，也对现代的乡村治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在1950年代的合作化时期，基于社会治理与计划经济的需要，“分家”正式演变为一项国家基本行政制度——户籍制（“户口制度”）40，也即赵树理说的“户”。随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化，赵树理由一开始的不主张小家庭分家到主张“大户”分家。正是这一态度转变，让他通过《三里湾》，“在‘户’的内外，写出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的经验和教训”41。合作化运动中，“户”的管理问题重重，传统封建思想浓厚的“大户”更容易成为合作化的阻碍。意识到这些问题后，赵树理通过描写农村社会中不同的“户”，将农民与合作化的抽象关系文学化、具体化。

守旧派老说具体事打动不了人心，先进派光讲空话没人相信。这样的家庭斗争会持续不断。但是一家形形色色的各样人物，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大小队的统一领导下，又都受着一定的感召和制约，天天开开窗户有新鲜空气流动，夜夜闭门有肮脏的空气膨胀，这是比较相同的一个方面……大家庭不易管理，到了一定时候，还是分开生活好。42

“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大小队的统一领导”形成了“新鲜空气”，与此相对，传统旧式家庭模式则是“肮脏的空气”，因此，“大家庭不易管理，到了一定时候，还是分开生活好”。《三里湾》的马多寿（“糊涂涂”）一家正是这种“不易管理”的“大家庭”典型，其中存在两股势力：马多寿（“糊涂涂”）和老婆（“常有理”）、大儿子（“铁算盘”）、大儿媳（“惹不起”）作为利益共同体，不主张加入合作社，死守着合作社开渠必须经过的“刀把地”不放，而二儿子马有余（县干部）、三儿子马有喜（抗美援朝志愿军）、三儿媳陈菊英（团员）和小儿子马有翼（中学生）则构成了进步势力。为了突出合作化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马家被塑造成一股“离心力”，对它的描写越生动，越能突显“集体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这一主题。

马家的顽固思想极大地束缚了马有翼和陈菊英。在第16节“菊英的苦处”，长期受马家不公平待遇的菊英主动提出了分家43，家内劳动与家外劳动的矛盾也困扰着菊英，成为另一“苦处”，而她最大的“苦处”则是被马多寿冠上了“糊弄”丈夫有喜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的罪名（这与马家“耕种传家”的传统观念严重悖离）44。此时的马家俨然一道横在个人与集体（互助组、合作社国家）中间的高墙。菊英能够分家、完成对封建家长制权威的“反抗”，得益于集体组织的介入；和菊英相似，马有翼也选择了分家，但他的这一“革命”来得甚为艰巨。在第24节“奇遇”，小说借范灵芝的视角写了有翼被禁锢在“黑屋子”的压抑场景：

这间小屋子只有朝北开着的一个门和一个小窗户，还都是面对着东房的山墙——原来在有翼的窗后还有两个朝向野外开的窗户，糊涂涂怕有人从外边打开窗格钻进来偷他，所以早就用木板钉了又用砖垒了。满屋子东西，黑得看不出都是什么。45

“黑屋子”与鲁迅《呐喊•自序》提到的“铁屋子”何其相似！马有翼深陷脱离家庭与受制于父权制的双重困顿，其“苦处”有三：首先，他在动员和说服父亲马多寿献出“刀把地”来支持合作社开渠的事上犹豫不决，因此受了组织的批评；其次，父母希望通过“包办婚姻”让他与刚离婚的袁小俊结婚，借此为家庭增加新的劳动力，“他觉得要誓死反对，一定会闹得全家大乱；要是就这样让他们处理，就得丢开自己欣赏的人。他想：‘我早就不信命运了，可是这不正是命运吗？’他想到这里就呜呜哭起来”46；最后，得知心仪对象范灵芝和玉生结婚时，有翼的精神世界几近崩溃，这才下决心“革了命”：

常有理向大家喊：“请你们拉住他！他疯了！”有几个人把有翼拉住。有翼说：“请你们不要操心！我一点也不疯！是我不赞成他们给我包办的婚姻，他们把我看守起来了！我向大家声明：他们强替我订的婚我不答应！劳驾你们哪一位碰上了小俊，告诉她说让她另去找她的对象！”

……

调皮的袁小旦喊着说：“有翼革了命了！”47

在家长制权威的胁迫下，有翼革命的吁求掷地有声，是“五四”以降的“家庭革命”的回响48。“有翼革命”依靠“（和玉梅）结婚→分家→另立户口”等系列行为完成，在《三里湾》塑造的“新人新事”中，“有翼革命”无疑写得最为动人。用赵树理的话说，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新人能办新事，新事也能锻炼新人”，“总之，新的生产组织，新的前途观念，推动着他们接受新的事物”49。合作社既是生产劳动组织又是新的社会结构，与其说《三里湾》聚焦合作化运动，不如说它借此窥探合作化对家庭关系和个人精神世界所造成的触动。

“劳动—人—传家”的叙事结构

有翼对旧家庭的反抗和“分家”体现了新人、新事和新观念的融合，这种书写模式延续了赵树理1940年代以来的“问题小说”框架，主要体现在三对年轻人（有翼 ／ 玉梅，玉生 ／ 灵芝，小俊 ／ 满喜）的婚姻问题上，而婚姻问题又与“分家立户”紧密联系。

应该说，在这三组不同的家庭（“户”）中，“分家”承担的叙事功能和意义是有区别的：首先，“菊英的苦处”和“有翼革命”发生在马家，在这里，“劳动”作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手段，和封建大家庭处于对立状态，他们二人的分家行为极具抗争色彩。其次，“分家”在袁天成家则体现为“谋私利”：袁天成老婆“能不够”为了谋取利益不惜捏造了假的分家合同，将袁天生弟弟的自留地据为己有50，不过因劳动力不够，他们家多出来的自留地并没有带来额外的粮食和收入，反而变成负担。在这种压力下，袁天成被迫完成了“革命”，不仅自愿加入合作社，还下定决心对“能不够”和袁小俊母女俩进行“劳动改造”51，最终袁小俊和王满喜结婚，另立户口过日子52，这一类型的分家富有功利主义的色彩。第三，在王家这边，玉梅决定和有翼结婚，但在是否与马多寿一家过日子的问题上，她与大哥金生有分歧，玉梅坚持分家：“要不分开，我到他们家里，把劳动的果实全给了他们，用一针一线也得请他们批准，那样劳动还有什么趣味呢？”而金生却认为，分家会“伤了老一代人的心”：“这种大家庭是不能鼓励人的劳动积极性的。不过这样分家的事太多了，会不会让一般老人们伤心呢？孩子们一长到自己能生产了就都闹着分家，剩下不能劳动的老人谁负责呢？”面对这个质疑，玉梅回答：“这个很不成问题，谁也舍不得把他的爹妈扔了！就像马家，只要分开了，有翼和我两个劳动力，完全养活他们两口子都可以。只要他们老两口愿意跟我们过，管保能比他们现在吃的好、穿的好！”53相比前述的两种“分家”，玉梅的主张极富理想主义色彩，而这正是“劳动传家”的要义，它寄寓了赵树理对合作化中新的家庭关系的美好愿望。

为何这么说？相比《传家宝》以经济理性的劳动“算账”话语来打压老人、将老人排斥在现代劳动秩序外的做法，金生和玉梅达成的是更为通融、开明的“共识”。金生对分家“伤了老一代人的心”的担忧，与“五四”时代的“家庭革命”54遥相呼应。“五四”时“新青年”们渴望告别“同居共产”的大家庭，向往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以期锻造不同于旧社会的精神气质。为此，胡适、顾颉刚等人提出了家庭革命的不同方案，比如顾颉刚就认为，“家庭革命”若只是一味地反对老人，无非是在他们的旧痛苦上新添一层“新发生的痛苦”。因此，有鉴于“家庭的坏处乃坏在制造家庭的模型”，顾颉刚将重心放在“制造家庭的模型”55的革命。金生与玉梅的“共识”也跟这种“制造家庭的模型”的革命有关，他们试图达成的是传统家庭伦理与集体劳动伦理的调和，与《表明态度》“人情是人情，道理是道理”的说法异曲同工。这种新型的家庭模式，和赵树理后来提倡的“伦理性的法律”有关：

我认为农村现在急需要一种伦理性的法律，对一个家的生产、生活诸种方面都作出规定。如男女成丁，原则上就分家；分家不一定完全另过，只是另外分一户，对外出面；当然可以在一起起灶。子女对父母的供养也有规定。成丁的男女自立户口，结婚后就可以合并户口。首先从经济上明确，这对老人也有好处；婆婆也不会有意见，因为这是国家法律。灶可以在一起，但可以计算钱。这样一处理，关系会好很多。56

“伦理性的法律”兼顾传统家庭的伦理和现代法律的理性精神，体现了赵树理对合作化运动时期农村生活、生产渐趋无序和失衡现象的反省，其中“如男女成丁，原则上就分家；分家不一定完全另过，只是另外分一户，对外出面；当然可以在一起起灶”的说法，在《三里湾》得到了文学化的表达——面对“咱们是不是也要另立户口”的疑问，灵芝和玉生做出协商：“最好是不用另立户口，你作的工还记在你家，我作的工还记在我家，只是晚上住在一块；这办法要是行不通的话，后天食堂就开门了，咱们就立上个户口，到食堂吃饭去！”57灵芝和玉生的对话构想了理想化的生活形态，成为《三里湾》“乌托邦”的另一面向（第一个“乌托邦”叙述出现在画家老梁绘制的三幅有关三里湾“过去”“现在”“明天”的画作上），为理解合作化的“劳动传家”提供了生动写照。

现代中国的合作化运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发展过程，最终才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在此过程中，生产队职能和权力的重构必然对传统小农家庭生产造成冲击。这是因为，集体经济时期大队和生产队“对家庭活力和集体资源进行控制和协调，这在以前的中国是没有的”58。以《三里湾》的原型山西省平顺县为例，经过合作化，平顺县的社会风貌焕然一新：

过去是二万六千户的个体生产单位，现在变成了三百七十八个集体劳动的大生产单位。过去农民靠家族、靠亲戚，现在是“生产靠了农业社，生活得亏供销社，花钱就找信用社”。鳏、寡、孤、独一般都受到了合作社的照顾。新的道德观念逐渐树立。吵嘴打架的人少了，烧香、叩头、求神、拜药的人少了，闹土地纠纷的人少了，懒汉、二流子少了，投机商人少了。59

即是说，农业社、供销社和信用社这些由合作化所推动的新的经济、金融和生产组织机构，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社会以“家族宗亲”的伦理纽带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将个体从家庭（作为最小生产单位）中解放出来。这样不仅照顾了“鳏寡孤独”，还助推了“新的道德观念”的树立。换言之，合作化作为一场社会运动，对农村日常生活的改变和渗透几乎是全方位的。然而，随着集体化运动的深入，高级社、人民公社成立后，赵树理对合作化有了新的看法。他认为“三级制”下还应设立“组—户—人”的“小三级制”（其中“户”是生产队的核心单位，也是承担分配功能的独立核算单位）。为此，他曾尝试效仿巴金的《家》，写一部长篇小说《户》60。贺桂梅认为，“在赵树理的创作序列中，《三里湾》可能是唯一的一部具有‘乡村乌托邦’想象性质的作品”61，因此，“小说的真正主人公事实上是三里湾这个空间 ／ 单位本身”62。和贺桂梅有所不同，笔者认为，作为乡村空间的“三里湾”，有赖于“人”（即人的情感及家庭伦理关系等）而存在。

这么说的理由是，首先，《三里湾》的叙事重心虽然放在“劳动传家”，但其着眼点依旧是“户”中的“人”。就是说，“户”的新型形态只有落到“人”的情感肌理内部，才能焕发其作为劳动生产及分配核算单位的功能。从叙事上来看，叙事空间离不开人物，甚至可以说，空间因“人”这个主体的存在而产生意义。比如《创业史》中，梁生宝作为“改造世界的人”，其主观力量体现在将蛤蟆滩视作对象化的空间客体，在改造“蛤蟆滩”的过程中，梁生宝被置于体制化和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内部，他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阶级意识由此生发63；《三里湾》是“乡土中国”的缩影，其中所涉及的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运动等也是高度“对象化”的。不过王金生、王玉生等人的阶级意识从头到尾没有太大变化，小说对被诊断患有“思想病”（具有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和资本主义倾向）的范登高、能不够、常有理等人的农民“阶级意识”的描写也付诸阙如，这些人的思想转变并非出自对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臣服，而是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只有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向共产主义和集体化的力量低头。

其次，“三里湾”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性“想象空间”固然重要，但这一“想象空间”是由“劳动”与“传家”的张力来体现的，而“人”无疑是“劳动传家”的中介：不论是玉生（他可以和《创业史》的“农技员”韩培生做比较64），还是拥有出色劳动力的玉梅，抑或是掌握了会计和数学知识的范灵芝，他们的存在凸显了“劳动”之于合作化的重要性。由此可以说，《三里湾》存在一个“三位一体”（劳动—人—传家）的叙事结构：小说的主题和情节有赖于人物行动、对话和心理描写的建构，其中人作为劳动的主体，是“分家立户”得以完成的载体。相比赵树理1940年代的“问题小说”，这种新的叙事结构承载了更为深厚广阔的社会史意涵。借助这个结构，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被有效地组织成紧密的叙事“织体”。

结 语

在“十七年”（1949—1966）的历史语境中，传统家庭包含的伦理价值与政治伦理时生扞格，“‘家’的界限模糊不清，其内容被重新赋予；固有的人之常情被质疑、被批判、代之以不容置疑的政治指向”65。赵树理没有照搬这种非此即彼、截然划分的立场来写《三里湾》，而是借玉生和灵芝关于“分家立户”的设想，描绘出一幅新型家庭的理想图景。在此意义上，小说对三组年轻人“分家立户”故事的书写，呈现了合作化时期的家庭与劳动生产的矛盾关系。更重要的是，《三里湾》将赵树理“伦理性的法律”的观念进一步文学化、具体化，其中对“劳动传家”的生动书写，有力地回应了乡村社会在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革命和集体生产等洗礼后如何完成“家庭变革”的难题。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赵树理与革命文艺研究”（项目编号：21CZW05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毛泽东：《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2《春耦斋讲话》即刘少奇1951年7月5日在中南海春耦斋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所作的报告，报告题目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见刘少奇《春耦斋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7-222页。

3赵树理：《与读者谈〈三里湾〉》，《赵树理全集》（第6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4廖盖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65页。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一九一九•五—一九九〇年•十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208页。

6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将曾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做了个别修改，通过为正式决议，并于1953年3月26日公布，同年4月，山西省委发出《关于审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按照中央《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规定的条件，将1953年新建和扩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全面审查。

7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6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69页。

8巴人：《略谈赵树理同志的创作》，《文艺报》1958年第11期，见《赵树理研究资料》，黄修己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08页。

9代表性的论文分别有王再兴：《〈三里湾〉对农村“集体”的想象及其局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贺桂梅：《村庄里的中国：赵树理与〈三里湾〉》，《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和惠雁冰：《〈从三里湾〉看赵树理的“新变”与“固守”》，《文学评论》2018年第5期。

10转引自《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美]海登•怀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11 49赵树理：《一张临别的照片》，《人民日报》1953年2月3日，见《赵树理全集》（第4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129页。

12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全集》（第4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75页。

13参见赵树理《做生活的主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1962年11月13日《广西日报》，《赵树理全集》（第6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赵树理：《生活•主题•人物•语言》，本文系1962年11月赵树理在广西桂林市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座谈会上的讲话，原刊《新文学论丛》1980年第2期，见《赵树理全集》（第6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页。

14赵树理：《一九五三年文学工作计划》，《作家通讯》1953年第1期，《赵树理全集》（第4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15 24赵树理：《谈〈花好月圆〉》，《赵树理全集》（第5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16林淡秋：《评“三里湾”》，《人民日报》1956年4月18日，第3版。

如国外学者约翰•伯耶（John Beyer）所说：“他的写作总是有一个政治目的，但他相信通往‘写得好’的路就是从个人经验出发，而非理论。”John Beyer，“Party Novel，Risqué Film：Zhao Shuli's Sanli-wan and the Scenario Lovers Happy Ever After”，in Kubin，Wolfgang，and Rudolf G. Wagner (eds.)，Essay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papers of the Berlin Conference，1978，Studienverlag N. Brockmeyer，1982，p.92.

18比如1962年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中就提到：“农村题材最重要的是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把这作为最主要议题，以此为中心，围绕讨论创作问题，也不限得过死。反映内部矛盾不是今天才提出的，解放后一直有这个问题。刚解放，是翻身、反封建问题，《暴风骤雨》《活人塘》等等都是。到‘过渡时期’，内部矛盾就突出了，成为主要的东西。《不能走那条路》就是一九五三年提出来的，这是内部矛盾，一九五三年后就成了中心问题。《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春种秋收》《桥》都是写的这个问题。”见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谢冕、洪子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页。《三里湾》发表后，同时期其他评论者也指出了《三里湾》这一“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写作特点。参见俞林《〈三里湾〉读后》，《人民文学》1955年7月号；康濯：《读赵树理的“三里湾”》，《文艺报》1955年第20期，见李庚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评论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155页；林淡秋：《评“三里湾”》，《人民日报》1956年4月18日。

19 20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火花》1959年6月号，见《赵树理全集》（第5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页。

21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接受访谈时提到：“合作化初期，在两件事上，农民有了抵触。一个是粮食统购统销，搞得老百姓意见很大，突然把所有私人的粮店关闭，把市场经济完全取消，余粮统统卖绐政府，一下子改变了老百姓多少年自由交换的习惯，大多数群众当然适应不了。而且征购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多，1954年要的就够多了，1955年又要增加，有些地方搞得农民连口粮都不够吃。这件事又和互助合作化搞到一块，土改才结束，农民正想在分得土地上好好经营一番。这个时候，却叫他们带上土地，农具参加集体，有些困难户还有要求，一般农户并不自愿，于是杀鸡宰羊、杀牛卖牲口、逃荒。”杜润生：《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的几个问题》，《毛泽东与中国农业：专家学者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文集》，郭书田主编，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22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23或者如康濯概述的：“作品所展开的故事，是关于当时当地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所进行的秋收、分配、整党、扩社与准备开渠等工作中的一些场景，以及围绕着这些场景所发生的三件婚姻事件与其他的若干纠纷。”康濯：《读赵树理的“三里湾”》，《文艺报》1955年第20期，见李庚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评论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25 康濯：《读赵树理的“三里湾”》，《文艺报》1955年第20期，见李庚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评论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26有的学者认为，《三里湾》的大团圆只是一种叙述上的圆满，实质上带来了一种“情爱关系”的错位。见惠雁冰《从〈三里湾〉看赵树理的“新变”与“固守”》，《文学评论》2018年第5期。

27 39 45 46 47 50 52 53 57赵树理：《三里湾》，《赵树理全集》（第4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第174、177、296、312、322、250、358、345、361页。

28丛小平：《20世纪中期革命文学中母女传承的转型与家国关系——兼论女作家袁静及其作品》，《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

29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207页。

30毛亨：《毛诗正义》，郑玄笺，孔颖达疏，见《十三经注疏》（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5页。

31 65林霆：《被规训的叙事：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87、210页。

32孙向晨：《论家：个体与亲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6页。

33 41孙晓忠、廖美琳：《分家立户：小生产的大转型——民国到合作化小说中的“编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2期。

34宋少鹏：《公中之私——关于家庭劳动的国家话语（1949-1966）》，《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北）第19期。

35“这里的风俗还和前清光绪年间差不多；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像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当了村干部，免不了要开会。孟祥英告婆婆说：‘娘！我去开会！’说了就走了。婆婆想：‘这成什么话？小媳妇家开什么会？’”“妇女要求解放，要反对婆婆打骂，反对丈夫打骂，要提倡放脚，要提倡妇女打柴、担水、上地，和男人吃一样饭干一样活，要上冬学……她（引注：孟祥英婆婆）想：这不反了？媳妇家，婆婆不许打，丈夫不许打，该叫谁来打？难道就能不打吗？”见赵树理《孟祥英翻身》，《赵树理全集》（第2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76、383、384页。

36“半年之后，金桂被村里选成劳动英雄，又选成妇联会主席，李成又被上级提拔到区上工作，地里的活完全交给金桂做，家事也交给金桂管，从这以后，金桂差不多半年就没有拈过针，做什么事又都是不问婆婆自己就作了主，这才叫李成娘着实悲观起来。”“李成娘又把她那下嘴唇伸得长长地哼了一声说：‘什么好劳动？男人有男人的活，女人有女人的活，她那劳动呀，叫我看来是狗捉老鼠，多管闲事！娶过她一年了，她拈过几回针？纺过几条线？’”“她说：‘娘！你说得都对，可惜是你不会算账。’又回头向小娥的丈夫说：‘姐夫你给我算着：纺一斤棉花误两天，赚五升米；卖一趟煤，或做一天别的重活，只误一天，也赚五升米！你说还是纺线呀还是卖煤？’”见赵树理《传家宝》，《人民日报》1949年4月19日至21日，《赵树理全集》（第3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35、338、340页。

Wemheuer Felix，A Social History of Maoist China： Conflict and Change，1949–197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p.21.

38董丽敏：《“劳动”：妇女解放及其限度——以赵树理小说为个案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3期。

Wang Fei-Ling，Organizing through division and exclusion：China’s hukou system，Stanford，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33.

42赵树理：《在晋东南“四清”会演期间的三次讲话》，《赵树理全集》（第6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415页。

43比如马家掌权的人还是遵照祖辈传下来的老古规来办事。见赵树理《三里湾》，《赵树理全集》（第4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44比如小说中马多寿训斥有喜：“你二哥上了一次中学，毕业以后参加了政府工作，就跑得不见面了，你还要跟着他往外跑吗？哪里也不要去！安安稳稳给我在家里种庄稼！”赵树理：《三里湾》，《赵树理全集》（第4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48譬如林淡秋就在1956年指出：“只敢躲在被窝里瞪眼睛的马有翼，也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中不得不进行家庭革命了。”，见林淡秋《评“三里湾”》，《人民日报》1956年4月18日。

51如赵树理所言：“‘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是改造制度（生产关系），另一方面是改造人。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向着好处变的人，也正合乎改造的目的(改造人的主要方法，自然还应该是正面进行思想教育，使大多数人在自觉的情况下进行自我改造)。”见赵树理《与读者谈〈三里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复旦大学中文系赵树理研究资料编辑组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

54胡适曾说，在“五四”时代，“我们不但对人类的性生活、爱情、婚姻、贞操等问题，都有过很多的讨论；同时对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也都有过讨论。‘家庭革命’这句话，在那时便是流传一时的名言。”见《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卷1），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页。

55顾诚吾（顾颉刚）：《对于旧家庭的感想（续）》，《新潮》第2卷第4号。

56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赵树理全集》（第6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58[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3页。

59《平顺县的全面规划》，《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2-113页。

60“巴金写了一本《家》，为了表现农村生活，我们也可以写本《户》。户是农村的生活单位，生产队就是以户为单位。记工分按人，但生产队的账目不是以人而是以户为单位的。结算、分配都是以户为单位的。在养老没有社会化以前，户还不能撤了，这对社会主义生产还是有利的。由于户还存在，也有问题，公社、大队、小队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户可不是，在生活上往往还带有封建性……关于户和队的关系：没有按工分分配的时候，劳力足的户，按劳分配，劳力少的户，有困难，国家负担了。现在以户为核算单位，你不要来找队里了，你这个户的所得部分给你了，生活自己去安排。”见赵树理《文艺与生活》，《赵树理全集》（第6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64-65页。

61贺桂梅：《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页。

62贺桂梅通过分析《三里湾》叙述的主要情节和矛盾冲突，得出一个结论：从关于小说结构的安排方式来看，真正的叙事主体正是“三里湾”，就小说叙事的基本内容而言，三里湾的空间性得到了极大的凸显。旗杆院、王家、马家、场上等乡村生活与劳动的空间，被做了比一般叙事要求要多得多的细致描写。见贺桂梅《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42-143页。

63贺仲明：《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文学中的农村“新人”形象——从人物主体性角度出发》，《文艺争鸣》2020年第1期。

64如李哲所言：在《创业史》写的合作化运动中，“外来者的身份意味着农业技术员韩培生充当了‘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中介性角色”。与之不同的是，《三里湾》的王玉生更像一个土生土长的技术员，它身上没有韩培生那种“中介性”的特征，但二者都体现了劳动技术在合作化中的重要性。见李哲《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