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解放区前期文学中的“深入群众”观念
内容提要：在解放区前期文学中，许多文艺工作者业已形成“深入群众”观念。这是他们接受中共各级领导要求的结果，也源于他们自己对群众巨大作用的认知。他们在外因和内因的结合中生成的这一观念，具有其丰富的内涵和意义。主要包括：了解实际情况、发挥社会作用和“向群众学习”。在开启解放区后期文学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高度关注“深入群众”问题，更加突出了“深入群众”对于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感情”和获取创作源泉的重要意义，对解放区后期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如此，解放区文学“深入群众”观念的源头却是在前期。因此，在“深入群众”观念方面，解放区前后期文学也表现出了很强的关联性。
关键词：“深入群众” 观念 解放区前期文学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向文艺工作者发出“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号召，要求他们“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1次年3月13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长篇消息《实现文艺运动的新方向，中央文委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消息在以一千余字的篇幅对《讲话》主要内容作出简要介绍后指出：“这样毛泽东就向延安的文艺界同志提出了一个急不容缓的要求：深入群众，改造自己。”稍后，其他解放区或转发了这则消息，或传达了其相关内容，2这样，“深入群众，改造自己”也就成了对于《讲话》精神的精要概括而在各解放区被广泛传播和接受。对照《讲话》的这一精神，解放区许多文艺工作者对解放区前期的文艺思想和实践纷纷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例如，刘白羽认为，那时，“文艺家不先深入到群众中去‘化’了自己，只停留在把大众看成‘落后’或‘空想人物’的观点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3；而何其芳则检讨自己在前期所倡导的“写熟悉的题材”观点实际上成了“一种拒绝深入群众，改造自己的护身符”。4刘白羽、何其芳等人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所表现出的认知及“觉今是而昨非”的精神姿态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它们似乎意味着文艺工作者在解放区前期就均是“脱离群众”的。但情况却并非如此。事实上，在自抗战全面爆发至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的解放区前期文学中，“深入群众”作为一种重要的观念即广受关注，并为许多文艺工作者所接受与践行。本文拟以一手材料为依据，对解放区前期“深入群众”观念的生成、内涵与意义等作出描述和探讨。这不但有助于还原历史本真，而且从中亦可见出解放区前后期文学的关联。
一
所谓“深入群众”，是一个具有普泛意义、而非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的观念。它大体是指：到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熟悉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反映群众的诉求，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问题等。在解放区前期，这一观念不但为许多文艺工作者所接受，而且外化成了他们的实际行动。这一情况的发生，与中共领导人对他们的要求密切相关。对于他们而言，中共领导人的这一要求是在两个层面上同时提出的。首先，“深入群众”是中共领导人对于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解放区所有实际工作者的一般要求。抗战时期，是中共许多重要理论成熟的时期。与“群众”相关的，则有“群众路线”和党的三大作风中的“密切联系群众”等。关于“群众路线”，毛泽东于1943年6月作出了这样的概括：“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工作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51945年4月，在七大政治报告中，他又进一步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同时，他还第一次明确概括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6毛泽东对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作出明确阐述、对党的三大作风作出明确概括，虽然已到解放区后期文学阶段，但是，中共的这些思想早在解放区前期就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了。1939年11月，中共中央就“深入群众工作”作出决定，强调“共产党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要“认真的研究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要求……一步一步地组织他们，教育他们，领导他们改良生活，发动他们的积极性”。71941年3月，毛泽东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要求以“满腔的热忱”“眼睛向下的决心”“求知的渴望”和“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到群众中去做好工作。8次年3月8日，他又为延安《解放日报》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特刊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深入群众”是中共领导人对解放区工作的一种普遍性的要求。毫无疑义，文艺工作者要做好作为解放区的一项重要工作——文艺工作，自然也应该贯彻这样的要求。
其次，“深入群众”也是中共领导人对于文艺工作者的特殊要求。此期，中共领导人就“深入群众”问题，向知识分子提出过明确要求；由于文艺工作者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因此，这自然也是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共领导人高度关注“知识分子”（“文化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要求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相结合。1939年5月1日，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要求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强调“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9三天之后，他又发表讲演，号召他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并且提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10次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毛泽东和张闻天发表重要讲话，都强调了文化工作者“深入群众”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11张闻天也向“一切新文化运动者，尤其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了“到大众中去，到实际斗争中去”的“战斗号召”，要求他们“到农村中、工厂中、军队中、大众中去工作”，去“接触实际的斗争，了解当前的政治问题，接近与深入大众，向大众学习”。12
中共领导人在两个层面上对文艺工作者提出“深入群众”的要求，在各解放区军政领导中得到了普遍而热烈的响应。他们结合各地实际，或撰写文章或发表讲话，对“深入群众”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对知识分子“深入群众”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在晋察冀，聂荣臻希望作家“深入到群众之间”、与他们的战斗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去了解他们的战斗生活与他们的心理、去反映他们的抗日热情。13在晋冀鲁豫，邓小平一方面要求部队的文化工作者“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14另一方面，又希望本区文化工作者要为广大群众服务，并提出了“每个文化工作者，要作一个村的调查工作”的具体要求。15在晋西北，贺龙要求部队戏剧工作者“深入到连队里去”；16林枫也希望文化工作者“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群众的生活和心理”。17在华中，陈毅强调要“吸引文化人文化团体”去接触现实，让他们“在战场上，农村中，兵营中，广大群众中”去“考察加入斗争”，从而在“依靠群众深入群众”中成为大众的文学家艺术家。18在山东，中共山东分局也发布指示，要求“多让文化工作者接近群众，使其有学习与锻炼的机会”。19
综上，中共领导人及各解放区军政领导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明确提出了“深入群众”的要求，对他们“深入群众”寄予了殷切的期望。这对他们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其“深入群众”观念的生成。其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深入群众”不但成了他们热议的话题，而且成了其中许多人的共识。周扬曾以文化人的身份和口吻发表了有关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群众问题的感想。他深信：“走出窑洞，到老百姓中间去跑一趟，去生活一下，是一定会有益处的”；他向同道发出倡议，学习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所显示的“对于民众的伟大的爱”和“科学精神”，“我们深入到生活中去，民众中去罢”。20这应该代表了许多文艺工作者的心声。当然，最能显示文艺工作者共识的是：作为文化人和文艺工作者的团体组织，多个文化界、文艺界协会一再代表他们明确宣示了“深入群众”的群体性诉求。例如，1938年5月，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述及开展文化运动的意见时，强调文化界要和人民大众实行更广大的结合，要更广大地、更有组织地深入民间。211940年12月，在晋察冀，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在部署新的一年戏剧工作时，要求脱离生产的大剧团“更进一步深入到群众里去！（乡村里去！连队里去！学校里去！）”。22次年9月，在晋冀鲁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第二届委员大会在宣言中也明确表达了“要进一步的深入开展全区文艺运动，真正深入到兵营中、乡村中、工厂中”的决心。23
正是从这种“深入群众”的共识出发，各地文艺工作者展开了对于现实中尚存在着的“脱离群众”现象的批评。1942年1月，《华北文化》在晋冀鲁豫创刊。创刊号同时刊出了赵守攻的《眼睛向下》和袁勃的《对文艺上主观主义的二三零感》。前者以“谁能真正深入群众，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谁才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为理论预设，批评有些作者眼睛没有向下、没有真正深入到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与斗争中去，导致了“脱离群众”现象的发生。后者批评有些作者在创作时“没有具体了解各阶级、阶层人物的新的变化”，表现出了“脱离现实生活，忽视深入生活”的主观主义的偏向。三个月以后，《华北文化》第2期又刊出了杨献珍的《数一数我们的家当》。文章对于晋冀鲁豫文化工作中“脱离现实，脱离群众”提出了更为峻急的批评，指出：是文艺工作者“不愿意接近群众”导致了文艺作品“不能深刻反映现实”。同月，卢梦也发现，在晋西北这样“一个农民占全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六的农业地区”发表的文艺作品中，“反映农村，表现农民生活”却非常之少。在他看来，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作者深入和熟悉农村、农民不够密切相关。24上述诸人对于“脱离群众”现象的批评固然反映了解放区前期文艺工作者在“深入群众”方面还存在着的问题，但是，他们据以展开批评的前提却是其“深入群众”的观念，他们批评的目的也是为了变某些人的“脱离群众”为“深入群众”。因此，从他们的批评中，我们倒是更能深刻地体会到，在解放区前期，“深入群众”业已成为许多文艺工作者的观念。
二
解放区前期文学中“深入群众”观念的生成，是许多文艺工作者接受中共各级领导要求的结果。而他们之所以乐于接受这一要求、生成“深入群众”观念，也源于他们自己对群众作用的认知。在他们看来，在神圣的抗战中，群众是一支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力量。何其芳的散文《老百姓和军队》共由五封信组成，其中“第三封信”写主力团英勇作战、打破敌人的围攻，之后，老百姓去慰劳，自己因为手臂有伤未能前去。他由此生出联想、并发出感慨：与战士们比，自己身上带着的不是枪或手榴弹，而是一支自来水笔，他为此感到“很可羞耻”；与老百姓比，即使自己能去慰问只能“用一些空话”，而他们则用大车载着猪羊和毛巾去慰劳，因而“对战士们更有用一些”。25从何其芳所作的这样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在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在抗战中能够发挥主力军作用的就是这些“更有用”的士兵和农民（“群众”）。因此，知识分子要为抗战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必须“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进一步地接触”，并承担起宣传动员群众和“向大众方面改造”26的责任。显然，他们的这一认识构成了他们乐于接受中共各级领导要求的主观条件，而中共各级领导的要求则无疑又进而强化了他们的这一认知。外因和内因的相互结合、相互作用，使许多文艺工作者生成了“深入群众”观念。
在解放区前期文学中，文艺工作者生成的“深入群众”观念有着较为丰富的内涵和意义。“深入群众”作为一种行为，其目的首先是为了了解实际情况。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文艺工作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一个普通的群体（即毛泽东所说的“实际工作者”27）。与其他群体一样，为了做到为抗战服务，他们不但必须了解社会各方面的现状，而且还必须了解处在不断变化中的情况。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本身即是“深入群众”的重要内涵，而“深入群众”则是他们了解和把握实际情况的重要方法和重要路径。他们在“深入群众”时首先所要了解的是实际情况，用周扬的话说，就是要“真正的深入到现实中，到群众中去，实地去接触那赤血淋漓的生活现实”。28
对于了解和把握社会一般情况的重要性，许多文艺工作者是有相当自觉的意识的。他们认识到，文化工作者要揭穿敌人的阴谋欺骗活动、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民族意识，首先必须通过深入地参加群众斗争，“做到对现实生活有具体深刻的了解，对敌人以及对周围的工作环境，要极清晰明白”。29他们还意识到，对于相关社会生活的了解还必须尽量做到全面深入。比如在了解中国农村时，文艺工作者所要去认识和把握的对象就包括了以下这些内容：“中国的农村，在新的社会制度下面，怎样苏醒过来？人民的生活、意识又有如何的歧异？那些有害的制度、风教、信仰……是怎样溃灭的？新人类的精神和道德又是如何产生的？……”30当然，由于群众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所以，在对社会一般情况作全面深入的了解时，还必须重点去关注和了解群众。这正如当时的论者所言，知识分子作家应该“去参加实际生活，深刻的去认识，了解大众”。31至于应该从哪些方面去了解群众，许多文艺工作者认为，要“熟悉大众的生活，明了广大民众的一切活动，情感意志”，32要“了解群众生活，人物性格，风俗习惯，语言等等”。33
那么，文艺工作者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去了解群众呢？这大体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和大众生活在一起”34（或曰“生活在大众中”35）。这是一种多数人所持的意见。对此，丁玲曾经作过很有说服力的论述。她指出：文艺工作者只有积极参加大众的现实生活、与大众同悲共喜、一起奔赴民族解放的战场，才能看清生活的变化；因此之故，她热切地吁请那些已经到军队和农村中去工作的作家“更深入生活些，深入生活更长久些，忘记自己是特殊的人（作家），与大家生活打成一片”。36二是进而主张要成为大众中的一员。孙犁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和“写作和生活统一”的理念出发，“要求着一个作家同时就是一个工人，一个农夫或一个战士”；这样，作家的工具除了笔之外，还应该有步枪、锄头或斧头。37在他看来，作家只有以大众中一员的身份去不断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才能把握现实的变化性、复杂性；同时，作家由于感同身受，也就更能理解大众。
文艺工作者是一群普通的“实际工作者”，他们与其他群体一样，必须在“深入群众”中去了解实际情况。但是，从其工作方式来看，他们又是一群要以创作来为抗战服务的特殊的“实际工作者”。缘此之故，他们进而从文艺工作者获取创作材料角度阐释了“深入群众”的内涵和意义。“深入群众”的倡导者们均是反映论者。在他们看来，文艺创作与生活具有密切关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创作是生活的反映。而所谓“生活”，则是原本在都市里生存的作家所不熟悉的群众的生活。因此，要获得与之相关的创作材料，就必须首先深入到群众中去，因为“那里有吸取不尽的丰富材料正待艺术专门家的发掘”。38循此逻辑，鲁藜希望文艺工作者要投身“革命的实践”，积极地置身于广大人民斗争的行列，“亲身的去参加每一个斗争，去呼吸每一个斗争中的‘人’的声息”39；殷潜之也认为，作家要“把握现实，反映现实”，其前提则是“‘深入’到真正生活里去了解现实”。40而一旦文艺工作者深入了群众、并能“和一般抗战的群众打成一片”，那他们就“能把握着实际的题材”。41对于文艺与群众、文艺与生活的密切关系，他们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实践的。从1938年5月起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先后向各解放区派出了六组抗战文艺工作团。参加工作团的成员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了解了群众、获取了创作材料。例如，吴伯箫、卞之琳参加第三组到了晋东南前方，“对于前方民众，对于前方部队”有了“若干程度的认识”，同时，也搜集了一些“写作材料”。42据此，吴伯箫写就了九篇散文，约两万七千字；卞之琳则写了一篇三万五千字的作品，名曰《日本马和鹦鹉》。43又如，鲁艺在成立最初一年里，提出了“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到农村中去”的口号，将前三届的同学中的大部分派到了前线和敌后，使其中许多人在前线收集到了“宝贵的材料”。44如文学系学员黄钢参加了鲁艺文艺工作团在前方工作了近一年，积累了大量鲜活的文学素材。以此为基础，他后来陆续写出了《我看见了八路军》《树林里——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之一》和《雨——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之二》等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
三
了解实际情况是“深入群众”最基本的内涵和意义。而了解实际情况的重要目的之一，则是为了发挥社会作用。抗战全面爆发以来，作为普通的“实际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自然必须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其中，他们“有的作农村工作，有的作妇女工作，有的作部队工作，有的作政权工作”。45在他们所参加的所有这些工作中，最为重要也最为突出的是部队工作和农村工作。1941年2月，八路军总政治部与中央文委在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中总结说：抗战以来，“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部队中，文艺工作方面，也有许多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进去”，另外，还有许多文艺工作团体到部队去实习、考察。46像到晋东南前方“走了五个月”的吴伯箫、卞之琳和到晋西北前方“加入八路军的队伍里”四个多月的康濯、孔厥，就是他们当中的重要代表。在《文艺战线》组织的“关于战地文艺工作”栏目中，他们交流了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体会。前者认为，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应取的最好方式是“参加实际工作，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毛病”。后者更是具体地述及怎样“参加部队生活的实践”的问题，主张“加入部队，除担任文艺通讯之类的工作以外，还要尽量帮助部队中其他各项工作”。47荒煤也曾率鲁艺文艺工作团赴晋东南前方工作，其工作中心之一就是“参加部队实际生活”，其体会也是“最好是亲自参加生活”。48尽管他们“参加了部队生活，参加了战斗”，他们还检讨自己“不能发掘生活的底层，没有成为斗争的一员，而参加到斗争中间去，仅仅生活在斗争的表面”。49从这一检讨中，我们是可以看出他们深度参与部队生活的强烈愿望的。
文艺工作者在参加部队实际工作的同时，还广泛参加了农村的各项实际工作。在晋察冀，由作家、诗人、音乐家、木刻家、画家等组成了一支艺术家队，“以轻骑戏剧工作者的姿态，出现在山沟小道和广阔的农村中”。50在晋冀鲁豫，据担任过太行山剧团政治指导员、团长的阮章竞回忆，在那个年代，太行山剧团做到了“无条件地深入农村，深入最底层，与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1939年秋，晋冀豫区党委在辽县搞实验县，抽调干部到辽县的区、村开展工作。该剧团奉命分散到辽县六区的乡村，“直接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抗日，直接参加社会各方面的斗争生活，如减租减息、除汉奸、反恶霸、组织民兵自卫队，扫除文盲，开展识字运动，教唱歌曲，教识谱……”51在晋西北，文艺工作者也响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西分会的号召，积极投身到“晋西北的‘村选’热潮”之中，“以全幅（副）的热情，去参加这新生活的建设”。52
总之，文艺工作者以一般“实际工作者”的身份，通过参加上述实际工作的行动，发挥了自己的社会作用。这在当时不但引起过关注，甚至还遭致了批评。1941年1月，常芝青在评述晋西北新文化运动一年来工作中的缺点时，指出：对于文化工作存在着实利主义的倾向，“把文化团体同其他群众团体一样看待，要求它担任一般的群众工作”；而文化工作者本身也受到影响，忽视了自己作为文化人的“经常的一般的工作”。53从他的这一批评中，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管窥当时晋西北乃至整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在“深入群众”时相当普遍地担任群众工作的一般情况。
当然，文艺工作者既是普通的“实际工作者”，又是特殊的“实际工作者”。鲁藜说过，文艺工作者“不同于一个普通的战斗员”，其“特点”就是“文艺武器的运用”。54因此，作为特殊的“实际工作者”，他们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还运用文艺这一特殊的武器，发挥了自己特殊的作用。其情景正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成立宣言中所描述的：文艺工作者们“在敌后方参加了艰苦的斗争”，但“他们没有忘掉了他们的武器，而且他们还带着笔到群众中去，到战壕里去”。55笔者曾经指出，诞生于抗战硝烟之中的解放区前期文学，其价值观是以民族利益为核心、以服务抗战为主旨的。56这样，文学对于民族革命的作用也就成了衡定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具体说来，“文学和民族革命的实践的关系愈密切，文学在大众教育的事业和民族解放的事业上就愈有用，它的价值也就愈高”。57因此，在这种价值观的作用下，文艺工作者以民族利益为立足点，必然会以文艺为武器来发挥文艺的功利作用，并以此来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
那么，文艺工作者在“深入群众”时应该如何以文艺武器为抗战服务，并以此来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呢？在他们看来，首先，应该反映群众的活动、传达群众的心声。1939年6月，在晋察冀，邓拓对边区戏剧运动提出希望，希望戏剧创作“利用当时地现实的背景迅速反映与报导当时当地群众斗争、武装斗争的新的事件、新的胜利”。58近两年之后，在晋冀鲁豫，野蓟以饱含情感的笔触赞赏在华北敌后的千千万万群众在实际斗争中“用他们的血和肉，心和手，写下不可计数的珍贵作品”；他指出：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重要的任务和使命是要“把我们的‘心灵’融会在群众的生命中”，从而“将群众的创造变成我们的创造”。59当然，文艺工作者在创作时除了要真实地反映群众的一切活动、伟大创造和重大贡献外，还“要为群众说话，真实地表现群众的一切”。60这里所说的“一切”自然应该包含了群众的生活、要求、希望、情绪、心理、困难、疾苦等等。这样，文艺工作者因为忠实传达了群众的心声，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群众的代言人。
其次，应该承担起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重任。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要求“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为了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文艺工作者首先意识到了必须以自己科学文化方面的教养，到民间去开展新启蒙运动、开发民智。61在何畏看来，为了能够有效地到民间去动员民众，急需向群众做好文化普及工作，使他们“能够懂得今天中国人应有的最低限度的常识和三百个左右抗战必需的文字以及游击战争的知识”。62后来，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其所颁布的工作纲领中也明确提出了这种普及文化的任务，要求“到广大群众中去，深入到乡村、连队、学校、工厂，开展识字运动，及乡村文化娱乐工作”，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63半年后，该会又再次强调：“一定要把文化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我们要使文化更加深入到乡村，连队，工厂里去。”64
当然，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向群众普及文化也是为了以此为基础更地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对于文艺的这一功能，文艺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予以了阐发。邓拓主要关注文艺宣传群众的作用，认为文艺应该使“人民得到丰富的精神的滋养，理智的觉醒，情绪的鼓励，更迅速正确地充任抗战建国的中坚”。65梅行主要突出文艺组织群众的效用，要求“把文艺作为组织大众走向坚决的抗日斗争的武器”。66新绿提出，在编演街头剧时要“随时和群众打成一片”，并“在活的故事中给他们的指示”；67晋西北召开的部队戏剧座谈会也得出结论，要“教育大众，提高大众文化政治水平和欣赏力”。68不难看出，他们所着意的主要是文艺教育群众的功用。虽然这些文艺工作者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重视文艺社会功能的发挥则是一致的。由于他们有着这样自觉的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所以，他们在解放区前期的文艺创作确实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方面发挥了作用。例如，在晋察冀，边区的文化工作“在宣传、教育与组织群众的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提高了千百万原先与文化几乎绝缘的群众的民族意识；69在晋冀鲁豫，“文化走入乡村，真正启发了民众（工农兵士），提高了他们政治文化的水平”，使他们“较之战前进步了百倍”。70从当年这些总结性文字中，我们是可以看出文艺工作者运用文艺武器、发挥自己特殊作用之一般情况及其效果的。
四
在“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发挥社会作用的过程中，文艺工作者对群众本身也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他们固然发现群众有需要“提高”之处，但同时也发现了群众有着为他们自己所不及的优势和特长。如前文所述，他们意识到在战争年代士兵和农民比自己“更有用”，这便是群众的优势和特长的表现之一。因此，对他们来说，群众既是他们宣传、组织和教育的对象，又是他们学习、效仿的对象。这样，“向群众学习”的命题也就自然内蕴在“深入群众”观念之中了，并成了这一观念又一重要内容。具体说来，解放区前期提出的“向群众学习”这一命题具有以下两个层面的蕴含：
一是文学层面。从内容上看，文艺工作者为了真实反映现实生活、对人物作出真实的表现，必须“向群众学习”。在解放区，现实生活主要是群众的生活，文学所要表现的对象主体也主要是群众。因此，为了写好现实生活和群众这一对象主体，文艺工作者就不能在都市里闭门造车，而需要“向老百姓学习，到民间学习”，需要他们“到前线，到民众中去看现实的战斗生活”。71与文艺突击社的这一观点相呼应，周扬后来也指出：作家为了储蓄创作“资本”，就必须“努力去理解各种样式的人”，要“同他们打通了心，了解他们的一切生活习惯，他们极细微的心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打成一片，向他们学习，请教他们”。72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向老百姓（群众）学习”就成了“向生活学习”的一部分；“学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把握现实生活和作为文学表现对象主体的“群众”的相关一切，以获取创作材料。许多文艺工作者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观念。例如，吕梁抗战剧团秉持“工作、学习、生活三位一体”的准则，“到那里工作，也就等于到那里学习”；他们“虚心地向民众学习”，不管观众是农民、商人，都是其学习的对象。73这是说，他们将农民、商人作为观察，学习的对象，意在加深对他们及其生活的了解和把握。
从形式上看，为了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工作者在创作时不管是采用“旧形式”还是新形式，也都必须向群众学习、并接受群众的评判。在文艺大众化背景下，“旧形式”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运用。这种形式“一般地说，正是民众的形式”，是“中国民众用来反映自己的生活的一种文艺形式”74，是为群众所熟稔的和喜闻乐见的。因此，要运用好“旧形式”这一“民众的形式”，就必须“向群众学习”。而即便是采用新出现的文艺形式，也需要接受群众的检验。鲁艺在成立后的最初一年中，曾经两次组织全体教职学员下乡“去向群众学习”，请“广大的边区农村群众”来全面检验他们运用各种形式（包括“旧形式”和新形式）的创作，“听取他们的意见”。75一般以为，街头剧是在当时战争环境中出现的，但是，鲁萍却看到，它早已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了，“像农村中所流行的一些秧歌、高跷、抬杠和社火”等皆是。因为群众对于这一“旧形式”有着丰富的表演经验，所以，鲁萍“号召广大农村群众参加这一活动”，要求作家“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并通过广大群众的批评来充实剧本。76诗歌朗诵运动是抗战后在延安盛行起来的。为了写好朗诵诗这一新兴的诗体，萧三提出，诗人“写出来的东西要拿到群众中去读，以便接受他们的批评，然后大家乃能前进，然后能使诗歌的声音更大，更宏亮，达到的更远”。77综上，在文学层面，因为群众是文学创作的对象主体和接受主体，所以，不但文学创作的材料需要从群众那里采集，而且不管采用何种形式也都要由群众来指导和评价。正是在这双重的意义上，野蓟明确提出：“把千千万万的群众当作我们的导师，向他们学习，去请他们检查我们的作品吧！”78
二是精神层面。在这一层面上，“向群众学习”的范围超越了具体的文学创作领域，而抵达更宏阔的精神世界，其目的在于求得关乎精神层面的思想、意志、品格、作风等方面的“进步”和“提高”。1940年7月，朱德在鲁艺演讲时对文艺工作者寄予殷切期望，希望他们“不要老想着‘文章自己的好’”，而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的意见”。他提出这一希望，其着眼点就在于文艺工作者的“进步”。79一年后，《西北文艺》在晋西北创刊。林枫也指出：刊物（也包括作者）“是群众的先生，也是群众的学生。要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质量，也要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的呼声”。80根据林枫的言说语境，可以这样理解：当“群众的先生”，是要“提高群众的质量”；而当“群众的学生”（“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的呼声”），则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质量”。
军政领导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向群众学习”以获得精神方面的“进步”和“提高”，在文艺工作者那里激起了反响。如晋西北举行的部队戏剧座谈会最后就“今后戏剧路线的问题”得出结论，其中之一便是“向大众学习，吸收营养提高自己”。81那么，为什么说要“向群众学习”，才能取得“进步”、“提高”自己呢？对于这一问题，文艺工作者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了论述。首先，从积极的方面看，群众是抗日救亡的主力，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因此，只有“向群众学习”——“切实的去学习，时时的去学习”，文艺工作者才可以明确前进的方向、获取前进的力量，才能“跟着时代一起前进，跟着人民一起前进”。82其次，从消极的方面看，只有“向群众学习”，才能克服缺点、提高自己。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优长，也有自己的缺点。这在当时曾为许多知识分子所认识。毛迅看到，知识分子具有“动摇性”“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以及“极浓厚的个人主义的习惯”等“缺点”，因此，明确提出了改造知识分子的命题。83何其芳也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没有独立性的阶层，是一个摇摆于旧的营垒与新的营垒之间的阶层，是一个在某些关头显得软弱无能，容易迷失，甚至于可耻的阶层”。84那么，知识分子如何克服自己的缺点呢？其重要的途径之一便是“向群众学习”。笔者曾经指出，在解放区前期文学中，不少作家在创作中通过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比较，展开了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表达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精神诉求。851940年5月，在《中国文化》第1卷第3期上，丁玲发表小说《入伍》，通过塑造徐清这样一个“不可爱”的知识分子形象，讽刺了某些知识分子的精神弱点；并通过将他与红小鬼杨明才作比较，表现了“我们应该向那个红小鬼学习”86的主题。稍后，与丁玲一样，荒煤在总结鲁艺文艺工作团在前方工作的经验教训时，也认为文艺工作者中确实存在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艺术至上主义及散漫现象等”，指出：他们只有“与部队生活打成一片，向士兵学习，了解他们的要求和接受批评”，才能克服这些“不良倾向”。87由此观之，对于有缺点的知识分子来说，“群众”就成了一种重要的、能够起到纠偏作用的对照性力量；他们要克服缺点，自然就应该“向群众学习”。
结 语
综上所述，在解放区前期文学中，许多文艺工作者业已形成“深入群众”观念。这是他们接受中共各级领导要求的结果，也源于他们自己对群众巨大作用的认知。他们在外因和内因的结合中生成的这一观念，具有其丰富的内涵和意义。主要包括：了解实际情况、发挥社会作用和“向群众学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念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对这一观念的这三个方面内涵的揭示中，其方法是既有认识的，又有实践的。作为一种观念，它是一种思想意识；但它又没有停留在一般的思想意识层面，而同时落实到实践之中、并指导了实践。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已然付诸实践、并通过实践反映出来的观念，而非脱离实际的玄想和思维推演。
1942年5月，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度关注“深入群众”问题，并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申张。他从文艺工作者的特殊性出发，更加突出了“深入群众”对于他们改造“思想感情”和获取创作源泉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所重点强调的“深入群众”这两个方面意义与上文所揭示的解放区前期“深入群众”观念之内涵是有联系的，但是又从整体上改变了它的结构和重心。会后，相关部门以体制化的运作对于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深入群众”作出了“下乡”这样的整体性安排，极大地改变了前期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统摄所导致的只有部分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或在“深入群众”时走马观花、短期作客的现象，使之几乎均全身心地投身到长期的“深入群众”的群体实践中去。这对解放区后期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使解放区后期文学也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尽管如此，解放区文学“深入群众”观念的源头是在前期，它并不是到后期才发生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解放区前后期文学的关联性研究”（项目编号：18AZW01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860-861页。
2例如，在晋察冀，《晋察冀日报》1943年3月31日以《中共中央文委与中央组织部召开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详情》为题转了这则消息。在山东，1943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陈沂组织召开讨论会、“传达党的文艺政策”、深入研究山东文艺界面向工农兵的新方向问题；在讲话中，他要求“文艺工作同志”解决思想、行动上的各种问题，做到“深入群众，改造自己”。见陈沂《怎样实现党的文艺政策》，《文艺杂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页。
3刘白羽：《新的艺术，新的群众》，《群众》第9卷第18期。
4何其芳：《星火集•后记一》（作于1945年1月），《何其芳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5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6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7《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九—一九四〇）》（第12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192页。
8 27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791页。
9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0、559页。
10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566页。
1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12洛甫（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解放》1940年第103期。
13聂荣臻：《在边区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边区文化》创刊号。
14邓小平：《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抗日战场》1941年第26期。
15《文化人座谈会热烈举行，四百文化战士大聚会》，《新华日报》（华北版）1942年1月18日。
16 68 81更狄：《部队戏剧座谈会纪事》，《战斗文艺》第2卷第2期。
17林枫：《论晋西北的文化运动》，《抗战日报》1941年10月27日。
18陈毅：《关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在海安文化座谈会上的发言》，《江淮》1941年第5期；《为广泛地开展苏北新文化事业而斗争——在苏北文协代表大会上的训词》，《江淮日报》1941年4月18日。
19《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宣教工作的指示》（1940年12月7日），《山东党的革命历史文献选编1920—1949》（第4卷），常连霆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6页。
20 72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解放日报》1941年7月17—19日。
21 61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解放》1938年第39期。
22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新年戏剧工作大纲》，《晋察冀日报》1940年12月24日。
23《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大会宣言》，《华北文艺》1941年第5期。
24卢梦：《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抗战日报》1942年4月23日。
25何其芳：《老百姓和军队》（作于1939年9月），《何其芳全集》（第2卷），第66—67页。
26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国文化》1940年创刊号。
28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解放》周刊1938年第42期。
29陈默君：《纪念“五四”对文化工作的点滴感想与意见》，《华北文化》1942年第2期。
30 52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西分会：《全晋西文艺工作者到村选运动里去！》，《抗战日报》1941年8月24日。
31山：《从大众中培养新作者》，《文艺突击》新1卷第1期，1939年5月。
32章欣潮：《怎样走鲁迅先生的路》，《大众日报》1941年10月19日。
33 60周文：《文化大众化实践当中的意见》，《中国文化》第2卷第4期。
34何其芳：《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文艺战线》第1卷第5号。
35李泰：《当前的文艺运动与文艺工作者的紧急任务》，《大众》第3l、32期合刊。
36丁玲：《作家与大众》，《大众文艺》第1卷第2期。
37孙犁：《现实主义文学论》，《红星》半月刊创刊号。
38周扬：《我们的态度》，《文艺战线》创刊号。
39 54鲁藜：《目前的文艺工作者》，《文艺突击》第1卷第4期。
40殷潜之：《关于生活》，《大众文艺》第1卷第3期。
41艾思奇：《抗战文艺的动向》，《文艺战线》创刊号。
42吴伯箫、卞之琳：《从我们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谈起》，《文艺战线》第1卷第4号。
43《延安文艺大系》（第27卷）《文艺史料卷（上）》，任一鸣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436页。
44徐一新：《鲁艺的一年》，《文艺突击》新1卷第1期。
45徐懋庸：《我对于华北敌后文艺工作的意见》，《华北文艺》，1941年第5期。
46《总政治部 中央文委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八路军军政杂志》第3卷第2期。
47吴伯箫、卞之琳：《从我们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谈起》，康濯、孔厥：《我们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文艺战线》第1卷第4号。
48 87荒煤：《鲁艺文艺工作团在前方》，《大众文艺》第1卷第4期。
49《关于敌后文艺工作的意见》，“鲁艺”文艺工作团集体写作（执笔者：荒煤等），《抗战文艺》第6卷第2期。
50《三年来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抗敌周报》第2卷第17期。
51阮章竞口述《异乡岁月——阮章竞回忆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194页。
53常芝青：《一年来的晋西北新文化运动》，《抗战日报》1941年1月4日。
55《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成立宣言》，《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12月7日。
56秦林芳：《解放区前期文学价值观论析》，《河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57周扬：《抗战时期的文学》，《自由中国》1938年创刊。
58邓拓：《开展边区的戏剧运动——为边区戏剧座谈会而作》，《抗敌报》1939年6月13日。
59 78野蓟：《群众是我们的导师》，《华北文艺》创刊号。
62何畏：《我们要奋力渡过抗战的难关》，《文艺战线》第1卷第2号。
63《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工作纲领》，《晋察冀日报》1941年6月27日。
64《边区文联关于一九四二年文化工作方针与任务告边区文化界书》，《晋察冀日报》1942年2月11日。
65邓拓：《三民主义的现实主义与文艺创作诸问题——在边区文艺作者创作问题座谈会的报告》，《边区文化》创刊号。
66梅行：《论部队文艺工作》，《大众文艺》第1卷第4期。
67新绿：《关于街头剧》，《抗敌报》1938年10月30日。
69社论：《深入边区的文化运动》，《抗敌报》1939年10月11日。
70《抗战三年来的晋东南文化运动——文协晋东南分会第二届会员大会上的报告提纲》，《山西文艺史料》（第1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部分”，山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8页。
71《文艺界的精神总动员——代革新号创刊词》，《文艺突击》新1卷第1期。
73殷参：《吕梁山的孩子们——介绍吕梁抗战剧团》，《文化前锋月刊》1940年第4期。
74艾思奇：《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文艺战线》第1卷第3期。
75沙可夫：《鲁迅艺术学院创立一周年》，《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76鲁萍：《谈谈街头剧》，《抗敌报•海燕》剧刊，1938年11月。
77萧三：《出版〈新诗歌〉的几句话》，《新诗歌》（延安版）创刊号。
79朱德：《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延安文艺丛书》（第1卷）《文艺理论卷》，《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页。
80林枫：《给〈西北文艺〉》，《西北文艺》第1卷第1期。
82田民：《从作家上前线谈起》，《大众文艺》第1卷第2期。
83毛迅：《论知识分子的改造》，《共产党人》1940年第7期。
84何其芳：《论“土地之盐”》，《中国青年》第3卷第4期。
85秦林芳：《论解放区前期文学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
86丁玲：《读生活这本大书》，《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页。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