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江南”在中华历史版图上向来占据着重要位置，不仅因为它在经济意义上曾出现过“江南即中国”的观点，而且更因为它在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上凸显了江南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在全球化和泛一体化的当下，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被广泛认同的“江南即中国”论逐步被“江南非中国”论所取代。1而逐步趋同的世界地域面貌正在不断加速削弱和消解着各异的地域文化。因此，有不少人质疑，江南是否还能有自己的特质文化，当下江南文化究竟还有怎样的本体价值？但任何不经探求的简单判定和质疑，并无实际的意义。探讨“江南”及江南文化需要立足具体问题，诸如何谓“江南”和江南文化，当下江南文化有怎样的表征，“江南”如何重塑地域文化特质等。韩松刚的新著《当代江南小说论》正是从江南小说的创作主体特征着手而展开的对当代江南小说的深入考察，建构起“当代江南小说”的研究范式，为深度思考地域文化的研究路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一、江南文化及其当代表征

《当代江南小说论》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当代江南小说”，从江南文化和小说写作两个维度出发，细致梳理了与江南及江南文化有明显地域关联的作家，进而辨析了当代江南小说所建构的“有限却也无边的江南世界”。这里所说的“江南”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江南文化？简而言之，“不管是江南，还是江南文化，在中国文学中，都是一种诗意存在，其最典型的特征或者本质即其诗性精神，用目前学界较为认同的说法即是‘江南诗性文化’”2。不过，界定江南和江南文化的具体内涵，单纯用“诗性”来概括无疑是阔大而不精当的。作为理解“当代江南小说”的重要关键词，首要是确定“何处是江南”，思考依据何种标准或哪些维度来确立关于江南文化的美学判断和学理概括。

当下最普遍的看法认为，“江南”是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先是地理概念，而后是文化符号，其指向的是文化和文学意义上的“江南意象”。王明辉就曾指出：“江南，不仅属于地理，她既在字面上具有明显的地理特征，又不能单纯视为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江南，一个令人神往的字眼，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概念，其意义已经不仅限于地理学科、文学艺术、社会文化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单独的领域。她是一个中国人心中的渴慕情结，一个关于梦和美的想象载体，一种温柔蕴藉的文化品格。”3可以看出，“江南”是一个边界模糊，尚无定论的概念。但是，至今未有定论并不代表无法对“江南”作出通常的定义。

在吴海庆看来，“江南”是历史范畴，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是一个与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联系紧密的综合性概念，是一个从地形、环境、气候、历史、文化和风俗中提炼出来的形象概念”。4实际上，关于“江南”的界定，需要打破以区域代整体的偏狭、单一学科视野的局限。在综合各方论述的基础上，韩松刚将“江南”的内涵总结为三个层面：“一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江南，即长江以南；二是行政和经济区划意义上的江南，其中‘八府一州’涵盖了主要地区；三是文化意义上的江南，也即是本书将要论述的江南文化辐射区域。”5很显然，这种“江南文化辐射区域”的认定，不仅将原本含混的“江南”概念得以澄清和确认，而且也使得江南作家群体及其代表作品的选取有据可依。

对于“江南”内涵的辨析，更为关键的是要理清江南文化的历史流变、重要特点以及揭示其当代表征。一方面是探究作为整体文化意象的江南文化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也是分析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和交融中江南文化内涵的当代表征。这就意味着要重点厘清江南文化到底有哪些具体传统特征，又是如何承继和变迁的？不难发现，他是通过考察江南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来展开论证的。比如，江南文化是一种水文化，刚柔相济是其重要特点之一；江南文化是一种诗文化，诗是江南文化是内核，构成了江南文化的“诗眼”；江南文化是一种雅文化，而这种雅有着深厚的日常肌理和传统观照，与人性紧密相贴；江南文化是一种融文化，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区域的文化；江南文化是一种商文化，具有鲜明的商业化特点；江南文化是一种情文化，浪漫的抒情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审美内涵；江南文化是一种美文化，呈现出唯美的风格。上述七种内涵大体形成了对“江南文化”内涵的认识：含混、暧昧、优雅、感伤，带着沉醉的气韵。

事实上，要辨析江南文化的全部美学特质，列举所有与之相关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是极其艰难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在确立普遍性和共识性的认识之后，韩松刚指出，江南文化“是流动的、变迁的，它有承继，但也更新，它与当下的文化碰撞、交融，进行新的裂变和更迭，它是一种活文化，是‘音调未定的’”。6那么，江南文化的“活”体现在哪里？他还注意到，江南文化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表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出的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江南认同’”，也是一种江南文化诗学的认同。具体到当代社会，在学理判断层面，“江南认同”主要表现为风景认同、个性认同、诗意认同、古典认同、语言认同、唯美认同等。在地域文化层面，江南文化还可以呈现一种生活状态、美学品质，或者精神力量。当然，江南文化当代表征的提炼只是最为直观的文化面向，但这种文化传统的更迭确有其稳固的基础和坚实的内核。所以，他仍坚持使用不免带有形象化精神符号的“江南认同”等概念，既有其历史合理性和逻辑自洽性，又为考察当代江南作家的文学实践提供了文化基础和理论依据。

二、何谓“当代江南小说”？

韩松刚是北方人，但在江南读书和工作，他对当代江南小说中江南世界所蕴含的生命活力和审美特质怀有浓厚的兴趣。正如吴俊在“代序”中所说的：“松刚和我都在南京生活，南京和江南成为我们共同的实际生活和文学想象对象。”在韩松刚看来，“江南文化作为一种伟大的传统，正在走向衰退，但这丝毫不折损它曾经的光芒，而衰弱往往意味着新的生机。在时间的风中，它留给人们的丰沛的诗意财产，它曾经奏响的江南一隅的壮歌，都将为后人所珍藏和记取”。7可以很直观地看到，他并无意去夸大江南文化的辐射面和影响力，而是着意在地域性的标识愈加模糊和含混的当下凸显地方文化的重要性。

在该著的理论框架中，“当代江南小说”确实是最重要的概念，也因其不确定和模糊、含混和暧昧而具有更大的文学生长空间和学术可能性。从既有研究来看，冯保善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曾明确提出了“明清江南小说文化”的概念，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小说生产、阅读及其社会影响，已然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并为区域文化构成的重要部分”。8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当代江南小说论》的突出特色与主要建树是率先提出了“当代江南小说”的概念，并把当代江南作家群体纳入江南文化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语境中予以观照。值得肯定的是，这一研究，开创了当代江南小说整体性研究的先河。

若要界定“当代江南小说”，首先需要简单梳理江南文化影响下当代江南小说写作的发展过程。自鲁迅的《故乡》始，江南文化内涵中的颓唐和感伤就在小说中蔓延开来。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江南文化对当代江南小说写作的影响甚微。但也出现了萧也牧、路翎、方之、汪曾祺、林斤澜等作家创作的别具江南意味的作品。1976年至今，

高晓声、陆文夫、叶兆言、苏童、毕飞宇、余华、范小青、麦家、艾伟、叶弥、朱辉、鲁敏等作家的小说中均可见到江南文化弥漫的痕迹。其次是文化熏陶与作家个性的形成，既可能是同频共振，也可能是模棱两可。但不论如何，文化地理、文化传统和文化氛围总是影响着当代江南作家的个性塑造、创作思维和审美心理等。需要辩证地看到，江南文化影响并促成了当代江南作家群，而江南作家的创造又极大丰富并革新了江南文化。因此，从韩松刚所勾勒的“当代江南小说史”可知，所谓“当代江南小说”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名词解释，只是对江南文化辐射下一个创作群体的现象描摹”。9可以说，“江南文化”“江南作家群”和“江南世界”等构成了他进行理性观察和现象反思的三重维度，有效地将江南文化与当代江南小说的关系予以清晰呈现。

在上述理论视野中，“当代江南小说”既是显而易见的研究对象，又是考察和评估江南文化与当代江南小说之间互相影响和制约的关键所在。江南文化既有“不变”的守持精神而影响当代江南小说，同时又是因“变”之下的活力和动力而创造出当代江南小说差异性的审美风格。“共性固然重要，但差异更为迷人”，韩松刚反复强调的当代江南小说的含混和暧昧正体现于此。当代江南小说的思想质地、美学趣味和艺术追求等无不与江南文化的传统密切相关。从共性来看，江南作家尤为青睐江南的自然风景，“古典、唯美、精致、诗性等，已然成为当代江南作家和江南小说的重要标示”。但从差异来说，江南作家又有着许多异质元素，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文学景观的叙述表达、文化风情的艺术表达等方面。正是对于这样内在勾连关系的辨析，才得以呈现出当代江南小说的多样景象。

他还试图在理论建构上从文化视野观照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江南小说的整体性作用，阐述当代江南小说与当代小说思潮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在写实主义思潮的翻涌下，还是在现代主义思潮的奔流中，当代江南小说都表现出了其‘异质’和‘特质’的艺术倾向。”这种“异质”可以理解为“当代江南小说从另一个维度与江南文化形成了反作用力，他们或抵抗，或丰富，或异化着江南文化甚至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精神内涵或艺术质地”10。从先锋小说的形式变革到寻根小说的追问传统，再到新写实主义的回到自然，当代江南小说都参与并丰富了当代小说思潮的发生和发展，创造了当代小说精致平和的诗意氛围和感伤浪漫的情感基调，并建构起现代价值与古典传统相融合的艺术世界。这种对当代江南小说的整体性和体系性论述与考察，在此前的相关研究之中并不多见。

三、江南认同与“诗性审美”

既然“共性”是江南文化影响下当代江南小说存在的理由，而“差异”则是其最为生动和迷人的根本所在，那么就理应将当代江南小说置于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之中，进而整体上思考当代江南小说中的“江南”及江南文化的“共性”和“差异”问题。无疑，《当代江南小说论》提出的这一思路很有洞见，因为我们不应当局限于线性思维和静态统一，就“江南”谈当代江南小说已然不够，而要跳出“江南”看当代江南小说。一个是要在当代江南小说和江南文化的互动互渗关系中发现“当代江南小说”的重要价值；另一个是要探讨当代江南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基本贡献和地位作用。所以，必须要追问的是，当代江南小说到底是如何在江南文化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即构建起怎样的“当代江南小说”？想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探讨江南文化是如何调整、如何转化、如何变革，实际上也都可以在当代江南小说写作中见到关键性的描写和表述。

“江南认同”是对江南文化、当代江南小说与江南之间关系的概括：一方面，江南的地理基因和坚固的江南文化内核，共同塑造了江南当代小说独特的审美品质；另一方面，当代江南小说又丰富和提升了江南空间和江南文化传统所孕育的美学意境。从江南小说的写作来看，江南作家首先表现出了对江南自然之爱。不论是格非、余华，还是毕飞宇，他们都钟情于写江南气候和经营“雨”的意象，体现出敏感细腻、阴柔绮丽的诗性特征。而黄蓓佳等对自然风景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小说的美学内涵和诗性特质。其次，陆文夫、叶兆言、格非等对“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小巷庙宇”等江南景观的叙事，既在主观上寄寓了作家的精神旨归和审美意趣，又客观上反映了江南的风土人情和现实风貌。

由此来看，韩松刚所说的“江南认同”指向的是地理景观的文学再现，更是当代江南小说中江南世界的建构。从文学层面来看，“江南世界的风景呈现至少是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想象的（即虚构的）。现实的世界是日常的、平凡的，透着浓浓的烟火气”，另一个路数是“于日常世界的喧嚣中向过往烟云处回眸，寻找历史的魅影，并通过想象加工制造新的时代命题”。简单来说，“一个是趋向现实，一个趋近现代；一个回归日常，一个走向历史。他们是当代江南小说的两翼，以现实与想象共同呈现烟雨迷蒙、诗情飘逸的江南世界”。11诚然，这种现实与想象的江南世界，是当代江南小说独具魅力的艺术贡献。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江南作家的个性表达？如何看待当代江南小说的诗性审美、语言特质和文体变革？个性是作家自我确认的重要方式和精神表征，而江南作家的个性气质是在包容和开放的江南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文学自觉和艺术个性。这样的个性，“既有对自由的渴求和重申，有对江南士风的回望与承继，也有对惊异的思想、不安的生命的书写和追问，更有对多样的江南世界的精神阐释与灵魂拷问”。12其实，“探求者”作家群体的文学理想诉求、江南作家追求的“冲突”“风流”“智性”“古典”、江南女性书写承继的言情传统和爱欲书写，以及苦难和激情的江南悲歌的吟唱，都是江南作家个性张扬和自我确认的体现，也是当代江南小说诗意和深沉的美学面向和精神品格的彰显。

江南作家共同的生命底色和艺术品质是诗性审美，这是前面论述中早已反复提及过的。那么，江南文化与诗性审美互相建构的着力点在哪里？在梳理江南文化的诗意内涵及其演变历程的基础上，韩松刚借助胡晓明提出的“水乡的诗学”概念，阐发了江南世界的水乡气质所包孕的诗学意味。当代江南小说中的水景之美、水性之情、水隐之思，“是一种类似于空间诗学和美学的阐释”，也是“把一以贯之的浪漫主义精神从历史的长河中打捞出来”。13他还特别重视当代江南小说“浪漫的抒情”的审美立场，他强调“江南文化中自由、诗性的气质，成就了当代江南小说浪漫、唯美的风格”，14这是江南文化淘洗下“主体诗学”思想智慧的彰显。唯其如此，当代江南小说才能在当代小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最容易反映当代江南小说审美特质和艺术创新的当属其语言风格和文体形态。需要承认的是，当代江南小说的价值意义关键在于语言精神的复活。高晓声曾坦言：“一个作家的观点、技巧、生活等等，都极难形成独特的格局，能够形成独特的格局的最主要的素质就是语言。我自信我的语言不同于一般，至于其他方面，并没有特别的东西，许多作家都可以有的。”15这种作为形成“独特的格局的最主要的素质”的语言是江南文化在当代江南小说中最生动、鲜活、深刻的体现。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高晓声、苏童、余华等江南作家摆脱了固有意识形态的窠臼，以特有的表达形式和语言力量，成就了他们各自错综复杂的时代叙事。毫不夸张地说，语言要得到发展，文学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当代江南小说以确切为精神旨归，体现出了朴素的面向和华丽的诗意，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语言的典范和审美的篇章。

从文体变革的角度来看，“一部当代江南小说史，就是一部小说文体形态的变革史”。16除了语言风格，文体形态既体现了作家的思想世界和意义追求，又是反映文学特质的重要维度。而江南作家又向来钟情于探求文学形式，找寻文学新的意义，寻求新的思想和美学可能性。正因如此，韩松刚非常看重江南当代小说文体形态的探索和变革。循着“文体自觉和文体形态”的思路，可以很清晰地见到，当代江南小说经历了从早期的“自传体”，到后期的“元小说体”“诗化-散文体”“新笔记小说”等文体革命的发展过程。这些文体形态都具有强烈的主体性色彩，不仅引领了一时的小说创作潮流，而且还深刻影响了当代小说的审美风貌。不难看出，对“当代江南小说”这一论题的研究及理论建构，体现出著者鲜明的问题意识、清晰的理论品格、敏锐的艺术感知、扎实的细读功底。

四、“无边”的江南如何？

从深处来看，《当代江南小说论》的整体立意是在多维度研究“当代江南小说”，从江南文化与小说思潮、江南作家、江南（地方）认同、个性表达、诗性审美、语言风格、文体革新等之间隐秘关系入手，所呈现出来的是江南文化与当代江南小说之间互动、互渗的关系，以及当代江南小说在江南文化影响下的发生、发展和意义。韩松刚所重视的多维度研究，是一种明确的学术思考方式，而“这种学术思考的基本目标和诉求是在呈现、阐释研究对象和论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进而在内涵及价值层面提升、扩展具体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达到综合实现的最大化”。17不过，当代江南小说研究呈现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并不意味着就要达成统一性。就当代江南小说来说，江南作家对诗的想象和美的塑造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审美期待，但是不同作家，即便是同一作家，他们在不同时期的小说写作却又体现出了不同的写作路数或审美表现。

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在作者的叙事中，江南作家的江南情结到底是如何被呈现出来的，当江南小说面对江南意象又是如何体现共性和差异的？基于对以苏童、朱文颖、艾伟等为代表的江南作家及其小说创作的反思，韩松刚提出了其别具一格的“南方精神”的构想。所谓“南方精神”是江南的反抗传统植根于江南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中的表现，是江南作家渴望积极自由、思想无拘无束，寻求精神的天马行空，在历史和时代的汇流中聚力而成的时代无言之歌。“南方精神”区别于“北方风格”，但它们又并不完全对立，毕竟北方也有柔情，也不乏诗意。准确地说，“南方精神”是南方写作的一种艺术表达，它并不拒绝求同，但更倾心求异，“是在同质化的时代书写不一样的个人体验”。18

那么，作为共识想象的“南方精神”究竟是怎样具体论述的？首先是南方的叙事。以苏童的小说创作为例，他的南方写作并不纯粹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南方叙事，而更多是表现出一种腐烂意味和传奇色彩。也就是说，苏童笔下的南方是介于现实与记忆之间，因而具有了更为内在的隐喻意义。而朱文颖的“细小南方”则更多是深藏在南方地理空间下的“秘史”。相较于苏童和朱文颖善于营造孤独和柔情的南方世界，艾伟的南方叙事呈现的是一个更加动荡、堕落和刚烈的南方世界。关于南方的叙事，显然不仅仅是直接再现南方风物，也不只是生动表现南方现实，而是扎根南方土地的自由想象和诗意抒情。这其中，令人感到惊喜的是，麦家的小说体现出了当代江南小说中从“奇”到“正”的“另类美学”，不仅扩大了小说世界的空间，而且还丰富并拓展了江南文化的吸纳和融合。

其次是南方的意义。对于南方意义的分析，实则是江南文化在当下的一种精神折射。给人最直观的判断是，南方是一种文学写作的精神品质和美学意义，而南方的意义也即生活的意义。从另一个维度来说，正如于坚说的：“南方代表了典型的艺术空间，一个反抗外部环境的个人的想象空间。”19这种以鲁迅“反抗绝望”为代表的精神走向，在苏童等江南作家的小说创作中以全新面貌得以呈现。苏童小说中的南方印记是“以一种令人厌恶的面貌出现”。江南作家为何如此痴迷于重构南方叙事？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怀疑态度和反抗精神，以及对虚构生活的内在体验和思想渴望”。20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当代江南小说中的“南方”无疑更富有普遍性的情感意义和人性光芒。

关键之处在于，经验的匮乏和文学表达的同质化正日益成为当代小说写作的常态。因此，如何在经验之上获得新的意义通道，如何摆脱公共经验的束缚而重构个体经验的精神内核，已成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时代难题。我们看到的是，在“有限却也无边的江南世界”背后，是当代江南小说在新与旧、长与短、变与守中谋求出路和方向。表现之一是在新的地理空间、媒介时代和社会现实，江南作家在人生经验、思想空间、现实问题以及写作样式等方面不断被更新，但其创作思想和表现传统仍是传统的和现实的。表现之二是当代江南作家基本都是以短篇小说写作为主，以匠心独具的艺术构思和创作技巧而引领潮流，但长篇小说在新世纪大有超过中短篇小说创作的趋势，其致力于长篇小说的自觉追求和艺术开拓。表现之三是江南作家既“守”住江南文化滋养的“根”，又积极寻求新的写作契机，以“变”来树立更加丰富和多样的审美气质。不得不说，这些观察和忧思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青年学者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真诚的责任担当。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语境中，“当代江南小说”必定是一个常说常新却又无法穷尽的话题。然而，不论是谈江南文化，还是论当代江南小说，都是属于地域文化的研究范畴。在这点上，讨论和研究地域文化视野下作家群的话题，就要突破地域文化研究的既有模式，找出其内在的冲突和异质，这显然并不容易。但韩松刚着力分析江南文化如何影响、塑造和制约当代江南作家的小说创作，江南文化为当代江南小说提供了怎样的文化价值和美学气质，呈现出当代江南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以及它所面临的时代困境和写作局限等。可见，他有着敢于啃硬骨头的学术勇气和驾驭时代重大命题的学术能力。同时，他还清醒地意识到，江南文化存在的负面效应“在相关论述中虽然已经涉及，但大多谈得不够深入，仍让有待加强”。21所以，纠缠于该著的不足之处，完全没有实际意义。我们更要关注的是，写作者的文化视野和反思姿态，以及这部专著为江南文化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提供的学术视野和理论范式。

[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80后’小说家的审美新质研究”（项目编号：19ZWC003）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当代文学小城镇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CZW04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夏明方：《什么是江南——生态史视域下的江南空间与话语》，《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

2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6 17 18 20 21 韩松刚：《当代江南小说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14、21、276、40、86、114-115、125、168、190、219、8、251、276页。

3王明辉：《“江南”：一个隐喻》，《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4吴海庆：《江南山水与中国审美文化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8冯保善：《明清江南小说文化论》，《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4期。

15 钱中文：《忆高晓声》，《钟山》1999年第6期。

19于坚：《拒绝隐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作者单位：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