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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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食可以使小男孩成为正常人。她在心里默默记下这一句话，又是一个可以展开的角度，又可以写两千字，甚至五千字，体量在不断扩大。她最早接到任务时，觉得不过能写个千把来个字，应付一下得了。但自从丈夫出状况后，她对工作的热情顿时减退，初次见小男孩时，她的眉毛就画了一半，口红在唇上凝固干裂，惨兮兮。铁墙内的那人也差不多，因为脊椎发病强忍着疼痛，那就是一个有强烈自尊的人忍受疼痛的模样富有魅力。如此交往越深，她就越发觉，小男孩所忍受的简直是无法计数，因此他所散发的魅力也同样是无穷无尽的。他每天只睡眠三个小时，小男孩对她讲述说，他会上二十个闹钟，轮番提醒他清晨六点起床，迅速投入快乐的工作中。他会先打扫实验室，整理毛发似的拂拭夜晚受潮的金属导芯，检查超声波清洗器里的污垢，让蒸馏水器的冷凝管和恒温水浴锅的不锈钢托盘闪闪发亮，刚好能够反射从窗户照进来的第一缕阳光；马弗炉是一定要看看的，是他的能量源泉，伸手在上面还能感受到昨天的时间燃后的灰烬；然后到餐厅里用早餐，在院子里放松肢体，早晨的工作最有效率，喘不过气来，中午用餐后他才会歇息一下，游泳二十分钟，接着躺在椅子上读卡尔·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那“世界3”的理论让他陶醉；有时候在读张东荪和胡塞尔；此外，他还对分析哲学和语言学感兴趣，并且写了厚厚两千页的笔记，但最终被他烧掉了，理由是他无法忍受自己的文字，他唯一承认自己无能的地方是文学，他对文学和文字没有信心，天生如此。下午他一般会埋头到各种资料、卷帙、论文里面；夜晚会继续白天的实验，此时他的感官最为敏锐，随着时间推移，钟表敲响零点过后，他逐渐深入的敏锐却带来了另一种困扰——连几百米开外的青木瓜发酵的气味、云气挪移把月影暗中遮蔽的响动、螳螂跳跃到配偶背上旋即滑落，以及人们在床榻上翻滚时皮肤和被褥摩擦的信息，他都能感知得一清二楚。这其实是很要命的干扰，他硬着头皮干下去，直至工作完全无法继续为止。那时大概是凌晨三点，驱动大脑从最高挡减速至最低挡，然后渐渐熄灭，但对他来说也不是简单的事情，上床，闭目，一些遥远的梦仿佛黑色的骏马，一路驶近，嘚嘚响，从后院到走廊到玄关到客厅到卧室，把来自荒野的温热鼻息吹到他脸上，然后等待下一个工作时刻的到来。

他不信奉超人，小男孩说，他做的每件事都是出自本能，他做的就是普通人本该做的事。实际上，普通人做的事和超人做的事都是由现代社会来界定的，目的是把一小部分人捧举到高处，把他们从同胞里独立出去。我们现有的社会，是一个虚伪又脆弱的结构，它无法承担所有人的潜能被完全开发的风险。虚伪又脆弱。只要认清这个本质，就不难理解他何以能够像超人一般工作，绝不浪费一秒钟，并且忍受着那些数不尽的粒子在体内冲撞的痛苦，他一停下工作，胸腔和胰脏就犹如被千万根针刺，大肠和精索打结并翻转三周，他说。当然最可怕的是脊椎，有时深陷入背部，有时凸起来，由于长期磨损，它已经不知道成了什么形状，可能是椭圆，也可能是菱形，最终会从体内消失，距离那一天也不会太久。倘若他继续那样工作下去，将来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小男孩所做的只是在和时间赛跑。他赢了，在录音中他声称自己提炼出了高纯度铀235，在法庭上他也这么说，但没人能找到他的罪证，无论如何审讯，小男孩都说他炼制的铀就在实验室里。他一口咬定，口气带着懒洋洋的骄傲，说服所有人认定他有罪，包括法官也相信他的罪，因为从未有人如此急迫地想把自己送进牢狱里。审判员也觉得，不过是做个顺水人情。但他们都想错了，小男孩自述说，他绝不是想到监狱一游（恰恰相反），小男孩只是想保卫那个事实，也就是他真的炼出了铀，那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不容抹杀。这比自由什么的要重要得多。一定要把这句话放到报道最显目的位置。作为标题，小男孩对她强调说。她说当然，可能是一句屁话，回答小男孩时，她的大脑一片空白，可能是因为他的塑料普通话，可能是采访远超她的预想。过了几天，她对小男孩有了更大更隐秘的兴趣。可能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说出来就会令她胆怯。若是小男孩说的那个铀真的存在，她的任务就是把它找出来，借小男孩之口。像小男孩所说的，她也不过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保卫那个不容置喙的事实。吃完水果，他们沿着人工坡道爬上去，本来想玩太空滑板，却还是放弃了，体力不足以支撑下去。小男孩开玩笑对她说，这就是人生中让你不得不服老的时刻之一，她也笑了，因为小男孩虽然是在开玩笑，但他还是很严肃。就如同他穿有衣领的短袖格子衬衫、裤脚把一双表皮有点发皱的靴子裹得严丝合缝一般严肃。她找了一张石凳，小男孩也跟着坐下，那里视野开阔，可以看到还有另外几条小路顺坡而下，有些业已荒废，满是石头杂草，堆积着建筑材料和刨起的黄土。后者像一块巨大的布丁，温暖可爱。黄土背后是一排黄皮果树，顶端的枝条挂了被遗弃的风筝，透明的尾翼融入日色，散发同样的白光。这时大概是下午四点，气温并没有减弱，他们坐的那个地方可能是唯一稍显阴凉之处，偶尔有风，夹杂着潮湿的热，从他们脖子和腋下擦过时带走的水分极其有限，但每次都是新鲜、细微的刺激，他们仔细品味着，眼神在四周游动。这时，小男孩突然指着某个方向，说，看那里。她顺着他的所指，看到地势低洼的远处露出的红墙黄瓦。那是一座庙吗？她问，并不确定自己是否看清楚了。妈祖庙，小男孩告诉她，那是珠江口地区第二大的妈祖庙。她想知道为什么小男孩这么肯定就是第二大，不是第一大，也不是第三大。他的讲述的权威总是不可抗拒，照理说，她当记者，这么多年来，也跑了不少地方，可小男孩就是有资本说，他走过的桥比她走过的路多。

小男孩接着说他想起很多年前大学刚毕业，他没有去分配好的机关上岗，去了深圳一家公司当饮料销售员，一份被人睇低的工作，饮料也不好喝，他却借此见识了许多地方和人士，因为他是最不起眼的人，也是最被需要的人，他运行在城市的血管里。他见识过在广州码头来回穿梭运送香蕉的木船，有时候还能碰到越南女老板穿着拖鞋，歪歪扭扭地沿着河道走，对面的白天鹅宾馆在水面映出墓碑般的倒影，某一年的圣诞节他在里面住过，和霍英东的表舅在一楼大厅的吉祥物前合影；还吃过玉堂春暖餐厅最早的鱼翅煲，那时的鱼翅还是货真价实的。当时他和一个外省来的姑娘谈得火热，那姑娘住在惠州会馆，也就是廖仲恺被刺杀的地方旁边。两人分手后她还去深圳找了他几次，他们去了“世界之窗”和“锦绣中华”，目睹那些可笑的微缩模型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还有很多天真的小孩子，手里挥舞亲手制作的紫荆花旗和国旗，在夜里通明的街道激动地奔跑。他从那个世纪走来，那个世纪离他而去。他清清楚楚，汕头的二十亿骗税案登上报纸头条的当天，他正走在海关钟楼之下，那些穿着西装皮鞋的骚乱的人群从大厦中走出，越过他，趴到海边的栏杆上啼哭，他不知如何安慰他们。年轻之时，他流过的泪不比他们少。亚洲金融危机那年，他还亲眼见到一具自尖沙咀新世界酒店二十六层跃下的尸体，恒生指数的广告牌就在路对面，他的菲律宾富商朋友，站在旁边惊呼，声音在嘴巴里共振，第二天，他们就成功签下合约，那次是他最成功的谈判，完全压过在澳门收购威尼斯人赌场的履历。他还记得第一次下注是在公海的夜航船上，黑暗似铁，船似梭，一位陌生大佬在赌桌旁叮嘱他，手稳气平，该晒冷就晒冷，那晚他把自己的手提箱填满，跟着大佬到房间里吃早茶，大佬手指上的大钻石，就那样射进他眼睛里，连带着那些枪声、雨衣、失踪的汽车、撕碎的电影票，湾区五十年一遇的十七级大台风。他当时看着大佬，就像她现在看着他一样无辜。后来，他拜大佬做契父，在马来西亚操弄了两年的烟草公司，他也许会一直做下去。如果不是契父在巴西被一粒子弹夺走性命，打破了他的虚伪生活的话。谢谢那粒子弹提醒了他。最根源的东西。此时，小男孩突然停下讲述，也许是觉得自己讲得太多，这些东西，在他那里无非是一些内在的噪音，小男孩担心会偏离采访的主题，虽然他也不知道那个主题是什么，但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小男孩希望自己在她那里是一个见证者而不是讲述者；因为亲眼见到一个东西，比描述起来要难得多——描述一个东西总是不经意的。哪怕是像他这样精密谨慎的思维，有些话一出口，它就不再可信，而观察那些事物需要更高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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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全文发表于《花城》2022年第2期

索耳，1992年生于广东湛江，从事过出版、媒体和策展工作。著有长篇小说《伐木之夜》，中短篇小说见于《收获》《花城》《单读》等刊。曾获第三届“《钟山》之星”文学奖年度青年佳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