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卫视《春天花会开》—— 用个性演绎丰富民族文化传统
身份证上显示我的民族是“汉”，可是DNA检测结果告诉我，我的“汉族”成分不到90%，其他那部分，包括但不限于维吾尔、蒙古、壮族、傣族、苗族、藏族等等。
检测报告上把这部分称为“中华民族无法细分成分”。
身边每个朋友都是这样，没有一个百分百的“原汁原味”汉族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中无数次迁徙、融合的历史决定的。
历史决定很多事物的DNA，不仅仅是血缘中那些嘌呤、嘧啶的排列组合，文化中有更多当代人分都分不清、割都割不掉的组成。
例如，民歌之中。
湖南卫视的《春天花会开》是一个以民歌竞唱为内容的节目。在节目的第一场竞赛中，最先让人惊讶的大概就是各种“奇特”的组合：
有俄罗斯少女穿着旗袍演唱中国的《彩云追月》、还是粤语版的；
有音乐剧演员演唱《楼兰姑娘》；
有维吾尔族和蒙古族歌手共同演唱《橄榄树》；
有男歌手演唱原本由女歌手演唱的《九儿》；
……
他们一个个用自己的方式把老歌唱出了新味道，有的在其中注入另一种新技巧，有的注入另一种新情怀，有的甚至体现出另一种新观念。
如果在看节目之前，还在期待能听到“原汁原味”的民歌演唱比拼的话，看着看着，却慢慢发现自己对“原汁原味”与“比拼”的期待本身，可能恰恰是当代民歌发展的桎梏。
很多人心目中的“民歌”都有标准的模板。它或者是自古流传下来的民间传统老歌，或者是专门为民族唱法歌手写就的新歌。
以这个标准而论，人们熟悉的《橄榄树》好像与“民歌”拉不上多少关系。这首歌的曲作者李泰祥在其中注入了新世纪音乐元素，词作者三毛融入了自己波西米亚式的情怀，原唱者齐豫更是以真假声无缝链接的技巧游走在美声与通俗之间。它和“民歌”的关系，大概也只剩下产生在上世纪70年代台湾“现代民歌”运动中这点历史渊源了——听歌的人就像吃鸡蛋的人一样，一般也并不在意一首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到底怎样，喜欢它的人只是单纯地喜欢它。
这是那首歌的“原滋原味”，它是长在摩洛哥撒哈拉边缘的“橄榄树”。
可《春天花会开》中两位歌手（傲日其愣和小麦）没有试图去还原这首歌和这首歌的气质，转而用维吾尔族的韵味和蒙古长调的演唱特点重新演绎它。如果说，齐豫唱出了缥缈与孤独并存、希冀与眷恋不分的“流浪”之美，两位男歌手则演绎除了沉沉厚重的怀念、畅想和深情。那不是撒哈拉边缘的橄榄树，那是塔克拉玛干边缘的粗壮的胡杨，是呼伦贝尔里闪亮的白桦。
旋律还是那个旋律，演唱者不但不拘泥于“原汁原味”，这首歌立刻有了别样的风情。
不再是“原汁原味”，但依旧能触动人心底的乡愁。有次忽然明白，天下能长橄榄树的不仅仅有摩洛哥，能引发思乡之情的也未必只有橄榄树。每个人心中有自己的故乡、自己的乡愁，那么，如果人们能够从歌声中听出自己的故乡、自己的乡愁，那就是新时代的民歌。
由此可知，“原汁原味”也可能意味着束缚。那是是人们对传统民歌——无论是汉族的还是其他民族的传统民歌——的片面认识。是以，每一次“原汁原味”的演唱可能反而是在固化人们对一样事物的刻板印象，而一次次创新的尝试才是真正丰富民歌的现代组成——就像亿万人DNA中那些“无法细分成分”。我不但无法剥离他们，更应该感谢有它们的融入，我才能成为这个现在的我。
民歌产生于社会群体生活中，一个人唱出的只是自己的心曲，一群人唱出的才是民众的歌谣。是以，从历史绵延至今的民歌，被每一个个人唱起时总是既有集体的腔调，又带个人的韵律。
如果说，集体的腔调的民歌的传统，个人的演绎是个性的表达，当代民歌何去何从，又何尝不是当代人如何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又释放个性的文化问题？我们当然不能用传统约束个性，也不能用个性来撕碎传统，当代人该如何努力把个性融入传统中，用缤纷的个性来丰富旧有的传统？
歌声在探索答案，现场观众在品评答案，场外观众也在思考答案。
《春天花会开》是一档探索新时代的民歌发展之路，它探索的也同样是每一个当代人都要面对的文化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