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就在刚才，我从田野散步回来，或者说快走更准确些，我无暇顾及身旁的风景。那些风景对我来说早已谙熟于心，就像所有的乡间节气都已在身体里扎下根来，何时播种，何时收获，只要稍微敛下鼻息，就能搜索到田野散发出来的气息。

时间已近仲夏，即使因为下雨温度有所降低，空气中也密布着黏稠的因子，让人很不舒服。我在等待。最后一位顾客因为下工晚，刚从县城返回，衣服上点点滴滴的白色灰浆尚未完全风干。他坐在理发椅上，被剪掉的头发纷纷落下。家里或许已备好饭菜，大人在等，孩子们也在等。而我的等待中似有焦灼，刺眼的射灯用近乎让人目盲的光线点亮房间的每个角落：简易的妆台，上面摆放着剃刀、剪刀，和一把把形色各异的梳子，吹风机的吹筒朝下，已经淡却了热情；散落的发茬被收起，装在一只废弃的纸箱中——它们的存在价值几可省略；电脑桌上堆放的书籍，有关于头发的，有关于农耕文明的，有期刊、外国文学书籍，庞杂而无序，高高两大摞，一摞在空无一人的连椅的一端，一摞就在电脑桌上。我是一个在乡人看来有些装模作样的读书人，所以一旦有人问及读书的事情，便会模棱两可地作答。他们也未必就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只不过觉得在当下看来读书有多么天方夜谭。

我就是那个天方夜谭里的主角。我在焦急等待最后一位理发的顾客，起身，出门，混入茫茫夜色。而我，也即将在深夜的洋面上升起单薄的风帆，孤独起航。有多久了？我问自己，这样的日子如今算来已有十二年之久。十二，在中国传统习俗中有着独特的含义，十二生肖，十二地支，十二节气，还有好事者总结出来的“恋人”十二画，“朋友”十二画，“爱人”十二画，“家人”十二画，“故乡”十二画。如此看来，以十二作为一次生命中的轮回也未尝不可，那么，在这不长不短的十二年中，我到底是一副怎样的容？

我从苏州返回——我很容易将他人的提醒作为忠告而身体力行。这时的少年同学已成为一位大学讲师，每天带着手提电脑上班下班，不说意气风发也在所谓的成功之路上一路狂飙，车子与房子，成功人士的标配一样也不缺。而我呢？我在逼仄的镇街一隅，像一只龟缩的爬虫，每日迎来送往，虽说工作不分高低贵贱，但那只是表面文章，而哪个人骨子里不希望将自己在人世的角色装扮得更冠冕堂皇一些？这样看来，我最初的写作也便有了某种功利的成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每个稚气的孩童都希望挺直腰板在大人面前说，我长大了，却忽略了世事艰难。

我像一个认真学习的孩子，在某种隐秘的状态下并不希望被他人打扰。夜色降下帷幕，我从理发店出来，去往另外一个地方。那座房屋是我在镇街上拥有的第一个属于自己名下的财产，紧靠镇街通往县城的公路。前面是一所乡镇小学，每天清晨可以听见朗朗的读书声，以及作为上下课铃声的《致爱丽丝》。清脆的钢琴乐，有时会让人忽略了城与乡的区别，也忘记了自己被岁月镌下的刻痕。这些，贝多芬一定不会知道，在他失聪后的中年谱下的这首曲子，原本是送给一位名叫玛尔法蒂的女学生，并没有留下乐谱底稿，只是在此后的时间里被人发现，并把原名《致特雷莎》错写成《致爱丽丝》，一直流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流传到鲁西南这座不为人知的小镇，以及不识乐谱的我的耳边。

我是把音乐作为一种自然所发出的声音看待的，每一首曲子的生成与流传，必定与天籁的细节有关，通过敏感的鼓膜抵达灵魂，而后由着灵魂的指引，神经的震颤，付诸音乐家灵巧的指端，在月光下匆匆流淌。月光一定看见了当年旧事，当我关上所有的门窗，并非像小时候写作业那样伏于桌案，而是将小学生用的作文本置于双膝，采取最舒服的姿势，开始写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根据后来的说法，世界形成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中国也完成了历史巨变，转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而在这一年的农历七月，我的降生无疑给一个家庭造成更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我的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已经作为先来者奠定了一个多口之家的基础，他们不需要、也不肯相信还有人会成为贸然闯入者，打破固有的平衡。口粮捉襟见肘，衣物仅够遮身蔽体，即使居住的房屋，也已经达到饱和状态。一方面是带给母亲的欣喜，即便后来不久父亲就身染重病，也没能冲淡我作为第七个子嗣所带来的意外之喜。我属虎，因傍晚出生，母亲说是下山虎。有着天生的饥饿感，和对每一丝风吹草动的警觉。而这种警觉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却又显得如此笨拙。我不具备数理家的天分，在练习数学运算时会陷入时间快慢两个人何时才能相遇的困顿，我也不具备对商业的嗅觉，常常以为但凡不是以体力劳动换取的所得就有其原罪的成分，我甚至不具备基本的交往能力，在面对陌生人时拙于言辞而因此变得有些口吃。

但我耽于幻想。我会固执地以为，母亲所说我是芦苇坑里捡来的孩子是事情的真相。风沙沙响，母亲在老河滩上的脚步有些匆忙，她捡到了一块烫手山芋，她在面对夕阳流水时禁不住发出一声叹息，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这期间，母亲的脑子一定有过激烈的抗争：留下，还是遗弃？她最终选择了后者，将我抱至家中。

我在书写，笔下浮现的是老河滩上的草木与庄稼，以及芦苇丛中传来的风声。我在寻找自己的诞生之地，或者说在过去很多年，我从未停下寻觅的脚步，只是时间尚未出现转机。我沿着风的方向，夜的方向，听见晚归的鸟声，它们把巢穴做在树上，做在屋檐下，做在隐秘的草木间。清晨，大鸟出去捕食，在夜幕降临时归来，用一只虫子或几枚草籽填充小鸟的辘辘饥肠；夜晚，一切都陷入深深的睡眠，而星星还在夜空明灭，不变的星空，在混沌初开时作为生命的永恒指引，包含诗人的苦吟，包含歌者的悲鸣，包含行者的羁旅，也包含着所有舞者与从艺者的姿态与朝觐。

我当自己是一个虔诚的朝觐者，一步步走向内心的圣殿。

但多么可笑啊，那时的我甚至连电脑如何操作也不懂。我把文字书写在作文本上，有时由于情绪太过浓烈，写出的字迹到了第二天自己也看不清楚。我像一头饥饿的野兽，由于离群索居太久而不得不独自走出密林。山峦，高岗，隐晦的月光在云层中忽隐忽现，通往山下的小径，是否有狩猎者设下的埋伏，这一切都未可知。而我仍需前行，贴着山体婆娑的树影借以掩饰，探听每一丝风吹草动，鼻息探向虚无的风中，搜寻猎物的所在。写是写出来了，打字就成了麻烦事，在买电脑之前，我连网吧也没进过一次，幸亏拼音功底还好，不会的标点符号在线求助，慢不怕，一个晚上写出来的东西我会用一周时间打成文字，修改，上传，以一个初学者的面孔出现在更多人的面前。

有时我想，为什么是我？在时间过去若干年之后，仍念念不忘少年时虚幻的梦想。一个人的真正成长与成熟，不在于肉体的生长，当回首旧年从教科书里学来的那些知识，才发现面对现实的时候毫无用处——你终于长成一个被禁锢在笼子里的飞鸟，徒有一双翅膀却不能展翅飞向空中，你甚至有了专门用来对付生活的技艺，而那固有的一招一式无不具备一台机械的本能。巨大的悲哀袭来，而真正能有几人意识到这悲哀的背面是一片空荡荡的荒野？

书写一旦开始，所有的事物便会纷至沓来，这时的我会一次次重返童年现场。我在屋顶，在树上，在空气中，在深沉的夜色中，看一个瘦弱的乡间少年走在母亲的身旁。在屋顶时我是一片静默的老瓦，注视着母亲的一举一动，看她从田间归来，抖落身上的月光与疲惫。在树上时我是一只鸟，一只留守巢穴的幼鸟，用尚未成熟的嗓音等待温暖与食物。在空气中我是一只滞留的蜻蜓，探听季节的风声。在深沉的夜里，我是一只探头探脑走出洞穴的小兽，用警觉的眼神、踉跄的步伐，学习如何在世间行走。

无疑，这些都是与母亲相关的事物，那时的我尚不具备描述事物深层肌理的能力，我只能沿着记忆的线索寻觅，寻觅发生在儿时或年少时的足迹与光影。我走走停停，像最初蹒跚学步时那般胆怯，却又初出茅庐般保持着勇敢与热情。想来，我三十岁之前读的书实在少得可怜，只有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画册与通俗读物，即便算上后来四处漂泊时所购买的书籍，也不足以支撑一个文学爱好者的书写储备。幸好我生在乡间，幸好我有富足的乡村经验，幸好有母亲在看似絮叨的讲述中所呈现出的乡土伦理……让我一发不可收拾。我在各种文学论坛游走，最初几年，文学BBS（网络论坛）已呈强弩之末，只留下一些散兵游勇活动在寂寞的角落。我就是那些寂寞者之一，在看向他人时表现出膜拜之情，看自己卑微得像一只几可忽略的小虫。

那时，肇始于八十年代曾经一度风起云涌的文学激情已经渐渐消隐，镇街，即便是县城也很难再找到文学书籍的影子。有一年，我做医药营销，在县城北部的某座村落遇见一位痴人，他的房间堆满书籍，有关于气功、文学、特异功能。他从破旧的书桌抽屉里拿出一沓纸来——就像我现在这样，将神圣的文字写在作业本上。他身材高大，有着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沧桑，从房间的布置和院落来看，他仍然是一个人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他说近几年一直难以入睡，惊悸，多梦。他说他的书稿曾经寄给国内某家很有名的刊物，后来收到了退稿通知，还有一封充满鼓励的退稿信。他说他会坚持下去，只是这身体像是老化的机器般总出毛病。我看过他的字迹，认真、工整，几乎找不到涂抹的痕迹。我本想借他的一本书看，看他支吾不舍的样子也便作罢。他最后说，你下次路过一定要来——如果你们的药物（保健品）有效的话，我很想和你说说文学的事情。

我已不懂文学，我好像也从来不识文学的模样，我只是喜欢看书，自小养成的爱好，让我以为在书里可以找到大千世界，找到诸多问题的答案。镇街上常有一位卖书的小贩，和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年轻人差不多年纪，每逢集市，把书摊在摩托三轮上摆开，有《丑陋的中国人》，有《鲁迅选集》，有《三侠五义》，也有《聊斋志异》和《三言二拍》，我连租带买，淘了一些，而卖书的小贩此后再也没有出现。我打问过他的同乡，那人说他早已去了大连，和他河南的连襟一起走街串巷收破烂，收入很是可观。

镇街上唯一的新华书店也关闭了，外墙被粉刷成橘红色，住进了人家。从南到北，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像一波波潮水，仿佛会持续几个世纪。而我在灯光下的书写几乎成为某种仪式，我写下的是与大地相关的事物，我书写的是写给母亲的《诗经》，从草木到田野，从生灵到旧时风物，无不镌刻着母亲的气息与刻痕。

2013年秋日的某天，我再次从惊悸中醒来，我梦见了母亲。落日将尽，母亲出现在理发店门口，风吹开散乱的鬓发，一只三轮车胎是瘪的，三轮车上放着扎好的挂面，和一些鸡蛋、鸭蛋，母亲不好意思地说，从早晨走到现在，都怨这三轮车坏了。十几里地母亲走了一天，五年间我几乎写尽母亲长长的一生。当我想要伸出手把母亲迎进店里时，母亲倏然不见。我不知道这预示着什么，或许是母亲走后的日子寂寞，想要再次走进从前的生活。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我在接过电话之后陷入长长的沉默，我死死盯着白色的天花板，像要从那洁白中用眼神撕开一道裂痕，一道通向往日的裂痕。但没有，我只能这样躺着，用一个被空气凝固后的姿势躺着，泪水是一条无声的河流，泪水是一条穿越旧时光影的小溪，泪水是一条无影无形的大河，源自内心的高山或雪原——那是母亲归去的地方。

14号病房，一位新来的女性患者呻吟不已，从额头上渗出的汗珠可以看出她正在忍受着巨大的痛楚。从乡镇医院到县城医院，从县城再到省城肿瘤医院，他们绕了一个长长的圈重又回到这里。曙光渐渐醒来，她的丈夫几乎一夜未睡，不时起来去询问医生，替患者掖因疼痛掀开的被角，在妻子呻吟时满脸焦灼徒劳地安慰。母亲尚在沉睡，这是母亲最后的日子，我让医生开了那种只有通过申请才可获得的止疼针。母亲没有去省城。自从过了春节，她声音开始嘶哑吞咽出现困难，就在医院查出了甲状腺癌。我们没有告诉母亲。接着从乡镇医院转到了县城，从春天住到了秋天。那个姓庞的主治医师建议，患者由于年龄太大，已不适合手术，只能通过药物或者放疗的方式减轻症状及痛苦。其间，母亲表现出极为乐观的心态，说她的父母亲都没活到像她这样的年纪，说不就是烤电么，我上一次烤电都是自己来，从葛庙上车，到了县城再转乘公交车，烤了就回家，一晌午的事情。

母亲的乐观来自十几年前那次患病，那时也是在镇街上的医院查出不好的病症，医生说可能是食管癌，然后到了县城医院，确诊，治疗。母亲在感觉轻车熟路之后，决定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做放疗。十八次，母亲记得非常清楚，直至恢复到和从前一样。同样，我的劝慰也就有了理由，我相信这次还会发生奇迹，母亲甚至还能一个人乘车，去医院，做完烤电平安回家。但事态的发展明显不容乐观，母亲这次在做完第三次放疗后就感觉浑身无力，不得不用轮椅推着上上下下。用颜色笔标示出的烤电方位，一个红红的十字看起来触目惊心。经过十几年前那次患病后，母亲信了耶稣，每逢礼拜都会和村里的几位老人去邻村的教堂，她在寻找晚年的精神依靠，她在用自己的方式祭拜神灵，以求自己与家人安康。

母亲醒来，曙光透过窗户玻璃照射在病房里，那位病重的患者在一夜痛苦的呻吟之后转入重症监护病房，出来时已经永远闭合双眼。我放下手中的《文学回忆录》。母亲整个住院期间我只带了两本书，也就是这套书的上下册，只要一有空闲，就会翻看。我看书的时候母亲看我，并不像小时候那样到了吃饭时间会催促我赶紧吃饭。我知道母亲懂我，尽管在辍学问题上留有遗憾，但她依然相信我会因读书而改变些什么，至少，她认为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很难会误入歧途。木心在提及《诗经》时分明有些激动：“《诗经》明明是文学抒情作品，却被后世的传道家、辩士、政客，弄成教条。”“如果中国有宏伟的史诗，好到可比希腊史诗，但不能有中国的三百零五首古代抒情诗。怎么选择呢？我宁可要那三百零五首《诗经》抒情诗。”木铎有心，木心的名字，有警醒之意，警醒自己，警醒他人，除了作为理的客观事物的本身秩序之外，还有作为情的喜怒哀乐在指引生命的进程。

当我回顾我此前的写作时，明显有情绪鼓动的原因，那些田野上的事物，那些村庄里的事物，以及与母亲相关的种种，都从有形转化为无形，流水般源源不断涌进我的脑海。我需要稍微整理思绪，我需要在流水倾泻时保持内心的克制与安宁，我需要将它们经由一支笔以文字的方式书写在纸上。无疑，作为最初的写作，我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了事物背面所发生的种种可能，随着在一些纸媒的发表，这些情绪性的文字也便有了最初的模样。它们是我的记忆呈现，也是村庄与乡土的呈现，从一定意义上也算是我写给母亲的《诗经》。

与此同时，我人生中的第一本书《住进一粒粮食》也在商洽出版事宜，编辑廖小芳老师每天会通过微信告诉我出版的进度，修正某些不恰当的字词，删改一些粘连的语句。出版很顺利，就在那年的十月初，我的散文集出来了，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操劳一生的父亲母亲”，天玄地黄，封面也是我喜欢的样子，白色代表天空，代表无垠，印有太阳花的黄色代表丰收和喜庆。母亲最终没有看到书的模样，当我在她的坟前引燃时，那些清晰的字迹渐渐模糊，化为热烈的火焰，变作一缕青烟飘入浩渺的天空。

我无可抑制地流下泪水，竟然无处倾诉。适才电话中有人告诉我，某个省政府文艺奖项的结果出来了，有你。脑子是空白的，天花板上的洁白旋转，成为一个隐形的旋涡，欢喜或逃离？还是因意外到来的惊喜而手足无措？都不是，我并不需要太多，从小时起，我就知道自己是一个易于满足的孩子，我不会跟他人争抢，我只珍存属于自己的事物，我会把我隐秘的想法一直隐藏下去，直到想要出口的那天。领奖台上，他人的欢喜与我无关，鲜艳热烈的背景与我无关，身后的赞美与夸奖与我无关，我在想什么——我像一个流浪的吉卜赛人那样到处辗转，以生涩的文字彰显自己的存在，那些选中我文章的人，无疑是藏身时间深处的友邻，他们或许读懂了一个乡下人眼中的乡村，他们也许就是从乡间出发，洗去脚上的泥巴，然后以一个工作者的身份遴选需要的章节。刚刚好，我是远去的缪斯最后选中的人。

可是现在母亲走了。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她终于肯来到这座无名小镇，白天在医院输液，晚上住在我们家。二哥的到来给母亲带来些许安慰，在某个清晨他出去买饭的当口，我们永失所爱。

接下来一段长长的时间，我几乎丢失了写作的灵感或激情。每当深夜，在电脑桌前坐下，脑子里便一片空白，或者说到处都是母亲的影子，母亲藏身在我的每一个字词里，母亲栖居在我的每一个段落里，母亲欢喜与悲伤在那本书的每一张纸页中：从很远的地方起身，在村庄短暂停留，而后又消失在天际。但总是要继续的，我开始收敛心绪——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另一种写作方式，就是从原来的纸笔书写，到直接在电脑上敲击出每个字符。五年的光阴倏然而逝，我竟然写了上百个作业本，有的连反面也用上了，作为展品摆放在省文学馆的展窗里。

我希望母亲能给予我力量，或者在冥冥之中给予我光明的启示。我写下一些简单自由的事物：马齿苋、葫芦、米蒿、狗尾草，它们都是村庄的芳邻，岁岁在田野摇曳；我写下羊汤、咸鸭蛋、葱花面，以及盛放针头线脑的笸箩，这些散发母性温暖的事物，现在以及将来都会永存于我此生的记忆。我不得不承认，那是我最为艰难的一年，在一些零散的书写中慢慢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式。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已经不再适合写作，短短几年，我几乎把所有与乡村有关的事物倒腾了一遍。我写它们的表象，我写它们的隐喻，我写每一件事物所蕴含的乡村美学，我写里尔克因物的启发而揭示的存在之思，我写漫漫长夜里通向村庄的阡陌蜿蜒不见……我已无可书写，还是在本不熟悉的文学国度误入歧途？

转机浮出水面。接下来由于诸多原因，我有了更多可以接触外界的机会。如果说学习带给我更多启示，那么从小时候的某天，这些未被命名的种子就已经悄然种下。

我那时想，我会成为一名诗人。我在夏天的场院里休憩，时间并不重要，我觉得我和一株草木，庄稼，或者夜空里的星辰没什么两样，我有属于自己的时空，我可以把肉身舍弃，在某个无人的角落冉冉升起，没有外力的推送，甚至连风也是虚拟的。我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万物，总之，在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想或许真正的诗人就是这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我具备诗人的忧郁气质，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的自闭，让我以为其他的人或事物并不重要，我只对我，只对这个世界展现自己。我想去参军入伍，做一名葆有激情的诗人，我想去到处流浪，只要日子还能过得下去，其他的什么都不再重要。

但这分明是年少时毫无根基的幻想，在以后的日子所有的想法被坚硬的现实一一击碎。我只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在无人注视的角落像一只微弱的虫蚁为生活为自己挣得一点活命的口粮。而希望不灭，希望在炽热的岩浆下深埋，度过漫长的黑暗，度过孤寂与荒寒。

我在无趣的生活中终于活成一个无趣的人，而恰恰这种无趣在某个瞬间点亮暗夜的星辰。我开始日渐觉得沈从文的“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的重要性，如此说来，我的这本“社会大书”早已向我敞开，不但教会了我谋生的本领，也教会我对待事物的态度。而记忆原初的那些想法现在看来是多么幼稚，我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我有属于自己的个体经验，不能被复制，亦不可能被篡改。

我放弃了成为一个诗人的梦想，或者说青春期原本偏激的某些想法在渐渐稀释，枯萎的野草在春天复活，我也从时间的泥淖之中折身而起。我做好了最后的打算，乡间流传一句话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智慧里透着些许狡黠。我需要重新启动。我尝试过诗歌，那些幼稚的情绪是少年时的延展，显得简单而粗暴；我也在系统读完莫言的小说作品之后尝试过写小说，被倾泻而下的词语或情绪裹挟，很难找到清晰的叙事线索。我不得不折返，在散文的清晰脉络中重新低下头来，捡拾记忆田野上零落一地的麦穗。我去省城学习，开山——徐志摩坠机的地方，这个人间的浪子在与我的青春期作别多年后，以虚无的方式相遇。山坳里寂静，草木生长，盛满我好奇的目光。山外是喧嚣，是大学城，是一些青春的身影在夜市上流动。对我有所启迪？我经常会问到自己这个问题，既然中断的学业不能给予我更多学识或思考，那么我将如何吸取相关的养分而促进自己的成长？答案几乎是肯定的，除了读书，除了对某些事情做出相应的思考，我没有别的道路。所谓课堂上的学习，老师在前面一本正经地讲，我的思绪却往往飞向九霄云外。我是不是一个好学生？或者我是不是一个谦虚谨慎热爱学习的年轻人？我已经失去太多，时间，机遇，甚至某些时候的思考能力，那么，到底什么才能唤醒一个中年男人千疮百孔的心？

唯有乡土。我几乎是在瞬间对自己做出了定位。在接下来的写作中，将触角伸向乡村更为深层的肌理。我们在大地上劳作，我的父辈祖辈在这片土地上坐井观天般走过自己短暂的一生。不曾中断，所有在大地上生活的人们选择了一种前赴后继的方式，奔赴火焰，奔赴孤寂，奔赴漫长的孤独。我曾经很多次提及的那句话——乡土和孤异是通向普遍世界的唯一道路，至于出自何人之口已无实际意义，它对我的启蒙就像一道闪电击破沉闷已久的天空。我开始认真梳理有关乡土的所有，从《乡间游戏》到《乡间炊事》，从《乡间节气》到有涉戏曲的《人间观戏》，我在营造属于自己的宽阔空间，也许在别人看来如此沉闷和枯燥，甚至有些老派人士的执拗与土气，但我可以循着那些渐渐消失的事物，一点点复原，一层层构建，曾经、现在以及将来仍然会养育众多人的乡村堡垒。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乡下人，甚至连最后的咸鱼翻身也不会出现，当下的一切已经注定了命运。一座现代化围楼的中央，镂空的、涂成银灰的鲁迅像在空中高高竖起，不是一个，进得门来有一座铁质的头像颇有棱角，先生脸上透出一种冷彻、愤世嫉俗的表情，教学楼门前的那座算是和蔼，是看透世间的某种宽恕，而架设在空中的这幅巨大的头像，凌空而智慧，透着几分对后辈授业解惑本职性的亲近。我在寻找自己的路上，和一位位现实的、或停留在书中的老师相遇。没错，或许我是愚钝的，但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是真诚的，十二年，就像一个待哺的婴孩到少年，我从我自己的体内降生出一个灵魂的自己，而借用的是母亲赐予的肉身。母亲在遥远的天空看着，我把每一本刚出版的书带到母亲坟前，引燃，倾诉，随着时间的拉长，我们更像是已经真正剥离的母子，以平等的生命与眼神对望。母亲是我的引路人，我是母亲的送行者，我们终归会在某天再次相遇。

我在想象平原上的一棵树，风摇落的种子扎下根来，接着是沉默的生长，生长茂盛的枝叶，以及在泥土中延展的根脉。它孤独么？它在风雨中的摇荡会坚持多久？它皴裂的枝干中所包裹的年轮，是否记忆了一生中独自生长的日日夜夜，在渐趋平缓的思考中，等待刀与火的到来。

宋长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字散见于《天涯》《散文》《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作品》《广州文艺》等文学期刊，连续多年收入年度文学选本。著有乡土散文集《住进一粒粮食》《乡间游戏》《乡间食味》等多部。获山东省第三届泰山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等奖项。